随笔三则:论爱;论启蒙;论尼采

文摘   文化   2024-03-29 05:28   奥地利  


论爱的独身主义

在人的身上,我从未见过比爱更自发的超越性。爱是一种超越自我的行动;同时,在超越自我中,自我真正意识到自己并成为了自己。反过来想,超越从来不是单向的,而是一个自我回返的圆圈。超越指向不是我自己的东西,同时,这不是我自己的东西,才是真正的自己。

自发的爱是一种自发的自我探索行为。这解释了为什么爱发生在青少年时期。初恋是美好而记忆深刻的。因为有时候这种自我的探索只发生一次。当然这样“唯一的”初恋并不一定就是第一次恋爱,而是一个人第一次敞开胸怀去探索自己的那一次。

爱是一个自我的悖论。在爱里,我们想象一个被爱者,以一种完全不是他/她自己的模样。这种想象如此狂野、如此一厢情愿,以至于那聪明的被爱者,看到对自己的这些无所顾忌的颂扬,会产生一种警惕性的腼腆:他/她所爱者并非我,而是他/她的想象。

恰如皮格马利翁对自己的雕塑的爱。金庸也试图描述过这种爱意的“迁移”背后的真实性:逍遥派无崖子雕刻了一尊美艳不可方物的“神仙姐姐”像,道侣李秋水以为这雕塑是自己,其实是李秋水的妹妹;无崖子对着雕塑深思万里,而后来的段誉看到雕塑便忙不迭地叫“神仙姐姐”。一个艺术作品能让人百分之百地迷恋,是因为它自己不说话,而是做的人和看的人在说话;恰如宠物能和人百分之百地信赖,是因为宠物不说话,只有“铲屎官”自己在说话。

狂野的爱人和腼腆的被爱者,这是单相思的绝美模型。有些人以为自己满腔肺腑之言的情书,必会迎来另一颗心灵的共鸣震颤。殊不知那种非自身所愿的共鸣,是一种物理现象,只会带来恐惧和抗拒。心弦并不能直接地拨动另一个心弦,必须借助物理的、生理的东西,弦之震颤才是心之所属。

比如在豆瓣,一个心灵独白的用户发表了十一年前的所爱女孩的拒信。这信到现在对他来说依然是美好的,其中有这么几句:

有天,我看到你的说说,有关你看的书还有关我的。不隐瞒,真的很美。我真的真的觉得你的天真不是那种造作,而是一种自然,自然的自负,自然的幼稚,就像天使不属于这里。我真希望那些不是写给我的,是另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孩。我也可以幻想她的美好。
当看到我的名字,我有种失望,因为我就是个简单的凡物俗人,不是那个完美的她。我不知道原来我是不是让你误会还是没有把话说清楚,你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就像你说的你是一块璞玉,一经雕琢必将温润闪亮。不是我识你才华或者是我不欣赏你。我希望我们之间不要逾越朋友。但你说过若非爱情,你我之间不可能做朋友。
我知道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我知道拒绝一份真挚的感情是多么残忍。我尊重这份感情。我珍重这份感情本身。且我不想看到一个“干干净净”的人伤心。但,爱情就像一潭水,若真情,哪能不湿衣。我知道我会让你湿衣。

单相思恰好表明如下被人忽略的道理:爱不是心灵的,而是身体的。心灵类似于《哈尔的移动城堡》里哈尔的那团火焰,它有时把自己想得过小,自怨自怜到接近熄灭,有时把自己想得过大,自狂自大到能把房子全烧了。

爱首先是身体的。让爱之悖论不至于自反而破碎的,是身体。爱必是身体性的,才能容纳悖论;自我必是身体性的,才能容纳超越于自身。因为真正发生的爱情,在两个身体之间。一切非身体性的爱,都是摹仿和模拟。物理的弦若不被拨动,心灵的弦是不会动的。

但你若问,哪一种爱更伟大些?那我愿意说,心灵之爱吧,也包括柏拉图式的恋爱。因为这种爱通向浩瀚无际的自我,它必然是更大些。大到只剩回忆和来世。每个人心中的“白月光”,只配拥有神的名字。

或许我们已经看到了,对神之爱,是单相思的纯粹极致。唯有神,才能坦然担负起无边无际的颂扬。但回到爱之来源和开端处,那来自被爱者的拒绝,才是爱之人生必修课中最根本的环节。

神的隐匿和拒予,就像那位腼腆女孩的拒信一样,她希望你诉说的对象不是她,而是另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孩”。

神有时回应,有时候不回应。这是因为,神是一个隐匿的他者。我们对于神的单相思之爱,只是内心超我的极度放大。而我们对于神的真正信仰,乃在于学会知道神的隐匿和拒予。

就像我们终有一天都已经明白,“白月光”已经拒绝了我们。



论启蒙


如何为启蒙分类?

有一种启蒙类似于少儿启蒙,启蒙者是老师,被启蒙者是学生。这种启蒙的假设是,启蒙者完全知道,而被启蒙者完全不知道。因而,启蒙就像海水涌入杯子;光涌入黑暗。启蒙是老师教导学生,启蒙是知识从有向无的灌输。

这种启蒙的文化意义在于树立绝对的权威。它暗合于古代的秩序观念和秩序要求。秩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安排,如果要有秩序,那么这种次序尊卑就绝不能被质疑和颠倒。柏拉图相信真实的造物主(Demiurg)创造理念,工匠创造感性事物,而诗人只是对感性事物的摹仿性创造,同理,灵魂中也有高贵部分和低贱部分。传统儒家相信天地乾坤、君主臣子、丈夫妻子都必须遵循尊卑次序。甚至于礼法上的些许偏差,“八佾舞于庭”,就已经意味着乾纲紊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但这种启蒙首先是从“学习”的意义上讲的。就此而言,启蒙其实就是传授知识和美德。在柏拉图那里,“知识是可教的么”“美德是可教的么”,一直是一个不断被提出来讨论的核心问题。在《美诺篇》中柏拉图讲述了著名的“学习悖论”:如果我已经知道是什么,那就不用学了;如果我完全不知道,那也不知道要学习什么。

由“学习悖论”,而引出了“灵魂回忆说”。在对话中,苏格拉底跟一个大字不识的奴仆小厮对话,帮他“回忆”起了一条几何学的定理。小厮心中原本没有这条几何学定理,但一旦他学会了、懂得了这条定理,就好像灵魂里天生就知道似的。这个案例精彩解释了这样一个现象:理性知识是一种先天的、或者叫天生的知识。因而,苏格拉底向来采用“精神助产术”的方式,与人们讨论问题:通过对话把对方原本就具有的知识引导生产出来。

苏格拉底的方法包含着对一般理解的“启蒙”的质疑。启蒙难道真的仅仅是“有知”对“无知”的灌输吗?被教书先生肆意训斥和灌输的所谓“蒙童”只是一张待书写的“白纸”(tabula rasa)吗?

启蒙包含着另一个意思,这就是康德时代开始争论的“启蒙”的含义。如果说,古代人们说“启蒙”时想到的形象,是有知识的老师面对无知的学生,或者有权力的大人、长者和统治者面对无权力的蒙昧大众,那么,在康德时代,启蒙是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市民们,面对他们的领主贵族和僧侣牧师。现代启蒙首先是一个教育人口的基数转变:知识不再垄断在少数人和统治者手里,知识流入了普通大众

康德乃是在向这样的普通大众要求一种启蒙。换句话说,康德的《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是在向普通大众提出一个要求。如果达不到这个要去,那么,拥有知识是危险的。也就是说,康德为未来人类的生活制造了启蒙的要求,而这正是启蒙问题始终包含在我们的现代性问题中的原因。康德式的启蒙是为现代人的主体主义确立行动纲领:“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知性”。其首要用意并不是颠覆过去的权威和秩序。因为秩序结构的改变并不依赖于哲学家个人的努力。那种神圣的、自上而下的东西伴随着知识的下行和膨胀而自行崩解。哲学家只是在为新秩序的建立确立规范。

这种新秩序建立在所有的知识创造者那里、所有的特立独行的个体行动者那里。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秩序,一种每个人的自由成为所有人的自由的秩序。但是,康德的“启蒙”文章之所以重要,乃在于早在两百年前就预先提出了,如果没有启蒙,那么,拥有知识就是危险的。

我们必须放在这个背景下看待康德所说的“不成熟状态”。启蒙是要从这种不成熟状态中走出来,从自己施加于自身的权威和教条中走出来,然后: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知性。什么叫做“自己施加于自身”的不成熟状态?在普遍受教育的时代,没有人是完全无知的。我们最大的无知,恰恰是不知道自己是无知的。每个人都会在成长过程中,拥有一大堆来自课本的“人类经验之总成”,每个人也会顺便学习专业的技术知识而谋生。每个现代人,都是有知识的现代人。这种有知识状态,构成了我们自己施加于自身的权威和教条。

那么,什么是康德所说的启蒙?康德的启蒙是对有知识状态的启蒙。其特点不在于向自己灌输知识,而在于让自己反思和批判自己已有的、现成的知识。让我们把一切现成者理解为“羁绊”,它既是我们对世界信赖的根本纽带,也是阻碍我们前行的根本的绊脚石。我们必须在现成世界里做工,这就是康德所谓知性的“私下运用”,但我们也必须像个“学者”一样在超越性的世界做工,这就是康德所谓知性的“公开运用”。

康德的启蒙,不是读书断字,不是博闻广记,而是让自己始终处在理性的光亮下,“对自己启蒙”。他所意指的蒙昧,是一种有知识的蒙昧。启蒙,是做自己的日常的“学者”,也就是对一切“习以为常”者的反思。

为什么拥有知识本身就是会成为一种危险?康德举的是税务官和军官的例子。税务官遵循税法来收税。但是,如果税法本身有问题怎么办?康德说,严格遵守现行税法,履行税务官的职责,是税务官的知性的私下运用;像一个学者一样到公共舞台批评现行税法,是税务官的知性的公开运用。齐泽克曾经把康德关于知性的私下运用和公开运用综合为一条略显滑稽的箴言:“自由思考,公开表达你的反对,并服从!”齐泽克颠倒了主次,才会表现出一种对康德的反讽。康德实际上说的是,尽管服从,但要反对。

纳粹制定了对于犹太人的“最终解决”的政策,作为犹太人事务官的艾希曼必须遵守,但也必须反对。这两个“必须”是不同层面上的现代规则。要为“没有灵魂的专家”赋予灵魂。有谁认为,只要是别人的命令,那么照做就成为无可谴责的事情了么?

这就是康德的“启蒙”已经为我们设想的答案。

同样的,康德对启蒙的赋义,也不同于在我们这个时代借助启蒙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启蒙主义并非此处的论题。


论尼采


即便今天也仍然有一个趋向,人们要把尼采从哲学史、思想史中剔除出去。他们不愿意承认尼采有真正的思想上的创见。尼采充其量被视为一个诗化哲学家,一个对文明现状不满的解构者,一个自恋自大的超人主义巨婴患者。

我们要注意的是,他生活的19世纪是一个起承转合的年代。17、18世纪的工业革命成功,已经使那个时代的人对于科学的未来看到了跟我们21世纪的人们差不多的东西。而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让人们回想起原来19世纪是人类美好生活的“昨日世界”。最崭新的未来已经初露端倪,最痛苦的变革还未到来。马克思在同样的年代里,将贫穷归咎于剥削,将公平奠基于消灭人类社会的财产权。一切已经开始,一切还未到来。

尼采的思想填补了19世纪后半叶德国哲学的空白。以他之名,奠定了一条“欧洲虚无主义”的道路。过去的虚无主义,只是一种对他者的对象性批判,而在尼采那里,他主动建构了一条生存论上的积极虚无主义的道路。在人们听到虚无主义这个词就表示伤心、惋惜、愤怒的情况下,尼采独自地、用自己的著述唤醒和团结的所有感同身受的人。人们普遍感受到虚无主义,却又害怕被斥为宗教上的不虔诚、道德上的荒诞不经之时,尼采站了出来。

尼采是解构的么?是的。尼采是建构的么?是的。他的解构是无与伦比彻底的;但他的建构还并未完满。

比超人概念更重要的是它的counterpart:末人。比永恒轮回概念更重要的是它的counterpart:线性时间观。

海德格尔完完全全是一个尼采肩膀上的巨人。


2024.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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