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道貌岸然的高校教授，利用职权之便侵害、骚扰和猥亵女学生，事发之后被解职。关于这件事情，他的同事乃至他所从事的行业的同僚们，是不是应该出来走两步，说说自己的看法？
这就是我的倡议的全部初衷和主要内容。有心的读者可能从中看到了“社会性死亡”五个大字。这倡议就是要让“社会性死亡”降临到“小共同体”中。真正改变人们行为和习惯的地基，是“习俗”，而习俗并不直接关联于道德舆论，而是关联于小共同体的生存处境。
高校性骚扰的事情，大多数时候只是耳闻一个大概。有时候人们还会以为这是未遂的风流韵事，或者只是师生恋最终反目成仇。毕竟某系教授一个连一个地娶女博士的事情，不是臆造，而是自炫的技能。这种事情该怎么看，其实我并不清楚。我相信很多人也并不清楚。师生恋的“风流韵事”光环，会模糊掉人们对于高校性骚扰的判定标准。这正是提出倡议的另一个初衷：让高校从业者们现身说法，说说他们对于性骚扰的态度。
也是这次的当事人女生做事严谨，提供了1个小时版本的声音和文字证据，揭开了这次长达2年的性骚扰事件的细节性黑幕。我相信很多人看了，都会大吃一惊：世间竟还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同时我相信，他的同事们看了，也会大吃一惊，或者恍然大悟：我竟跟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为伍多年！
更恶劣的情况可能是，某些同事早有耳闻，或者早有合理的猜测，只是他们不说。他们把这当做别人家的“私事”，或者当做别人家的“私德”。他们还会安慰自己：他只祸害自己的女博士生。眼不见为净。或许有时候工作之余，当那人说：我待会要去和我的女博士谈谈心，先告辞了。同事们会报以嘿嘿两声。
这就是请同事们和同行们先发言的必要性。我再次重申在道德学说里久不为人重视的观点：道德奠基于习俗，而不是意志。这跟有些人说，杜绝性骚扰首先在于制度建设，是一个道理。但制度的动力源泉在哪里？仍然在习俗。当然，在这里，我们也不能低估某些个体意志（其实就是康德所谓善良意志）的重要性。而我的“倡议”，在我看来，就是发挥我本人意志的一个行动。
我的倡议是我个人善良意志的发挥。我要请他的“同事们先走”。这不是一个“批斗”的邀请，而是一个发挥自身善良意志的邀请。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同事们“表态”到底该说什么。这可能是很多反对倡议者所担心的内容。他们以为“表态”就是“洗澡”和“过关”，是对一个政治正确的价值——反对性骚扰——说一番麻木乃至有时违心的话。那些首先将表态理解为文哥批斗的人，暴露了他深处道德洼地的处境。在道德洼地中，他只能把表态理解为批斗。他们想不起管宁割袍、嵇康绝交时发挥属己的道德力量时的姿态。这种姿态在康德那里叫做“自由地开启一个因果链”，在海德格尔那里叫做“承担起成为一个根据”。
那么，我们对这样的事件，到底期待怎样的“表态”？在我的预想中，表态至少涉及这样的内容：1. 我眼中的性骚扰是怎样的；2. 性骚扰为什么是错的；3.如果看见性骚扰事件，我会怎么办。我认为，有文字能力的人都不会把“表态”单纯理解为口诛笔伐、划清界限和落井下石。因而我在倡议中没有给出表态的格式。而这可能是引发诸多误解的原因之一。表态乃是对真理表达态度（说得更哲学一点，任何命题首先都有一个命题态度，也即我认为、我怀疑、我愿意、我希望等等，它们代表了人与存在的“姿态关联”）。即便是与人关联，也是“对事不对人”，否则只是咒骂。道德性判断，永远只是对道德事实的判断。对于人身的处罚，众所周知，已经交给行政和司法了。
大家看到，这倡议奠基于康德哲学和海德格尔哲学。而众所周知，康德哲学是一种清教徒主义。道德清教徒主义的特征在于纯粹性。对康德来说，做出恰好符合义务的行为，还不能算是道德的，必须是发自内心的，也即“出于义务”的行为，才能算是道德的。我在这份倡议中所体现的，已经接近于这种道德清教徒主义，尽管我在道德学说上并不完全遵从康德，从上述“道德奠基于习俗”就可以看出来。我认为道德清教徒主义有利于制造一个开端，一个行动的开端，一个让人成其为人的开端。而这正是倡议中所包含的行动要素的特征：每个被“点名”的人自行体会其中的开端意味。
因而也表明，这倡议完全不是强制的。它不是把所有被点名的人依次肉身聚集到一个空间，要求它对着“组织”检讨自己的罪行，如果不过关，就再来过。这里没有任何肉身强制的意味，这里只是唤醒一种道德义务。这也是本倡议所要求的表态不同于任何批斗的关键所在。我的倡议炸出了人们对于批斗的恐惧；但也正是在这个地方，倡议发挥出了自身独有的行动力量：它帮助人们区分被权力裹挟和被道德裹挟的不同之处。并且我要说，如果你不能正视道德的力量，你就必须屈服于权力的力量。已故的叶秀山先生曾言：“如果没有形而上学，那么权力就是真理。”此中便是深意。
有人说，被道德裹挟也是裹挟，是“道德绑架”。这里首先要辨析“道德绑架”到底是什么意思？道德绑架指向不合理的伪道德、伪崇高。道德绑架乃是以伪造的崇高的名义，要求人们牺牲切身的利益。但是，一种道德的义务虽然有约束和压迫感，但它的全部力量都以“召唤”的方式发挥出来，作用于良心。这是道德约束不同于道德绑架的地方。道德约束是一种唤醒，而我的倡议是对道德召唤的一种“提醒”。
又有人说，你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表态？我相信这里的资格不是说我的身份、地位、权威，而是说根据或依据。他们在问，“我”有什么根据要求别人表态？那么，我要说，根据在于，对于性骚扰事件，这里有一种道德的义务。一个人不作恶，是道德义务；一个人阻止他人作恶，也是道德义务。后者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论证任务，却是二战后德国哲学界最严肃的课题。日常生活中，人们很容易说，见义勇为是好事。很多见义勇为，比如阻止歹徒抢劫、替医生挡刀，都是阻止他人作恶。因而我们可以说，大家对于“阻止他人作恶”的道德性是有所认识的。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人们也会做出相反的判断，歹徒全副武装，冲上去只是送死而已，这个时候我还要“逞能”去阻止吗？油腻老教授只是祸害自己的女学生，我与教授还有诸多利益交集，我有必要出头撕破脸，让自己的人生道路越走越窄吗？
在这个关于表态的倡议里，并不是我有什么资格以至于产生一种权威在命令人们表态；而是说，这个事件本身所蕴含的道德义务（阻止他人作恶），在发出一种道德的呼唤，要求人们表态。鉴于这一倡议与我的“资格”毫无关系，所以“我”是可以匿名的，我代表了匿名的呼唤。因而我也可以使用“我们”来说出这个倡议。而我的落款是“象牙塔群众”，就代表了这种道义的匿名性。让我们联想一下，“朝阳群众”甚至在举报时都可以匿名，为何“象牙塔群众”在发出道德的呼唤中不能匿名？匿名性恰恰在彰显公共性的核心特征，因为我不是代表我自己、不是出于我自己的利益，要求他们发言表态。我是代表一个大写的“我们”、代表那些在性骚扰事件中受欺辱的人、代表那些看不惯人被欺辱的人，提出这个倡议。我跟那些在倡议中被点名的人，毫无私人利益，唯有公共意见。
又有人说，人们有不发表评论的自由。这必须区分两种沉默：首先，人们有沉默的权利，当他泄露言语会损害自己或他人之时；同时我们也会说，沉默也是一种犯罪，当他的不言语会加重恶行的时候。在法律上，不作为也可以是罪。但我们需要分清具体情况。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在道德领域，哪怕你的沉默是一种犯罪（也即，当你不用言语或行动制止时，罪行就会发生），此时，你仍然有沉默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任意的自由，当然已经不符合康德的“义务论”了。但我们仍然可以承认这种“权利”。“救人是情分，不救是本分”——如果人人都这样想，世界当然是折磨人的地狱。但不管怎样，这也可以算是一种“自由”。那么，我的“倡议”与这种自由对立吗？其实并不对立。因为倡议之所以是倡议，而不是命令，就在于，它只是一种提醒或“唤醒”。如上所述，倡议并不通过肉身强制的方法，把人们召集到一个共同的空间，去“洗澡”或“过关”。倡议之所以是倡议，就是召唤人们共同进入到一个行动的可能空间。不管这个空间有多大，就是它幻想的那么大。
让我来说说行动的可能空间，这也是这个倡议最重要的目标。一方面，舆论必须下沉到具体处境；另一方面，舆论必须上升到公共空间。前者用于敦风化俗，后者用于慎思明辨。阿伦特把政治定义为“言说和行为的共享”（the sharing of words and deeds）。这就是她工作-制作-行动三分法里的“行动”的领域。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我们言语时，其实就是在行动了。“言语行为”碰巧也是奥斯汀哲学的关键词。而在这个政治理论中，言语被突出到一个无比巨大的地位。人是会说话的动物。言语有多大，人生就有多大；换句话说，人生的精彩取决于言语所拓宽的空间。
我们再次回到开头，关于性骚扰现象，其实并无定论。我们不应该装作自己已经完全明白什么是性骚扰了。而高校性骚扰还包含一种权力不对称下的父权猥亵。这里有着言说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即便在正常的男女恋爱中，其中数不清的试探和拉锯行为，都有可能被算在骚扰范围内。而这更加增加了我们对于性骚扰的认定难度。我们所期待的对于权力性骚扰的讨论，并不只是一篇AI能够写出来的四平八稳的论文，而是人们的切身体验，尤其是那些深处嫌疑之地，或者有机会透过门缝窥见这不堪入目的丑恶的人们所具有的体验。说说你体验到的或看到的被霸凌、被骚扰、被欺辱、被压榨的痛苦；说说你令人耳目一新的原则或者令人刮目相看的分类方法，让我们对于实事有更清晰的认知。
为什么是“同事”而不是“亲人”先出来走两步？在我的观点里，“亲亲相隐”可以成为原则，因为父子、夫妻之间的绝对信赖，高于任何道德和法律的要求。换句话说，适当的“包庇”尽管损害了道义的普遍原则，但依然是社会可以承受得住的伤害。（但过分的包庇，比如窝藏、同谋，则已属法律管辖范围内。）反过来，如果普遍的道义原则蛮横切断父子夫妻之间的纽带，其祸害是整个社会承受不住的。我们不能出于“大义”要求夫妻反目、父子揭发，如果发生后者的情况，那么这个“大义”本身必然走向邪恶。同事是基于共同的“事业”而在一起的。事业本身包含着价值要求。因而同事和同行是可以切割的，当某个宵小的行为损害了共同的事业。
这里必须再补充一点，同事们的发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维护事业的纯洁性，换句话说，维护他们自己的清誉。倡议中“自证清白”一词是从“爱惜令名”的意义上讲的，但很不幸的是，这句话被人误解为隐含有一种污名的指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不想说得太难堪，有时粥里的一粒屎，会让人把整锅粥都倒掉，但幸好我们对于人群里的败类，懂得区分和甄别，小共同体通过这种批评性的自我净化，重新赢得自身的尊严。
我们大致可以认为，学术和人品可以分开，尤其是学术成果不应该随着“人设崩塌”一起崩塌。在这个时候，学术同僚通过发声就会达到这样一种效果，也即，“不以人废言”。同僚们在批判其不道德行为的时候，保持对其学术成果的尊重，这能够挽回大众对于整个学术事业的尊重。同行们，哪怕只是看过他书、听过他课、引用过他的文献，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维护学术的令名，同时也就是维护他们自己的令名。
乡愿是道德的大敌。乡愿的做法跟我的倡议绝然对立：它要让道德批判远离我为人处事的小圈子；同时让我小圈子里的事情绝不传播到公共平台上去。
回避是乡愿的孪生兄弟。有时是对于权力过度扩张的领域的回避，并且错误地延伸到了对属己道德领域的回避，乃至于用“私人领域”来张冠李戴地掩饰这种回避的冷漠。道德被认为是权力的高帽，而回避被认为是一种反抗。这是伪自由主义的行动无能。“雪崩之下，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道德崩溃中，沉默是帮凶。有时是出于对于现代政治政治和道德分离的误解，误以为法治将解决一切，而道德只是说说而已。殊不知法治以正义言说为基础，道义蕴藏在丰富绽放的词语中。你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对正确的人说出一个正确的词语，你的身后就有一支宇宙舰队在守护你。
我的倡议不是命令，而是提醒；不是规范，而是动议；不是出于恶意的批斗要求，而是出于善意的交心请求。行动的可能空间中散布着无数的语词，当语词干瘪，行动就干瘪；当语词丰富，行动就丰富。恶人通过摘除语词来使得行动空间缩小；善人通过创造语词来使得行动空间扩大。
2024.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