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生活的几条论断，我觉得是真理，希望别太引起注意
文摘
2024-08-29 15:47
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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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就是“我”不必为自己发表的言论负责。换句话说，我不必因为我的言论遭受法律惩罚。这一条看起来跟德国观念论下对自由的理解是相反的。德国观念论继承斯多亚学派认为，自由就是找到必然律。正如康德所说，自由就是自律，因而自由的人就是自己找到自己必须负责的东西。而我现在要说，上面的论断“言论自由就是不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其实跟上述原理是吻合的。因为，言论自由就是自己的良心为自己的言论负责，所以自由的言论就是法律交给你自己来为自己负责的言论范围，也就是，不受法律惩罚。那么，什么样的言论是可以归属于由自己的良心负责的领域？这又要追溯到康德关于知性的私人运用和知性的公开运用上。康德认为，知性的公开运用，就是一个人“像学者一样”对一件事情的普遍性质发表看法。康德举的例子是军人和税务官等公职人员，他们若对公职的内容产生了质疑，该怎么办？康德认为，税务官应该根据现有税法来履行职责，但可以像学者一样到公共平台质疑税法。信息安全，就是不记录、不收集、不整理。记录、收集、整理其实都是“公开”的前置阶段。当公民的指纹信息、生物信息、财产信息乃至思想信息被记录、被收集、被整理之时，离公开只是一步之遥。为什么智能手机时代，骗子越来越智能？因为智能手机时代的网站肆无忌惮地收集使用者的信息，并且由于国家权力的加码，这些信息都是使用者的真实信息，并且很多时候跟使用者的身份证信息、银行卡信息绑定在一起。使用者是赤裸的。长久以来我们只有公共部门的“信息安全”的概念。公共部门非常清楚，只有不记录、不收集、不整理的信息才是安全的，比如地图对GPS坐标故意偏转微小的角度。但是，公共部门却要求公民的私人信息向公共部门公开，他们允许企业肆无忌惮地收集使用者的信息，要求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并且反过来还冠之以“保护信息安全”的名义。这是荒谬的。公共部门自己通过对各种文件“加密”来保证信息安全，却要求老百姓把自己的所有信息联网公开，不允许老百姓“加密”自己的信息。政治正确就是政治压迫。公民社会的好处是一切争端由法律说了算，公民社会的坏处就是一切争端由法律说了算。一切争端都变成政治争端，这是现代“总体动员”社会的虚无主义特征。极端例子是中国文革，近期的例子是美国文革。那些希望彻底消除阶级间压迫的、彻底消除男女间压迫的、彻底消除不正常与正常之间压迫的、彻底消除种族间压迫的“政治正确”，反过来就是一种政治压迫。问题出在哪儿？答案就在谜面上：“政治正确等于政治压迫”。如果我有很多主人，那么我就是自由的。这是判定自由的新标准。希腊人只有“解除镣铐”的自由概念（这总结当然并不准确），斯多亚派和德国人只有“自由就是必然律”、“自由就是自律和纪律”的自由概念，英国人有关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区分的政治自由概念，今天，它们正在变得irrelevant，因为对于自由的“极端/彻底/激进”（radical）探索，让我们（这个行星）的社会争执不断、疲惫不堪。我们不妨回到人类自我探索的蛮族时代，回到日耳曼封建时代和周朝分封时代，看看他们是如何理解自由的。因为自由是人类生活的本质源泉，那么，“封建自由”就是这个源泉涌现的人类生活源初样貌。“领主的领主不是我的领主，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是封建时期的信条。人类在封建时期的合作是多样而丰富的，它包含着当代引以为傲的各种组织形式的源泉，比如公司。如果我有很多主人，主人之间相互竞争，那么，我即便是附庸，我也是自由的。公司老板是我的主人、“甲方爸爸”是我的主人、税务官是我的主人、我忠爱的品牌是我的主人、家里的家长是我的主人……如果这些主人之间是利益交错的、关系竞争的、程序公平的，那么，我就是一个自由人。这一条想要表明的是，人是社会动物，并不是在“孤立性”中保持自由，而是在不同的制约关系中保持自由。自由始终是一个动态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