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陈波老师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忠告。
（陈波老师如果不愿截图出镜，可以私信告知。）
这个讨论引发了群内的小小轰动，我个人也觉得颇为引人深思。
我突然想起自己的经历。
几年前因为对赫尔德突然产生了点喜欢，又因为对他极不熟悉，所以找了点二手材料来看。其中一本Herder zu Einführung(赫尔德导论)感觉不错。又因为Junius出版社的这套“导论”丛书颇有口碑，国内也引入过几本，所以我当时擅自将其列入一个未来出版计划中，并且自己把它译了出来。后来找出版社，出版社的编辑老师商量后以“不属名家原著”为由拒绝了。
我不想为一个“导论”值不值得引进多起争执。“导论”肯定也有引介的价值，有时只是时机不对而已。我想要反思的是，从这个不成功的翻译计划中可以看出，我们现在对于引进尺度的把握如此宽泛。我认为我之所以做出那样的决定，跟眼前看到的国内风气有关。因为我确实看到了类似的“导论”图书，包括二手文献被大量引进和翻译了。
这正应了陈老师的话：译了“大家”译“小家”，引进“一手”再“二手”……
对西方哲学专业人士来说，翻译是必要的练手，是进入西学专业的基础训练。做翻译能够让人真正独立地研读一本著作。同行们也会期待翻译工作来降低自己阅读理解的门槛，促进母语写作的流畅进行。
但是，饥不择食的阅读，任性随意的选择，也并非完全好事。浮泛的涉猎，不如一部好书读百遍。同理，大量地翻译二手文献，不如让名著多出几个译本。
我认为翻译二手文献有如下隐忧：
1. 二手文献是“另一种”创造。二手文献是基于特定的学术旨趣、研究主题乃至另外一套术语体系而产生的研究成果。那些认为把握了原著就一定能准确理解二手文献的人会有一种托大的风险。最厉害的二手文献其实是研究名家的原创，我们只有基于这位研究名家的立场和术语才能准确理解它。而那些不厉害的二手文献，只提供主题和材料的二手文献，本身又不够厚重。
2. 二手文献是情境性的。二手文献的研究者不仅基于原著的“文本”，还基于他所在语言的研究群体（科学共同体）之话语情境或者叫“上下文”。因而，其问题意识，论证的“曲折”程度，争执的矛头和靶心，都会有特定的情境性。这种情境性当然也是真理之“显现”的一部分，但是它也带有语言共同体的自我封闭性的一面。这种研究之情境性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尚有待时间的检验——也即是否能成为经典的考验。
3. 翻译不是引进研究观点的最佳方式。翻译相当于把整个大部头作品呈现到作者眼前。但二手文献往往是做了大量铺垫（文献综述）之后贡献了一个小小的一己之见。如果我们要引进这些一己之见，最具学术价值的方法是通过转述，以便于让人看见观点的真正“歧异”所在。因而，书评、论文和专著研究才是引介二手文献的最佳方式。
（但反过来也必须指出，翻译虽不是最佳方式，却又是最基础的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二手文献的翻译，仍然居功至伟。所谓“百闻不如一见”，看别人转述千遍，总不如自己通读原文一遍。此时，二手文献的具体篇章，也是我们阅读的“原典”。而翻译可以说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典型工作。翻译者检阅了自己的阅读能力；而阅读者节省了自己浏览的时间，并且两厢参照，也辅弼自己的理解。）
4. 翻译二手文献会降低本民族语言的创造欲望。这一点从时间成本分析来说一目了然。一个懂外语的人在进行翻译和单纯阅读理解之间，其工作量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总是为翻译不被计算入个人学术成果愤愤不平，但是，翻译又确实是个人最容易出成果的工作项目。翻译几乎可以说是有一分钟时间的投入，必有一分钟时间的收获。但对于本民族语言的学术来说，翻译的成果似乎又只能算一种“铺垫”。如果我们总是自己在“牺牲”和“铺垫”的旗帜下找一点翻译工作来做，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就在我们投入翻译的时间里，外语同行们仍然在创作一大批有待翻译的二手文献作品，这是另一种方式的“以有涯随无涯”，子子孙孙无穷尽矣。
5. 一个好消息是：目前翻译软件对学术作品翻译的准确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八九十了。某些作家或者文字风格的翻译虽然不尽如人意，但真的已经差强人意了。一个坏消息是：有些学术作品是无法翻译的，比如词条和工具书。曾经听说国内有翻译13卷本“哲学历史辞典”的计划，至今没有下文。我感觉是遇到操作上的瓶颈了。词条和工具书是二手文献的重要门类，它最反映该语言下的学术“成果”，但却是最不适合翻译的。从词条和工具书的案例中，最可以看出翻译本身的优缺点所在。
以上论证当然并不旨在劝退和吓阻翻译。我个人觉得，如果有人愿意“为他人作嫁衣裳”，那就是天大好事。翻译软件的成功也不会让“翻译家”贬值。一个优秀翻译家的地位只会愈加崇高。
我们在翻译这项事业中看到的优点和不足，或许仅仅只是基于“最低要求”和“最高要求”之间的“反复横跳”。我们既放不下学术的最低要求——忠实地阅读原典，也放不下学术的最高要求——原创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因而，对翻译的忠告并不是对个体合理分配工作项目时间的要求，我们的学术工作的真正困境可能并不在于：翻译多了，原创研究少了；翻译少一点，原创研究会多一点。而是在于：因为翻译和诠释不够多，所以原创的基础和动力也不足；因为原创的能力不够，连带着翻译也做不好。
真正的问题并不出在人们在做翻译还是不在做翻译，花过多时间做翻译还是花合理的时间做翻译，而在于，我们对哲学翻译本身，也就是对“如何阅读古人”、“如何进行哲学研究”是如何理解的。
换句话说，关键问题可能在于，我们所理解的“哲学到底是什么”？哲学是通过翻译和诠释来重演前人所发现的问题，还是说每个人要有抛开语境独立提出自己问题？哲学是阅读原典，还是展开论证？徐英瑾的《哲学教育的灵魂：经典阅读，还是论证？》在这个场合中读起来格外对症。基于我自己的学术背景，我对该文一直有不太同意的地方，但从大方向来说，我觉得哲学工作的核心确实在于论证。哪怕是阅读经典，也是在寻找论证。
而关于论证和诠释的问题，则既涉及传统释经学中对于经典文本的态度，也涉及在诸如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中对古人以及权威的态度等等问题。论证也同样涉及我们在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的不同论证方式的问题，涉及诸如现象学背景下关于命题和理论所具有的真理性的问题。期待在另有机会的时候，能够继续这一有待推进的话题。
2023年5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