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想简明地列举两个例子，来表明论证所具有的解构性和建构性的区别。
第一个例子，在国外的文本中据说来自老聃。有个小偷被抓住了，因为他偷窃财主家的财物。但是老聃却要求把小偷放了，并且要求财主主动让出一部分财物给小偷。因为小偷明显很穷困，而财主很富裕，而老聃的解释是，正是这种财富的差距导致了偷盗的发生。
我不知道这个故事被附会到老子头上是怎么来的。凭猜测，可能是因为《道德经》中有这么一句：“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道德经》3.2）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不令稀有的货品显得格外贵重，可以使得民众不做偷盗的事。而这个“不贵”当然也可以从“主观判断”引申为“客观判断”，也即，不是“显得贵重”，而是“事实上贵重”。如果事实上没有贵重的稀有货品，那么民众就不会偷盗。在这个论证中，贵重、稀有货物的存在，并解释为偷盗的原因。
这个论证可以说就是解构性的。解构在这里的首要意义是破坏、摧毁。这个论证破坏和摧毁的是什么？有两点：首先是对德行评判的固有秩序的破坏。偷盗行为在这个论证中不再是被谴责的，而反而是证成了的。而真正被谴责的反而是被偷盗者，理由是被偷盗者”贵难得之货“。这就仿佛强奸犯怪罪女性穿得太暴露。其次是对财产占有秩序的破坏。这个论证的潜在预设是，”难得之货“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本身带有人为的不正义性。它预设了财主占有财货多，就是一种罪过。那么，我们是不是想过，财主也是通过他自己多年的努力和积累才占据了更多的财富呢？或者说，任何占有更多财富的冲动是否被允许？
但同时也要看到，解构性论证也总是包含了某种肯定性的价值预设。比如在上述论证中，它包含了某种对穷苦的”同情“要素，同时也包含了另一个还并未明显表露的道德动机：财富、地位的平等要求。
这里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我们把上述平等论证称为解构性论证，而把有关的财产自由占有秩序理解为建构性论证（比如洛克类似于”跑马圈地“的土地初占权论证）呢？这是提出两种论证方式的不同特征背后所隐含的亟待思考的问题。此处不作深究。
再来看看第二个例子。这是一个关于”同意“的例子。
在一个课堂上，教师突然疾步走到角落拿起某学生的书包，问他：“可以吗？”那个男生迟疑片刻：“当然。”全班都很疑惑。然后教师拉开书包的拉链说：“我可以看吗？”那个学生说：“额……可以吧。”教师此时大声地问所有人：“我有权这样做吗？”大家这才从半分钟的闹剧里回过神来说：“没有。”
教师补充说：“我刚才得到了consent，你们都听到了。”有同学讲：“但他明显回答得很犹豫。”教师转向书包的主人：“你为什么不拒绝？”答：“我怕你会觉得我在掩盖什么。”教师问：“有没有一些情况中，yes也不代表consent？”另外一个同学说：“有，当两个人的权力不平衡时。”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论证。在现实中也有一些经典的运用，比如，在一些法庭案例中，我们的确支持法官撤销某些基于明显胁迫下所做的承诺或许可。另外，在女性的性权利主张中，一方面强调了，当女性说no就意味着no，另一方面也试图论证，某些情况下，女性的yes也不代表真的同意。
我同样要把这种论证称为解构性论证，因为它解构了“同意”这个行为的意义。但这次的“解构”没有第一个例证中那么明显地跌破常识的底线，我们毋宁说，这次的解构不是破坏和摧毁，而是“拆解”。这个论证把“同意”放在了一个背景关联中，一个文本语境或者情境中。它强烈要求人们对于“同意”背后的背景进行再考察和再确定。
这一解构性论证消解的是主体的自由意愿和责任之间的稳定联结。如果每一个“同意”背后都需要思考作为背景的“权力关系”的话，那么，主体间的承诺、协议就变得不再可能或者无关紧要。比如最简单的买卖行为背后，买卖双方的个体差异始终伴随有一定的权力不平衡状况，那么，这种权力不平衡应该纳入考虑吗？这无疑将指数级地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并导致任何承诺和协议的戏剧性破产。
我甚至可以说，一切解构性的论证都是旨在找出理由（reason），而建构性的论证则是在找出原因（cause）。原因是描述性的，理由是解释性的。解释学的理由/理性（Vernünftigkeit）促进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但科学的、描述性的原因则帮助我们进行一种有前提的扎根。在一种深入的思考中，理由很重要；但在社会的稳定运行中，原因很重要。当然我们最害怕的是，有些人既不讲理由，也搞不清楚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