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都有表里。这是一个自反的故事。
很多人都把电影中的主角“桂林仔”的礼堂杀人事件，当做电影的高潮部分。有人细致地统计陈桂林总共屠杀了四十一人。
桂林仔举着手枪，一个个将面前手无寸铁、唱着宗教颂歌的人，爆了头。手枪里的子弹打完了，他慢悠悠地装完子弹，接着一个个爆头。他故意不杀那位领唱着的吉他女，而是把其他人一个个爆完头，最后杀了她，屠杀才告结束。
对于这样一个镜头语言，有人说这是“暴力美学”。当人们在暴力中感受不到痛的时候，才有了美学。因为这些被杀死的人是邪教徒，所以观众对他们较少同情。也因为这个邪教的头子正是“三害”之首，且欺骗和戕害过我们的主角，所以观众对他们有着恨意。这构成了这场“无痛”屠杀的根由，让暴力和鲜血带着美感呈现出来。
但是，有个问题是避不开的，如果电影真的说服了我们，以及我们真正地在体验主角所体验的一切，我们就应该在主角开枪的那个“决断”时刻，问自己：可不可以屠杀这群执迷不悟的邪教徒？
我们或许可以为主角的屠杀行为辩护说，这群执迷不悟的人：1. 留着没用；2. 留着还会继续用旧的或新的邪教害人。
然而，当我们在内心中开始寻找辩护的时候，就意味着那个总是会让人不安的“良心”出来作祟了。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在与邪教徒的双眼对峙中，人性已然不分高下。陈桂林可以举着屠夫的枪，像死神一样收割他们；但陈桂林并没有任何理由“审判”他们。
或许我们可以为邪教徒做出如下辩护：1. 他们只是误信邪教而已，他们本身就是受害者，纯真“吉他女”如是，掌毒“医生”亦如是；2.他们的信仰如此地坚定，足以让自己的超我在死神的凝视中永生。
以上两条理由，都使得邪教徒的死成为那个似乎在做着除恶安良之梦的周处（“桂林仔”）变得荒唐可笑。从第一点来说，周处杀害了一帮相对无害的信徒，能构成超度自身的善行么？这里需要补充一个论点。有些人认为邪教乃是歇斯底里的可恶，里面绝无善辈。对此我们可以稍加提醒，如果某个“邪教”牵动了一个更大的人类组织，而这个人类组织的顺民都是其忠实的信徒呢？换句话说，“邪教”之“邪”（cult）还需进一步定义，它是“匪”、“盗”、“帮”、“教”，还是说，只是金庸小说中“黄老邪”的“邪”？ 从第二点来看，如果信仰着的超我让信徒在死神的收割中获得永生，这或许可以算是一件“无心的好事”，然而，这样的“好事”已经完全没有了除恶安良的道义意义。
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我在为这些邪教徒“鸣不平”。然而他们错了。我的用意并不在此。我并不是站在一种圣母式的垂怜情绪中审视这场屠杀。我并不想要对“周处”实施一种与电影主题相悖的翻案式道德审判。我仅仅在指出电影留给我们的“疑点”。我相信这个疑点存在于很多观影人的心中。（罗翔的一个影评视频表明了他对此的担忧和隐晦的批评，他的批评在我看来是圣母式的，但值得参考）我也相信，正是这个疑点，构成了礼堂杀人成为电影高潮的核心环节。
因而，现在是通过这个疑点来审视整个电影结构的时候了。这个电影拷贝了《世说新语》中“周处除三害”这个故事的“壳”，但它包含着一种对于人类道德处境的全新的审视。所谓人类道德的全新处境，主要就是在这个节外生枝的“黑老大变成了邪教尊者”的情节中。
按照《世说新语》，周处、白虎和蛟龙被视为当地“三害”。乡邻们撺掇周处除掉白虎和蛟龙，是想要借刀除害。周处斩蛟龙多日不归，乡邻以为他们已经同归于尽，就开始庆祝起来。周处回来后，才知道自己也是一害。于是改过自新，迁恶从善，后来果然成为一代忠臣。周处虽为“一害”，但其“自新”之举，也意味着他已经除掉了自己这一害。因而“周处除三害”，讲的是诛杀恶人、自造新人的道德故事。
但是，电影的《周处除三害》没有如此光明的“自新”结局。你可以说，“桂林仔”杀了“香港仔”（白虎）和“尊者”（蛟龙），然后自己投案自首，已经算是“自新”了。但实际上也并不全是。“桂林仔”接受了法律的审判，最后自己被枪决，只能说完成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天道法理的结局。他并不真的像周处那样，改过自新，开启了全新的人生篇章，乃至走上了人生巅峰。
让我们再想一想，邪教“尊者”实际上是其中的“一害”改造过来的。他宣称过去那个他已经死了。尊者是这个教派中劝人宁静和向善的指路人。他在自己的开悟中，成为了新人。那么，“尊者”的这番行动是不是一个罪人的改过自新？是的。至少在陈桂林遇见他之前，在他自己的时间线里，他就已经改过自新，开启了全新的人生篇章，乃至走上了人生巅峰。
然而，“尊者”的背后包含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他的善良平和的教条中隐藏着贪金喋血的害人伎俩。“桂林仔”让我们看到了“尊者”的不堪。“桂林仔”揭露了一个改过自新者的不堪之路。
这里我们看到了戏剧的完整结构：“周处除三害”是一个改过自新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中还包含着另一个“改过自新”的故事。这是电影以“周处除三害”为明线，却并未让故事情节变得单调直白的原因。这标题并没有完全剧透，而恰恰是通往戏剧的核心结构的外壳之钥。在原本的故事之壳里，还安放着一个更紧凑的故事之核。
这个更深的故事之核表面上似乎通向这样一个结论：改过自新并不太可能。这个结论也似乎与影片中主角投案自首和被枪决的结局正好暗合。主角并不想给自己一个新的人生，法律也不容许这样。但这是一个虚假的结论。改过自新的可能性问题，跟一个人能不能做好人，是同一个问题。我们当然应该认为，每个人都能“立地成佛”，只不过能够和实现之间总是隔着现实条件的诸多铺垫。
这个更深的故事之核的真正切入点却是在于提出一个警告：它警告人生的“绽出”必有“沉沦”，超我的升华必有代价。“桂林仔”接受他的医生的劝喻，想要在肺癌晚期临死前，干点轰轰烈烈、青史留名的事情。从表面来看，这种升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除掉其它二害时的艰辛和与舒适生活的割舍；但其真正的代价则是自己获得了一种新的“杀人执照”，他审判“尊者”，也审判尊者的信徒们，一一将之枪杀。而在“尊者”自己的升华之路上，表面的代价是必须与信徒们同甘共苦，或者说让自己也在“新生活”的指引下与信徒们休戚与共，但其真正的代价是获得了一种新的作弊权能，他可以指使信徒们下毒和挟持，一切都以爱或神的名义。
以爱为名，做非爱之事；以神为名，做非神之事。此中窍要恰恰在于，人们无法以恶为名行恶事。因为以恶为名，就会被立马看清和拆穿，恶事就会彰显。恶事总是在善良的名义下隐性横行。恶人只有披上善良的皮，才能够可持续性地作恶，一旦他被揭穿为恶人，他就不再能作恶。
这有点类似于“狼人杀”中的“狼人”逻辑。在这个游戏中，“狼人”要杀掉平民获胜，而平民通过辨认出“狼人”获胜。“狼人”的行动发生在“夜晚”的隐秘中，而好人只能通过“白天”的显白谈话寻找蛛丝马迹。这个游戏需要考验的是，“狼人”如何装作自己是个好人来发言，而平民要确保人们相信自己真的是个好人在发言。我们现实中的恶人，当然有很多“自爆狼”，但他们一旦“爆”了，就会被扔进监狱。而我们现实中真正厉害的恶人，就是在使用“狼人”逻辑玩着“狼人杀”的人。
如果有了神，那么，什么都是可以的了。这大致就是发生在“尊者”及其信徒们那里的事情。“桂林仔”原本只是来杀一个通缉榜上的“首害”，未曾料到他已经变成了“尊者”。然而，即便是“尊者”，却又暴露出隐性的恶行。而这种隐性的恶行透露出来的，乃是一种“恶的结构”：就是让恶得以永续经营的结构。
面对这样一种“恶的结构”，屠杀变得比诛灭首恶更加必要。所以，“桂林仔”听到邪教徒们执迷不改，就毅然折返回来，一个个枪决了他们。我们在这屠杀中看到的是什么？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再也不能说，“桂林仔”面对的只是一个个无辜的信众，也不是面对他们坚定的信仰；“桂林仔”面对的是其中包含的“恶的结构”；“桂林仔”正在“爆头”这结构中的每一环。只要谁脱离这一环，他就枪下留人。他恨就恨在“执迷不悟”，他爆头的都是“执迷不悟”。
康德面对“人性的这根曲木”有过关于“根本恶”的断言。在他看来，人因为任意的自由而听从自然的因果律，所以人有“根本恶”。而如果要举个例子来说，那么“根本恶”的典型是伪善。伪善最典型地符合于上述“恶的结构”，它让恶得以基业长青。
然而，这也暴露了“除恶”的真正困难。伪善并不是那种光明正大的邪恶。或者说，伪善仅仅只是一种海德格尔意义上生存中的非本真的“沉沦”，或者像齐泽克借助精神分析学所挖掘的“超我”的“淫荡”。在生存的绽出中，在超我的升华中，总是会有非本真沉沦或超我的淫荡性。
让我们进一步看看“桂林仔”的行动。虽然说邪教本身按照“恶的结构”在运转；然而，“桂林仔”的屠杀行动，何尝不属于同样的“恶的结构”呢？“桂林仔”认为他们都“该杀”，而他自己代表着道德和正义，所以他杀得快乐，杀得轻而易举。这“恶的结构”在“桂林仔”的内心深处冉冉升起：如果有了“正义”，那么，一切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说，《周处除三害》是一个带有自反结构的“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周处除三害”这个故事本身的厉害之处在于，其中“一害”是周处自己。周处如何除掉自己这“一害”，《世说新语》和电影《周处除三害》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我认为电影《周处除三害》给出了一个更厉害的解释。
2024.0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