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读书会采用了“讨论班”的形式，我既是报告人，也是点评人，最后也是回答问题的人。前三十分钟，我做了关于张先生的《什么是现象学》一文的报告，接下来的三十分钟我用ppt演示了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验论和唯理论以来对于“实事”的不同理解及其理解的框架，并揭示胡塞尔现象学根据其“一切原理的原理”，将实事理解为源始的、切身的体验。我们所能谈论的一切，便是一切进入我们意识中的东西。接下来我借助胡塞尔的三个文本段落——《事物和空间》、《纯粹现象学通论》和《被动综合的分析》——说明意识现象学运思的开端性问题在于：我们只能本真地直观到空间事物的某一个面，但却能在视域中统握事物的本质。这也正是张祥龙在思考和解释现象学时的运思的起点。我将张祥龙《什么是现象学》中的现象学理解总结为四句话：
我观现象如本质，只因本质直观始。
直观朝向视域去，视域本是我到时。
读书会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主要是讨论和回答问题的时间。我看到了很多有趣的切中要害的问题。很多问题需要长篇大论才能更透彻地回答。有些问题我也会在适当的机会重新梳理和讨论。
这个简短的会议总结就到此结束。接下来是我的自由发挥。
什么是“现象”？现象就是事物如其自身所显示的样子。对“我们”来说，事物就是它的显现。它显现为什么，它就是什么。那种认为事物之显现的背后另有本质的看法，误解了“我们”自身所处的位置及其能力。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位置中，只能看见事物所呈现的那个方面。我们并不具备“全景视角”，我们的感知具有“视角性”。正因如此，现象就是事物对我们所显现出来的“什么”。这“什么”就是事物如其自身所显示的本质。所以我们可以说：
我观现象如本质。
我们看见的事物所呈现的一个方面，这是事物的本真显现。但这并不是显现的全部。我们能够在显现中以“空意向”的方式非本真地把握事物整体，而不仅仅是它的一个面。我们只能看见桌子的正面，看不见桌子的背面和里面，但我们能够将桌子统握为桌子。这就是本质直观。直观乃是直接而切身的看。我们不仅能进行感性直观，也能进行本质直观。我们直观到“书在桌子上”，在这里，“书”和“桌子”能够通过感官来直观，但同时，“书本身”、“桌子本身”以及尤其是“在……上”也是直观而来的。如果人们按照康德哲学说，“在……上”是通过知性范畴而运用到感性事物上的，那么我们就要问，知性本身又是基于什么样的条件而把“上下”空间关系运用到了这两个物体上，而不是其它范畴关系呢，比如“因为书所以桌子”、“书反对桌子”？如果你无法排除知性范畴运用的其它“环境”，那么，你只能把这种“运用”理解为直观。所以我们可以说：
只因本质直观始。
本质直观之所以可能，就在于意向性使得我们的直观总是朝向视域的。视域是直观的“可能性条件”，这正是现象学成为“先验的”的根源。视域并不是脱离于直观活动而从外部施加给直观的，视域是意向活动和意向对象、也即意识方式和被给予方式之结构中构成的。视域是一个充盈着的“空”，它是“未规定的可规定性”（unbestimmte Bestimmbarkeit）。对于意向相关项的“X”,应该被理解为一个“视域统构体”。因而意向性的构成从来不是单个对象的单一化过程，意向性的构成之“如何”乃是一种朝向意向相关项的“可能性”的“如何”。我们的观看是朝向视域的，没有视域，我们将完全丧失观看和理解能力。用海德格尔的“讲台例子”来说，正是在一种一般性的教室文化的“周边世界体验”中，我才能“一下子”把讲台统握为讲台；而一个缺乏这种“周边世界体验”的“塞内加尔人”，则可能会把教室里的这个物件统握为“巫师作法的工具”。所以我们可以说：
直观朝向视域去。
视域的根据则在于，我们的意识是一种历史性的、时间性的意识。情境性、视域性最终应该归结为时间性。在胡塞尔意识现象学中，视域可以在内时间意识中加以澄清。内时间意识的“现在点”中不仅仅是当下的体验，也包含有“滞留”下来的过去时间点上的体验，以及对于未来的某种“前摄”的体验。这一点可以从声音现象的旋律感知上得到验证。如果在我们当下的声音感知中，没有对于“滞留”的声音的感知，那么“旋律”是无从产生的。基于此，视觉感知的意向性也可以分为横向的意向性和纵向的意向性，甚至必须说，横向的意向性依赖于那种基于“滞留”和“前摄”的纵向的意向性。由此，内时间意识构成了“时间晕”，这是我们根本上“在视域中直观”的原因。 同时，不能被忘记的是，在这条时间性的意识河流中，始终有一个伴随着一切对象意识的“原意识”。比如说，我在阅读时的“意识流”是关于书本的内容的，但同时也有一个“我在看书”的意识始终伴随着，以至于当我的阅读被打断，我能够立刻知道“我刚才在看书”。但体验流和原意识并不是两条河流，而是同一条。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会说，先验自我在意向性地构成对象的时候也同时构成了自身。这个自我不再是作为意识的对象的经验自我，而是必然伴随性地活动在意识之内的原意识、源初自我。由此我们也回到了现象之显现的源头：现象的显现乃是对于“先验自我”的显现。所以我们可以说：
视域本是我到时。
张师的现象学解读带有深刻的自身特点。这种特点就是把现象学的观看方法理解为一种视域性的观看。正是因为我们已经先行“乘势入晕”地看到了视域的深处，才能够把握住眼前的事物的本质。这种对视域的强调，并不是张师个人的独创，而恰恰是现象学的一个总体的宗旨和取向。比如列维纳斯就这样总结过：“整个现象学，包括胡塞尔，都处在视域这个观念的笼罩下；对现象学而言，视域所担当的角色与古典观念论中的概念相当。”（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朱刚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16页）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对于胡塞尔哲学重新燃起兴趣，正是因为他的“生活世界”概念。自然的世界和生活世界这两个观念的对立，已经是从哲学界“出圈”的流行共识，并且也依然在释放着它的思想威力。
在《什么是现象学》一文中，张师这样论述视域性观看的特点：“因为在现象学视野里，人的感知行为不可能仅限于主体对孤立客体的线性认知，而是必同时乃至首先发生在那让客体出现的背景视域中，比如空间背景和时间背景组成的“直观场”和“晕圈”里。它们虽然不对我实时地显现，或如胡塞尔讲的是“非实显的”，但一定会参与我当下认知的整体构成。没有它们的匿名铺垫和前呼后拥，就不可能有实显认知的发生和持续。”（张祥龙2016:2）
对张师来说，“背景视域”是作为“可能性”而始终发生作用的。基于这一点，他引用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那句含义隽永且有待解释的话：“可能性高于现实性”。“意义的可能状态”居于一个更为优先的地位。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张师本人对于“意义的优先性”理解上的演化。在阐释《逻辑研究》中的“意义优先”时，张师的意思乃是“构意”的优先，也就是胡塞尔的“含义赋予”的优先，含义赋予优先于含义充实。但是，在先验现象学中，张师看到了“意义的可能状态”的优先性。“意义的可能状态”实际上是从意向相关项的“X”而言的意义，也就是意义的可能视域。张师说：“这‘某物’不只是或首先不是现成之物， 而主要是非实显的可能之物。”（张祥龙2016:2）这就是把意义的理解推进到了意向性结构的意向性相关项中，也即推进到了视域中。而相比于含义充实而言的“含义赋予”则是从意向活动和意向相关项的整体环节而言的。这里没有任何理解上的相悖或递进的问题，而只是说，在新的解读中，先验性的“视域”被突显出来。
视域性的合理化论证则是在时间性中实现的。而现象学的时间性在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得以首次澄清。现象学理解到，意向性的体验流中包含有滞留和前摄的环节，它们能够构成意识的“时间晕”。这种体验流的时间晕几乎就等同于视域，或者身体的场域。因而，在张师那里，视域性和时间性常常以几乎等同的含义被使用，比如“时间视域”。而在《什么是现象学》中，我们也看到了两者之间根本的奠基关系：视域性在时间性中得到“终极辩护”。时间构成了视域；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内时间意识中，意识流本身就是一个视域流。张师这样论述道：
对“时间晕”的揭示，让我们领会了视域如何作为“隐而未发”的对象性的“无”而发挥作用。而时间晕并不存在于意识的外面，它本身就是意识流的活动方式。这一点使得视域在意识中的发生得以解释。而张师对于这种视域性时间的理解的另一个特点是，他揭示了视域带有一种“势”——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全新理解下的必然性，或者叫现象学的必然性理解：
“势”的理解在现象学的时间性和视域性的解释中是相当独特的。我认为这提供给我们在现象学以“可能性”优先的情况下理解“必然性”的一个思路。现象学家给我们的一个印象时，他们要从逻辑必然性的囚笼中挣脱出来。比如早期的现象学家莱纳赫在他的《什么是现象学》一文中就论述道：
当然，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种新型的联系，不是必然性的联系，而是可能性的联系。我们可以理解，一个B的表象可以导向与它相似的B，但并不必然导向B。大部分动机联系的情况也是如此。它涉及的是依其本质“可能－如此－存在”，而不是“必然－如此－存在”。（阿道夫•莱纳赫：《什么是现象学？》，靳希平 译）
莱纳赫关于“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必然性的联系、而是可能性的联系”的判断，当然揭示了现象学的典型特征。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如何理解必然性，也成为了现象学的一个疑难。因为时间性的、历史性的视域化实事，构成了一种有可能滑入相对主义的危险。我们依然需要一种对于必然性的准确理解，才能克服这种危险。这里的疑难并不应该归结于对于时间性的“过度”强调，仿佛有一种轻微的、折中的或者辩证的理解，就能解决其中困局似的。而有些思想家将一种时间性的、历史性的理解等同于相对主义，则是更加错误的。我们在张师关于时间性的“势”的理解中或许可以寻找到一些端倪。而另一个可能的解决则在海德格尔关于历史（Geschichte）及其命运（Schicksal）的关联性解读中。
胡塞尔的“体验流”的思想——即如张师所指出的，它与美国哲学家詹姆士的“意识流”有着想通的旨趣——为近代以来的“自我意识”打开了新的局面。自笛卡尔以来，自我意识首要的就是反思意识，也就是能够对自己的思维进行思维的意识。在胡塞尔这里，自我意识成为体验流中与一切对象意识相伴随的意识，一种“原意识”。但是，由于胡塞尔坚持认为唯有“反思”才使得“现象学家”得以揭示体验流的意识结构，所以，张师在阐述自身意识时非常小心地对“反思”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它是随做而识的热思，不是做后才识的冷思。”（张祥龙2016:4）“做后才识”便是传统意义上的“反思”，而“随做而识”则是胡塞尔意义上的“原意识”。“随做而识”中包含着一种“我能”的被动综合。“冷思”是反思，而“热思”是否依然是反思，就值得推敲了。按照萨特的研究，那应该是一种“前反思的自身意识”。就像克劳斯·黑尔德在《活的当下》所论断的那样：“构造过程的‘深层维度’不可能为现象学反思所通达”（Klaus Held, Lebendige Gegenwart. The Hague: Nijhoff 1966. 79-122），那么，这种作为意向性效能的自身原意识就应该首先是一种“我能”（Ich kann），而不是“我思”（Ich denke）。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1945）中注意到，胡塞尔的遗稿中充斥着对于“我能”的论述。而在后来编辑出版的“观念II”（1971）中我们确实发现了此类论述。这一“我能”是实践的可能性，也恰恰可以通过“随做而识”加以刻画。这种可能性不同于前述的视域可能性。视域可能性是从意向性相关项而言的，而实践的可能性是从意向活动而言的。后者在胡塞尔那里也被称为“权能性”（Vermöglichheit）。
张师的现象学理解的特色就在于对“视域性”和“时间性”的把握和强调。由上可知，这正是进入现象学思考的真实路径，视域性和时间性为现象学找到了“最大公约数”。令人奇怪的一点可能是，为什么没有提及“意向性”？按照正统的现象学导论，意向性才是现象学的“起手式”。这当然是成立的。现象学对于“视域性”和“时间性”的理解中始终包含着“意向性”。意向性乃是现象学所揭示的意识的基本结构。由意向性所开辟的方向引导现象学进入到对于“视域性”和“时间性”的现象学解读中。因而我们可以说，张师对“视域性”和“时间性”的强调和发挥是对现象学基本原理的纵深发展。也正是因为我们的现象学理解进展到了“视域性”和“时间性”中，一种涉及更广泛层面的哲学理解以及不同文化领域的哲学比较才得以开启。
2024年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