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献给“读经典了”读书会的同仁，感谢我们在1月29日的共同探讨。这只是被称为“《理想国》的现象学解读”的其中一个步骤，也是比较缺乏现象学元素的一篇。然而，这个概念的词源学廓清，对我来说又是带有起步性的重要意义。】
1. 正义的词源学
所有研究者都同意，柏拉图《理想国》的主题是正义（dikaiosyne）。鉴于正义在人类之群居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正义也可以称之为人类生活的基本词（Grundwort）。
人类群居生活的第一个国家形态就是“城邦国”，也即，一个城市（polis）就是一个国家，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国家和德意志的汉萨同盟。《理想国》的古希腊语书名——politeia——的意思就是关于国家（polis）的所有事务。politeia意指：1. 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公民权利；2. 国家中的所有活动，国家管理；3. 国家的基本状态，国家宪法。（参见Passow 1852, 990）politeia的拉丁译名res publica的字面含义是“公共之事”，当今的“共和国”（republic）就起源于此，它标志一种符合共和主义的共和政体。德语则直接译为“Der Staat"(国家)，与之相应的，有汉译为“国家篇”。也有译为“王制”，这一名称强调了politeia乃是一种国家秩序的宪法的意味。而“理想国”这个译名最为通行，它虽然有添加的成分，但本质上又符合柏拉图写作politeia的初衷：为了探讨一个以哲人之智慧为统治基础的城邦秩序。“理想”这个词点题了柏拉图以“理念”（eidos, idea）为核心的哲学观点。这或许正是“理想国”这个名称更通行的原因。
在现代人的耳朵里，正义（justice, Gerechtigkeit）与平等紧密关联。因而正义在近现代历史中实际上演变为：1. 政治上的平等（“第三等级”与贵族、僧侣，被统治者与统治者）；2. 法律上的平等（审判的正义）；以及3. 经济上的平等（分配正义、矫正正义等）。正义在现代人那里，更多地是一种“公平”（fairness）。然而，从这样的现代观点来看《理想国》的主题，就会让我们茫然不知所措。因为《理想国》没有谈论以上任何一种正义观点。
柏拉图的阐释者们会告诉读者，《理想国》所谈论的正义是“灵魂内部的东西”，它“决定灵魂的结构”（弗里德兰德《<王制>章句》，载《<王制>要义》2006，75）对柏拉图来说，正义是灵魂的恰如其分的秩序，又因为灵魂的结构对应于城邦的结构，所以，“理想的”灵魂（哲人）是“理想的”城邦的开端（arche），同时就（应该）是“理想的”城邦的“统治者”（archon）。这一涉及“灵魂内部”的东西，实际上就是“道德”或“道德性”。它既可以关联到亚里士多德展开讨论的美德（arete, Tugend），也可以关联到近代道德哲学家们讨论的道德（moral）。但是，道德是一个拉丁语起源的词语。这意味着，柏拉图不可能采用“道德”一词来谈论他想要谈论的东西。反过来我们需要看到的是，柏拉图的基本词——正义——中包含着柏拉图对“道德”的思考。
古希腊语的正义（dikaiosyne）起源于一个与法律更紧密的词语：dike. 在古希腊神话中，dike是个女神，其父亲是宙斯，母亲是忒弥斯（Themis）。忒弥斯就是一手拿剑、一手拿天平的法律或正义女神。所以我们可以说，正义（dike）乃是法律之女，它主管着法律的审判和惩罚。dikaiosyne是dike的派生词，表达更抽象化的含义。（参见Frisk 1960, dike词条）在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们那里，正义与真实紧密相关。巴门尼德关于真理的序言诗中，dike作为一个女神掌握着真理的大门。阿那克西曼德流传下来一句关于dike的著名箴言。在翻译这句箴言时，尼采将dike翻译为补偿（Buße），第尔斯翻译为惩罚（Strafe），而海德格尔翻译为正当（Recht），(见海德格尔GA 5, 321, 322, 329)并且，对这个“正当”（Recht或Fug），海德格尔有一个存在论的解读，那就是“接缝”（Fuge）。 对海德格尔来说，dike（正义）乃是“正当化的、接缝着的正当”（der fugend-fügende Fug），而a-dike（不正义）就是无接缝（Un-Fuge），就是“不正当”（Un-Fug）。（GA 5, 357。这里涉及中文翻译造成的一个理解问题。孙周兴先生将Fuge译成“裂隙”，把Fug译成“嵌合”，也即把两者视为反义词，以对应于海德格尔所谈论的存在者的在场和不在场。然而，这个翻译在如下原文中就会变得语义矛盾而不可理解。海德格尔说：“adikia, der Un-Fuge, ist der Un-Fug. ”孙周兴译为：“adikia即非裂隙就是非嵌合。” 这个翻译暴露了将Fuge译为裂隙，Fug译为嵌合会产生的语义错乱。按汉语词汇上来理解，裂隙的否定式“非裂隙”，就应该是嵌合，但是，非裂隙又怎么就是“非嵌合”呢？孙周兴先生可能在翻译的时候忘记了或故意忽略了，Fug本身就是一个普通的德语词，在德语中与Recht同义，短语“mit Fug und Recht”意为“正当地，有充分理由地”。海德格尔通过Fuge（接缝）解释了Fug（正当），由此揭示了古希腊人对于正当的形而上学源初领会。海德格尔认为，那在场之物的向来逗留（Je-Weilige）在逗留的时刻（im Weilen）会让自己陷入一种持存性（Beständigkeit）。而这种持存性，就是一种“无接缝”，因为它失去了“接缝”的时机化运作，所以乃是“不正当”。在德语中，Fuge, Fügen和Fügung都表示接合、焊接、接缝，在接缝中暗示了有“间隙”，也正是这种对间隙的暗示——接缝是对缝隙的接合——可以对应于海德格尔关于在场和不在场状态之间的存在之运动的揭示。但接缝本身并不等于裂隙，所以Fuge以及Fügen不应该理解为裂隙，而只理解为“接缝”。这种接缝中包含着在场和不在场的运动，这正是海德格尔借Ereignis（作为“大道之行”或“自适应的发生”）欲阐明的东西。“接缝”是一种“fit in”（嵌合于、适合于），因而，存在者之到场也就是一种“接缝”（Fügung），这个Fügung在德语里同时也有“命运”、“安排”等义。参见GA 5, 355以下）
柏拉图的“正义”（dikaiosyne）处在前苏格拉底的“正义”（dike）和今天我们常用的“正义”（Gerechtigkeit, justice）以及“道德性”（morality）之间。柏拉图的正义乃是对这个（法律的、秩序意义上的）dike的道德化。这一思想线索在海德格尔的如下论述中非常清晰：
海德格尔想要我们看到的是，在柏拉图《理想国》所隐含的正义的道德化理解之前，还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正义之理解。我们且把这种海德格尔式的存在论的正义理解放在一边，仅仅从词源来说，dike具有一种根源于法律和秩序的含义，它涉及惩罚和补偿，这一点在阿那克西曼德的箴言中清晰可见。因而，一个更全面的理解或许是，正义有着存在论的渊源，但正义同时也有着法律的和道德的渊源，正义恰恰就是法律和道德相交的切点（法律之界限与道德的界限并不重合，从某种角度说，法律比道德范围小；从另一种角度说，法律也可以比道德范围大；但法律和道德的范围可以找到一个相切点，这个相切点就是正义）。正义兼具着法律上的合法性和道德上的道德性。而柏拉图那里的正义又不完全是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和道德性，而这正是在我们尝试理解《理想国》之前所需要的预备性知识。
从汉语视角来说，如果我们要精准地把握正义作为西方“四主德”的地位，就要试图弄清它与传统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五德之间的关系。就正义实际上是法律和道德的相切点来说，它代表了“仁”、“义”和“礼”。若由此观之，那么，西方“四主德”中的“勇敢”和“节制”在东方“五常德”中却是缺失的。这一点不禁让人玩味。因为孔子实际上谈论过“智仁勇”：“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中庸》更是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而节制思想之于《中庸》来说，更应属于题中应有之义，《中庸》包含了孔子“叩其两端而竭焉”的中道智慧。换句话说，在原始儒家文献中，勇敢和节制是非常明显和重要的君子德性。而“仁义礼智信”出自西汉董仲舒的增删和总结。对德性的增删选择恰恰可以反映出“周秦之变”以来的“宪制”差异：对于护卫者的“勇敢”要求和对于一般民众或“工匠”的节制要求，在帝制国家中已经变得无的放矢。儒家思想从此主要服务于吏治政治中的“文官”属性。
2. 道德性的词源学
道德起源于拉丁语的mos或mores. mores原指习俗。由之而来的拉丁语名称philosophia moralis(道德哲学)可以看成是对古希腊语ethike（伦理学）的翻译。西塞罗说：“因为它[按：moralis，道德]关联于习俗（mores），希腊人称后者为ethe，我们倾向于把哲学的这个部分标记为关于道德的东西（de moribus）；把它称作道德之物（moralem），这对那些想要丰富拉丁语言的人来说是非常合适的。”(Cicero, De fato, 1)
在上述转述中，我们其实又遭遇了汉语翻译拉丁语时不得不采取的翻译策略问题。实际上西塞罗说的是，mores（习俗）对应于希腊语的ethe（伦理），在希腊人那里这些都是“伦理学”，但我们要丰富自己的语言的话，可以叫做“习俗学”。在这里，习俗和道德都指拉丁语的mores.
而在德语中，习俗是Sitte，所以他们的道德性一开始就是Sittlichkeit。称一个人是“道德的”，就是sittlich。随着英语文献的引入，Moral和moralisch才开始被使用。但值得强调的是，moralisch和sittlich的词源是相同的，都来自于拉丁语的mores。所以，德国哲学中很长一段时间，sittlichkeit和Moralität是同义的，尤其在康德那里。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的德文标题是：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这里的Sitte翻译成“道德”是相当准确的，如果翻译为“伦理”，反倒是错误的。这就必须要提到黑格尔对于伦理性和道德性的区分。
黑格尔认为：道德性不同于伦理性。作出这一论断的理由是，黑格尔认为，康德哲学中的道德性是对立于美德（Tugend）的。“因而一个伦理上富有德性的人也并非已经就是道德的。”（Hegel, Ästhetik. Sämtl. Werke 12, 85ff.）一个在康德意义上拥有道德性的人，乃是从动机上出于义务而行动的自为存在。只有这种行为的动因，才称得上是“道德之物”。所以黑格尔称道德性为“现代的”。与之相反，伦理性在于，符合于土地和人民及其时代的习俗而生活。哲学的首要任务，对于黑格尔来说，就是将重大的生活秩序（婚姻和家庭、阶层、社会机构、国家和宪法）的合理性、合法性和伦理性表达出来。
3. 合法性的词源学
简单来说，合法性（Legalität）就是合乎法则性（Gesetzmäßigkeit）。康德认为道德行动是自由意愿能够合乎法则地行事，也即遵守绝对命令。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区分，那就是“合乎义务”和“出于义务”的区分，这就有了“合法性”和“道德性”之间的严格区分：“我们把行动与法则之间单纯的符合与不符合，即不考虑其行动的动机的前提下，称为合法性（Legalität, Gesetzmäßigkeit）；但在那种从法则出发的义务观念同时就是行为的动机的情况下的符合与不符合，就称为道德性（Moralität, Sittlichkeit）。”（Kant, Die Metaphysik der Sitten. Vorrede III, 23）
但康德这种诉诸动机的道德性概念已经被黑格尔的伦理性概念所扬弃。而费希特通过对法律的强制特征的强调，揭示了道德和法律的区别。对费希特来说，人们可以强制性地对他人提出合法性上的要求，但不可以强制性地对他人提出道德性上的要求。法律只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追问行为者的动机，比如蓄意谋杀和过失杀人。因为动机是不可强制的。费希特的这个思想催生了实证主义法学，同时这也是19世纪贯彻自由宪政观点的法治国家的基本原理。我们今天的“法理学”一开始就要求区分法律和道德，便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洞见。但是，由于合法性要求仅仅是对于行动的形式上合法的要求，很快就产生了贬义的一面。仅仅形式上的合法会造成“合法的不正义”或者类似希特勒的“合法革命”。
于是，人们便拾起了正当性（Legitimität）概念以纠正合法性之偏。德语的Legitimität来自于法语词légitime和légitimité。17世纪的时候，德语就用正当性来表述公民权利概念。后来，正当性原则被进一步加强，它实际上用来表述权威的合法性来源。韦伯意义上的正当性原则有三个典型表现形式：魅力型、传统型和理性型。对欧洲封建时期的君主制来说，王权神授、世袭罔替是其正当性原则，而对近代以来的民主制国家来说，人民主权是其正当性原则。施米特曾经把他的《合法性与正当性》（1932）视为挽救魏玛宪法的最后机会的绝望尝试。在他看来：“一个政党进入合法性之门，然后在自己身后将这门关上；这是一场合法革命的典型个案。”（施米特，《合法性与正当性》中译本2015年，第184页）正当性的讨论在今天的政治正义主题中从未断绝，合法性来源问题是政体建制乃至政体变革的首要问题。有时候，正当性原则也是“恶法非法”的另一种表述，它具有强烈的道德意味。
4. 结语
由道德性和合法性的近代源流，我们可以返观到柏拉图正义思想所涉及的宽度和深度。在这里，我仍然毫无怀疑地认为，柏拉图的正义就是道德性和合法性在城邦的理想宪制中的交汇点。正义就是一个字面意义中的“理想国”的道德性和正当性。
2024.0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