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晚期贵州的农村经济状况
文摘
2024-09-15 00:01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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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同以后社会基本安定，清廷在农村又采取了招抚流亡、鼓励垦荒等政策措施，经各族群众的辛勤劳动，使得被战争破坏的贵州农业生产，从光绪中叶以后开始出现复苏的景象。据官方统计，贵州省丁口数在道光二十至三十年（1840-1850年）年平均数为542.2万，到同治四年时减至317.8万人。但从同治十二年（1873年）起，全省丁口数开始有明显的增加，是年为395.7万人，光绪元年（1875）为448.4万人。光绪十六年（1890）时达到482.1万人，已接近清代前期贵州丁口数的平均水平。光宣时期朝廷对贵州人口的统计中，咸丰以后到光绪五年以前，户部清册人口数都是部分府州县的。如光绪五年贵州户口清册所载460万人，就没有包括都匀一府和八寨等十三个州县的人口。又据户部册报，光绪六年贵州全省人口数为473.9万人，光绪十五年为481.6万人，光绪二十四年为485.9万人。这一组数字虽为全省的造报人口，但从光绪六年到光绪二十四年近二十年间，贵州人口只增加了十二万人，平均每年增加六千人。全省如按七十四府厅州县计，则每个府厅州县平均每年只增加八十一人，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清廷公布的人口数只能作为人口增加趋势的参考。光绪中期，孙中山曾派人到全国各地对全国人口数作过一次调查，其中关于贵州全省人口调查的结果是766.9万人。光绪末年，即孙中山调查后的十五年，清廷推行新政，实行预备立宪。鉴于各国立宪政治无不以户籍人口为根本，在光绪三十四年和宣统二年，民政部举办了中国历史上首次人口普查，清廷公布的贵州人口普查数为：正户1634782户，附户136751户，其中男子4636965人，女子3866998人，男女合计8503963人，壮丁1987836人。光绪末年民政部对贵州人口普查所得人口数基本接近实际。贵州已拥有八百多万人口，近二百万青壮劳动力（宣统元年，贵州为筹建谘议局，也进行了一次人口调查，其总数为9665227人）。咸同战后人口大幅度增加的主要原因，首先是这一时期贵州处于相对和平时期，没有发生全省性的战争，广大各族人民有了较为安定的生活环境，能够进行正常生产，人口得到较快的繁衍。其次是咸同战后清廷因贵州人口大量减少，取消了对外来移民的限制。贵州从嘉道以来为避免“土民”与“客民”纠纷，对移入贵州的“客民”一直采取限制政策。道光中叶，四川、两湖人民因灾荒连年大量涌进贵州，当时清廷仍然发布上谕，令地方官严加禁阻，但是一纸禁令无法阻止邻省民众流入贵州。嘉道以降，前来贵州谋生的人与日俱增，一些地方官为逃避责任，对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苗寨落户的汉民或隐瞒不报，或少报。到同治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同治十年，四川人民因水旱成灾，一次涌入贵州的灾民达十万之众，“男女杂邃，接踵摩肩”。当时地方官正苦于贵州人少地多，对这些流民及时作了安置，清廷只好批准。不仅如此，一些州县的地方官出于生产的需要，还主动到外省招徕客民，实际上是解除了客民不准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禁令。以后在省中大吏的不断要求下，到宣统初，清廷决定正式取消禁令，规定“客民附居苗寨，如果相安，亦可渐次开化，于教育普及等事，较易为力，似不必严为限制。……嗣后无论汉苗土客，由各属按季清查，切实详报，归入户口表册，一并咨部”。清廷取消对外来移民的限制既使原来的“黑户”得以列入全省户口册中，也促进了外省移民进入贵州。以首府贵阳所属地方为例，光绪十八年秋间（1892年）附居苗寨“客民”51665户，加上分出另居的11313户，实有62978户。以每户五人计，“客民”总数多达32万人，自然增殖数为5.5万人；兴义府有佃户“客民”4134户（约2.2万人），自然增殖数为1389户（约7千人）。除了移居省内的外省人外，未被编查的其他少数民族人口，由于社会的安定，也有了较多的增加。随着人口的增加，全省耕地面积也大幅度扩大。由于咸同农民起义冲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致使地主与农民的剥削关系一度松弛。清廷中不少明智之士，看到了农民之所以掀起激烈的反抗斗争，主要原因在于遭受的经济剥削太重，因而在招抚流亡、鼓励垦荒时给予三年免征等优惠。战争结束后，全省各族农民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以他们的勤苦的劳动，不断垦殖，使贵州大量荒芜的耕地渐次恢复。据有关典籍记载，咸丰元年（1851），贵州全省在册耕地（即正式列为交纳地赋丁粮的田土）面积为26854顷。咸同战争爆发后，在官军的疯狂屠杀下，大量人口死亡，有的则弃家避祸于外省，因而省内有成千上万亩田土抛荒，耕地面积锐减。战争结束后，经广大各族劳动群众的辛勤垦殖，全省耕地面积已经超过战前。以平越直隶州的瓮安县为例，该县战前应纳田赋额田实有56665亩，土5029亩。到光绪三年，全县额田增为59318亩，土5074亩。额田增加了2653亩，土增加了45亩。上列增加的田亩仅是指升科纳赋的，不包括新垦免赋的。咸同战后，全省实际有多少耕地？据近代学者研究推算，贵州省的耕地面积是：同治十二年（1873年）为17692千市亩，光绪十九年（1893年）达到20346千市亩。耕地总数既包括在册纳赋的田土，也包括没有升科纳赋的田土，全省人口如按850万人计算，平均每人已拥有二亩多地。咸同战后，贵州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既是贵州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条件，同时也是长期处于低水平的贵州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咸同战后，由于人口增长以及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大，粮食作物的产量也有缓慢的增加，但由于缺乏调查统计资料，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仅能从其它资料进行推测。例如，同治四年（1865年），在贵州采买一石谷，需银一两三钱；同年六月，贵阳大旱，斗米值二千钱（每石值银20两）。而到光绪五年时，开州地方秋粮市价每石值银1两（据载，乾嘉时贵州银1两值钱600-1000文，光绪中银1两值钱1000-3000文）。光绪二十一年（1895），贵州大旱，“雨泽稀少，田禾杂粮日渐就萎，……米价日昂，市石需银五两上下”。相比之下，光绪年间的常年和灾年米价均比同治年间低，这说明当时粮食产量有所增加。又据光绪十年（1884）六月贵州巡抚李用清奏陈遵谕禁种YP的报告中也提到，当时贵州“遵义、大定一带又以米多入川”，“下游黎平、都匀一带……粮价常平”，这说明当时贵州全省基本达到了粮食自给的程度，并有部分地区粮食生产自给之外，已略有剩余。在作物的种植方面，除原有的稻麦外，显著的发展是玉米和甘薯这两种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早在明末清初之时，原产于美洲的玉蜀黍就从云南传入贵州。到了同治光绪年间，玉米这种“旱地之王”，以其宜旱作，耐粗放，产量比苦荞、高粱、小米、燕麦为高的生长特性，在山地多平地少的贵州迅速传播开来，成为贵州地方特别是山区居民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当时遵义地区“山土种遍包谷，穷者终身（生）粮”。玉米种植也扩大到省内其它地区。如在清镇地区，耕地面积中的80-90%为土，“土以玉菽（即玉米）为大宗”。由于玉米成为主粮，当地“老是乡者，每有年近古稀，未得尝一脱粟饭”。据载，当时玉米产量每亩约为二百余斤，多的可到三百多斤。二十世纪初，全省约有10%的耕地种植玉米，其范围遍及全省所有的府厅州县。原产于中美州的甘薯，清初传入贵州，同光年间以其高产（亩产约四五百斤至八九百斤），能解决战乱之后民间缺粮之苦而迅速传播开来。对此，时人诗文多有记载。如莫友芝《甘薯》一诗中曾记述到：“慨古大兵凶岁俱，播溱乱定愁饥呼，居然谷贱靡告痡，微薯之力能尔欤？”萧光远的《甘薯》所记更详细：“此物称广植，不过十载前”，“家食计八口，薯粮支半年。薯粉白似雪，薯酒甘如泉。遂令米价减，视昔数倍悬。岂云薯蓄广，频岁还戈铤……繄孰司农政，种薯令早宣”，这首诗说明遵义地方普遍种甘薯时间不早。由于种植甘薯不仅可充作粮食，还可加工成粉、酒，它在贵州农民的心目中越来越重要。为了提高农田的产量，无论是在遵义、贵阳、安顺等较发达的地方，还是在比较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各族农民对被战争毁坏的田土和水利设施都进行了一些修复和建设。他们于平地挖沟开渠以利灌溉；或“以涧流作堰蓄水”，而在“众流所归处，随地宽广开挖为塘”，“濒河之区”则编竹为轮作水车。他们还恢复和扩大了“车田”“堰田”“塘田”“井田”“梯子田”“腰带田”等较稳产、高产的田地。在施肥、育种、播种、田间管理等生产技术方面，这一时期也有一定的进步。在水利较好的地区，水稻亩产高达四五百斤。咸同战后，除粮食作物恢复和发展外，农业生产中商品性的经济作物及农副产品的产量也有较大的增长，如棉花、蓝靛、烟草、桐油、茶叶等均有增长。▲棉花。清初贵州主要产棉区有镇远府黄平州、平越直隶州瓮安县、大定府平远州、思州府玉屏县、安顺府镇宁州、永宁州及清镇县、归化厅，以后在乌江、锦江、清水江、都柳江以至盘江、赤水河流域，都逐渐种植了棉花。据载，都匀府“棉花出八寨，高坡间遍植”。兴义府“府亲辖之南境及兴义县、贞丰州、册亨之南，沿红水河之地皆种棉花，会市于新城（所）县丞城”。又，安顺府安平县原不产棉，道光时在官府提倡下也开始种植棉花。据（咸丰）《安顺府志·物产志》记载，棉花已成为安平县和归化厅之“专产”。道光以来，贵阳、安顺、都匀等地还从湖北、河南引进良种，棉花产量因此而增加。但到光绪后期，由于不少织户多购洋纱织布，且本地所产棉花质量又不及外来棉花，省内棉花种植便日趋衰落。▲蓝靛。蓝靛是染料作物。贵州出产蓝靛（或称蓝，或称靛）的州县计有：贵阳府属定番州（今惠水县）、修文县、遵义府属遵义县、都匀府属独山州、镇远府属黄平州、兴义府属普安县、大定府属黔西州、平越府属瓮安县等。由于蓝靛的收益超过粮食，咸同以后在省内一些地方，农家种植蓝靛已成为商品性蓝靛。例如，在独山，“一亩之田，稻与靛各分莳半亩，收成估价，靛加二倍”。在瓮安，“业此致富者，比比皆是”，“年可易银十余万两”。到光绪末年，因洋靛进口，土靛销路不甚畅旺，主要供省内及邻省农村漂染之用。▲烟草。自从明代中叶烟草传入中国以来，随着吸烟者日众，种烟便成为有利可图之业，而烟草遂成为重要商品性作物之一。各地农民竞相种烟，开始进行商业性农业经营活动。据《黔南识略》载，乾嘉时贵州产烟地区只有一两个州县，而道光以后全省产烟府县已有7个。遵义府“各邑皆种之，……不足本境吸食，尚须由外境运来”。独山州“种者获利，屡驾种菽麦上。县产者以维塘称最，巴台村次之”。由于出卖烟叶所得收益，往往超过种植粮食作物所得，因此贵州出现了不断扩大烟草种植面积的趋势。到光绪中后期，贵州年产烟叶3822680斤，占全国第十七位。▲茶叶。贵州地区种茶历史悠久，明清以降种植更广，全省各府都有出产，并成为贵州的土贡之一。到清末时，种植茶叶又有发展，以遵义府为例，“各属皆有，遵义金鼎山产云雾茶，仁怀、习水两岸高山多畜茶树，……年约出十万余斤，行销渝泸间”。据《莼斋偶笔》记载，贵定阳宝山云雾茶“为贵州茶品之冠，岁以充贡，然岁出常不足额。清平之香炉山、遵义之金鼎山亦产茶，几与阳宝山产相埒。……所产无多，颇不易得。桐梓之祖师箐产者亦然；其通行者则为湄潭毛尖茶”。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产量的不断增加，光绪年间全省产茶约占全国第八位，茶叶开始成为贵州的重要出口物资之一。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出现了“以茶为主业”者，如独山州九名九姓长官司，而永宁州的募役司及水西等地的“白倮罗”（即彝族）中，有些人也“以贩茶为生”。省内所产的都匀毛尖、贵定云雾茶、务川高树茶、仁怀大茶以及湄潭、龙泉一带的大叶茶、团叶茶、柳叶茶、鸡咀茶、兔耳茶等地方特产茶叶逐渐进入市场并闻名于世。▲油桐。道光咸丰间，随着国内市场对桐油需求量的增加，黔东南地区的油桐树的栽培和桐油的生产，都有较大的发展。遵义“各属皆有，惟正安最盛，其子榨油为出产大宗”。光绪元年（1875年），“桐油始输入欧州”，“自是以后桐油始见大闻，销路亦广，产额遂渐增”。光绪后期，贵州种植油桐的地方有40余县，其中清水江下游各县栽植最多，舞水、麻阳江流域的种植也在不断扩大。在榕江流域，油桐种植也得到了推广；乌江流域上游以大定境内种植最多，黔西次之；盘江和赤水河流域亦有不少种植桐油之乡。各地大量扩种油桐树，从而使贵州跃入全国桐油产量最多的省份之一。▲蚕桑。咸同战争期间，贵州农村养蚕遭到破坏，战后，为家蚕供应饲料的桑树因官府提倡、种植而逐渐恢复。光绪十五年（1889年），贵州巡抚潘霨派人从“江、浙运来大批桑苗”分发各地种植，仅安顺一府便分得数万株。安顺知府文海委派乡绅主管种植事宜，又设课桑局于崇真寺，还在“西门箭道常平仓废址、崇真寺、吉祥寺、东岳庙等地设官桑园，广植桑株，令人民采桑饲蚕”；到光绪末年时，“树高至二、三丈，径几盈尺”；后任知府瞿鸿锡又在“南水关公地及东北角城垣、右营废署等处增设桑园数处，虽栽种之法未能尽善，然成活甚爽”。光绪中叶，遵义知府余上华因遵义土桑“不良”，不利于恢复养蚕业，亦“遣人走西蜀购运湖桑，遍布区里，民始畏领之，……继栽者遍其田塍”，不久便呈“大叶油油翻青”的喜人景象。他还将数千株湖桑分发给各县。桐梓县前后两任县令白之珪、王孔铸，也先后发放桑苗给老百姓栽种，遵办者“不乏人”。此外，能放养蜡虫而出产白蜡的蜡树，在遵义、思州、思南、镇远、石阡、铜仁、大定、贵阳、安顺等府均有种植，几散布全省，其产品蜡虫往往销往省外。▲漆树。贵州农村将野生漆树逐渐实行人工培植，也缘于市场需求所致。贵州漆树有大木漆、小木漆两类。前者自生，随长随割无已时，其汁质厚而有光泽。后者系利用其分根法进行人工种植者，割五六年后即自枯，漆质亦稍下，但栽培后七年即可开始采集漆液，收利甚速，且山野闲地并可栽种。省内产漆之区，舞水及麻阳江流域多栽于村寨附近或丘陵间，疏落成林；盘江流域及赤水河流域亦多栽漆；乌江流域栽漆较多，上游特广。桐梓县小木漆又名黄漆，“种来两广，早割早枯”，每年贩蜀漆液“不止千担，值金三、四万”。大定府知府石廷栋等在光绪年间“劝民种漆”，使西部威宁、大定、毕节、黔西、水城及平远等县漆产量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也是大定漆器在清道光至民国初年生产最盛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一种构树，因其花可食，皮供造纸，三年一获，较之种田增数倍之利，故贵州农家多培植此树。这一时期，商品性林业也有进一步发展。往昔“向极盛密”的森林不断被砍伐，投入省内外市场。贵州外销木材主要以杉、柏、梓、楠为主。主要产销、外运木材的地方，以清水江流域最重要，次为榕江流域，再次为赤水河流域和乌江流域。在黔东南还形成锦屏、黎平、剑河、天柱四个产木名县。贵州的桐油、菜油，遵义的紬、木材，是运出省外的四大宗农村产品，咸丰前就十分发达，当时湖南洪江是这些产品的主要集散地之一。黔人“在洪贸易者四十余户，黎平、铜仁两府最多，以桐油、菜油、遵义紬为大宗，近十年（即道光二十年后）以木为大宗。年来（即咸丰二年以来），因长江不靖，滞阻不行”。战争结束后，桐油木材生意才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农民经过不断地探索，还创造了培植人工林的方法，培育出大量的杉木、油桐商品林，并出现了林业专业户，有的还雇工植林。到十九世纪末，在清水江流域林木总值有百余万两之多，同光年间商品性林业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承前继后的作用。过去不发达的贵州农村副业，清末不仅在门类和数量上有一定的发展，而且与市场的联系更加密切。咸同以后除了传统副业有发展外，省内又出现一些新的项目。如开州之斗笠，是在清末兴起的一项家庭副业。该州斗笠编制主要集中在马场，“几于无家不产，并多出自妇女手工”，“当时每笠一顶，仅值市银七分，然即各地商贩来该处采买者，每月成交银数恒在一千两左右，即须买一万五千顶之多”，产量是十分可观的。遵义农民将竹撕成细丝，编织成细竹丝笠，“贩售云南，为大宗货品，每年可获万余金”。又如，贵州盛产五倍子，过去只用作“送鬼”的工具和当药用，“及至海禁大开，日本商人及德国商人在我国大量收购五倍子”，甚至“设庄收买，价值颇高”。贵州农民不仅采集五倍子，甚至“举行人工造林，以繁殖五倍子”，并形成乌江中下游、舞水、麻阳江流域、黔西北各县等主要产区。主要集运地东部集中于镇远、铜仁，再运往湖南常德，乌江中下流由沿河县运出四川涪陵，西部各县而运往云南集中于宜良。以后，五倍子更成为贵州主要外销林产品之一。又如，贵州盛产中药材并多供应省外。贵定所产天麻，质白而肥嫩，制成后“运至湘之常德，蜀之重庆贩卖”，“均能获利”，以至于“年年取之，亦渐减少”。石阡所产茱萸、五倍子“运销湖南”，冻绿皮则运销湖北、江西，金银花、桔梗、厚朴、龙胆草等销往四川。其他如罗甸之冰片，余庆、兴义之桔梗，大定之泡参，毕节之柴胡，瓮安之川芎，平坝之山甲，威宁、岑巩之半夏，铜仁之硃砂等百余种中药，在药材市场上都颇有销路。造纸是遵义地区农家的另一项重要家庭副业。他们生产的皮纸、竹纸、草纸等，或在当地销售，或贩入蜀中。同、光年间，遵义农民因市场的需要，又开发出一些新的产品。即以竹制品为例，他们用本地产长竹为料，制成“茶山筷”，也“行销颇广”。遵义南乡龙场坪农民则“用水竹刳蔑编织为席，滑腻耐久”，先在本地销售，“暑热之时，贫富之家莫不购以垫床”，以后“更有贩出境者”；还有人用“慈竹截节蒸捣成麻”，编制为“竹麻履”，“旁衬棉线为耳，每双价值较草履增5倍以上”，亦为商贩“捆载成挑”运销“他州县”。又如，道光年间桐梓地方有人“以香桂、黄楝、梓、楠木痈肿拳曲者”制成工艺性家具、摆设，此为“瘿木器”，据郑珍记“止一家”，此后“习者亦渐多矣”。再如，贵州出产驰名全国的银耳，到清末也能生产培植，只是有关技术尚未解决，质量欠佳，以后由于“其利百十倍山蚕”，遂引进技术，普遍种植，并由遵义“蔓延至石阡、龙泉、湄潭、瓮安、余庆、务川等处”。省内其他地区的农副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形成了本地特色的土特产品。如安平（今平坝）的草纸、蒲席，清镇等州县的茶籽，郎岱厅的香蕈、草纸、雄黄，归化厅（今紫云县）的棉纸、构皮、通草，镇宁州的木耳、桐子、竹，兴义的楮皮纸、桐油、茶油、麻油、水油、菜油、花生油等。在畜牧业方面，长期以来，贵州各地饲养家畜、家禽主要是供耕作或运输之用，或为了获取农肥，或供自家食用。虽有部分出售，但其数量不多，影响也有限。咸同战争中，大量耕牛及马匹被官军宰杀、抢掠，战后随着生产的恢复，贵州农村饲养家畜也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在一些地方还开始出现专营的畜牧业，许多地方的场市集中，多有牛市、马市等，各市还设有牙行经纪等。据载，同治年间，贵州的牛已销至湖南、湖北等地。此后，西部各县之牛多销往云南，北部则销于四川，南部销于广西。贵州东北各县所产之马，往往销往湘西，而西北各县所产之马则销往云南。贵州农家多养有猪，除积肥、自家食用外，往往有一部分投入市场，以换取家庭所需日用品。清末，因城市的发展、乡镇手工业的发展和日益专业化，农家养猪越来越面向市场。如云南宣威生产火腿的原料猪，有一部分来自贵州，即有名的可乐猪。又如，省内著名的荔波小猪，除供给邻近各县外，还有相当数量销往广西。畜副产品的商品化更明显。以猪鬃为例，过去仅供农民肥田之用，“自光绪初年外人在香港、汉口等地大量收买以来，安顺商人纷纷运往上列二市售卖”，而遵义商人则将猪鬃贩往重庆以“多获三倍之偿”，从此猪鬃也成为出口大宗。此外，因市场需要，贵州的牛皮、羊皮也成为外销“山货之大宗”。当时，遵义等地商人多贩运牛皮，并“间有杂贩羊皮”往销于重庆。由于“畜皮难得而价甚昂”，遵义乡间“盗牛之案层见迭出，甚有活剥其皮而去者”。这些面向市场的农副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自产自用的自然经济模式有所改变。在贵州，家庭手工纺织业的商品化发展突出表现于柞蚕丝绸业上。自乾隆七年（1742年）遵义知府陈玉壂将山东槲蚕引到遵义获得成功后，到清末时，因是郡善养蚕，使丝织业得到较快的发展。从城镇到乡村，“纺织之声相闻，槲林之阴迷道路，邻叟村媪相遇，惟絮话春丝几何、秋丝几何、子弟养织之善否”。同治十年，据西人的调查，“遵义府从事制造野蚕的人很多”，故“野蚕丝为遵义府唯一有价值的出产”。继遵义之后，正安县的丝织业兴起，当地农户纷纷种桑养蚕。到清末，正安州是遵义府桑蚕丝主要的产地。当时，“每岁春季，红男绿女携筐篚而采桑者，触目皆是”。随着养蚕缫丝的技艺的不断改进和提高，“其茧色美质精，不下中州之产”，其丝、绸产品亦“渐成花样”。丝织业还由遵义地区向其他地区扩展。道光年间，安顺府安平（平坝）县知县刘祖宪“谕购橡子劝民种”，以后又从遵义招来茧匠、织师，在城乡开机房，作《橡茧图说》“分散民间”以教民织，于是安顺地区城乡“业者愈多”。光绪中叶，贵州从事丝织业的约有一百家，主要集中在遵义县和正安州。在此期间，在黔南、黔东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手工织锦技术也取得明显的进步，如“苗锦”“侗锦”已相当有名。产于黎平曹滴洞的“侗锦”，“以五色绒为之，亦有花木禽兽多样，精者甲他郡，涑之水不败，渍之油不污”；苗锦“大似苎布，巾悦尤佳，其妇女衣缘领袖皆缀杂组、藻彩云霞，谓之花练，土俗珍之”。但比较而言，少数民族地区的纺织手工业商品性生产的发展不及遵义、正安的丝织业。在棉纺织业方面，农村家庭棉纺织业技术有所改进，产品中的商品量逐渐增加，这在贵州各地均有表现。如古州厅（榕江）车江一带，将原有的手摇纺纱车改为足踏，其效率提高1倍以上，当地棉布产量、销量因此而不断增加。又如普安厅、新城一带，“外来男妇无土可耕，尽力织纺，布易销售，获利既多，本处居民共相效法”。在兴义县，“其始不过就地所产之花，家事纺绩。嗣以道通滇省，由罗平达蒙自仅七八站，路既通商，滇民之以花易布者，源源而来，今则机杼遍野”，再加上“粤商又多以粤棉来市，故织纴颇多。……贫家妇多负儿于背，而勤女工”。道光年间，新城的家庭棉纺织业极盛，时人有竹枝词这样描述：“家家儿女纺棉纱，民聚川湖俗尚华。竟日机房歌声满，疏灯茶馆话生涯”。在安顺，道咸以还，当地中等人家各置手纺一架，老弱妇女咸以纺纱为业。家庭手工纺织业的发展，更表现于当时省内少数地区的纺织业，已开始突破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家庭手工业的模式，在规模、雇工、分工和产品经销等方面均有所变化。以兴义机户为例，最初多系一户一机，操作者又多系妇女。到咸丰初年后，他们之中开始出现一户二机、一户三机者。个别机户还招收学徒和雇佣长、短工实行作坊生产。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时，织工多达四五千人。虽然仍以一户一机者居多，但一户二三机者亦有所增加，且出现一户七八机者，其所使用的雇工也在增多。当时规定，雇工工资以场匹计，一场须织五匹或六匹，每匹平时工价约为银5分；冬季旺季时为7-8分。春天淡季时，雇主便“仅留下女工，男工则另求别业”。在新城，到清末时，仅县城就有织机3000架、织工5-6千人；所属巴林有百架织机，织工200-300人；杨泗屯及其附近地方有五六百架织机，织工约千人；织户拥有织机最多者有五六架，雇工5-6人。有的地区棉纺织业的生产环节也逐渐专业化。其时，贵州有些地方纺织业生产的工序一般分为“倒纱、浆纱、牵纱、织布”等多道，由此而逐渐形成了弹匠（弹花）、纺家（纺纱）、织家（织布）、染房（染印）等专业化的分工，他们之间“互资成业”。在一些地方，植棉、纺纱、织布还分别成为商品生产的部门，如遵义地区所需棉花，多由居间的商人由湖南常德运入，“织家买之以易纺线，纺家持线与之易，一两花纺成可多得二钱，贵时可三钱，故纺、织互资成业”。棉纺织业在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推广，如黔东南、黔南的苗族妇女多自织土布，以供自用。据载，镇远黑苗“女子更劳，日则出作，夜则纺织”。在一些地区，“男子计口而耕，妇人度身而织”，“峒人……女则自织自染”；“施秉县风俗，……若夫施之苗布，仅足自给”。诸如台拱厅（今台江县）苗族妇女所织“斜纹布”、独山苗族的“大布”、六洞（黎平、从江交界处）侗族妇女所织的“蓝布”等，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改进，有的还“出口居多”。分布在贵阳、安顺、兴义和都匀、黎平一带的布依族不仅“善治田”，其“妇女尤善织，名曰‘仲家布’”。在平远，“仲家、蔡家短衣长裙，多自为织造”；黔西仲家、宋家等妇女多“勤于织”，青苗“衣麻衣，皆其自织”，其纺织技术不断提高，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总之，咸同战后全省农村经济是处在逐渐恢复和发展之中的，个别地区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也较高，但就贵州全省而言，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形态仍旧保持并无质的变化。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和偏僻不发达地区，社会分工也不发达，商品化程度不高，较多地保持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性质。还有更多的地方则处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中间状态，这种情况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因洋货的输入，才有了较明显的变化。咸同战后，贵州农村经济获得恢复和发展的主要原因是：1.全省各族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使满目疮痍的广大农村重现往日的景象。2.战后获得了三四十年的相对和平环境。其间虽有战事出现，但规模都比较小，波及范围也不大，很少是超过一县的，人民得以进行正常生产。3.各级地方官的倡导。有的在减轻赋税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有的在垦殖和发展农村副业方面作了些有益的提倡，在不同程度上对恢复、发展生产起着推动作用。4.国内经济发展的带动和影响。19世纪70年代以后，正是国内、特别是先进省区经济发展变化较大的时期，贵州在全国大潮流的带动影响下，势必也要随之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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