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贵州工商业发展的社会因素
文摘
2024-09-17 00:00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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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贵州工商业的发展，是在比较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其中除了19世纪末贵州农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外，还有国内省内其他各种社会因素，如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刺激和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省内官府对工商的倡导，交通运输的改善，城镇人口的增加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起着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作用。从鸦片战争起，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为了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不断用战争手段强迫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开放通商口岸，实行低关税制度，开放内河，允许各国在华修筑铁路，兴办工厂，从而为资本主义列强的政治、经济侵略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到20世纪初，中国已被迫开放通商口岸82个，其中在邻近贵州的湘、鄂、川、滇、桂五省就有汉口、重庆、长沙、昆明、南宁、沙市、思茅……等十五埠。外国输华货物只要在海关交纳5%的进口税和2.5%的子口税，便可运销到中国任何一地。外国经营的轮船公司的船只可以沿长江达到四川重庆，法国修筑的滇越铁路也通车到昆明，外国经济势力通过这些口岸、航运、铁路等各种渠道逐渐渗入到贵州，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贵州经济的发展。19世纪40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就开始在中国创办新式企业。19世纪60年代，清廷为了求强求富，开始了学习西方的“洋务”活动，一些官僚在外国的支持下，创办了近代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稍后又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企业。据统计，从1872年到1911年，在中国已有商办近代新式厂矿419家，资本总额8855万余元；官办或官督商办厂矿66家，资本总额4377万余元；中外合办厂矿36家，资本总额2732万余元。国内新式工业的创办，需要大量的原料和广阔的商品市场，经济后进的贵州，在外国经济侵略和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潮流中，不可能孤立在这个潮流之外，必然要成为国内大市场的组成部分。当时贵州的矿产品如汞、铅、铜、锑等，农副产品如五倍子、桐油、艾粉、木材、茶叶等，都是国内外市场所急需，而纱、布、棉花和日用百货，随着社会的发展又成为贵州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这些物资的交流不断扩大。到20世纪初，贵州同全国的联系已经变得日益密切，清末贵州工商业就是在这一大经济环境之下发展起来的。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廷为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提出了“振兴工商”的口号，要求各省督抚认真兴办工商实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鼓励发展工商，清廷设立了商部，负责管理兴办路矿工商和金融等事。商部成立后，还制定或修订了一系列发展工商的规定和办法，如《奖励公司章程》《商会简明章程》《重订铁路简明章程》《重订矿务暂行章程》《公司律》等。在这些章程中，明确规定兴办实业不仅合法，还受到官府保护和奖励。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为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又改商部为农工部，另立邮传部。贵州虽然财力不济，但在清廷督饬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成立了工商总局，作为筹画全省创办实业的机构，这些举措推动了贵州工商业的发展。二、交通、金融等事业的兴办为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世纪末20世纪初，贵州交通运输的改善，对工商业的发展也是一个有利的因素。在水路运输方面，光绪五年及十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为运输川盐，对赤水河进行了两次治理，先后疏理险滩七十多处。咸丰六年（1856年）及光绪二十年（1894年），德江县的乌江左新滩和右滩，也进行了治理。在锦江，清末，当地商民船户捐资在下游高榕附近购地，筑设坝闸，蓄水行船。光绪十四年，开办青溪铁厂时，为运输装卸设备及各种物料，当局还在青溪修建长堤，特设了省内第一个专用码头。此外，在南盘江的坡脚，八渡、百层等港口也有进一步的改善，清水江的下司、重安、锦屏等地也发挥了港口的作用。湘黔交界的镇远，在清末已有码头11座，中转土特产及日用百货，年吞吐量达百余吨。在陆路运输方面，突出的是民间运输的兴起，同治五年（1866年）总部设于重庆的麻乡约信桥行在贵阳设立分行，并先后在省内松坎、遵义、普安厅等地设立站点，从事客货运输及信函收送等业务。19世纪末20世纪初，省内还出现了由海关总署管理的近代新式通讯邮电事业。光绪十三年（1887年），贵阳、毕节等地都架设了电线（川滇支线），开通了电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贵阳至兴义也动工架设电报线。不久，又从贵阳展至湖南晃州，再由晃州展至铜仁。到宣统间，全省已有二十余州县架线通报。此外府城各衙门也通了电话。光绪二十三年，贵州正式兴办邮政。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贵阳至长沙、梧州、昆明、重庆业已由新式邮局寄送信件。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贵阳设立邮政副总局，邮路可通到广州、汉口、上海等大商埠。当时，海关的邮政总署将全国划为八大邮界司，贵州属云南邮界司统辖，在贵阳设立副邮界司管理本省邮务。邮传部成立后，邮政由该部接管，贵阳设立邮务管理局，邮递范围逐渐扩大。宣统时，省内有近百个府厅州县乡镇设立等级不同的邮局或代办所，邮路总长度有万余里，从此各地“百货腾跌，万里起居，随时径达”，便利了商业信息的传递。随着省内外市场的不断扩大，适应工商业发展需要的近代金融业在贵州也开始出现，在这以前省内从事借贷汇兑的主要是旧式金融机构，如钱庄票号以及当铺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冬，在国内兴办银行的潮流中，贵州巡抚庞鸿书上奏《开办农工商总局以兴实业折》，提出了“设立官钱局以为工商入手基础”，要求成立新式金融机构。1909年初，清廷批准，是年春在省城贵阳成立官钱局。该局的业务范围包括开办发行通行银票、钱票；兑换银钱、买卖生银、代客熔铸银锭；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各种期票汇票等。从上述业务范围看，贵州官钱局已具有近代金融业的性质。官钱局在遵义、安顺、毕节、铜仁、黎平等府设有分局，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州县，如桐梓、湄潭、古州等地还设立了办事处。1912年，官钱局改组为贵州银行。官钱局的成立为近代贵州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金融条件。20世纪初，省内人口增加，特别是城镇人口的增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成为促进城乡工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光、宣之际是贵州人口增加最快的时期，全省人口已达八九百万人。在遵义县，光绪二十年全县人口为11.7万多人，到宣统二年便增为31万多人，十五年中增加了近两倍。当时贵阳、遵义、安顺等府城是全省人口最为密集的城市。据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一书的估计，光宣之际贵阳府城人口已达10万人，遵义府城人口也有4.5万多人。另据民国《续遵义府志》卷八载：“旧志谓府城内外居民万余户，口几十万”。安顺府城人口虽无具体记载，但据推算亦不下四五万人。大定府城在道光二十七年光是汉族住户就有2485户，男妇大小12600多口。仁怀直隶厅在道光后期，城厢内外首里居民3216户，每户5人计，当有1.6万多人。镇远“当满清末造，出入货以此为集散市场，人口多集中于城市，烟户达七千余家之多”，人口总数亦不下三四万人。此外，数千人至万人的城镇，亦非个别。如铜仁府亲辖地在道光时已有三万户，府城人口按5%计，即有一千五百多户，每户五人，则全城当为七八千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需要是靠市场供给的，而商业又是城市供求最主要的渠道，城市人口增加，必然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清末贵州商业发展的社会因素是十分复杂的。除上述几个方面外，商业活动的发展，又与原有手工业的缓慢变化和近代工矿业的开始出现相生相伴，互为因果。不过，就总体情况而言，由于贵州社会经济基础的薄弱，即便到了20世纪初年，贵州商业的发展在本省历史上虽然是空前的，但就其深度和广度看来，同沿江沿海各省区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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