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后贵州的反抗斗争
文摘
2024-08-23 00:01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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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因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而致使中国社会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在贵州则因残酷的封建政治压迫、民族压迫以及苛重的剥削，农民和地主、官府和民众间的阶级矛盾急剧尖锐。道光以来，不断发生小规模的群众斗争。嘉道以来，贵州的各族农民生活日益贫困化，尽管他们起早贪黑，顶寒冬冒酷暑，“冻零淋被，肤焦而腓糜，喘风而汗雨”，却难免“十室九家贫”，过着“疏餐水饮，掘野蔌和木屑，日仅再糜之饱”的悲惨生活，“农耕女纺织，商贩不远鬻”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已陷于破产或无法维持下去的状态了。倘遇天灾人祸，就不免“鬻妻弃子”，或者“相继流亡”。例如，兴义地区的外来客户之中，就有不少是来自“下游各郡以及川、播”的贫民。在黎平府，“在北路之三江，木夫排夫，人数较众”，大都是失业破产的农民。在省内其他地方，特别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外来的客户中也有不少失去土地的农民。游民往往通过结党拜盟，加入秘密教门会党。如嘉庆年间的黄天教系统的“大乘教”、天地会、一碗水教等都有游民加入。道光年间由湖南传入贵州的“丐帮”组织也有游民加入。道光后期，贵州各族群众利用会道门和秘密结社，反抗官府的斗争逐渐增多。道光二十年九月，仁怀县穆继贤、谢法真等人公开发动起义，附近严村沟、大坝等地“约千人应之”，先后焚烧张二村、柑子坪、温水等场市、村庄，打死官军外委千总等十余人，后据守方家沟与官军相抗。由于他们转战于仁怀、桐梓之间，一度颇有声势，迫使仁怀、綦江等县县城“城门昼闭，死徙载道”。清廷调动四川、贵州的官兵二千多人，由云贵总督伊里布督战，贵州提督余步云任前敌指挥，对起义进行镇压。最后于十二月初八日攻破方家沟起义军据点，屠杀、俘虏千余人，将此次起义镇压下去。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前后，镇远府属高山、革夷、三丙、沙邦等四寨的苗民举起反抗官府的义旗，附近梨树坳、卡榜、白洗、梭衣坡等村寨苗民纷纷响应，并迅速形成以黄平、台拱为中心，波及施秉、清江、天柱等地。起事苗民以所居村寨为基地，不断出动，拦截过路官商，或攻打附近的屯军哨卡和地主豪宅。他们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和苗民惯于攀山越岭及善于使用鸟枪等长处，与官军相周旋，官兵少则出击，官兵暂住则伏而不出，官兵久住则别道逸去。贵州地方官府决定派从镇远府卸任回省的胡林翼去镇压苗民的反抗斗争。是年十二月，胡林翼率兵1700人，并征调革夷附近的各县的团练17000余人，准备将革夷等四寨包围。他利用苗民有“年终回寨赛神”的习俗，于二十九日率部“束装起行”。次年（1850年）正月初六日，迅抵黄平州岩门司。胡林翼将兵勇团练分派部署，并对苗民进行分化瓦解，随即发动突击，从正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先后攻破革夷、沙邦、三丙。胡林翼将革夷等四寨以及附近的摆寨、梨树坳、上寨、中寨等十余处概行烧毁，杀死不少苗民，并将“先期投首之68寨苗头”和3800余名“生苗”编入保甲。苗民的反抗斗争只是遭受挫折后转移了地方，并未停止活动。道光三十年十月，突出官军包围圈的高禾及侄向立和九松等20余人，将“助官军缚盗之革夷寨苗”阿贾等人杀死。是年十月至咸丰元年（1851年）三月，镇远府知府、黄平州知州、施秉知县及台拱、清江、清平、丹江、凯里等地的官吏再次会合于岩门司，“以图续剿”，虽又捕获60余名苗民，但高禾等人再次突围。咸丰二年、三年，胡林翼等又多次发动对苗民的进攻，“前后斩获千余”。但直到咸丰三年，仍有黄平高禾、九松、当垢，台拱之老薄、乜党（唐），乌沙之条坐（丢坐），丹江之架生、乜生等领导的队伍，或七八十人一群，或五六十人一起，“始终不散”。他们“行踪飘忽”，“流徙无定”，身背口粮、武器，昼伏夜行，利用乌沙、雷公山各州县交界之地的深山老林，并通过多次“结会烧香”相互配合，“时而台拱之斩噶、江望坪，时而黄平之梨树坳、卡榜，时而清平之螃蟹寨、火烧寨、凯棠，时而清江、八寨、丹江……”，转战不息，斗争不止。咸丰三年（1853年），瓮安县发生民众“齐榔”抗粮事件。所谓“齐榔”，即村民集会以议决或执行“榔约”的仪式。具体作法是：“合数村设一公所，立会植竿，挂竹篮其上，设约数条，牌悬于下，有事齐集会所公议”。每年“玉麦（玉米）初熟，即聚众会议”，对拿获的“盗贼”等犯罪者，或“置之篮中沉于水”，或活埋。因其“办事迅疾”，“服从者多”，地方官亦“利其分劳”而不予过问。以后，刘瞎幺、卓老魁、卓老五、汪四和尚等“榔首”又引入秘密教门的内容，“以莲经取义”，即“以银珠写玉皇经文”向百姓说教，在瓮安严坑场、乾里狗场等地创立经公庙，将莲经放于庙中，要求参加齐榔的老百姓，“大小事件不许入城兴讼”，而只能到经公庙断结。为此，贵州地方当局派黎平府知府胡林翼带兵到瓮安“查办”进行抗粮斗争的“榔匪”。当胡林翼等勒令交出“榔首”时，四乡榔民不惟不从，反纷纷向乾里之乾溪场集结。九月初五日，榔民集结有二三万人之多，对持牌传达胡林翼“谕意”的使者毁其牌，并“辱骂”其人，表示决不屈从官方的意志。同时，三面包围官军，并将官军营地后的大桥拆毁，还切断官军与县城的联系，将其“遣差运食物、送文书者一概细夺”，“至于支解二名，并断军粮”；且于遍地要隘聚石为关，屯人防守。在胡林翼撕破宣谕招抚的面具举起屠刀“火箭齐发”面前，榔民与官军“三次开仗”。十四日，又有数十名榔民在白岩“负险拒守，垒石为关，安设（木制）大炮”。最后，因榔首刘瞎幺等先后被捕杀，这次齐榔抗粮的反抗斗争失败了。人民的反抗斗争迫使胡林翼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为之核减粮价”，“具禀立案”。然而，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官府对百姓的压榨，以及血腥屠杀、事后强行推行保甲制和“以狗场山水凶恶”，“将市集散改至平定营”等作法，都孕育着更大的冲突和斗争。就在胡林翼离开贵州之时，酝酿已久的咸同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的战鼓便擂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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