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对贵州的影响
文摘
2024-08-20 00:01
贵州
![]()
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攻陷浙江定海并继续北上，浙江、江苏等地纷纷告急。英军返回广东后，两江总督伊里布上奏说：“防兵不过万人，口岸纷歧，仅敷守卫，可以抽拔者为数无多，且兵气柔靡，亦难为折冲之用”，请速调邻省军队增援。此前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一月，清廷即“饬令湖南、贵州两省各备兵丁一千名，四川省备兵二千名，听候调遣”。直隶总督琦善在广州同英军谈判破裂后，清廷又谕令云贵总督桂良、贵州巡抚贺长龄“于贵州派兵一千名，务令详加挑选，豫备调遣。一俟接到琦善咨调，立即前往，合力堵剿，毋稍迟误”。随后，即令“贵州兵一千名，著段永福带领，迅速分起前赴广东，听候琦善调遣”。段永福，陕西长安人，时任贵州安义镇总兵。他所领的一千黔兵则从贵州各地驻军中选调。道光二十年（1841年）十二月十五日，英军攻打广州沙角、大角炮台以后，清廷一面催促川湘黔官兵“迅即赴粤”，一面决定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代替琦善到广东去指挥战事，并添派湖北、四川、贵州兵丁各1000名增援广东。道光帝还特别谕告杨芳，要他先行前往，且“不必候奕山等到粤，始行攻击”，对他依畀甚重。杨芳，贵州省松桃厅人，行伍出身，曾从杨遇春转战贵州、四川、陕西、甘肃、新疆等地，在镇压各族人民起义和平定张格尔叛乱中屡立战功，时任湖南提督。清廷寄希望于这位“一时名将之冠”，能“出其不意，突用奇兵，争先制胜”。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初九，清廷又令云贵总督桂良等于“云南、贵州两省各派兵500名，仍令曾经出师得力将弁管带，迅速前赴广东，听候奕山、隆文、杨芳差遣”。因此，在鸦片战争期间，为增援广东战场，贵州曾派出了2500名士兵。清制，各省绿营兵皆由本省籍人民充当。贵州绿营士兵参加抗英斗争，可以说就是贵州人民参加抗英斗争。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二十七日，杨芳在赴粤途中曾将其对英作战方略上奏清廷，要点为：对于“以利立国”“务求通商”的英国，收复定海之后，应该允准其在远离广州的“偏岸小港屯集货物”，与中国“照常通商”。杨芳针对敌人“夷船粗笨，可以登岸之口亦不甚多”的弱点，主张在要隘处所，“资民力以壮军威。逐处筑堡，联络兵营，笼束居民，厚贮粮食深沟高垒，安置大炮”。但杨芳的这些主张被清廷斥之为“似是而非”，认为“断不准有此议论”，要求他到广州“必须一力防御，毋稍疏懈”，俟大兵云集，“即行大张挞伐，极力攻剿”。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初二，段永福所带一千名贵州士兵到达广州。段永福曾去会见尚在广州的林则徐。不久因英军火轮在虎门海面集结，琦善急派段永福率贵州兵一千名增援。当贵州官兵在其防守的“镇远等炮台后山扼要之太平墟一带”扎营时，适逢英军火轮“第二次复来滋扰”，见防守力量加强，敌船急忙退走。但英军在兵力集结完毕之后，于二月初六日向虎门诸炮台发起进攻。在敌人舰炮的猛烈轰击下，提督关天培等血战至死，横档、永安、镇远、威远等炮台一一失守。二月初七日，英军又沿内河一直攻到离省城仅60里的乌涌，带领湖南援军防守乌涌卡座的提督祥福等英勇战死，乌涌卡座终于不守。就在这样紧张的形势下，二月十三日，杨芳赶到广州。对于杨的到来，广州官民甚抱希望，故“所至欢呼不绝，倚为长城”。然而，面对大敌当前“各路官兵未集，而虎门内外舟师悉被毁”的情势，杨芳只能采取“以堵为剿”的对策。为了守住广州，加强城外东、西、正北防线的力量，他将段永福部贵州士兵派去防守“距河五六里，为三面襟喉”的东盛寺，要求他们“坚筑营垒，以扼其吭”。又以江西总兵长春带领一千名江西兵防守凤凰岗水路，与段永福部成犄角之势。他还吩咐多备竹排、木桶等迎烧敌船的材料，其目的在于使英军“断不至窜近省垣”。包括贵州官兵在内的广州守军同仇敌忾、英勇战斗，不断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如二月二十四日，英军舰只3艘欲进珠江口，即被凤凰岗守军击退。二月二十六日，英军攻入珠江，也因守军坚持抵抗而不得不退走。二月三十日，第二批贵州官兵到达广州，参加保卫广州的战斗。尽管杨芳在洋船、洋枪、洋炮面前不免一筹莫展，以至于始终采取保守战术，但他毕竟是爱国的、尽职尽责的。由于他积极部署广州的防卫，又通过美国领事与英方谈判通商、撤军等事宜，争取了两个多月的休整重新布防集结部队的时间。道光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奕山等到达广州，当即“率同翼长段永福等”巡视城防，并对守军另作部署：令贵州、湖北等省兵4100余名防守城东北、西北两处，以策应东、西、北三面作战。不采取杨芳的必待工事完整、军备供给有绪而后战的主张，盲目执行清廷的“伸天讨而建殊勋，万不可稍有畏葸”的旨令，希图以侥幸一战取胜，向皇帝邀宠，轻率决定向英军发动袭击。四月初一日，奕山令各军分三路出城，中路以张青云守西炮台，段永福守靖海天字码头。待士兵出城，奕山才去告诉杨芳。是日傍晚，由都司胡俸伸率领的1700余名水勇向英船“摩底士”号、“鳄鱼”号发动攻击，张青云等亦督兵向英船及已上岸的英军轰击。四月初三日，英军兵船从西南、东北两路分攻西炮台、天字码头、东炮台等处，“经段永福、琦忠……等督率将士，并力抵御，轰沉火轮船一支，相持至暮”。四月初四日黎明，英船“又复拥至”，在其“连环轰击，更番迭进”的猛烈攻击下，出城官兵“相持半日”后，开始败退。是日下午三时，英军主力在伯拉特少校和义律的带领下，在十三行码头登陆。时“段永福领勇千余，守天字码头，望见夷飘旗，连放空炮，一哄而溃，所设八千斤大炮（新铸者），未及放，炮眼已为登岸夷所钉”。四月初五日，英军38艘战船“全数驶入攻城”并由泥城登陆。担负四方炮台、越秀山一带防卫的贵州和湖北军队，在英军49团、18团及水兵大队的配合夹击下，从上午8时起，仅坚持了一时半，便放弃炮台和阵地，纷纷退入城内，依靠城墙不断地炮击敌人。至四月初六日，广州城外险要悉为英军攻占，一万多官军败退入广州城。全城军民听着英军不绝的炮击声，奕山只好对杨芳说“这全仗果勇侯出力保全”，杨芳急率军士登城固守。四月初七日，奕山派广州知府向义律乞和，战事暂停。二十七日，与义律达成《广州和约》。按和约规定，从是日起，贵州军与其他省军队撤出广州。此后，贵州官兵暂留广东“弹压土匪”，赴粤抗英的行动至此结束。杨芳亦因年老、告病“回任摄养”，带领湖南官兵一起回湖南，仍任提督之职。还在贵州官兵停留广东之时，英军北上侵入浙江。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十七日，英军攻陷定海，再陷镇海，钦差大臣裕谦战死。九月初四日，清廷以奕经为扬威将军赴浙江办理军务时，即将在粤之贵州安义镇总兵段永福调往浙江并授提督衔。当时，奕经奏调陕甘川黔等省兵一万人，奏拨户部饷银一百万两，但奕经却任用不懂阵战的亲信张应云指挥调度抗英部队。道光二十二年一月，奕经在曹娥江祭旗发兵，令贵州、四川兵进攻宁波西门。具体部署是：金川土副将阿木穰率屯兵四百人为头敌，游击梁有才、守备王国英率四川提标五百人为前锋策应，提督段永福率贵州提标八百人为总翼长。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初二日，段永福奉命率四川各营及屯土官兵、河北勇壮及本队余丁300名，分三路“由大隐山进攻”宁波。是日，段率部攻打宁波西门，士兵们争先奋勇，爬城攻门而入，“杀毙夷匪百余名”，但因楼高路窄，英军在地势上占优势，他们的“手枪火箭速而且多”，段军终于力不能支，只好陆续退出。虽然战事失利，但段永福及所带黔兵的表现促使奕经几次奏请朝廷再“征调贵州劲兵2000名”来浙。四月份，又令段永福前往慈溪、宁波一带接管原浙江提督余步云的部队，担任浙江提督之职。鸦片战争以《南京条约》的签订而结束，《南京条约》及此后两年中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民族灾难，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奉调参战的贵州官兵为保卫祖国、赶走侵略者而浴血奋战，贵州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通过鸦片战争及清廷的屈辱求降，深刻地认识了外国侵略者的凶残无耻，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也开始获得了洋枪洋炮威力巨大的一些初步知识，从而促使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情绪和变革社会的要求、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改革意识等，在贵州社会中逐渐萌生滋长。道光初年，英国商人不断增加对华YP贸易。YP流入贵州后，吸食、买卖之风日盛一日。当时，非法的YP贸易除少量由印度传至云南再至贵州外，主要经由东南沿海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的途径流入。道光年间，来黔经商的两广商人，常夹带一些英国输入的YA片到贵州推销。关于这一时期贵州地方吸食、买卖YP和种植YS的情况，在官方文书中有所反映。道光十年（1830年），云贵总督阮元即奏称：内地人民“栽种YS渔利”；“奸商夹带，潜匿私卖，事所必有”。种烟主要是指云南，而走私贩卖YP则包括贵州在内。道光十一年，贵州巡抚嵩溥遵旨通饬全省文武官员查禁YP烟，但他认为“黔省山多田少，尚无栽种熬烟之事”，重点要放在防止YP贩运方面，要求“在关津要隘严密盘查，如有奸商夹带偷漏，将偷漏之关口及失察徇纵之该管官分别参处”。但禁令中又称：“YS花系常有之物，难保将来不私行栽种，着即预为防杜。倘地方官查拿不力、兵役受贿故纵，一经发觉，即严参究办”。说明在英国的YP贸易影响下，贵州地方当时已开始种植YP。不过直到道光十年（1830年）时，各地种植烟苗仅“数亩、十数亩不等”。据载，道光十一年至十九年（1831-1839）年间，贵州西部的郎岱、普定，中部的清镇、贵筑等县开始种植YS。道光十五年，据御史袁文祥奏称：“近日渐有吸食YP烟之人及栽种烟草、开设烟馆之事”。当贵州开始出现吸食、贩卖和种植YP的情况时，清廷从朝廷到地方均采取厉禁政策。道光初年，清廷即饬令贵州巡抚“于关津要隘严密盘查”，以截断奸商夹带、私卖YP的渠道。同时，还要求查办那些受贿放纵的官兵、衙役等。针对贵州地方官吏执行烟禁不力的状况，清廷又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谕令贵州巡抚，重申禁令，并在原有措施之外，加进了对吸食YP烟者及栽种烟草、开设烟馆之事采取严厉缉查的新内容，要求“责成保、甲、牌长人等查缉纠察，随时举报”。道光十八年至十九年，清廷又先后谕令云、贵、川、桂等省，在当地严禁栽种YS、熬制YP。并明确指示贵州巡抚贺长龄：“该抚严饬所属地方官，认真体访，但有私种YS之处，即行亲身密往查验，立予拔毁治罪，并将地亩入官，其不行举报之乡约地保，一律重惩”。道光十九年（1839年），贵州巡抚贺长龄亲自撰写《戒生童吸YP烟说》，劝诫人们切勿沾染吸食YP的恶劣嗜好。他指出，“YP烟者，泰西窃中国阿芙蓉之方而淹以积尸之气，所以倾生人之财、之命、之嗣者也。其毒有甚于饮鸩羽、蹈汤火、冒白刃”。他比较酒色烟对人之害说：“湛于酒者，百夭其一；溺色者，十夭其一”，而沾染吸食YP不良嗜好者，“盖一夭其一”。戒烟文还生动、详细地描述了吸烟中毒的过程与情景：“始吸者，或以夸，或以淫，继则腔以内皆虫，变易其心神智虑，而一以速死为乐也”，“久吸者，不吸则虫动，动不已，乃啮心腹而死”。他还警告道：一旦吸食YP成瘾，“贤公卿、明有司为之厉禁而不能止。父不能戒其子，兄不能戒其弟，妇不能戒其夫”，国法、纲纪、伦常都将不复存在；富者“千仓万箱之积”将因此而耗竭，贫者“卖儿贴妇之钱”亦不敷所用，家庭、生计、亲情等都将为此而一一断送。贺长龄还特别指出，“黔省之穷甲于天下，齐民之积眇于锱铢，奈何竭毕生之蓄，而为此送死之具”。与此同时，他还颁布了《禁种YS严吸食令》，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禁种YS。贺长龄严饬贵州各州县官员“认真体访，但有私种YS之处，即行亲身密往查验”，立将烟苗拔毁，将地亩入官、田主治罪；隐情不报之乡约、地保，也一律严加惩罚。是年，即将查出的郎岱、清镇、普安各厅县私种YS拔毁。▲严拿烟贩。一是查明当时YP输入贵州的路线是：东南从古州人境，东北从铜仁入境。饬令当地官吏设法查拿在这两条线上贩烟的广东YP商人。一是在贵州种植YS的地方密布耳目，一旦烟贩出现，即行掩拿。▲限期戒烟，逾期重罚。桐梓县“有因吸烟充军到湖南者”；道光十九年五月，大定府经历陈培玉因吸食YP而被查获，贵州地方当局即“请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六月，贵平营都司马鸣珂被革职严审，其罪名之一便是吸食YP；举人饶怀清则因庇护、纵逃吸食YP人犯，即被“革去举人严审”。▲查封烟馆。是年，贵州地方当局在全省连续获捕“开馆贩烟各犯，起获烟土等件”。▲劝民栽桑种棉。为了使广大农民不再以种YS而谋利，改以养蚕种棉增加其收入，贺长龄曾命人“刊蚕桑谱，编木棉谱，通饬各属，使知纺织，先于省城附近隙地种桑秧数万株，听民移植，又于邻省购棉籽数万斤，教民铲YS种木棉，数年以来，渐有成效”。尽管当时清廷和其中的有识之士，确有禁绝YP的打算，在一些地区和一定程度上也曾在限制和禁止YP吸食、贩卖和种植上做出了成绩，即使在那些收效不大的地方，至少在社会观念上仍保持着吸食、贩卖、种植YP的不合法性的认识界限。然而，清廷的禁烟行动最终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贵州等地吸食、贩卖和种植YP的情况始终不能禁绝。这固然是因为清王朝的官僚体制日趋腐败，但也与西方列强积极支持其商人进行有增无减的非法YP贸易，甚至不惜发动侵略战争，企图以不平等条约使之合法化，有直接关系。YP的输入和开始流毒全省，以及YP战争中清朝的失败，促使贵州地方少数有识之士从封建社会“长治久安”的沉睡中惊醒过来并产生了忧患意识。如贺长龄在其《戒生童吸YP烟说》中对于YP的危害，不止提到伤身害性，还提到亡国亡种的高度。他说：“虽亿万众，不百十年，强者弱，弱者绝，绝者死已无孑遗也”。贵州著名学者郑珍听说YP战争的情形后，不仅为国家战败、被迫赔款而发出“富哉中原亿万镪，拱手掷向波涛中”的慨叹；还为文物古迹惨遭劫难，“更寻喑虎今在无”而“暗神伤”。另一位贵州学者莫友芝，在其诗文中也表现出这种因外敌入侵、国家不安宁而为之担心和忧虑的心情。他说“庚辛（1840-1841年）以降，海波方扬，水衡告匮，半壁东南，罔有安宁”。他们还从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认识中，自发地揭露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危害性。如郑珍曾指出，“记少时，闻道苏货、广货，相诧极矣；十年来，乃盛尚洋货，非自洋来者不贵异”。郑进而指出：“今日英吉利，即洋货所由来者。其于中国何如耶？自去年（道光二十年，1840年）扰秽海疆，至今大半年，积半天下兵力而犹未荡涤，是何由致之然哉？”在对侵略者表示义愤的同时，他们也因主事官员的腐败、无能而痛恨不已，由此而对“天朝大国”的“煌煌国威”缺乏信心，并看出其中的种种弊病。如莫友芝就指出：“海宇承平二百年……士马恬嬉，不知战斗”，才使得“岛夷以市舶之丑，攻广州，撼厦门，摄舟山，披宁波……溯扬子，窥江宁”，弄得“东南震动”，全国不安。而张云藻在其《送黄爱庐（乐之）太守观察浙东》一诗中更写道：“海氛方待戢，无计挽征轮”，暗示他到浙东平靖“英夷”，并非易事。另一贵州人黎兆熙则对庸臣、怯将之误国卖国的劣行进行无情揭露，痛予讽剌。在《诸将》一诗中，他嘲笑前方主将的腐败无能说：“大纛高牙驻海懦，几曾露布靖烽烟”，“不见营前悬丑虏，空闻帐下拥婵娟”，“老师糜饷终何益，谁以图公善拓边”。他又揭露那些“威望谭谭列上公”的主事大臣们，只知妥协求和：“金缯只备和戎策，花月徒增食俸钱”，而且无耻到了“苞苴夜献称家事，章奏朝闻数异功”的地步。从作者感慨“似道宏羊犹未杀，那容舒翰再从戎”“九重屡下哀民诏，反舌无声奈若何”的诗句中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的朝政以及最高统治集团已心怀不满和失望。这种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和反对西方列强侵略的对抗情绪以及对清廷屈辱求和的怀疑、不满等，正是近代贵州人民爱国主义精神不断高扬并萌发、滋长变革意识的社会思想基础和始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