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贵州的手工业发展状况
文摘
2024-08-09 00:00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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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耕女织”是自然经济的重要表征之一，因此纺织在民间手工业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乾隆《贵州通志》卷七载，苗族男女“勤耕作，女子更劳”。苗族妇女“日则出作，夜则纺织”。布依族妇女“勤于织”“工织绣”，侗族“喜种棉，女自纺织”，水族“女子勤纺织”。类似记载文献屡见不绝。纺织业是贵州各族妇女的家庭主要副业，她们运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织出各种质地、纹饰的衣料，其中有的名传省内外。纺织原料主要有葛、麻、毛、棉及丝等品种。农村所用的织机有2种类型，一是腰机，二是站机。腰机由绷绳、夹片、喂线棍、布刀、纵棍弓、滚筒等部件组成，纺织时，将绷绳束于腰间，双脚平蹬滚筒，手持线棍，经纬线相交织成布，布宽七八寸至一尺。站机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屋内立高柱、矮桩各2根相对应。人站两平行线间，站着织布；另一种站机是有长方形机床，两端各有床脚两只，但床脚很短，织时将机床一端斜靠房屋墙壁上，人站在机床前面织布，站机织的布宽约为1.2尺。贵阳、大定、遵义三府的部分苗族，除以纱织布之外，还用布条编织为布，乾隆《贵州通志》卷七称，“花苗，衣用败布缉条以织”，将破旧衣裙，撕剪为条，连接布条，再织为布，使废旧衣物充分得以利用。各族人民大多用这类简单的织布工具，织出平版布及斜纹、斗纹、狼鸡叶纹（即蕨纹）、花纹布，供给各自家庭所需，并以其技艺的娴熟、精湛，创造出水家布、侗帕、洪州葛、谷蔺布、白纳布、铁笛布等一批著名的纺织物。李宗昉《黔记》卷三载，“谷蔺苗在定番州……所织布最精细，谚云，欲作汗衫裤，须得谷蔺布”。《贵州通志·土民志》载，侗族“所织洞（侗）帕颇精”，黎平的苗族“女子喜纺织，棉、葛布颇精细，……有洪州葛之名”。大定府属所织毛布不仅美观，且厚实、牢固，成为白蜡场上畅销的物品，有“白蜡布”之称。张澍于《续黔书》卷六盛赞永宁、镇宁二州的的铁笛布，“其纤美似蜀之黄润，其精致似吴之白越，其柔软似波戈之香荃，其缜密似金齿之缥叠”，认为其工艺之精、质量之高，几乎集数种织品之所长。用腰机、站机织布是少数民族传统的织布法，道光初大定知府徐玉章曾制纺车，设局以教民间妇女纺织，其法是在长方形的木质机床上坐着织布。这一织布方式，也在布依、仡佬、苗等少数民族中传播。乾隆四年七月，广东道监察御使包永祚根据考察认为“黔省之苗、仲妇女皆知纺织”，而有的汉族较多地区，汉民却“多不纺不织”，衣物用布主要靠从湖南输入的布匹供给，出现“黔中穷民衣不敝形者，所在多有，反不如苗仲妇女衣锦如新”，特奏请敕督抚转饬省内各地方官要“务必多方董率”督促，对不事纺织者，予以劝惩，对勤于纺织者给予奖励。同年九月，贵州布政使陈德荣见“贵州民不知桑蚕，丝棉悉资他省”，遂在其官署中养蚕，并于大兴寺内“教民缫织”。与此同时，遵义知府陈玉壂也派人到山东引进柞蚕在民间推广，并聘“织师二人教人缫丝、络导、牵织之事”，还出资补助放养缫丝之需及购买“经纬之具”。乾隆二十三年，贵州巡抚周人骥饬各属“教民纺织”。二十六年，他得知仁怀厅所放山蚕丰收，试织茧绸成功，特要求府厅州县“各属仿行，渐知机杼”。正安州吏目徐阶平还从家乡浙江嘉兴“携来织具，织成绸匹”，“令民制织具”，按照引进的织机仿制出坐式织机若干，并“令其妻教之”，向民众传播纺织技术。道光二十年，官府于省城南门外正式“设局雇匠，教民纺织”。纺织业逐渐发达，以后省城从事纺织者“已不下数百家”。安平县知县刘祖宪从遵义府请来“茧匠数人”教民放养山蚕，又以四百六十余两白银贷给李芮等贫民数十人购置茧蚕养殖，取得试养成功及蚕茧丰收之后的第二年，进一步捐助白银250两，设“机房三处，集织匠三十余人以教民”。包永祚、陈德荣、陈玉壂、徐阶平、周人骥、刘祖宪等关心国计民生，有远见卓识，大小官员及士绅相继倡导、耐心指导、多方面宣传推广，使丝织业得以在贵州勃兴。缫丝的工序，是将加有荞灰汁的灰清水烧开后，放入蚕茧煮拌，翻转蚕茧再煮至壳软，并现松散浮丝。一人以“缴竿”（短竹棍）在锅内搅动，绞浮丝成绺，取下仍一一放锅内。锅上放“锅马”（木架），锅马置“丝笼”，丝笼上放“天辊”。用缴竿将浮丝的一端（称丝绪，即丝头）挑起，从丝笼搭绕出天辊外，向下绕于丝车上，另一人快摇车收丝。喂丝与收丝人的动作须协调，不得此慢彼快或彼慢此快，如此缫出的丝才显得均匀。距缫车下5寸置一木炭火盆，使自锅内至缫车的丝迅速干却。初缫时，茧的丝绪较顺，能一缕传递缫车，所缫丝较细，织时作为经线丝。后之茧绪较乱，传至缫车的丝缕较多，缫出的丝较粗，纺织时作纬丝。又，春蚕丝较细密，多作经丝用，秋蚕丝较脆，多作纬丝用。通常每人每日可缫蚕茧三四千只。用纺车将经丝导为经筒，将纬丝导为纬筒。再取经筒之丝牵于架上，用工具梳顺，过浆，干后备用。纬筒之丝以小杆导入槽后，又贯入梭备用。贵州丝绸以遵义产量最大，名目尤多，依等级品种可分为“府绸”“鸡皮茧”“毛绸”“水绸”四类，以府绸为上品，水绸为下品。用双经单纬织成的水绸名“双丝”，单经双纬织成的水绸名“大双丝”，单经单纬织成的水绸名“大单丝”，其中经纬稀疏绸面窄小者名为“神绸”，亦称“小单丝”。“府绸”是遵义本地的名称，省内称“遵义绸”，若在外省则又称为“贵州绸”。遵义的丝绸业异常繁盛，不唯有众多个体生产户，还出现若干具有雇佣关系进行规模生产的作坊、工场。《遵义府志》卷十六载，“主产者，蚕匠也。其佣曰蚕火，所居曰蚕厂，分驻曰蚕篷”。遵义山蚕山丝从原料到成品，于城乡形成社会性、连贯性的生产，量大质优，其成品“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吸引着众多客商争相来购，“秦晋之商、闽粤之贾，又时以茧成来，鬻绸载以去”。本地市场的形成，外省市场的开拓，将遵义推上“全黔为独饶”的鼎盛地位。其色主要有桃红、枝红、扪青、漂白、月兰、官绿。《安顺府志·物产》谓其可与苏、松布比美。正安人不忘徐阶平夫人教诲缫丝织绸的恩泽，特将正安所产丝绸取名为“徐婆绸”。用麻与丝混纺而成的“花绫绸”，基色较暗而价较廉。此外，桐梓所产绸称“桐绸”，清镇所产绸称“眉公绸”，定番所产绸称“定番绸”。贵州棉织业则以安顺、遵义、兴义捧鲊、新城（兴仁）、贵阳等地为主。乾嘉时期，安顺府城棉织极盛，“郡民皆以此为业城北尤甚”。所产布依其第序名“顺布”（亦称唐家布）、五色扣布、朱散花布、紫米花布、搭连布、椒花布、棉绒等。安顺府城的制线业亦较发达，道光年间即产销绣花线。遵义府城东乡人多以织布为业的。布有宽窄之分，宽布为382筘，称“大布”，窄布为250筘，名“土布”，称“小布”。兴义府之捧鲊（今兴义县境）手工棉纺织业兴起于嘉庆年间，其时，江楚移民已从事手工织布，临近之滇民经常来此“以花易布”，更刺激了手工纺织业的发展，于是棉织业逐渐兴旺，民户多从事纺织，出现了“机杼遍野”的盛况。捧鲊棉布为宽8寸、长3.2丈的窄布，能者日可织布一匹。新城棉织业在嘉道年间经历了由搬梭织布到丢梭织布的变革，织布效率大增，原每天可织七八寸宽的窄布丈余长，提高到每日能织宽至1.2尺、长4.8丈的小土布。清代贵州广大农村少数民族传统纺织业有了新的发展，一些有识官员一再劝导并“教民纺织”，使“黔省民耕而不织”的状况得以改观，纺织业在贵州一些乡镇迅速兴起。以腰机、站机为主的传统葛、麻、毛纺织以及引进的丝、棉纺织，于乾、嘉、道时期齐头并进，其机杼之声响于城乡，所产精美织品名传省内外。贵州酿酒有家庭自制酒和作坊酒。自制酒在少数民族中普遍流行。荔波县九阡（今三都自治县境）一带的水族，新婚夫妇在第一个男孩降生后，该家即用糯米烤酒装入坛内，并用甜酒一碗放锅内炒至颜色变红，用新布包裹放入装酒坛内，浸泡六七日后，酒变成棕色，取出布包，将酒坛窖埋地下。每逢孩子生日，开窖添进新酒将坛充满，复窖入土中。年年如是，直至孩子生母过世举办丧事时，特设母舅席，方取出此酒专供前来吊唁的母舅家成员饮用。此酒色泽晶莹，味极醇美，成为独具一格的“九阡酒”。乾隆《贵州通志》载，“色红而味醇厚”的“苗酒”，所指即俗称之“九阡酒”。苗族家庭女儿生长至数岁时，选一冬季“必大酿酒”，将装满酒的坛瓮密封，埋于水已干涸的池塘中，待春季雨水满塘，任其窖于塘内。待女儿出嫁之日，才“决陂取之，以供宾客”，味甘美，不可常得，故有“女酒”之称。咂酒流行于贵州仡佬、彝、苗等族，民间又名钩藤酒，古已有之，清代尤盛。李宗昉《黔记》卷一载，咂酒“多以九月贮米于瓮而成”，故又名重阳酒，“苗人富者，以多酿此为胜”。酿造的原料无选择性，凡米、麦、粟、稗、高粱等皆分别或混合作酒。粮食蒸熟，待冷拌以曲药，装入坛瓮，掺以开水密封，让其发醇。不用甑烤，不滤糟，长期储存备用。咂酒的酒精度低，发酵充分，味醇，营养价值高。用时，移酒瓮于堂屋，取二根细竹（或藤，或芦管）通心，插入瓮中，相集依次吸饮。每人（或二人）饮毕，随即掺水，使酒保持满瓮，至酒味淡薄为止。清人田榕的《黔苗竹枝词》“榕树荫中春色阑，榕荫人坐正团圆。团圆咂酒团圆醉，吹起芦笙跳鬼竿”，生动地描绘出饮咂酒时的欢闹场面。盛行于少数民族中的咂酒，“近汉民亦多仿此法酿酒也”，清中叶后期，在汉民地区渐渐流行。刺梨酒产生于贵阳府属，原料为刺藜，或写作茨梨、刺梨。刺梨系野生灌木果实，夏季开花，秋季结果，其枝干与果多芒刺。其“味甘而微酸，食之可以已闷，亦可消滞渍”。刺梨成熟之时，“苗女子采之市货之”。用刺梨烤制的酒，成为一大特产载入文献。吴振棫《黔语》如实地记下刺梨酒的特征是“色碧，味微甘，特不酽耳”。该书又载罗方伯咏贵州土物诗云：“莲花细剥回子白，刺梨争咤竿儿醅”，并自注“刺梨一名送春归，实可酿酒，黔俗有竿儿酒”。《贵阳府志》称“茨梨掺糯米造酒者，味甜而能消宿食”，言刺梨酒，不仅其味甘美，且有消食作用。还有一种是掺用胡蔓草汁酿制的酒称作窨酒。胡蔓草即胡蔓藤，一名钩吻，俗称断肠草，有毒。《续黔书》作者张澍初至黔时，见此酒“色红碧可爱”，遂有“饮之经日，头热涔涔”之感。省内作坊酿酒，最为有名的当数茅台烧。嘉庆《仁怀厅志》载，仁怀“域西茅台村制酒，全黔第一”。据《遵义府志》引《田居蚕食录》载，茅台烧原名白水曲，使用高粱作原料烤制的最好，用杂粮烤制的则次之。方法是煮后拌和曲即入地窖一月再取出甑烤。酿制茅台烧者人多量大，在茅台村酿制茅台烧作坊不下二十家，所用粮每年不少于2万石。如此大的规模不愧“黔省称第一”。茅台烧是当地人所酿制，后又得名茅台春。《黔南识略》卷三十一载，“茅台村地滨河，善酿酒，土人名其酒为‘茅台春’”。在杨柳湾侧建造于嘉庆八年（1803年）碑上镌刻的捐款人姓名中，有“大和烧房”字样，表明在此前的茅台就有烤酒作坊的存在。![]()
茅台酒以高粱为酒料，高粱购自川南的古蔺、古宋、永宁等地，以红色、粒大、呈扁圆形者为佳。以小麦作酒曲；小麦购自黔西、仁怀、遵义等地，磨成粒状、粉状各半加入3-4%陈曲用水拌匀，投入曲模内，由脚踏紧。小麦1石可制得酒曲40块，取杨柳湾的井水蒸烤。后因山岩崩塌，井被淹没，改用赤水河水。烤甑也用柏木做成，上小下大。甑腰开一孔，插以承酒匙柄，甑底放水字形铁条，铁条上铺竹席。通常在端阳节过后制酒曲，中秋节以前烤酒。曲不在端阳节前制，酒不在中秋节后烤。中秋后，酒师、工人都各自回家，次年才返回作坊。酒料称为沙，装料叫装沙。蒸烤过后的沙称熟沙。茅酒需蒸烤九次，除首次用陈酒糟二成和生高粱拌蒸外，此后的二至九次每次蒸熟沙时，均要加入一定比例的生高粱、曲药装回烤甑混蒸。高粱1石可出酒70-100斤，蒸后入窖，窖后复蒸，每次都加曲、加料，用这种特殊工艺烤出的茅酒，“无色透明，特殊芳香，醇和浓郁，味长回甜”。茅台酒以其独特的醇香，声名日渐传播。贵州水质清冽，民族杂居，各地民间运用当地的自然优势，在不断实践的基础上，各自形成一套酿造法，酿制出各具特色的琼浆玉液。有清一代是贵州名酒迭出的时期，乾隆四年谢圣纶在其《滇黔志略》一书中，对贵州酿制的酒大加赞赏，有贵州各属“产米精绝，尽香稻也，所酿酒品甘芳入妙，楚中远不及”之语。苗、布依、仡佬、彝等少数民族有着杀牛祭祖的传统，移居黔省的汉民中有制革工匠，他们以自己的制革工艺与本地的原材料相结合，遂使以革为胚的漆器业在清代兴起。康熙进士山东人田雯曾任贵州巡抚，他对贵州的革器十分欣赏，在其所著《黔书》中说：“不谓鬼方人有此淫巧耳！”对贵州的制革工艺予以高度赞誉。革器的原材料主要是水牛皮，其中又以雌牛皮为上，雄牛皮次之。选取大张的牛皮，先浸在水中，去其污面，以火燔其毛后烘干，使之坚固，绷张木架上使其平整而不收缩。根据器物所需宽窄形状剪裁，盖上沙，窖于土中一段时间，取出用石头打磨至生光泽。以色彩调漆于皮上涂绘各类花鸟图形，色有黄、红、靛、羊肝四种。革漆器种类有皮奁、皮匣、皮盘、皮碗、皮盆、皮葫芦、皮马鞍等等。各种皮革制品，绘图生动、形状美观、工艺精美。“其最佳者为皮葫芦，举不盈斤，陈则满席，凡存馔者无不备，旅行取便焉”。乾隆进士山西人檀萃旅黔期间，因睹贵州革器种类之多、制作之精而得出“贵阳之工善攻皮”的结论。贵阳、大定、安顺、平远、威宁等地皆有皮胎漆器生产，但尤以大定最为著名。道光时，大定府城革漆作坊达数十家，有“漆半城”之称。《黔书》下卷载，“水西有乳漆器”，其制作与贵阳略同，“独绘事各别”。大定漆器为皮胎漆器，它的制作有4大工序：制胚（成型）、灰地（固型）、整形、漆地（上漆）。据（民国）《大定县志·经业志》卷十四载，皮箱有大皮箱、小皮箱、轿箱、花箱、端箱、枕箱等六种；皮盘有大皮盘、小皮盘、圆皮盘、方皮盘、都盛盘五种；皮捧合有瓜丝捧盒、七巧捧盒、歪咀桃盒、圆捧盒、完盒、粉盒六种；传盒有五子传盒、七子传盒、九子传盒等三种；皮烟盒有金鱼烟盒、马烟盒、羊烟盒、牛烟盒、蝉烟盒、鞋烟盒、靴子烟盒、红烟盒、黑退光烟盒、昭文带烟盒、隐画烟盒等十一种；皮茶瓶有圆、扁方、瓜丝三种；皮茶盘有荷叶形、荷花形、海棠形、银锭形四种。不同之处在于取出模型后，要照茶碗底之大小于茶盘中间开一圆孔，并在孔底粘一皮圈，使之能容放茶碗（若银锭形茶盘，则勿须开圆孔）。贵州革器在生活中具有广泛的实用性，且因其造型美观，工艺精良，陈列室内，作为艺术品，还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铁质生活用具，主要是铁锅、铁鼎罐、铁三角、菜刀、剪刀等。铁锅、菜刀、剪刀等无论城乡皆用；铁鼎罐、铁三角主要用于农村。铁三角放火坑中央，作架鼎罐、锅做饭菜用。铁锅、铁鼎罐均为铸制。铁器多由打铁为业的手工业工匠所制作。少数民族中以制铁著称的为仡佬族。李宗昉《黔记》卷三称仡佬族“多铸犁营生”。《大定府志》亦载，仡佬族“种植之暇，男铸犁为业”。所制铁器有闻名遐迩者，甚至有“打铁仡佬”之称。《黔南职方纪略》卷九载，“打铁仡佬，平远有之”。居住在定番州的一些苗族村寨善制铁器，亦有“打铁苗”之称。铁质生产工具主要有犁铧、锄、镰、斧等。犁铧仍为浇铸。犁铧模型用沙石两扇按规定尺寸制式，分别从头至尾凿空。两扇沙石凿成后对合，用铁圈箍紧，称为外模。又取沙石一块按尺寸制为舌形作为内模，旁凿有一孔，插入外模型头上。将炼熔的铁水自内模型孔浇入，冷却后取去模型即得犁铧。铧有鸡咀铧、鸭咀铧两种。前者铧咀尖，后者咀扁。铁镰与菜刀、剪刀一样均系打制。铁质兵器主要是刀、标枪、火枪及盔、铠。民间使用这些兵器的主要是少数民族。制作这些兵器的有彝族和苗族。《贵阳府志》卷十八载，“倮罗”（彝族）“善造坚甲利刃、标枪劲弩，置毒矢末，沾血立死”。《大定府志》谓：“倮罗平居骑马操戈，以射猎习攻击，……善造坚甲、利刃、劲弩毒矢，故其兵常为诸蛮冠”。在黔东南地区的苗族，每遇出战往往“头顶铁盔”“身披铁铠”“以铁片缠腿”。苗族为防止官兵的侵扰特别重视自我武装及兵器的制造。防护性的盔、铠制造为苗族所独有，铁盔上还铸有“铁面”2块。铠甲由铁片连结如背搭，下连缀大铁圈若干，重约30斤。穿甲时，铁铠自肩前搭于胸、背，身上笼缀着铁圈，双腿包铁片称为“护腿”。现藏贵州省博物馆有清代苗族盔甲一套，头盔用煅铁片拼连，盔两侧各有护肩一块；铠甲用长方形煅铁片圈连而成，前身9片，后背为8片，每片厚约0.2厘米，四角各有一小孔，用铁链将各片分别扣连为前后两大块。铠甲长为86厘米，胸围132厘米，下摆168厘米。铁链连接铁片的铠甲，除防护力强外，尚有“坐则缩，立则伸”的优点，方便于坐立自如的行动。所制枪械有两种：一名“火枪”重约10余斤，用火药发射铅子，铅子重约八九钱。火枪威力大，“发至百步外着人立糜洞”。另一种名“牛尾枪”，射击力“几与内地子母炮埒”。在18世纪时即能自制出威力强大的火器，应是民族科技史上一大贡献。“苗刀”更是兵器中的一绝。台拱厅、清江厅、黄平州、清平县等地苗族人户，每当男孩出世满三朝时“各亲家送铁一块”作为礼物祝贺。主人家称出与婴儿身体等重的铁，请“匠人造成粗样”埋入泥沟中。此后，每年孩子生辰之日取出冶炼一次。待孩子长至十五或十六岁时，则打制成刀给孩子佩用。该刀在地里埋藏十五六年，反复锻炼十五六次，独具特色：“刀口有澈，或三线或五线、九线者，磨而不灭”。刀把缠以生牛皮，嵌一大如饭碗的铁环，故又有“环刀”之称。此刀异常锋利，《清平县志》称其“宰牛杀物过而不滞”。《续黔书》卷六于“苗刀”更予以神奇描述：试刀时，候于路旁，待水牛路过，举刀砍牛颈。牛头即滚落地上，牛体尚继续前行十余步才扑倒。原因是苗刀“铦锐无比”，“盖犀利之极，牛猝未觉也”。《清平县志》载，“火枪、环刀二械，各寨苗人俱有”，表明清水江流域苗族村寨使用火枪、牛尾枪及苗刀者较为普遍。道光末年，湖南宝庆人余世贤来安顺落户，以铁为业，吸取屯堡人吴氏制铁工艺，所制农具、刀具质量好，销路大，以至供不应求，遂专事刀具制作，日打制剪刀5把、菜刀4把。剪刀工序有落料、加钢、采槽、钻眼、淬火、弯把、发兰、磨口、检验、刻字、上油等17道。因质地精湛，安顺的剪刀、菜刀遂闻名遐迩。贵州少数民族妇女善着银饰，促进了银饰手工业的发展。彝族女子“多以银丝花贴额，耳垂大环”，“女人辫发，耳垂大银环”。布依族女子“胫带银圈，五色布裤”，“女子多辫发盘于头上，富者多带银质手镯，项圈重至五六两不等”。苗族妇人长簪，耳垂大环、银项圈，银饰的种类尤其繁多。八寨厅的苗族妇女用银簪绾长发髻，有的甚至“以银打牛角”为冠，戴在头上，颈戴银项圈十根八根不等，每根项圈重达六至十余两，手腕还戴银手镯若干。松桃厅的苗族，富有者以银丝制作假发髻，两侧还有形如雁翎的银笏。耳坠大银环几乎及肩，颈束银圈七八只之多。贫者虽佩戴铜饰，但多镀银。都匀府的苗族妇女的装饰为“首插长簪银泡，……项带银圈，耳垂大环”。镇远府苗族女子“银花饰首，耳垂大环，项戴银圈，以多者为富”。银饰成为妇女的重要装饰物，成为争妍炫富的一种重要标志。《苗疆见闻录》称其“喜银器。无论男妇，戴用耳环项圈。妇女并戴手钏，富有妇女戴手钏五六对者。其项圈之重，或竟多至百两。炫富争妍自成风气”。银饰与服装的配套组合，展现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文化特征。苗族银饰按佩戴部位分，有头饰、耳饰、项饰、肩饰、胸饰、手饰等六种。头饰有银冠、银簪、银发钩；项饰有项圈、扣环、项链；肩饰有银披肩；胸饰有银链、银牙签筒、银雀、银花、银蝴蝶等；手饰有手镯、戒指。各种银饰均由方条形、圆柱形、扁形及银片、银丝等组成。方形、圆柱形银条通常用作项圈、链子、手镯等较为粗重的大件，扁形银条一般用以制作空心项圈、空心手镯，银片制作各种几何图形及花果鸟兽，银丝扭结为泡链子、泡项圈。松桃厅及清水江流域的许多苗寨都有制作银饰的银匠，有的村寨几乎家家的成年男子都能作银工，但制作银饰仅是副业，银匠们基本不脱离农业生产。清代是贵州银饰的鼎盛期，其种类多达100种，造型复杂，有花、有果、有鸟、有兽、有各种几何图形。黄平州的银饰链缀有银花牌15块、银铃若干，花牌有空、有实，形状各异，或似蝴蝶，或为方形、圆形、菱形、六边形。空心银牌为双面钻花，实心银牌为单面钻花，花纹有蝴蝶、牛、鱼、龙等。银铃吊一镂空两面皆有浮雕的银花轮，花轮下吊有刀、剑、戈等形状的银饰，工艺精巧，无论粗件、细件、大件、小件、单件、实心、空心，皆平整、光滑、对称、协调。银冠用数百朵小银花编扎而成，花簇正中插有3块银牌的银凤凰一只。银牌钻有双凤朝阳花纹，并各自吊着一只银喇叭。少数民族银饰是贵州银饰的代表、主体，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盛装，同一民族因其区域、支系的不同，也有所区别。银饰洁白、光泽，价格远低于金饰，经久耐用，不变色，有优于铜、木、石饰的性能。少数民族妇女极为珍视银饰，只在节日全套佩带。清代苗族银饰有着多而重的趋势，项圈、项链、手镯有多达3-5根者，每根项链有重至20余两，手镯每根重至8两，有的全身披挂的银饰总重量有20-30斤。佩戴银饰在美观的基础上还加添了表示富有的含意。银饰对处于自然经济阶段的广大少数民族而言，毕竟是一种超过经济负荷的“奢侈品”，广大劳动群众只有节衣缩食逐件购置银饰作为给女儿厚重的陪嫁礼品。待姑娘成为母亲之后，往往将自己心爱而珍藏的银饰传给长大了的女儿。在父系社会里，银饰成为母女间一种特有的财产传承物。汉族妇女的金饰、玉饰与少数民族妇女的银饰于城市与乡村相映成趣，形成贵州民族文化的一大景观。贵州箫笛主产玉屏，玉屏的箫笛是平箫、玉笛的合称，先有平箫，后有玉笛。《玉屏县志》载，“平箫，邑人郑氏得之异传”，此箫“含吐宫徵，清越微妙，是以天下之言箫者，必首郑氏。郑氏世守其业，名为平箫，值亦倍常箫焉”。因箫产于平溪卫，因地取名被称为平箫。平箫音质、音色，皆优于普通的箫，故其价值亦倍增。制箫出名之后，郑氏后裔于清代又制出高质量的笛，因平溪卫改为玉屏县而称为玉笛。玉屏箫笛以生长三年以上的小水竹为材料，于寒露、雨水两节气间，取其茎直腔圆、节长壁薄、质坚色泽、粗细均匀的竹管，经特殊加工使之不变形、不为虫蛀、不开裂。由竹材料到箫笛，中经下料、校直、储存、平节、剥皮、修头、钻孔、开音孔、雕刻、抛光、校音等30余道工序。其中以开音为所有工序中最为关键，开音指开凿吹口及音孔。吹口直径为3分半，音孔皆外窄内宽，自外向内倾斜25度。郑氏制作洞箫，“分布节度皆合古制”，故“其声清越，听之有雌雄”。箫的制作“必夜分万籁皆静始为之”，此时心情最静，注意力最为集中。每支箫笛的上部均刻有“引凤求凰”之类的题词，或“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之类的诗句，字体篆、隶、行、草各异，刀笔苍劲有力。箫笛表面中部刻有山水风景或龙、凤等吉祥物，富于诗情画意、生动飘逸，雕画的左下角刻有印章式的标志。无论字、画、印章皆涂以鲜艳的蓝、红色。玉屏箫、笛多以雌雄两管配对，雌管箫笛音色柔和娓婉，雄管箫笛音色雄浑高昂。配对的雌雄箫又称之为龙凤箫，二箫并奏，得阴阳之气，十分和谐，尤为悦耳感人。清代玉屏箫曾作为贡品献纳朝廷，故又有贡箫之称。玉屏箫笛的另一制作者为韩氏，他家世传方法是，在选取“老嫩适中的竹管”后，制作前“必先斋戒以静其心”，排除在脑里的一切是非毁誉及成败等杂念，一心专悟雕凿，待“偶然会意”之后，便“略施刀削，顺其自然，见成笛焉”。以这种心法、手法制成的箫笛，音质极佳，若“穿云裂石，坚润自如”，价值昂贵。思州石砚久已著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思州府护理蒋琛在其《张子枝伯南归索金星石砚赠言》说：“韵事人传六百年，风流何必今殊昔”，说明思州石砚于宋代即已名播中原。康熙《贵州通志》载，“金星石，出思州架溪潭中，没水采之。上有金星点者为佳，可作砚”。《滇行纪程》亦载，“思南有金星石，砚甚佳”。金星石呈黛色，石质坚硬，细且润泽，间有金银星点，状如“鸲鹆眼睛”（鸲鹆即八哥），以之制作为砚，既有星光闪烁之美，又有存墨日内不干之妙，还有哈气即出露液之异。金星石产思州，所制之砚称“思砚”。思砚雕凿独具一格，清代尤为发展，形成聂宝善、周金鼎、王伯麟三大艺术流派。聂派以花鸟虫鱼见长，周派以龙凤著称，王派则以瓜果动物取胜。“喜鹊闹梅”“双龙抢宝”“松鼠偷葡萄”“双凤朝阳”“鱼跃龙门”等造型栩栩如生。“思砚”造型工艺有别于端、歙、鲁三大名砚之处是全为浮雕，立体感、生动感特强，深受文人墨客喜爱。乾隆进士檀萃旅黔，一睹思砚，赞叹不已，特撰文对思砚作了全面记述：“金星石，出思州星石潭中”（星石潭在今岑巩县思蜴镇桐木地境），取石艰难，“必善没者腰斧凿而下，与汨俱入，与涌偕出；又必能如泉客、鲛人、水居不畏”者，方“可任此役矣”；制作有序，“出而琢之、砻之、磁之、砥之”；石质特异，“精光内发，如浓云郁兴，中露电影一线，倏欻闪烁，若有若无”；功效极佳，“工于发墨，贮水不干”；工艺精美，“匣以沙柚，雕刻古雅”。作者最后以“此石生蛮荒溪涧，名不甚著，贵耳者目而陋之。然幸如是，足以自全其天。令如端、歙腾声，则百方涸泉，断削地脉，役鬼疲民，且贻斯邦之辱”等句收尾，指出如此珍稀之物名声尚小；若如至于端、歙等砚齐名，则供不应求，必将导致贵州地理被破坏。普安石砚，取普安县城西南40里处之九龙山山腰九龙洞内的石为原料，石色微青或微紫，石质“细似端石”“温润而册”。民国《贵州通志·风土志》称用普安九龙洞石雕琢而成的砚，因其质地优良，受到学子喜爱。黔境盛产竹，竹的种类多，各族人民因地制宜，利用产竹的优势，制成竹器服务于生产、生活。竹编品种很多，有簸箕、筲箕、撮箕、筛、箩篼、提篮、背篼、鱼篓、鸡笼、囤箩、晒席、凉席、斗笠、竹箱、竹凳、竹椅等。贵州竹编著名的有思南府属塘头的斗笠、荔波凉席。斗笠俗称为斗篷，用篾丝编织而成。塘头斗笠用料为慈竹，竹长至三年以上即用，慈竹竹节长、韧性强。斗笠有粗斗篷、细斗篷、棕丝斗篷三种。各种斗篷都固定用40条篾片，各以20片分别作斗笠的经、纬。不同之处在于，粗斗篷用作经的篾片，每片剖为3根篾丝，用作纬的篾片，每片剖成6根篾丝，将经篾丝、纬篾丝纵横编织而成；细斗篷用作经的篾片，每片剖为4根篾丝，纬篾片剖为8根篾丝，以之编织；棕丝斗篷的篾丝更细，即经篾片每片剖成篾丝5根，纬篾片每片剖成篾丝12根，斗笠中均匀地铺夹一层薄薄的棕丝，并加夹上一圈红、绿色纸及青布。斗笠外表涂上桐油，晒干后，内顶加一箩圈以便用时固套在头上。塘头斗笠畅销于思南、石阡、凤冈、印江、沿河等府县。凉席以荔波县所产最为著名。凉席原料是绵竹，选其光润节稀者划为篾片，篾片薄而宽窄均匀，以之纵横编织成席。席有大有小，无论大席小席长皆6尺，大席宽为4.2尺，小席宽2.4尺或3.3尺。篾片的表面编在席的正面，篾片的内面编在席的底面，故席面光润呈淡绿色，席的底面较粗糙，呈淡黄色。篾片薄而软，便于携带，将其折叠不致断裂。此席于热天垫床作睡眠用，不粘汗，有清凉感，故有“凉席”之称。荔波凉席以其工艺精美、质地优良、实用性强，远销黔南、黔中一带。郎岱厅属牛坡的仡佬族善于篾编，以晒席、囤箩为主。仡佬族编制的晒席、囤箩，工精、美观、实用，除少数自用外，大都投入远近集市出售。仡佬语称晒席为“补郎”。这一带的各族人民对牛坡晒席给予“仡佬席”的专称，而这部分以编制篾晒席为主要副业的仡佬族，又有“篾仡佬”的特称。手工业的发展，使从业人员增多，贵阳、安顺、遵义、兴义等省会、府城的手工业者，为了维护本行业共同利益而组织起来，以集团形式协调、捍卫、发展自身权益，按行业形成的组织称为行会。如兴义府城行会有9个：木匠、石匠、泥匠组成的鲁班会；饮食业厨师组成的詹席会；烤酒业的杜康会；制药业的药王会；铁、铜、锡匠的老君会；榨油业的钱公会；屠宰业的张爷会；纺织业的机仙会；缝纫业的轩辕会等。行会的出现是封建时代手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城镇人口增多，生活需求面广、量大，各种手工业产品种类及数量相应增加，促使越来越多的人从农业游离出来从事独立的手工业。随着社会的发展，不仅农业与手工业分工日益明显，而且手工业内部的门类也越分越多，以至形成各式各样的行会组织。行会的出现，是贵州城市手工业发展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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