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后贵州的封建剥削状况
文摘
2024-08-21 00:00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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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的军费开支和对英赔款，也直接或间接地加重了贵州人民的负担，并对贵州社会矛盾的尖锐化起了刺激作用。按照《南京条约》规定，清廷要向英国侵略者赔款2100万元（以每元折银7钱计，合白银1470万两）。这一巨额赔款须于4年分7次偿付，还要加年息5厘。而在这次战争中，清王朝所耗费的军事费用则不下几千万两（一说7000万两；一说一千数百万两）。加上英国侵略者向广州勒索的600万元“赎城银”，以及沿海各城市被掠夺的中国官库的损失约有一二百万两。所有这些赔款、军费开支、损失补偿，均要转嫁给中国人民。嘉、道以来，封建地主阶级及朝廷对广大农民的经济剥削本已十分苛重，鸦片战争后清廷为筹集对英赔款和填补庞大军费开支，多次谕令各省整顿赋税，以纾国困，这实际是暗示地方官用加税加捐办法，将赔款和军费及其他开支转嫁到人民身上。因此，鸦片战争也促使了封建剥削的加重。在封建统治者和西方侵略者共同压榨下，田赋、地租、各种各样的加派、浮收、徭役等像一根根的绳索套在贵州各族农民的脖子上，使他们的生活进一步陷入悲惨、穷困的境地，以致有的少数民族农民“终日采芒为食，四时不能得一粟入口”，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贵州赋税收入一向很少，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黔省地丁银，岁止十二万一千五百余两”。到了道光朝，贵州额征地丁银两旧额也只有147323两，而实征数还少于此数。然而，各地统治者却巧立名目任意增加征收数额，而“官吏胥役，因缘为奸，税外加税，名外立名，拉杂纷纭，莫可究诘”。贵州和全国一样，农民在交纳田赋时，除正赋、耗羡外，各级官吏一遇公事，加派私征，名目繁多，已不止于重耗而已。征粮时最初“犹不过就斛面浮收，未几，遂有折扣之法。每石折耗数升，渐增至五折六折，余米竟收至二斗五升”。乾嘉以后，“州县征收钱粮多私行折价，一石有折钱至二十千者”。到了道光年间，因州县官吏与“扒夫、斗级、银匠、柜役通同一气，因缘为奸”，这类“勒折浮收弊端”更层出不穷，有增无减。在征收中，官吏又以实物折银的办法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过去贵州征粮，多取米谷和其他实物，如威宁之荞麦、镇远之豆粮、大塘之大小布等。以后，改行折征，即改征现金，促使农民卖粮换银。因商人的剥削、市场粮价的变化，他们往往要用三五斗粮食，才换到田赋一斗的折征银钱，其负担又无形中增加数倍。又如，农民在交田赋时，征赋官吏则以“踩戥、踢斛、样盘、零尖诸名目”，“巧取术弋”。清人冯桂棻所描述的“今则斛不必甚大，公然唱筹计数，七折又八扣、样盘米、贴米（挑除米色，不出私费，即讲贴米）等犹在其外。又有水脚费（定例每石五十二文，今或三四倍）、花户费、验米费、灰印费、筛搧费、厫门费、厫差费合计约米值一二斗。总须二石五六斗当一石。道光初年，御史王家相疏云：“官以其私征米一石当正供七斗，民不堪命”。这类情形，在贵州各地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在桐梓县即“有踩戥、火票等钱名目，每花户一票，无论一两二两，即少至一二钱，均加踩戥二钱至五钱；火票亦加至一二钱不等”，百姓因此而“受累无穷”。故杨龙喜以“除踩戥、火票之害”号召起义时，响应其号召而参加起义者数以千计。又如，道光末，遵义县知县杨书魁借口筹集防“贼”之费，决定“民间之纳粮者增平斗为尖斗”，其继任者亦“沿为定例，牢不可拔”。绥阳县知县陈鳌的所作所为最具代表性，他既改变过去交纳秋粮可折银并“随时照市议价”的旧规，限定自九月开征，每谷一石折银一两六钱，此后则逐月递加，每月添银一钱，至十月时每谷一石折银一两七钱，到十二月时，加银至一两九钱。此人还自行规定，“粮马必以尖斗”，“两尖合一平”；交粮“始得早上，不然则必挨至四五十日，或六七十日”，“务令册户之谷堆在仓巷中”，并纵容其管仓家丁“勒索规费”；收粮之时则有“估收地盘谷，多者四五斗，少者亦可有二三斗”。此外，还有“随侍之看样谷、风车之剩箩谷”。凡此种种，农民每上粮一石，实际须纳谷一石五六斗，甚至二石。除了在应收的田赋上弄巧使奸，地方官府及官吏们往往在田赋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加派。例如，有的州县挪用正款后，或“捏称民欠乃加派私征”，或“印官即借部驳之名擅行加派”，或是“正赋钱粮本有定额，地方官遇有别项需用，辄令设法，实与加派无二”。有的州县，官府本来规定有交纳钱粮半银半钱之制，而实际经办的官员却自行其是。有的取民“仍以银”，但“每钱2千仅作银1两”。正安县的“猾吏”更别出心裁，其做法是：“银则改征制钱，米则变价勒折”，结果是“正供无几而陋规过之”，使纳粮者中“垫赔”之人竟然“十有八九”，而这也正是清朝末年各地“浮赋”不断上升而为清代前期数倍的原因之一。各地官吏除借口因公加派外，还有种种私行科派，名目不一，由来已久。但凡征收钱粮之时，因官吏私行科派而“阖邑通里共摊同出者，名曰‘软抬’；各里各甲轮流独当者名曰‘硬驼’”；“大小衙署遇有公事需用物件，恣行科派，总甲串通奸胥从中渔利。凡工作匠役皆设立总甲派定”，“又设贴差名目，不愿赴官者，勒令出银”，等等情形，清廷虽一再明令禁止，其实未能禁断，相反却越演越烈，有增无减。桐梓县知县魏学恒在其禀文中曾谈到，该县除应征地粮银、条银、耗羡银和历年加派已成定例的踩戥银以及“户房造征收册”所加耗银、加尖斗谷、看样谷之外，又“奉藩、臬两宪札饬”，“每正项除耗羡外，加收四钱”，而本县的“附加”中还新添加有：每户应交“火钱、票钱、谷钱”三起共二百八十文；民间置买产业立新名者要交书笔资费一百文，划除旧名者给钱一千文；在交纳钱粮正耗陋规时，倘有“花户迁延、差役代垫上纳，每有一起累及亲邻，轻则索其十倍，重则倾其家产”。除此而外，豪绅土司等也乘机从中渔利。他们或包揽钱粮耗羡，中饱私囊，或诡寄地亩，转嫁应负田赋。如贵阳府罗斛州历来“田无顷亩，赋无科则，征收之法按照土府旧制，每亭约纳丁银若干、秋粮若干。其田旧有站田、夫田、亭目田、把事田、粮田诸名目。今则陋规尽革，名号犹存”。而实际上，田主、土司、亭目、把事等往往以此将田赋负担转嫁给农民。在黔西，“土目有婚丧等事，则敛派佃户，谓之派扯手，甚至同里及附近田地之粮户夷民有被其强压等，不从则控为叛佃”。又如绥阳县，“旧不许小户立册名，小户无从赴匦完粮者，小户之粮必缴于衿户统之，于是衿户任意苛索，加倍浮收，小民不胜其扰”，而“邑中催收丁粮，旧由甲差公举甲中首人承充，甲差视为利薮，钻营贿托，百弊丛生”。唐椿《请毁荒册》还反映了这样的情况：报荒旧册因时过境迁，“荒名虽存，业非仍旧，小民辗转相授，且有莫知所自者，从前未经确查，概欲循名责实，以致小民苦乐不均”，有的是“已报升科而荒粮仍在者，有业本在彼，被人瞒隐而荒粮在此、偏累不甘者，悬户重粮户，抱切肤之痛”。贵州在清朝前期杂税项目一直不多，竹木百货等税的征收尚有定例。省内税收机构也为数有限。雍正年间，遵义府的关税，“只有遵义、仁怀两大税处”，府辖税关亦不过19处，“年解正供五千余两”。到鸦片战争前后，为解决地方财政紧绌问题，“私设税口”的现象日益严重，地方官每以“商贩等每由小路潜行，易于偷漏”为由，在“附近要隘设立子口十四处”。而类似情况在“思南、镇远、铜仁、大定、石阡、兴义各府”也有发生。这些地方官往往利用“私设税口”为自己谋取好处，他们或“分派家人、书役”、“家丁、胥役”等，以稽查为名，“每逢集场，将零星货物收取税钱，又未将征税则例刊刻榜示”，“扰害”前来赶场的农民和小贩。他们还让“恶棍把持，蠹役盘踞及牙行铺户人等相缘为奸，包揽商贾，串嘱在官家人书吏以重报轻、以多报少，通同掩饰，渔利分肥，甚至纳贿私放、偷漏隐匿”。在这些人包庇卖放奸商的同时，更对一般商贩进行“例外横征”“勒折”，“以至商人裹足不前”。如遵义县即“借口府役火食之费，添设七处（指税卡）……徒为吏胥中饱之资”，受其害者，多为农民、小贩。名目日多的正税、杂税之外，各地官府还有种种苛捐。如州县亏粮，要阖属百姓代偿者，名曰“乐捐”，实无异于强派。又如“官吏挪借公款，日久未归，展转挪抵，弊混丛生，而摊捐津贴，名目日增，州县派累繁多，办事竭蹶，亏欠正项，势所必然”；或者因岁修工程，如沟渠、堤坝等时，“皆于民田按亩派捐，而经管里甲，无不苛索”；或者是各地兴修城垣，“令州县捐廉，名帮办，实派之百姓”。例如，正安县的监仓衙署，“历派民修，无论房屋墙垣，一有损塌，遍行催修，奸滑头人折银销票，家丁胥吏入橐瓜分，乃以不肯折银之户饬修塞责，久为民累”。胡林翼曾指出，仅在1852年，贵州全省最穷的黎平府就“筹捐”达白银7万两之多。上行下效，当时各村各寨的保甲团练，也“按户量力派捐……以备公用”。贵州其他府州县的派捐情况，也大抵如此。贵州地方的差徭，历来繁重，鸦片战争前后更有增而无减。各族农民除了担负官差、兵差之外，还有筑堡、守卡、巡逻、运粮、运物……等等官方或半官方的差遣。如平越一地，“弁兵不满百，索夫百六十名”。就连押送犯人，也要求“沿途经过之寨，均派人护送”。本来民众应负的徭役已经折成银两计入丁赋中，随田赋交纳，官府如需用差夫必须按役给值，但事实上不论官府还是军队，从不给酬，差徭成为无偿劳动。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每遇地方官公出，就“牌饬土弁拘集苗民数百名守候供役，从未给以佣值”。尤有甚者，“官无他出亦每日令土弁按户轮流出夫，或百名，或百余名，定以额数，折交夫价。土弁差役共分其半，地方官安坐衙署收受其半”。在八寨“地方官及土司衙门，向有苗民轮流当差应夫，并供应器具什物”，每遇差过境“或因公下乡，土司书役联为一气，勒派夫马、酒食，无不恣意苛求”，“滥索多派”，“借端渔利”，勒索“夫价”之类事情，就连官员也不得不承认“扰累太繁”。鸦片战争前后，贵州各地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手段仍然是封建地租。其中绝大部分是实物地租，其形式分死租和活租两种。在黔南、黔东南地区，一般通行“对半分花”的活租，即地主、佃农按田土的实际收获量对半平分，但佃农还须付出种子、肥料和农具折旧等支出。如农民先用田主种子者，“俟成熟后，田主准分十分之三”，因而实际所得尚不及总产量的一半。在黔北、黔西北地区则多行死租，即租种田地时先定租，不管以后实际收成多少，都要如数交足，其租额一般超过50%。以道咸之后遵义同仁会养育堂所置公产的租米为例，亦可窥见当时地租的一般状况。该堂有东六官庄水田一份（中田）出谷7石，收租1石5斗；通二甲田土一份（田出谷60石、另有出杂粮5-6石之熟土）收租14石2斗；通八甲大小14丘10幅无水熟土，出谷30石，收租5石；北一甲海龙上坝田土一份（上田，出谷110石），出租25石；北三甲横担山田（中下田，年出谷8石），收租1石7斗。但这只是契约上的规定，实则因田主利用增加正租、押租、提高地租折价、进行额外浮收等手段增加租额和遇上天灾、歉收而佃农仍须如数交租，其实际所得往往不如契约所定。地主对佃农还有多种多样的押金剥削（交押金钱、实物、牲畜等），雇佣只供伙食、不给工资的“白工”等剥削。实物地租之外，贵州有的地方还保留劳役地租、超经济强制和人身依附等种种落后的封建剥削方式。在黔西北则有“投庄”制，即土目和地主豪绅常以保护农民为名，欺骗或胁迫农民无偿地把田土交给他们，认他们做“庄主”。此后，须向庄主交纳“马草粮”，其田地也为庄主占有。佃农要为土目服一定的无偿劳役，每年为土目耕种宅旁田地、造屋、筑路及各种家务劳动2-3月。由于苛重的地租、田赋负担，不少贫苦农民不得不举债为生。为此，他们又饱受到地主、商人的高利贷剥削。据嘉庆朝刑部案件中属贵州的21起案例中，2-2.9分利率的案件为10起，3分以上者为11起。道光年间，高利贷利率是有增无减。有的地方，每遇荒年借义仓的谷子，出借干谷1石，须还新收毛湿谷1石4斗。道光间，安顺地方便民仓和民间地主收民仓谷借利定为加五，致使借粮穷户“不数年负欠累累”“家产尽绝”。便民仓利息尚如此之高，其他民间借贷利息就更高了。在少数民族地区，高利贷竟然“利过于本”，有的人“遇青黄不接之际，借谷一石，一月之内，还至二石、三石不等，名为断头谷。借钱借米亦然，甚至一酒一肉，积至多时，变抵田产数十百金者”。道光时人章谦生动而具体地描述了当时中国农民所受田租、高利贷等剥削的悲惨情形：“夫农民之常困于他途者，他途贫谋口而止，而农民不但谋口而止。一亩之田，耒给有费，籽种有费，罱斛有费，雇募有费，祈赛有费，牛力有费，约而计之，率需钱千。一亩而需千钱，上农耕田二十亩，则口食之外，耗于田者二十千，以中年计之，一亩得米二石，还田主租息一石，是所存者仅二十石。当其春耕急需之时，米价必贵，折中计之，每石贵一千有余，势不得不贷之有力之家。而富人好利，挟其至急之情，以邀其加四加五之息，以八阅月之计，率以二石偿一石。所存之二十石，在秋时必贱，富人乘贱而索之。其得以暖不号寒，丰不啼饥，而可以卒岁者，十室之中无二、三焉”。贫苦的农民为了完粮纳赋，不仅“有自掘祖坟银饰者”，更有“终日采芒为食”的人家。嘉道以来，沉重的田赋、苛捐杂税、差徭等负担，使贵州农民终年辛苦也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过程和最起码的生活水平，脆弱的小农经济动辄沦落到破产的地步，破产的农民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土地。而这类现象在生产水平较低的少数民族地区尤为严重、突出，鸦片战争前后，对少数民族土地掠夺性的兼并继续发展，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屯军对土地的掠夺。清代屯卫之设始于雍正末乾隆初年，为控制“苗疆”和安置裁撤的士兵，清廷决定“将叛苗绝户田产安设屯军”，有屯田64700余亩。这些田产都是在官府的支持下，以“没收叛苗绝产”为名义，从原田主处强占过来的，这些田土多为高产、稳产的肥田。如“台拱屯田皆膏腴”；在黄平，“其田之上者，尽属军屯”；在古州，好田地尽为屯军所占，各族人民只有“山头地角附近屯田者”。官府对屯军占地（指旱地、山地、坡地等）数并无具体限制，相反，还不断要求屯军“将附近山岗畸零隙地勤加开垦”，或允其将“其余低洼田地及山头地角作为公产招佃耕种，以为屯堡碉卡岁修之用”，致使屯军不断掠占、兼并各族人民的土地。嘉庆道光年间，川陕湖广等地农民即因水灾“觅食维艰”而纷纷流散进入贵州。道光十四年，由湖南而进入贵州兴义等地区的流民，“扶老携幼，肩挑背负者，不绝于道”。这些客民有的从事手工商贸，有的则租种“苗人”的土地。他们中的一些富商，对原土地所有者，有时是“稍以子母钱易其产，蚕食之，久之膏腴地皆为所占”，有时则“诱以酒食衣锦，俾入不敷出，乃重利借与银两，将田典质，继而加价作抵，而苗人所与佃种之地，悉归客民”，还有人则利用土司之间“互争案件”，出面“为之包揽词讼、借贷银两，皆以田土抵债”。通过种种途径和手段，贵州各地许多地方均出现地主占有大量田土，而农民沦为佃农的情况。在兴义府，“不特屯户将分授之产展转当卖于外来客民，即苗佃任其播弄，渐多退佃，以致汉佃参半其间”。兴义“三江”地区自嘉庆兵事后也出现“苗户日渐凋零，田土悉归客有，所有苗人尽成佃户”。在大定府水城厅，“客民不及威宁五分之一，而典买田土之数则倍于他处”。在威宁州也发生当地土目“弃产日滋，以致客民多于别属”，在遵化里，“其田土悉系典当租佃与外来客民”。在都匀府属丹江厅，“种山客民”对无主公山“离寨近者，尚须向寨头承租，离寨远者，不肖客户……每多占种”。实际上，大量兼并、掠夺各民族农民土地的，既有汉族地主，亦有少数民族地主。如在安顺府属亲辖地，购买兼并他人田产者，“不待外来客民觊觎，已为同类中之捷足者先登”；在兴义府，既有“汉人之加租逐佃者”，而“苗之藉图霸产者，亦复不少”，时人还指出，“不特兴义府属为然，即上游各郡，比比皆是”；在镇远府，偏桥左右司“苗寨”的“头人”将无人耕种的荒地“以为公土，租与天柱、邛水一带客民挖种杂粮”。道咸以来，随着土地兼并的激烈，一批少数民族的地主成了一方的大地主，如天柱吴、李、龙、杨四姓侗族大地主，拥有数千亩土地，号称东西南北四大户。其中，大地主龙运昌所占有的田土遍及三十余寨千余亩而号称三万石。永从（今从江）县侗族地主梁应开，占地有五千亩。三都县水族地主王仲朝，靠贩卖YA片和放高利贷而致富，成为有七八千挑田产的大地主。松桃厅上潮龙姓、中寨曾姓和瓦寨欧姓苗族人家中，都有占地五六百亩的大地主。独山烂田布依族地主张炳四，占有产量为九千余挑的田地，年收租达万斤。在繁重的封建剥削下，只有低生产水平的小农经济，即在正常年景和较为安定的社会里，也难维持正常的运转，一旦遇上天灾人祸，就不免沦落到破产的地步。又由于鸦片战争时期，地方官已无暇顾及农田水利的兴修和维护，加上吏治腐败，救灾赈民往往变成其残害百姓、勒索钱财的借口。再加上贵州地方天灾频仍，人民生活困苦异常。据不完全统计，道光元年（1821年），威宁州后所寨地方水灾，淹死男女客民130多人，冲塌民房60余间；五年（1825年），镇远府属州县水灾；六年（1826年），松桃水灾；十一年（1831年），贵筑、桐梓等处大水；十三年（1833年），古州、兴义、都江、下江等四厅县水灾；二十一年（1841年），“虫蝘四起，岁收仅十之三四，饿殍满途”；二十三年（1843年）夏，桐梓大旱40天，田谷无收；同年，仁怀虫灾，岁收仅十分之三四；廿九年（1849年），桐梓又水灾。当时，贵州贫穷的各族人民在残酷、苛重的封建压迫剥削下，“田园卖尽，始而鬻卖屋宇，继而鬻卖子女”，“更有逃亡故绝”者，挣扎在生死线上，广大农民和地主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和公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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