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贵州咸同战乱后的招抚流亡与恢复生产
文摘
2024-09-11 00:00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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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在长达二十余年的咸同战乱中，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生产凋蔽，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贵州农村的这种残破、凋蔽状况，引起了官员中部分有识之士的关注和担忧。他们深感长此下去，贵州地方官府及军队既无可征之粮，又无可用之丁，而大量脱离土地、流亡在外的农民也将源源不断地投入起义队伍。其结果是不断从外省调兵、调粮，大量消耗国家的人力、财力，却很难重建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更不用说维持长治久安了。因此战争后期，在继续坚持用武力镇压农民的反抗斗争的同时，不少人就提出了“请安定人心以全大局”、妥筹善后的安抚政策。其主要内容为招集流亡，提供一定条件使农民重新获得土地，恢复生产，使混乱的秩序逐渐稳定下来。同治六年五月，刘岳昭攻占猪拱箐后，即“出示川境，招集流亡”，让逃难在外的回乡耕作，并就“黔西夙称富庶，今尽荒芜，孑遗无多，旷壤过半”的情况，向清廷建议采取宽大政策，鼓励农民重操旧业，“请旨下贵州文武大吏，凡系被胁小民，非著名逆贼，概予免死，仍准其清还田产，一体归农，不准事后株累”，“其被扰之区，额征钱粮税课赶紧清厘，分别蠲缓，荒芜田地，招主认业，毋得一概作为叛产，籍没入官。各地方应筹经费，……皆不得任意勒派”，并主张“地方官办理善后著有成效者，与军功一体优保”。同年七月，太常寺卿石赞清的万言奏疏，提出一整套稳定统治、恢复生产的办法，其中有“屯田宜举办”一策。具体作法是，先派员清查土地，“三年之内，本主来归，仍给本主，三年之外，无主可归，便悉入公。认垦三年，始行升科。其未及三年，以前但照民间主客例规，不论田土肥硗，只按田租所入，对成均分，不容更设军卫，不许更议折色”。他相信，这样做，“民间乐从，流亡易归”，战乱可弭。同治九年（1870年），四川将军崇实、总督吴棠在《贵州目前应办事宜》的奏疏中强调“苗疆情形，不难于争城夺地，而难于善后之经营”，而“善后数大端”中，主要是“招集流亡”“给籽种”等事。当时，道员邓善燮在镇远“示谕沅、晃一带，招徕流亡。令有业者复业，无业者许其分占荒田，以尽开垦之利”。由于该作法切合社会的要求，“来归颇多”。“于是籍其户口，给之牛力、籽种”，并分别安置于“焦溪两岸及两路口、猴子坳、五里牌，因山为屯，且为之树犄角，联守望，以固其心”。在防营不能兼顾的地方，还“收募土勇数百，分屯险要，耕战并营”，“其半屯及东北诸乡难民，皆相率开荒筑屯自卫”，对自发的屯垦行动，官方亦对其“贫苦无力者仍量为资给，并募勇百名，分驻半屯、鸳鸯坳两处，以备巡警”。就连出降的“仡苗百数十人，则于校场别立一堡，授以荒畲旷土，使谋生业”。此法实行数月即见成效，“流民日集日众”。在兴义府，在攻打回民义军据点新城的同时，道员吴德溥已在策划善后事宜，他主张“就各镇、协、营、汛所驻之地，易练为兵。有愿者即予负郭田，人各若干顷，定其规制，资其耕牧。扼塞适中之区，亦酌设防营，就近开垦，建营立寨。牛只籽种……由司筹款”。他认为，以此办理，只需二三年，“不必借助于人而富强可致”。到那时，“无转饷之劳，有磐石之固，则兵可复；兵实其中，人自生聚，则不必远事招徕；各私其家，自为捍卫，则勿庸另为守备”，并主张“司道丁粮、文武廉俸及学校役食，均宜取资于旷废田地，……俟行之有效，再行奏定章程，永远遵守”。同治十一年七月，湖南省道员陈宝箴受命代办苗疆善后事宜时，对受抚的苗民虽然区别其顺逆，待遇有别，但总的精神是鼓励苗民垦田种地。其具体办法是：对于“义苗”，“有业者须令复业，无业者拨绝逆田产与之，户约三十石为率，即令永守，除照章完粮外，不别征租”；对于官军进剿“即举寨出降者”，“有产者亦令复业”，“无业者拨绝逆田产使之佃耕，户约30石，每秋收后令纳租十之一归公，丁多之户，愿于所拨外更行佃耕公田者，则照十分取二纳租”；对于“不得已而乞降”之苗民，则“无论有业者，只令佃耕公田，岁令纳租谷十之二”。此外，他还规定：“凡分派田亩各以毗连山土搭配酌给，不别升科征租”，即鼓励苗民多开垦荒土山地；“并永定章程，皆征本色，以杜前折银始祸之弊”。对于流亡在省外的难民，他也劝令归里，“有业者归业，无业者使佃耕公私田亩”，鼓励“开垦荒田”，还有“牛粮籽种及济贫赈济之资”。在全省全面推行招抚流亡、鼓励垦荒政策的是贵州布政使黎培敬。同治十二年，战事全部结束，清廷再三令贵州地方当局“当以绥辑闾𨶒为急务，认真办理剿抚屯田事”。由于黔省经二十余年的战乱，官私所藏田土文书契据，散失殆尽，原来的土地所有关系极为混乱。因此当务之急便是招抚流亡，恢复生产，以达到稳定社会，增加财赋收入的目的，而招抚流亡、恢复生产的前提则是清理田土产权。于是，布政使黎培敬会同按察使林肇元详请巡抚曾璧光改军需局为善后总局，下设清查局，并根据当时各地的状况和吴德溥、陈宝箴等人的建议，先后制定发布了《核定清查田业章程》《续定清查田业章程》《清厘田亩粮田示》等文件。这些章程总的精神是恢复和肯定原有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要求有主有契之田主，持契赴清查田产局验明，并给执照，即为正式契据，永为己业。有主无契之业，必须取具保结，发给执照，照常耕管。其有主之田，业主逃亡未归者，暂作存业。一俟业主返回，再行查实核办。暂时招人耕种者，业主返还后仍须将田产归还业主，不准霸占。逃亡故绝者，既无嫡派子孙，又无三代以内亲支者，所遗田产，照例归公。如无嫡派子孙，尚有三代以内亲支者，可由甲长及族邻出结，亦准给还，但不准外姓承受。章程规定，所有充公的“逆产”，均由官招佃承种。凡欲承种者，必须赴局出具认耕字据，载明田土数，坐落地名，谷种若干，准予暂行耕种，照田分花，以充军粮。无主荒田荒土由官府之招耕局招兵民垦植。为广为招徕，章程规定对大面积荒地“如有能团集百十户筑屯开荒，无论有主无主，均准开垦。其收获谷石，准以七成分给耕户，三成归公。其倡者仍由地方官札令充当屯首，约束各户耕种，每年应于局中所分谷内另行酌给24石以示鼓励”，“有能招垦至千户以上者，酌量详请奖叙”。屯丁受田，可以一人为一户，亦可数人合为一户。其领田数“量其人力”，不加限制，并实行“见荒即开，不论有主无主”的原则。每户屯丁，根据其种田数，还可发给耕牛、籽种、农具，并搭盖草屋。赤贫之户，在小秋或大秋成熟之前，按户依口数、丁数，“每月酌给”食谷。另可借款，自买耕牛，牛价须照数缴还。若无力缴银者，则以谷抵牛价：“限三年将谷缴清牛价，其牛即归原领之人作为私物；如不待三年缴清牛价者，亦听其便。但三年以后不纳牛租，即应照旧升科”。屯丁倘欲离开，“三年以内未缴牛价者，仍准呈明将原牛并农具房屋缴还，由总局查验发给回籍路票”。但“不遵章程私自拐带逃走或另有不法情事，一户犯法，九户同坐”，还要通饬各地严拿追获。此外，黎培敬等还进行清厘田亩粮册，明定田户赋额，以及下令整顿吏治，禁止贪官污吏滥派苛索弊端，减少农民的负担，以激发农民屯户的生产积极性。与此同时，清廷为纾解民困，减轻农民负担，在同治十一年、光绪元年、四年、七年、九年、十一年、十五年、十八年、二十四年，多次下令蠲免部分府厅州县的钱粮，并谕令各地不得苛敛、盘剥百姓，要各地方官刊发告示永远遵守。这些措施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除农民的赋税压力，但多少起到了一些刺激人民生产积极性的作用。在黎培敬之后的历任贵州巡抚，亦不同程度地推行招抚流亡，鼓励垦荒的政策。如光绪九年（1883年），贵州巡抚林肇元上疏清廷，“拟请寓行屯法于练，凡练军驻扎之处，操防巡缉之暇，责成管带官弁，督令将附近荒地设法开垦。其有不能开垦成田之地，即令分别土宜，树以桐、漆、桑、棉、麻、葛、烟、茶等类”。前此所设，全省屯军十卫，原额9339户，因长期战事，大部分散走，战后经过整顿添补，到光绪八年“已招复8949户”。光绪十二年（1886年），贵州巡抚潘霨又奏请清廷同意自该年起，“凡黔省各属荒田，一律招垦，无论军垦、民垦及客民、土民，但系认垦之田，官给印照，永远承垦纳粮。纵有业主，查无近年完粮串票，不准复认，以断葛藤。如有冒称业主者，照例治罪。由地方官恭录出示，以释民间之疑畏，庶田不荒芜，赋税有着”。这说明官府为了增加田赋收入，鼓励农民垦荒，进一步放宽了政策，采取了谁垦地，谁纳田赋，谁就是土地的所有者的作法。战后，省中大吏还要求，凡是已经恢复生产的地区，地方官必须按国家规定征收赋税，不准额外多收。光绪五年，新任巡抚岑毓英得悉各州厅县征收钱粮，往往超过原额的二、三倍，特发示令，严禁地方官吏滥征浮收。规定：“此示以后，凡秋粮之地盘、样米、尖斗、尖升，条银之横征勒收，加平加水，一切积弊，概行免除。倘再有书差仍前勒索，呈控地方官不究者，即系官与差同恶相济……从重参办，决不宽贷”。正是由于贵州地方官府和有关官员极力推行招抚流亡、恢复生产的政策和相关措施，因咸同战乱而遭严重破坏的贵州农村经济，开始出现复苏的景况，社会秩序趋向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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