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贵州咸同战乱后的财赋税收
文摘
2024-09-14 00:00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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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经济不发达，本省赋税收入很少，大部分开支仰仗外省协济。道光后期，全省田赋额征十二三万两，加上其他杂赋全年总共不过二十余万两，居全国十八行省之末，而全年支出则为一百万两左右，其中兵饷需银五十多万两，文武俸廉、役食、驿费、公费、马干、世俸等款年需银四十余万两，又年例支零星杂款约五万两，本省收入仅为年支出的五分之一，不足部分由外省每年协济七八十万两。咸丰初，全省各族人民大起义的爆发使军费大增。战事期间，贵州养兵三四万人，光兵饷和军费每年就要二百多万两，超过常年的二三倍。当时清廷集中主要人力物力财力镇压江南的太平天国起义，原对贵州协饷的省份也因本省烽烟四起，自顾不暇，基本上停止了协饷的正常拨解。贵州本省仅有的一点赋税更因战事不断，无法征收。据巡抚张亮基说，同治间全省地丁钱粮每年只能征收到一二万两，最多也不过三四万两，藩库经常库空如洗。黎培敬接任布政使时，藩库存银只有八十两，以致兵饷不能按时发放，官员俸廉年年拖欠，官兵无以为生。连黎培敬也因领不到廉俸，每天早晨常是吃点茶水泡饭充饥，贵州财政完全陷于绝境。在省内财政极度困难的状况下，贵州地方官首先恳请朝廷谕令各协济省按时按数拨解协饷。巡抚张亮基任职五年，先后十二次上疏，要求各省按时将协饷解来贵州。对此，清廷虽也指示各省要顾全大局，及时拨解协饷，可是各省有的阳奉阴违，有的装聋作哑，有的只拨解少量，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同治十年（1871年），中原各省战事全部结束，贵州军务也接近尾声，巡抚曾璧光仍不断奏请各省协饷按时拨解，以应付军需和善后的需要。在清廷通盘筹画下，由湖北、山东、福建、江苏、浙江、湖南、广东、九江关、东海关以及四川等省关，每月共凑足二十一万两，拨解黔省，才使贵州缺饷的压力，稍有减轻。但是直到战事最后结束时，各省拖欠贵州的应解协款总数仍达数百万两。战事期间，在请求协饷的同时，贵州地方官还挖空心思，从本省人民身上搜刮，以补军饷之不足，厘金、义谷、仓谷、捐输等，就是搜刮的主要手段。▲厘金。创行于咸丰三年，是年太平军占领南京，清廷随之在扬州和南京城外孝陵卫分别建立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为了筹饷，帮办江北大营军务的原江宁布政使雷以諴采纳了幕客钱江的建议，于是年九月在扬州仙女庙、邵伯等地首创厘金。咸丰四年，清廷认为厘金是筹饷的有效办法，命令各省仿照办理，此后厘金成为清廷的一项合法的经常性新财源。厘金是属于商品过境税和交易税性质的捐税，课税对象一是行商，一是坐商，征之于行商的称行厘（活厘），征之于坐商的称坐厘（板厘）。税率原定为物价的百分之一，但厘金一经推行后，税率不断增高，通常是百分之五，最高可达百分之十以上。更有甚者，各府厅州县为增加收入，从城镇到乡村，到处私自设卡。一种货物在甲地交纳厘金后，到乙地、丙地仍要照价再征，并且征收的对象也从行商坐贾扩大到肩挑小贩、行人包裹，乃至村妇的一鸡一蛋。厘金成了官府大小官员、土豪劣绅的一种新的利薮，是盘剥百姓、阻碍商品流通的苛敛。贵州设卡抽厘，始于咸丰十年（1860年）。在这以前，由于军饷匮乏，贵东道道员韩超在咸丰九年禀请巡抚蒋霨远说：“铜、松、思、石、镇、思一带，上达滇黔，下通川楚，为客商往来必由之路。其盐、茶、桐油、土药、麻布、竹、木、百货税课厘金，若道路无阻，办理得法，月可获万余金”，建议设卡抽厘，以济军饷。第二年五月，新任巡抚刘源灏奏请在川黔、湘黔边界率先推行，并委道员何冠英总理全省劝捐抽厘事务。咸丰十一年，省内其他各地也陆续仿照设立分局、子卡、巡卡，抽收厘金，举凡竹木、百货、土药、盐斤均在抽收之列。最初全省设有七局（川盐仁、永、綦、涪及黔东之流塘、托口、龙溪），同治元年后陆续增设四十多卡。贵州商品经济本来就不发达，再加上战祸连年，交通阻塞，商旅裹足，厘金收入远不如中原各省。据报，光绪中叶全年厘金收入约十多万两，但实际征收远远超过此数，大部分都进入经手人的私囊。▲厘谷。咸同战事期间，贵州地方当局不仅抽收厘金，还别出心裁地抽收厘谷，这实际是将征收厘金从工商流通领域扩大到农业生产领域。厘谷是贵州巡抚、提督田兴恕于咸丰十一年创办的。厘谷抽收的对象是农户，税率视每户所入米谷，抽取十分之一，变价交省。厘局经办人由官绅组成。厘谷全是强迫征收的，在清镇，抽取厘谷时往往“私加十之四五，民有不遵即刀割其鼻，用绳穿孔，鱼贯游街示儆”。官绅的残酷榨取，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咸丰十一年十二月（1862年1月），清镇县民聚众数万，捣毁厘局，杀死委员二人，还声称要包围省城。田兴恕派兵二营，才将抗厘群众镇压下去。同治三年田兴恕因教案事免职，厘谷随之停征。据同治元年八月大学士倭仁奏称，黔省仅上年便征收了四十余万石。▲义谷。巡抚张亮基鉴于百姓痛恨厘谷，于同治三年将其改头换面，以义谷的名义向民间抽收的，十取其一。章程表面上规定是向“有谷之家”劝办，实际是“富者巧脱，贫者搜索殆尽”。从同治三年秋到五年四月的近两年中，黔省共抽收义谷九万五千四百九十三石，按照市价每石以白银四两计，实合银三十八万一千九百七十二两余。▲仓谷。布政使黎培敬于同治七年创办，性质与厘谷、义谷同。黎培敬为防止“浮冒侵蚀之弊”，不派委员，令各地方官自为经理，但结果仍是弊端丛生。一些经办征收的“不肖团绅，仍欺蒙州县，以多报少，自饱溪壑”。同治九年黎培敬禀请巡抚曾璧光停办，未准。为缓和人民的不满，他只得令各地将仓谷酌减五成抽收。光绪初停征。厘谷、义谷、仓谷是咸同战事期间，贵州省内的主要收入。▲除厘谷、义谷、仓谷外，贵州地方当局还利用捐输、捐纳的办法筹集饷项。捐输与捐纳不同，捐输是指绅商士民因国家急需而向官府报效钱米等物，官府则奖以学额、封典等。捐纳是买卖官职。捐输、捐纳在清代往往同时举行，名称也含混不清。清代从康熙时便有开捐之举，以后历朝相继仿行。历朝开捐之原因有军需、河工、赈济等。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廷为筹集军饷，批准各省以捐输捐纳作为筹饷的手段之一。贵州军需开捐始于咸丰初年，以后全省群众起义风起云涌，协饷不能按时拨解，为应付急需，巡抚蒋霨远乃奏请在全省按新例开捐筹饷。捐输或捐银钱或捐粮米，名义上是自愿认捐，实际上是强迫摊派。据当时被勒捐人说：自开捐输后，“连年不辍，有一年中劝捐两三次者，名目繁兴，直至卵破巢倾，而犹未已。追比之严，甚于负欠国课。其初派绅设局分赴各乡题写，稍存观望，即派差练锁拿，入局勒捐，一不如数，即送府用刑逼索。正捐之外，倍出使费，尽饱局绅囊橐，殷富莫不毁家”。至于捐纳，在咸同以前贵州就常年进行，所收银两，由户部同地方共享。咸同时期，贵州捐纳不仅在省内举行，还仿照湖南派员“前往欠拨黔饷各省，设局劝捐，即以捐银作收该省协饷”。由于欠解协饷各省都处在战争状态，官员士绅都不愿冒险认捐，只有捐监尚有销路。这是因为“捐监一项，需费无几，且科第功名半从此出，故尚为人所乐输”。据巡抚张亮基估计，“如每州县捐监数名，可得银数百两，每省即可得银数万两，合之数省即可得银数十万两”。战争期间，贵州本省捐输收入全年大约十几万两，同厘金不相上下。同治十一年，全省性的战事基本结束，但是要将平息下来的局势长期稳定下去，就必须做好善后工作，而善后工作又需要有大量款项才能完成。这主要是因为裁军需用大量款项，清理偿还官兵欠饷需用大量款项，恢复生产、招抚流亡更需要大量款项。因此恢复协饷，增加赋税收入，便成为战后的当务之急。▲协饷的增加。同治十一年（1872年），全省战争结束后，各协款省“视贵州军务大致肃清，遂谓可以自存”，逐渐不再按时拨解战时协款。光绪三年（1877年），江苏、福建、湖南陆续奏请停解黔饷。各省请求停协，对贵州来说，无疑是一个极为不利的信号。清廷命令巡抚黎培敬通盘查核，如果各省月协兵饷停解，“黔省能否敷用”，详细奏明。第二年黎培敬复奏说：“黔省疾苦甲天下，现在虽告肃清，而兵燹甫定，防务未能全撤，兼之本年复增制兵，是防营、绿营应需粮饷待用尤殷，加以一切善后头绪繁多，款目甚巨，在在均关紧要，全赖各省协饷源源接济，……然若均纷纷停协，黔省势将坐困，大局何堪设想”，要求各省照原数按月筹解，如实有困难，至少也应拨解一半。光绪五年，岑毓英任贵州巡抚，在各省一再要求停协的情况下，清廷再次谕令岑毓英核实全省收支，“一切用项力求撙节，每年实需经费若干，岁入之数若干，并近数年捐输实在银数若干，据实分析具奏，再由户部指拨有着之款抵补”。岑毓英经过审算复奏说，全省“总共每年开支核实，必须饷银一百八十万两，方能应手，较之从前已每年节省银一百余万两，于无可省减之中，省减殆尽，实为必不可少，亦必不可再减之款”。岑毓英还表示，“各省督抚勿如从前之借词为难，减解延缓，俾全大局，容俟三年后，查看情形，钱粮杂税能照旧额征收，各项工程及招耕开荒等事完竣，各营欠饷发清，再行奏明核减”。三年后，即光绪九年（1883年），升任云贵总督的岑毓英上疏核减饷项，确定今后每年各省拨解协饷109万两，清廷批准，这一协款额较战前增加30余万两，一直到宣统时未变。▲田赋的增加。经咸同战事，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凋蔽，田土荒芜，钱粮册籍丧失散乱，田赋一时无法照旧征收。为此各府厅县官加紧对田赋的整理工作，要求凡是逃亡在外的均须返回原籍办理田土凭照，未外出的田主亦须至善后局重新办理领照手续，所有田主均须照章缴纳田赋。但是清理田赋工作非短期所能完成，并且生产的恢复也需要数年才能见效，因此直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贵州实收田赋虽较战争期间有较多的增加，但仍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光绪十九年的田赋杂赋实收数：地丁49418.01两，杂赋1928.37两，粮折28135.01两，耗羡20932.45两，合计100413.84两。从光绪十九年起经过十年，即经过战后三十余年的休养生息，贵州田赋才超过战前的水平。光绪二十九年的地丁耗羡两项收入：地丁应征147290两，实征118529两，耗羡62861两，合计181390两。光绪后期田赋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开垦土地陆续升科，府厅州县对田赋的整理已经完成，钱粮收入转入正常。战后，贵州地方官府除了要求增加协饷、清理田赋外，还不断整顿旧税、开辟新税，以满足各项开支的需要。其中主要是厘金、盐税和土药税。▲厘金。厘金在咸丰十年即开始推行，由于当时全省军务紧张，财源枯竭，各府厅州县纷纷设卡抽厘，严重危害行人商旅。除此而外，各厘局厘卡漫无章法，管理不善，经办人乘机大饱私囊，有人估计省内征收的厘税有一半以上为经办人侵吞。再加上官员、军队保护下的走私猖獗，偷税漏税为数亦复不少。凡此种种，对全省财税的收入，都起着不利的作用。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廷鉴于各省厘卡弊端丛生，谕令地方官认真整顿，严禁私自设卡抽厘，以后又多次重申禁令。光绪三年（1877年），巡抚黎培敬决定着手加强对厘金的征收和管理，规定在省城设立厘金总局，由布按两司领导，并刊刻通省厘局关防及详细章程，各地方官均须一体遵照办理，又将所有竹木百货等一律从宽减收二成。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廷正式批准贵州设厘局二十五处：贵阳府、安顺府城内，大定府永岸、赤水、毕节、滥泥沟、威宁，普安厅城内，兴义黄草坝、白层河，遵义府城内、松坎、正安，平越直隶州、永兴场，仁怀厅仁岸，镇远府瓮洞、笋洞，黎平府丙妹、流塘，思南府涪岸，思州府龙溪口、玉屏，铜仁府查局、漾头司，松桃厅五官坝。贵州厘卡经过这次整顿后，全省厘金收入略有增加，到光绪中叶，全省厘金上报数额为十五万多两。光绪后期，清廷举办新政，开支增多，为了筹款，各府厅州县不断增加厘局，到光绪末，全省厘局由二十五处增为四十余处。各厘局之下又设厘卡，有的设二三卡，有的设四五卡，最多可达十几卡。如贵阳厘局就设有红边门、六广门等十三卡，商旅厘税负担益加沉重。▲盐税。盐税是战后省内财政的又一项重要收入。贵州不产盐，清初镇远府食用淮盐，黎平府食用粤盐，普安厅食用滇盐，其余地区食用川盐。雍乾嘉以来，淮盐运输不便，滇盐价格昂贵，全省除黎平府古州及附近州县食用粤盐外，均改食川盐。盐税有灶课、引课等课税。灶课是向食盐生产者征收的，引课是向贩运食盐的盐商征收的。引是盐商购盐和在指定地点销盐的凭证；每引配盐数量各省不同。盐商取得引票须交纳规定的税课，称为引课。由于贵州不产盐，不征灶课、引课，只对入省食盐征收少量的税费（落地税每百斤二钱四分）。咸丰以前，贵州例定年征盐税七八千两，在全部赋税收入中，只占极小部分。川盐分计引和边引，计引是行销在川省及两湖部分地区的引盐；边引是行销在滇黔二省及川边酉、秀、黔、彭各州县的引盐。川盐入黔集散地称为岸，乾嘉以来逐渐形成四大盐岸，即永岸、仁岸、涪岸、綦岸。四岸中各有盐商十余家，多由陕西及四川富户垄断经营，承平时川盐销黔每年每岸或二三十万包或五六十万包。就黔省而论，如黔西、大定、遵义、仁怀等府厅州县，也多由川黔二省商人设号行销川盐。清中叶以来，川盐实行官督商销办法，“商人领引配运则归盐道，税羡经征则归州县，而总督则考其成，此则官督商销之微意也”。领引、配盐、征税三者分开，弊端极多，官吏索贿受贿，商人偷税漏税，层出不穷，空有督销之名，毫无行销之实。咸同大起义爆发后，川黔盐路阻塞，转运困难，商人视为畏途。咸丰八年（1858年），桐梓县令蒋立炳又在松坎设卡征收入境川盐盐税，每包征银三钱，从此川盐销路益减，私盐盛行，盐价腾贵，最高时每斤可达银一钱三四。咸丰十年，贵州地方官开始在各州县设立局卡，抽厘助饷，其中对川盐每十包抽收一包，谓之“大厘”。由于率税高，一时“厘卡林立，如布网罗”，“且沿途复有半厘、小厘、落地税各名色，又有查局、分局、验票局及各州县私设卡局，层层派索。每引一张，运入黔境，实抽厘银不下数十两，以致商贩裹足”。各岸盐商因负担过重，纷纷歇业，盐价愈昂。同治三年（1864年），贵州巡抚张亮基为筹集兵饷，奏请清廷谕令四川，或者每月拨盐二万包，以抵历年积欠协饷，或者敕令四川各盐井地方官遇有商民赴井卖盐，无论边计，每百斤概坐抽一斤，集有成数，按月解黔。四川没有同意这些要求，清廷也没有批准，贵州继续征收川盐厘税，每年收入约五六万两。光绪三年（1877年），时任四川总督的贵州平远人丁宝桢为开发盐税财源，接受在川的候补道唐炯的建议，改川盐官督商销为官运商销。具体办法是川省在泸州设官运局，由局自场购盐运至各岸，岸商一次交纳各种税费后领引购盐，运往黔省，自由销售；川盐入黔不再征厘税，而由官运局在售引时代为征收，分期解拨黔省。丁宝桢向黔省大吏表示，实行此法后，川省每年向贵州认解厘税六万两，以后如销路日畅，再适当增加。是年秋，官运商销办法正式实行。四川代征盐厘并没有超过贵州厘局对川盐征收厘金的款额，因此在四川实行官运商销、代黔征厘的办法后，素与唐炯不睦的贵州巡抚黎培敬便致书丁宝桢，表示设使贵州筹款有着，“自当撤去税关，以轻盐价”，这无疑是告诉四川，贵州今后将对川盐继续抽厘。由于四川官运局已代黔征厘，川盐入黔仍须再征，立即引起岸商的不满，多次向丁宝桢反映厘税过重，川盐滞销不畅。光绪六年三月，贵州巡抚岑毓英与川督丁宝桢，在赤水召开会议磋商盐厘事，会上双方议定四川提高引课，每年为贵州代征盐厘十八万两，按时拨解黔库，川盐进入贵州不再重征厘税，沿途亦不得需索留难，从此川省代征黔厘便成为贵州的一项固定收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同英、美、俄、德、法、日等十一国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三十九年还清，加上利息共计九亿八千万两，平均每年偿付一千八百万两。为了按期支付赔款，清廷将赔款分摊至全国各省，连最穷的贵州每年也分摊二十万两。贵州财政本不能自给，更无力承担二十万两赔款，经协商仍从盐厘解决，决定四川边、计各引每引加银四两，共筹银十万两，但其余十万两仍无着落。当时贵州准备将黔岸川盐每斤加价二文，再凑足十万两。四川深恐黔省将川盐加价，“滇粤私盐势必乘机侵灌黔边”，反对用加价办法筹措赔款，主张采取以计保边办法，再于边计各岸内增加引税予以解决。最后议定：于黔边及川省近边计岸岁行额余二万道水引中，每引再加银五两，共十万两，连同前款共二十万两，由川解往黔省藩库，再由黔解至上海，转交给列强。▲土药税（YP税）。YP战争前，贵州已有部分州县种植YS，战后清廷虽然采取禁内不禁外的方针，不准官民吸食、种植YP，但因进口YP的泛滥，国内吸食、种植YP者与日俱增。咸丰八年（1858年），英国通过《天津条约》及第二年的善后章程，将YP改名为洋药，在海关每百斤交纳进口税白银三十两，即可在口岸自由销售，YP取得合法贸易的地位，至此半开半掩的中国禁烟大门被彻底打开。随着洋烟进口的合法化，国内种植、吸食YP者也进一步增多，此后洋烟土烟双管齐下，共同毒害中国人民。咸丰十年前，因YP是违禁品，贵州地方官对种植销售YP者不敢公开征收课税，但官军有时征收实物以充军饷，实际是明禁暗不禁。咸丰十年，贵州开始征厘金，省产YP被称为土药，同百货一并划入抽收厘金之列，抽收金额为每土药重千两，抽厘银十两。由于省内厘卡过多，过往土药必须逢关纳税，遇卡抽厘，再加上各种规费，实际负担大都超过税额的二三倍。不少YP贩子为了减轻负担，通过各种办法逃避厘税，严重影响了土药厘税的收入。光绪二年（1876年），巡抚黎培敬为扩大土药财源，堵塞偷漏，在安顺设立土药总局，各路城乡要地、出关隘口设查收分局，专门办理征收土药厘税。为鼓励YP的运销增加收入，还“酌定新章，特予宽减，每土药一千两抽收厘银五两，其一切帮金毫金概行豁免，即各属地方税课亦暂时停收，以冀商贾畅行”。新章规定：减厘后凡有闯关逃税或挟枪执炮抗不纳厘者，则严惩不贷。光绪四年，盐厘实行由川包解，省内厘税减少，经奏请又将土药厘增加三两，即每土药千两征厘银八两。光绪十年又增为十两。光绪十二年又减为八两，光绪二十八年又再增二两，两年后因筹饷无着又增六两，合计每土药千两征厘税十六两（八厘八税）。据户部统计，光绪二十九年贵州全省土药税收入为十三万多两。光绪后期，国内YS种植大增，尤以云贵川陕为最，所产土药大部销往长江中下游各省。当时朝野高唱寓禁于征的口号，建议通过提高土药厘税的办法达到禁绝烟祸的目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吉林、四川、云南、江苏四省试办土药统捐，各省参照执行，规定每担YA片征收厘税银六十两，以后厘税又减至三四十两。光绪三十年（1905年），湖南湖北在宜昌首创土药统捐总局，统一征收烟土和烟膏的厘税，第二年江西、安徽、广东、广西、江苏、福建等省也加入实行统捐行列，统捐主要是针对云贵川三省外销土药设立的。照统捐章程规定，“凡云贵川土行销该八省者，经由总局分局均即照收土税；无论轮船、民船载运一律予征膏捐”。其税额为每担征统捐银一百两，另加经费银十五两，合计一百十五两。商人纳税后，粘给印花、执照，自由销售，不再征收他税。凡参加统捐各省，以光绪三十年本省征收的土药税额为准，从统捐收入中按数返还，溢收部分上解户部，作为练兵经费。两年后，统捐改称统税，贵州也加入统捐省行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廷在禁烟舆论的压力下，宣布从是年起，于限定时期内禁绝种植贩运YP，统税随之停征。贵州是产烟大省，被放宽为每年减种十分之二，五年禁绝。为了避免因禁烟使收入骤减，并且考虑到“遽将厘税停收，是适为种烟者轻其成本”，反而助长种植贩运，清廷允许贵州仍按八厘八税办法征收土药厘税，但将以两计改为以斤计，定为每千斤征银二百五十两。其运出省外者，“以逾限出关比照厘税常额加收一倍”。此外为限制吸食，贵州还遵旨实行牌照捐，每购土药一两，捐钱四十文；购膏一两，捐钱六十文。这些措施虽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但对限制YS种植也还起了一定的作用。据度支部的调查，宣统二年，全省产烟量已降为一万二千多担。到光绪末宣统初，贵州每年征收土药厘税约为二三十万两。光绪中后期，贵州财政收入虽有增加，但支出也与日俱增。特别是光绪后期和宣统初清廷举办新政，实行预备立宪，需款日益增多，全省财政入不敷出也更加严重。光宣之间，全省财政支出最多的仍是兵饷。战后虽有几次裁兵，将兵饷控制在五十多万两的额定饷额之内，但编练新军一标，每年就增加兵饷十三万多两，全省兵饷总额仍高达六十五万两以上。兵饷以外的另一大开支是官员俸廉公费。道咸以来，贵州额定文官俸银三万七千多两，养廉银八万五千多万两，武官俸廉、蔬菜炭烛、心红纸张等，每年约十三万七千多两，文武合计每年约为二十六万多两（不包括教职、世俸土官土弁及胥役工食）。光绪末，清廷因官员俸廉二百余年未作调整，大小官员办公、生活开支日益艰难，根据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建议，于俸薪制度未改革前，对全国各级文职官员实行公费补助。所谓公费是指“本官服食、仆从、车马及一切私用应酬杂支”的津贴。贵州各级官员公费开支定为三十余万两。宣统二年，资政院议决京外各官公费标准为总督繁缺二万四千两，简缺二万两；巡抚繁缺一万八千两，简缺一万四千两；布政使繁缺一万两，简缺八千两；度支使、提学使各六千两；各道繁缺五千两，简缺四千两；各府繁缺四千两，简缺三千六百两；州县照原不加修正（二千两以上，四千两以下）。兵饷俸廉以外的第三大开支是新政经费。新政经费是光绪二十七年以后新增的项目，其中主要是编练新军，开办新式学堂，派游学，设警察，成立审判和检察机构，筹备地方自治，进行全省人口调查，设立谘议局，举办地方公益事业等。这些新政开支，全省每年约需四五十万两。上列各项开支除兵饷和额定俸廉外，大都是地方自筹，于是随着开支的增多，各种名目的捐税如盐斤加价、印花税、烟税、酒税、屠宰税、牲税、肉税、榨（油）税、斗息税、庙税等也纷纷出笼，广大群众的捐税负担成倍增加。然而尽管官府搜刮殆尽，贵州财政经三十余年的整顿，仍是入不敷出。宣统元年（1909年），贵州岁入1752471两，岁出1807617两。宣统初，清廷对财政体制进行改革，朝廷和地方实行财政预算制度，朝廷派财政监理官到各省清理和监督财政收支。据度支部制定的宣统二年贵州财政预算说明书称：“贵州岁入一百七十三万四千六十余两，以四川协饷及代征之盐课税厘为大宗，田赋次之，厘捐各款又次之……岁出二百七十八万八千二百九十余两，军费为大宗，行政次之，解款司法等又次之，两抵不敷银一百五万四千二百二十余两，预备金四万九千九百余两在外。部核于岁入之协款照九江关及四川省册应增十万九千七百五十余两，又将可增可减之款电商，据复应增者认为试办，应减者承认三万八千七百十余两，实不敷银九十万零五千七百五十余两”，可见贵州财政相当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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