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咸同时期贵州杨元保杨龙喜起义
文摘
2024-08-24 00:00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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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元保，都匀府独山州播让人，布依族。道光三十年十二月，洪秀全等人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不久建立太平天国。就在金田起义之后，贵州黔东南地区便到处流传着“太平王登基改元”的消息。清廷为镇压太平天国，防止各地群众响应，在金田起义后，就不断命令各省筹饷设防。贵州独山与广西接壤，山瘠民贫，州民本来就遭受着沉重的盘剥，这时州官又借口筹饷乘机勒逼苛敛，“贪横罔利，州人恨入骨髓”，“万姓寒心”。杨元保家贫，无法满足官吏的贪欲，其父被迫起而抗捐，为官府捉获，不久病死狱中，杨元保逃往广西。咸丰四年初，广西南丹的一支起义队伍进入独山州境活动，这给独山群众以极大的鼓舞。杨元保利用这一时机，返回家乡与肖水家、薛道美、陆阿贵等密谋，在群众中进行组织联络工作，决定武力反抗官府。经过多次策划后，杨元保等在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率领群众数百人在丰宁上司举义。两天后，另一起义军领袖杨官佑攻占下司，烧毁土司杨治安衙署。二月三十日，杨元保自播让率众来会，三月，占领平舟和荔波县的羊奉里。参加起义的群众越来越多，队伍很快扩大到千人。杨元保在占领下司后，立即制造旗帜器械、木炮锡铳。他封薛道美为将军，竖立蓝旗；陆阿贵为统领，竖立红旗；肖水家为副统领，竖立白旗，称为三军。旗上书写“顺天成道，打富济贫”字样。杨元保“自竖三军司令”，部下将领“俱听调遣”。此外还派气力过人的黎阳清等二十人分领起义队伍，其壮健者概令打仗，老弱者跟随服役。“约定同夥如遇官兵，战则合股齐进，败则散屯各处，以便互相救援”。三月十日，杨元保等包围独山州城。署知州王效虞与奉命来援的八寨游击杨廷柱等被困守在城内，把总赵顺君奉杨廷柱命出城求和，被杨元保拒绝。贵州巡抚蒋霨远获知起义消息后，立即檄令护贵东道都匀知府鹿丕宗等急速抽调绿营兵往援。三天后都匀协副将彭寿，丹江营守备王敦伦以及长寨、凯里、台拱、古州、黔西、归化、清江、安义、瓮安等地官军陆续来援，官兵力量大增。杨元保被迫撤离独山，退回播让。三月中旬，清江厅通判韩超率练三百人会同古州镇标守备马鸿图经土井向播让、拉旺进军。三月二十日，韩超奉命率勇到达独山州城，驻营瓮坑，进攻播让。播让是杨元保的主要据点，这里“山洞丛杂”，起义军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分散在各山洞抵抗。在官军行进到牛角寨时，杨元保率二千多人袭取官军土井大营，韩超急派兵往援，起义军在夹马地方与官军展开激烈战斗。后因官军陆续增加，杨元保等退到山洞，待敌人入洞搜寻，早已不见起义军踪影。四月初，官军用火烧、烟熏的毒计，使杨元保无法久居山洞，被迫撤走，起义军的领袖之一唐士达被土练擒获牺牲。当时，广西有一支起义军准备渡红水河前来接应，但为罗斛兵练所阻。杨元保只得率部众经下司退往广西南丹董你地方。四月中，起义军与韩超在董你大战。起义军战士“扬旗吹角而出，排列山坡，另伏兵坡下乱石间”，另有战士数十人“皆着牛皮盔甲”冲锋。官军利用优势兵力，分左、中、右三队进攻，起义军进退失据，损失惨重。四月二十六日，杨元保率残部五十多人退到昔里，在这里遭到地主团练的包围，杨元保被擒，五月送往贵阳遇害。杨元保被擒后，起义军其他各股先后退到黔桂交界地区继续坚持斗争。五月中，韩超在南丹土知州的授意下，进攻董瓮。董瓮山高陡险难登，起义军用滚石压死官军多人。韩超只好改变手法，采用政治引诱骗起义军群众下山，起义军领袖刘仲林、丁老乔不幸牺牲。此后，起义军各大股陆续退往芒场大山。五月底，起义军首领余光玉利用敌军厌战的机会，邀请广西朱阿三攻四亭，采用边战边退诱敌深人战术，将韩超练勇诱至离四亭二里路，埋伏的起义军突从后路杀出，前后夹击，官军大败。千总贾连陛率五百人来援，才保住四亭。两天后起义军再次向官军出击，余光玉采用“零星散布，号为麻雀阵亦号螃蟹阵”的战术，分三路向官军进攻。官军气颇馁，纷纷败退，其中提标兵四百在夜间想逃出营门，被古州兵拦阻，几乎引起厮杀。韩超知道逃走必为起义军四面兜杀，全军覆没，决心背水一战，于是派兵放火烧毁四亭。余光玉疑有变故，不知是计，只好退回芒场大山。不久，桐梓杨龙喜起义爆发，韩超等被调往遵义。独山起义军有一部分在第二年参加了黔南罗光明、柳天成、潘新简等人领导的苗族、布依族、水族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但杨元保起义却点燃了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火。咸丰二年，娄一枝署遵义县事，征敛无度，于尖斗外复纵下勒索地盘样米等浮费，百姓抗拒不纳，官民关系十分紧张。咸丰三年，贪官张克纶署桐梓县知县，百事俱废，惟对盘剥百姓的丁粮、踩戥加意苛求，支使“户房每制私戥，耗外加耗，平外加平”。此外，每户又另征“火钱、票钱、谷钱三起共二百八十文”，全县五千余户，又多征一千五百多串。张克纶的苛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也引起全县绅民的愤恨，甚至招致县内一些胥役的不满。咸丰二年至咸丰三年（1852-1853年），驻守府境的绿营兵遵义协先后两次各派兵二百余名到广西及湖北追剿太平军。官军的腐朽和太平军的英勇善战很快在遵义、桐梓传开，人心浮动，杨龙喜利用这个机会，在桐梓发动了起义。杨龙喜又名杨凤，桐梓九坝人，“性豪好强”，曾充县衙门差役。咸丰三年（1853年），桐梓县署门丁肖聋子握有用役大权，肖聋子向杨龙喜索贿未成，欲加罪于杨，杨龙喜逃避回乡。咸丰四年初，杨龙喜通过傅乔寿、蔡三宝结识了舒裁缝。舒裁缝本名舒光富，遵义北乡大溪里人，先以裁缝为业，后又卖卜为生，浪迹江湖，对官府的腐败无能和群众的不满知道较多。据《续遵义府志》载，舒裁缝曾在独山策动杨元保起义，其子被官军所杀；杨元保失败后，走避开州（今开阳）。舒裁缝曾偶得一枚夜光石，夜间光彩四射，人们都以为是奇石异宝。同乡傅乔寿、蔡三宝因此而称舒为“真人”。从此，舒裁缝便利用这块异石，到处宣传鼓动群众起而抗官。他对傅、蔡说：“滇黔地面已预结十七股，此处起事，众皆响应”。杨龙喜对官府的黑暗无能本已了如指掌，听到这些鼓动的话，决定同舒裁缝、傅乔寿、蔡三保等组织群众，日夜造刀剑矛戟，待机发动起义。杨龙喜的活动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新任知县陈泰阶派门丁罗文和邑绅覃恩荣、赵以渊往九坝侦察，覃恩荣、赵以渊因不满官府的苛敛无度，反而支持杨龙喜的起义计划，并为之起草起义诏书告示。咸丰四年八月初六日，杨龙喜与板桥人陈寿等率众千余人奔袭桐梓县城。当时守城营兵不足百人，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战斗，起义群众便顺利地占领桐梓城，知县陈泰阶被群众扯去官服顶带，押送城外驱逐。起义军改桐梓为兴州，以曾联魁为知事，改九坝为赛波府。八月初十日，杨龙喜、李时荣、陈寿等率军越娄山关，占雷台山为据点，分军从四面包围遵义府城。杨龙喜占领桐梓后，立即组织政权，改元江汉，以咸丰四年为江汉元年，奉舒裁缝之子为“新主”。其下有王、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先锋、都司、都尉等爵位官职。杨龙喜自任总理各处军事钱粮都督大元帅，以陈寿为十王，李时荣为七王。起义士兵“皆以青布裹头，号曰黄兵”。为招揽人才，杨龙喜对地方上“凡有声望者，俱招以伪职”，使起义队伍的社会基础得到扩大。江汉政权还颁布了一系列文告，如《江汉皇帝诏》《江汉安民免粮示》《都督大元帅杨札谕》《总理各处军事钱粮都督大元帅杨札》……在这些文告中，起义军揭露清廷“不思仁君大度”“卖官鬻爵，加赋征商”“剥削民财，害民日甚”的罪行，痛斥清廷的暴政，使广大群众陷于“竭岁终之勤劳，不足以供满宦之征税”的痛苦生活之中。文告明确宣称这次起义是“奉天承命，复明灭满，吊民伐罪，恢复洪基”，表明了起义军的任务在于推翻清朝统治。在《江汉皇帝诏》中还进一步指出，此次起义是在太平天国的邀请下举行，其目的“非徒复先王旧业、实为苍生除暴”。江汉政权还宣布前此官府的横征暴敛一律废除，并“免粮三载，……只将每票粮火耗银一钱，以作县官日用之资”，各地方官不得额外苛索。此外，文告还再三告诫起义军官兵，所到之处，必须纪律严明，务须“谨遵将令竭力勤王，顺应之时，体天之道，毋得乘势而抢夺居民，借公而图报私忿”，“倘士卒等或借威宣淫，仗势杀伐，罪及将官”。文告还重申“若四方土豪借势抢夺，军前枭首决不姑宽”。由于起义军有严明的纪律，有符合群众要求的政治目标，因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一个官僚回忆童年所见时说：“溯甲寅（1854年），余年始十二，避贼于乡，乡虽远，时有贼往来，习见之，不杀不掠，强取人一钱，辄斩以徇；而官至则随在骚扰，故民狎贼而畏官”。杨龙喜颁布的一系列文告，作为政治纲领来看，还没有达到当时农民起义的最高政治水平，但它反映了贵州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摆脱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强烈愿望。杨龙喜起义后，“自称为仁义师，纳款投降，俱不妄杀，遍散令旗分头煽惑，应者日夥”。首先响应杨龙喜的是仁怀。接着义军又占据川黔军事要冲温水汛。咸丰四年八月中，绥阳人令狐桂龙、赵帽顶、何元易等在卜老场聚众举义。何元易等自称开国将军，为杨龙喜军运送粮草。这支队伍在杨龙喜失败后仍坚持斗争。咸丰四年十一月，杨龙喜部将梁起虹等约螺蟹王五阎王、梁三发财、余麻乡约及四川兰帽顶等千余人包围正安州城。杨龙喜起义在贵阳以西的一些州县也引起反响。九月，在黔西有王三乍巴起义。王三乍巴，黔西州人，因不满官府的盘剥，利用所谓缘教团结群众，抵制官府。缘教是灯花教的一个支派，咸丰初，王三乍巴利用缘教组织群众反抗官府。该教“以持斋拜灯为修道，（大）定、平（远）、黔（西）各属多迷信者”。黔西缘教群众与团练公开对立，官府视“在团者为良民，在缘者为匪党，在团者生，在缘者死”，双方斗争十分激烈。黔西与仁怀接壤，杨龙喜起义后，曾“分遣党羽与之结合，遂于九月初起事”。王三乍巴起义后，又在人力物力上支援杨龙喜，在滇黔各军进攻雷台山时，他曾派队伍加紧进攻黔西州城，以吸引官军的兵力。杨龙喜起义一个多月以后，在普安爆发了涂令恒起义。涂令恒，普安倮罗冲人，屠宰为业，曾以秘密宗教组织宣传鼓动群众，其势力发展到普安、安南（今晴隆）、新城（今兴仁）、贞丰等州县。十一月初二日，涂令恒等乘势攻占安南县城，打死知县朱右贤。十一月初七日，起义群众攻普安县城，城内只有绿营兵数人，知县于崇璟自杀。起义后涂令恒自称“天元平南王”“天波佛主平南王”，部众“悉以红巾裹头”，称红巾军。十一月初七日，涂令恒弃安南、普安，往攻兴义府城。知府张锳率兵拒守，巡抚蒋霨远檄安义镇总兵金刚保救援。各地士绅也纷纷成立团练，配合官军抵拒。在官兵团练的强大进攻下，起义军被击溃，涂令恒被杀，余部分散在各地进行秘密斗争。杨龙喜起义的爆发使贵州地方官惊慌失措。咸丰四年八月初十日，巡抚蒋霨远闻警，一面命令遵义协副将常胜、知府朱佑曾前往镇压，一面从贵州各地抽调营兵，共计4100名，克期来援遵义。在各兵未到前，派参将彭长春率200人飞速赶往遵义，藩司觉罗炳纲、提督赵万春驰往遵义指挥军务。当时清廷在贵州额设的绿营兵计有四镇十协六十余营，总数约32000多人，其中遵义协额设兵870余名，除出援江南，分防各汛外，府城应存200余名，副将常胜贪鄙无能，惟以克扣军饷为能事，其营兵虚名存册，实际只有四五十人。桐梓杨龙喜起义后，常胜“仓促募兵，人皆唾不应，勉招百人”，其中大都是无业游民。八月十三日，常胜率兵出征，在板桥与起义军相遇，官兵望风而逃，溃退到遵义城下。起义军改板桥为南京街，更娄山关为玉龙关。八月中旬，镇远镇游击保山，前开泰知县陶履诚率援军最先到达遵义。八月二十三日早晨，保山等乘大雾出北门，行至高桥与起义军相遇，官军用火箭火弹烧起义军营垒，起义军将领陈寿率军撤走，保山穷追不舍。正在这时，杨龙喜率军从凤凰山突出，在干田坝全歼保山军，保山自刎。接着在冷水孔又大败陶履诚军，陶履诚也被杀死，这是桐梓起义后杨龙喜获得的第一次大捷，起义军声威大振。八月二十八日，藩司觉罗炳纲与提督赵万春抵乌江北岸螺丝堰，遭到起义军迎头痛击，所部“溃弃枪炮无算”，仓皇撤到乌江南岸，不久返回省城。八月二十九日，起义军对遵义府城发动猛攻，战士头顶挞斗（农村打谷用具），以木板护身，登长梯扒城，官军在城上用火器拼死抵拒，先后夺去长梯十七架。第二天，署丹江营参将乌尔滚珠、清江通判韩超率兵练经龙坪到达遵义城外，韩超约城内官军里外夹击，起义军被迫从城下撤离。此后起义军在忠庄铺、南门关、丰乐桥、红花冈等地同官军也都进行过战斗。九月杨龙喜还派军到绥阳、正安等地招兵屯粮，发展势力，但都没有给官军以致命打击，双方处于相持状态。九月中旬，蒋霨远抽调的各路官兵以及云南派来的援军，陆续到达遵义，总数达七千多人。十月二十五日，云贵总督罗绕典从昆明来到遵义，亲临前线督师。罗绕典到达遵义，决定改变原来以重兵保卫遵义府城的计划，而将用兵重点转为进攻起义军根据地雷台山。十月二十六日，罗绕典亲自督师上阵，可是接连几次都为起义军所败，遵义府城仍被起义军包围。在失败的刺激下，罗绕典身染重病“饮食渐减，精神萎顿”。十一月初三日，“诸军进攻雷台，绕典登城督战，见诸军抵贼濠，急遣员持令促战，期必克，且许重赏”，但结果又是全军溃退，十一月初四日，起义军薄府城，罗绕典死去。清廷在十月中旬正式谕令四川总督乐斌、提督万福派兵越境进剿杨龙喜，从此起义军处于两面受敌的不利地位。在此以前，川军虽然也参加了镇压杨龙喜起义的活动，但那时采取的完全是一种防堵政策，即是说只要起义军不入四川境，四川就只设防不进剿，即使有少部分起义军进入川境，四川也只是予以“驱回”而已。正是由于当时四川当局采取了这种防堵方针，杨龙喜才得以保住桐梓、仁怀，才得以无后顾之忧集中兵力包围遵义府城。可是当十月下旬四川军队奉命越境进剿后，杨龙喜便开始陷于既要对付滇黔各军、又要对付南下的川军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咸丰四年十一月，川军两千余人分四路向贵州进军：一路由提督万福统率重庆镇总兵皂升从綦江入，一路由副将德恩率兵从南川入，一路由都司马天贵率领从江津入，一路由总兵蒋玉龙率领由合江入。不久，蒋玉龙占领温水汛。温水是桐梓仁怀间联系的必经之路，川军占有温水实际是将起义军据有的黔北两重镇分割了。起义军面临的另一不利处境是遵义府属各州县的地主士绅、在籍官僚在官府的号召下都先后组织团练，协助官军围剿起义军，官府的力量相对增强了。当起义迅猛发展起来以后，广大群众不可避免地要冲击旧秩序，危及地主士绅利益时，他们便公开组织团练，站在官府一边，同起义军为敌。九至十月间，几乎遵义府所属各州县乡都有团练出现。其中规模较大的有遵义举人肖光远、贡生任大培、蹇谔、王安国、雷昭然、杨腾芳等。地主团练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王安国，他在杨龙喜起义后，唱出“不助官，不从贼”的调子，企图造成官府、起义军之间的第三种势力，势力日渐扩大，号称十万人。可是当起义军处在不利的位置时，王安国就撕去“不助官”这个假面具，暗中勾结官府，对付起义群众。从十一月下旬（1855年1月）起，杨龙喜起义转入失败阶段。咸丰四年（1855年）十二月十三日，川军攻破九坝，舒裁缝及其子与杨龙喜子杨冬退往雷台山。十二月十六日，被起义军占领近四个月的桐梓（兴州）落入川军之手，三天后仁怀也为团首雷昭然及川军占领。川军进军桐梓、仁怀的同时，麇集在遵义府城的黔滇各军也加紧了对雷台山的进攻。起义军李时荣部从桐梓赶来救援，在龙坪场一带被地主团练击败，伤亡千余人。杨龙喜“自知势孤难敌”，于十二月十六日自焚雷台山，偕舒裁缝等取道西乡撤往黔西，往投王三乍巴。杨龙喜的起义队伍转移到黔西后，两支队伍会合约有两万多人，实际已经结合为一个整体，其活动范围主要在黔西州、大定（今大方）、平远（今织金），纵横三百余里，而其中心则在安底（今属金沙县）和木姜坡。杨龙喜、王三乍巴多次派军进攻黔西州城，贵西道道员福连被困在城内，不敢出战。新任云贵总督吴振棫及贵州巡抚蒋霨远为尽快将起义镇压下去，陆续派黔、滇、川三省兵练数千余人到黔西追剿。在黔西，起义军虽然也打过几次胜仗，但自己的损失也很大。咸丰五年正月初，署定广协副将特克慎及滇川各军先后到达黔西州。正月初六日，贵西道福连同特克慎、赵万春大败杨龙喜等于州城西，陈寿战死，义军死伤甚多，黔西城解围。不久，起义军又遭到平远土目安绍绪、在籍翰林院庶吉士丁宝桢等的团练袭击。在官军不停的围剿下，杨龙喜等深感无法长期立足于黔西。根据官方的探报，杨龙喜曾试图派军从黔西州的大关越鸭池河入清镇进逼省城，减轻官兵对黔西的压力，可是这一计划因官军在鸭池河设防扼守，没有实现。咸丰五年正月中，为摆脱官军的追剿，杨龙喜、王三乍巴决定撤出黔西州，经大定入毕节。正月十二日，起义军包围毕节城。当时杨龙喜等起义军总共不满三千，实力大减。就在他们包围毕节还没站稳脚跟时，官军也随之而来，为躲开敌人的追击，杨龙喜等立即南下走郎岱，采取边打边走无计划、无目的的大转移，开始了走向失败的道路。自杨龙喜转到黔西州后，官军也陆续跟踪而来兵力达到七千多人，相当全省绿营兵的五分之一强，如再加上团练，总数已超过起义队伍，这对杨龙喜来说是个极大压力。有利的因素是这时全省正处在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前夜，大规模群众起义已酝酿成熟，有一触即发之势。到三月间，台拱苗民起义，七月间又爆发了号军起义和黔南布依族苗族起义，顷刻间全省起义已成燎原之势。此外，这时追剿起义军的官军虽多，但内部矛盾重重，各部独立行动，尤其是川滇两军互相争功不相下，都坐视其败互不救援。由于杨龙喜起义一开始就将“志在得城”作为指导思想，将军事斗争重点摆在攻打城镇上，缺乏在农村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因而当无力占领大城镇时，便只有采取盲目游动的作战方针，最后导致失败。正月十四日，杨龙喜等率军从毕节东南走郎岱厅之黑塘、羊场司、大岩脚，占落别汛，落别“伍登魁率领无业仲苗投入逆伙，杨逆封为副元帅”，队伍又有扩大。二月初四日，杨龙喜、王三乍巴等从郎岱到永宁（今关岭县）坡贡。这时被起义军拖得疲惫不堪的官军改追剿为堵截。其部署是：滇军王人路、白人鹏扼守安顺，黔军韩超、乌尔滚珠等防守郎岱、永宁，川军万福防守黔西州，巡抚蒋霨远驻安顺指挥调度。初五日，在坡贡丫口关，起义军同韩超激战。丫口关“山势陡险，关口去地数十仞”，起义军居高临下，用炮石往下轰击，韩超兵练死伤多人，无法上冲。后来韩超改派贾连升从山后偷袭，起义队伍混乱，王三乍巴从丫口冲出，同敌人展开肉搏，不幸为把总杨绍贤杀害。杨龙喜率部转战营顶司、鸡场坪、郎公河、打邦羊场，又分别为兴义知府张锳、川军蒋玉龙等追击，被迫从打邦羊场疾走归化厅境。二月中下旬，再走罗斛、定番、大塘、独山、都匀、麻哈、平越、瓮安，这时起义群众已从万余人减少到一千余人。三月初七日，杨龙喜到达石阡葛彰司地方，中午渡河，但因腿部受伤，行动迟缓，被官兵追及，惨遭杀害。杨龙喜死后，余部由舒裁缝等人统率出石阡趋铜仁、松桃，前往四川秀山，为秀山兵练所阻，只好退回黔境，经思南、务川，再回遵义境。三月下旬，斩团首曾式衡，再入桐梓。由于兵练到处截击，舒裁缝等被迫往来于仁怀、桐梓、遵义间。不久，舒裁缝感到人马日渐减少，投靠高唱“不从贼，不助官”的团首王安国，王将舒裁缝解至省垣杀害。舒裁缝死后，继续坚持斗争的是邹辰保。他曾被杨龙喜封为上将军。直到咸丰九年（1859年），邹部义军才最后失败，余部参加了黔北号军队伍。【关于杨龙喜之死，还有以下几种记载：“杨逆膝伤溃烂虫生，坐竹兜昼夜奔驰……是日（三月初六）贼由山口奔北，杨逆之竹兜难跻峻岭，群负以逃，趴越五层山，负者力竭，杨逆亦气喘弗续，负至六层山……遂坐地不起，挥其众使去。众不肯，杨逆举刀拟砍之，众乃去，杨逆欲自刎，甫横刀，追兵攒矛乱刺而毙……”（见《遵义平匪日记》）。又，“次年二月，追至葛彰，贼方于马家土造饭，官军旋亦追至，杨逆势已不支，伏身山洞，为滇兵炮毙”（见《石阡成其济自撰年谱》）。“贼突围走葛彰司，方渡河，各军追及，杨凤因伤不能前，贼弃诸途，农民以锄击毙之”（见《续遵义府志》卷二十六，年纪一）】杨龙喜从咸丰四年八月起义，到咸丰五年（1854年）三月遇害，前后共七个月，转战省内25个厅州县，行程数千里。杨龙喜失败后，其部众继续坚持抗官斗争。咸丰五年五月，绥阳赵里台人赵帽顶联合梁起虹子梁三童与团练为仇。十月，杨龙喜所封上将军邹辰保等以桐梓落水洞为根据地，“假齐团为名”率穆二童（穆继贤之侄）、何元易、梁三发财等进攻桐梓县城。此后，赵帽顶据绥阳三抚庙，邹辰保据桐梓落水洞，其余据正安鼻孔山、石简等处。咸丰八年，赵帽顶被围困自杀，第二年邹辰保也被官军捉获。以后赵、邹的部众同思南白号、瓮安黄号联合继续转战在黔北绥阳、正安、桐梓、仁怀、黔西等州县。杨元保、杨龙喜起义，规模不大，时间短暂，但在贵州咸同起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标志着鸦片战后贵州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在此之前，贵州虽然不断发生过抗粮、抗税、抗苛敛的暴动或其他形式的反抗斗争，有的聚众抗官、要挟官府，有的目无官长，捣毁公堂，在不同程度上冲击了封建统治秩序。然而斗争的手段大都是非军事性的，往往是昼伏夜起，时聚时散，一哄而起，一哄而散。杨元保、杨龙喜的斗争具有较明确的政治目标，矛头指向各种官职组成的封建政权体系，是起义群众结为一体的军事组织，因此杨元保、杨龙喜的起义把贵州各族人民反抗斗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并为各族起义作出了榜样。杨元保、杨龙喜的起义鼓舞了贵州广大劳苦群众的斗志，激发了广大群众的反抗精神。咸丰五年，姜应芳的起义就是在杨龙喜起义的鼓舞下爆发的。据《兵燹草记》的作者说：“咸丰乙卯，姜应芳亦为天柱各前任横征，又闻杨龙喜势大，怂恿愚民，拈香拜把，与官作对，遥与龙喜接应”。杨元保、杨龙喜的起义也暴露了清廷在贵州统治的脆弱，“一二桀黠者，既知官军疲𦮕，复乘民气骚动，遂益倡乱，于是歼除首要之捷甫奏，而上下游之变蜂起”。杨元保、杨龙喜的起义，加速了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的全面爆发，揭开了贵州咸同大起义的序幕。（作者：杜文铎、顾隆刚、竺柏松、倪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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