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贵州咸同战乱后的勇营和练军
文摘
2024-09-13 00:00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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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绿营兵属经制兵，据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兵部册档载，为三万六千四百多人，咸丰初，除调赴湖北各省未归伍者四千余人外，省内实存营兵三万二千余人。绿营兵自乾、嘉以来，已经丧失战斗力，粮饷微薄，军官又层层克扣，士兵食不果腹，大部在军营挂名，在社会上以手工贸易另谋生计，平时毫无操练，营伍废弛。咸同起义爆发后，从咸丰四年到九年，贵州地方官主要依靠绿营对付起义群众。在这五年中，从省内各镇协营汛征调绿营兵有百一十起，另外四川、云南、广西也派有绿营兵数千援剿。由于绿营腐败，不堪一击，大部分被起义军击溃，绿营徒存虚名而已。同征调绿营兵的同时，各府厅州县士绅和在籍官员还纷纷响应清廷的号召，组织团练，协助官军负隅顽抗。贵州全省性的组织团练是从咸丰二年（1852年）开始的。在这以前，黎平知府胡林翼曾大力提倡乡团保甲，不久胡调职，乡团也随之解散。团练是由地方上的地主、士绅组织和控制的地方武装，简称为团，团练一般不出境作战，团丁由本地青壮年组成，团首由士绅充当，经费在本地筹集，团丁不支薪饷，只有为数不多的生活补助。咸同间，贵州先后组织团练数万人，几乎每县都有。团练不是正规军，而是官军的帮凶。但有的团首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同官方又存在矛盾。他们有时打着“保境安民”的幌子，对官军的骚扰抢掠进行抵制。少数团首甚至与起义军暗通消息，阴与往来，投机于二者之间。另外也有些起义军的头头为了能进行公开合法活动，往往也组成团练，与官军对抗。贵州团练为数不少，但成分复杂，战斗力也不很强。绿营溃散，团练又没有强大的战斗力，于是各地文武官员便仿照湖南招募练勇以自存，练勇简称为练或勇。练勇与团练不同，它是由官府招募的，由地方文武官员指挥的武装力量。其粮饷由地方官府支放，军官由官府任用委派。贵州最早招募练勇的是清江通判韩超，以后各府厅州县都招有练勇。咸丰九年（1859年），楚军部将田兴恕署贵州提督，不久又授钦差大臣的头衔，所部楚勇称为勇营。勇营也是由练勇组成的，并且是清廷承认的正规的武装力量，其编制都是仿照曾国藩湘（楚）军组织起来的。田兴恕曾从所部兵勇中选精壮八百人，“白帕头，红腰带，额书死字，衣背书姓名年资，每人先给银三十两，死复恤银百两，为请优表，名曰‘死勇’……”，这批勇兵对起义群众凶残异常。田兴恕来贵州时，部众中有4000人是从湖南带来的，“死勇”编为两营，由郭启元、罗孝连分别统领，不久又从残存的贵州绿营兵中挑选精壮16000人，仿照楚勇办法编为勇营。上述各营是田兴恕镇压贵州各族人民起义的最基本的武装。到同治二年（1863年），全省各类练勇已达三万多人。勇营完全代替了绿营，成为镇压各族人民的主要武装力量。勇营虽由官府招募而成，粮饷也由公款开支，并有较严密的组织编制，已经属于正规军，但仍不列为国家的经制兵。勇营具有很强的私属性，谁招募，谁指挥。统领去职，兵勇也随之解散。同治二年，田兴恕因青岩开州教案免职，不久遣戍，田所招兵勇除由罗孝连等人统领一部分外，其余陆续遣散。同治五年（1866年），清廷谕令湖南、四川派兵出援贵州。在湖南，原已派总兵周洪印率楚勇数千余人入黔，至是又令布政使兆琛从湖南驰赴镇远与周洪印联络声势，进剿黔东南起义军。与此同时，湘抚李翰章又札调已革臬司李元度招募2000人，会同永州镇总兵王永章部2000人、候选知县李光燎部2000人，共6000人，由铜仁一路进击；又令臬司席宝田率精锐7000人由黎平、古州一路并进。同治六年，兆琛以师久无功被罢职，改由席宝田督办黔东军务。在四川，同治四年即由刘岳昭督率6000余人，从桐梓、绥阳入黔。五年，刘岳昭被任命为云南巡抚，奉命与云南布政使岑毓英东西并进，围剿大定府地区苗、彝族起义军。六年底，川督骆秉章又派知府唐炯为援黔川军统领，率军入黔由桐梓、遵义，进剿湄潭、瓮安、黄平等地的起义群众。唐炯陆续招募12000人，其中大部分为黔籍，尤以降众为多。川军与楚军遥相呼应，镇压乌江和清水江两岸的苗、号起义军。同治九年（1870年），唐炯因与贵州大吏不和，私自退军，被免职，清廷命令在四川的贵州提督周达武回黔就职，专门负责进剿都匀、麻哈、凯里、兴义等地的起义军。周达武来黔时，曾从四川带来勇营五千九百人，军饷由四川支发，不久又以“兼办两游，总计护运剿贼非三万八千人不可”，增募黔勇二万多人，军饷由贵州支发，兵力大增。至此，在贵州的各类勇营先后已达七八万人之多，超过额设绿营兵一倍多。到同治十一年，各地官府依靠各类勇营和团练，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各族人民大起义镇压下去。战争期间，贵州每年有兵勇七八万人，其中除楚勇、川勇四万余人的兵饷由湘川分别支放外，其余三万多人均由黔省发放，加上军费，每年需饷一二百万两。贵州一向入不敷出，不足部分靠外省接济。全国各族人民大起义爆发后，各省自给不足，外省协饷时给时停，以致黔省兵饷欠发积至数百万两。因此战争结束后，黔省既要保持足够的武装力量，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又要裁兵节饷，以减轻财政负担。咸同战后，贵州兵勇有过三次较大的精简改编，即由勇营改编为练军；由练军改编为常备军、续备军；再由常备军改编为新式陆军，将续备军改编为巡防队。同治十一年（1872年），兴义等地回民起义被镇压不久，巡抚曾璧光、提督周达武就决定先裁黔勇十分之三。第二年，除将川勇六千人遣送回蜀外，又将其余黔勇减裁六千多人，保留八千多人，并且规定自正月起只给月饷之半。这些被保留的勇营分别驻防省内各地，因此又称为防军或防营。周达武裁军立即引起勇营的不满，一部分被裁的兵勇流浪于社会，为非作歹，当时秘密社会组织哥老会已在贵州军队中流行，不少兵勇纷纷加入该会。哥老会的大小头目更利用兵勇对裁军减饷不满之时机，在上下游各营“结盟放会，大开山堂”。驻防在上游新城的兵勇，早就“因平日营官克饷，阴有叛志”，加入哥老会的最多。不久，当局感到事态严重，“通谕各营严办哥匪”，官兵关系更为紧张。在哥老会的鼓动下，新城部分勇丁鼓噪闹饷，发动兵变。周达武之弟周康禄制止无效，畏罪自杀。光绪二年五月（1876年6月），驻八寨兵勇五百人因欠饷已积至一万多两，“时出怨言”，在勇丁莫登高的带领下，开队入城，杀死游击秦玉珮，一时省内风声鹤唳。上述兵变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但它表明裁兵节饷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不久巡抚黎培敬向清廷奏报说：“各路防营欠饷甚巨，骤议裁撤，恐酿事端”，建议“一俟欠饷清给，地方保甲办妥，再行体察情形，或撤练以归农或改勇而入伍，庶几后患可弭，而军务全清矣”，裁兵计划暂时中止。清廷对勇营的骄纵及其势力的膨胀深感不安，为减少对勇营的依赖，在同治九年便颁发上谕要求各省恢复、整顿绿营。上谕说：“军兴以来，舍兵（即绿营兵）用勇，本系权宜之计，而勇丁遣撤易滋事端，流弊日深，若不将绿营及早整饬，致国家费千百万帑项，养之于平日，不能用之于临时”，限各省于奉旨后六个月，将绿营如何汰弱募强，如何分日操练及各省可得有精锐士卒若干之处，详细奏闻。在裁勇不可、勇营又骄纵不可恃的情况下，黎培敬决定陆续恢复绿营。由于经费的困难，到光绪五年，才逐渐恢复到原额的五成，不久黎去职。光绪五年（1879年），岑毓英调任贵州巡抚。岑毓英在云南巡抚任上就将滇勇改编为练军，来黔时又带来旧部滇勇2000人，苦于无处安置，于是他决定乘绿营未招足之机，奏请将贵州勇营也改为练军。练军本是由直隶首先创行的，以后各省大都仿照推行，清廷批准编练练军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绿营以代替私人控制的勇营。岑毓英在征求了上下游各镇将领的意见后，在光绪五年七月邀提督张文德及各镇将领，在贵阳召开改勇为练的会议，会上提镇将领“俱谓勇营口粮屡经裁减，且仅发五成欠五成，今尚不及绿营马步战兵粮饷，如此办理决然可行”。随后便制定了练军条议章程十二款，规定以已招复的五成绿营兵16000余名作守兵，防守城池、汛地、堆卡。另从各地防勇挑补马步战兵16000余名编为练军，仍留于各要隘驻防，不准另设勇营。练军旗帜号片均一律照绿营旧制，军器则以“火器”为主。兵饷则照绿营饷章，马兵岁支银24两，步兵岁支银18两，守兵岁支银12两，马步守兵均岁支米三石六斗。章程还规定练军中技艺生疏者即降为守兵；守兵中技艺娴熟者得提充练军。经过这次改编，原属勇营的练军在装备和待遇上都优于绿营。贵州练军虽然是仿照直隶改编的，但它同直隶练军又不完全相同。直隶练军“本系经制之兵抽练成队”，就是说它是从绿营士兵中选拔的，其目的是对绿营的强化和改造。而贵州练军则是由勇营改编的，把本非经制之兵改编为经制之兵。由于练军的装备、待遇比绿营稍好，很快便成为贵州地方的主力部队。练军的组成解决了裁勇的难题，但并没有减少巨额兵饷的负担。光绪九年，巡抚林肇元因饷糈奇缺，奏请裁军二成，计练军裁减2900余名，绿营裁3200余名，同年秋又裁汰练军老弱2100人。其间除因中法交涉紧张，贵州抽调练军二千余名支援福建、云南前线外，全省共存练军9400余名，绿营兵13190余名。9000多名练军又分编为五十营，以四十三营分防省内各战略要地，以七营驻防省城，继续保持以威宁、兴义、古州、镇远四镇为四隅，以省城为中心，以大定、遵义、铜仁、贵阳、都匀为连接线的控制全省的军事网络。勇营改编为练军，并没有达到加强军事力量的目的，全军仍纪律松弛，营伍混乱。据时人说：“各路驻防之兵，名为练军，实则未练，七月间，镇远岑镇往粤西会剿游匪，所带练军，半临时招集，有职局革退之疲懒小工亦往充数，如此之饷，如此之兵，安望其拼（命）出战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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