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贵州教案的特点和意义
文摘
2024-09-10 00:00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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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后半期贵州各族人民反对教会传教士侵略的斗争，是由西方列强特别是法国利用宗教侵略所引起的。因此，这一斗争是贵州人民自发的具有民族自卫性质的反帝爱国斗争，是近代贵州各族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贵州人民反对教会传教士侵略的斗争，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60年代，这阶段的反侵略斗争以青岩教案和开州教案为代表。第二阶段是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这阶段的反侵略斗争以遵义教案为代表。第三阶段是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这阶段的反侵略斗争开始与反政治、军事侵略相结合，并且大多是以武装起义的形式进行。贵州各族人民的反教会侵略斗争，就其总体而言，展现出如下一些特点：一、广泛性。从反侵略斗争参加者来看，既有汉族，也有苗族、布依等各少数民族；既有广大的城乡人民群众，也有地方官员、士绅、团民、兵丁等。再从涉及的地区来看，这一斗争遍及全省城乡各地，既有贵阳、遵义等城市，又有贫乡僻壤。二、持续性。自1861年青岩教案爆发至19世纪末的40年中，贵州各地教案，“层见迭出”，持续不断。直到20世纪初，反侵略的斗争还在进行。三、坚定性。城乡人民是反侵略斗争的主力，他们在斗争中前仆后继，百折不挠，表现出斗争的坚定性。以遵义教案为例，1869年的反对法国天主教会侵略的斗争被镇压后，又于1877年、1882年和1884年相继开展斗争，给法国教会侵略势力以沉重的打击。除上述总的特点外，贵州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每个阶段还有各自的特殊情况。在第一阶段，参加者除普通群众外，还有当地士绅和团练。以田兴恕为首的贵州地方官员为什么要发动和领导反洋教侵略的斗争？这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首先，是为了“排斥异端”，“保卫圣道”，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维护孔孟之道和“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而天主教的教义则与此相悖，传播与中国原有之典章文物不相容的东西，动摇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基础，因而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异端邪说”。而这种“异端邪说”足以“坏人心术，丧人廉耻”，引起“风俗人心”大变。当时有揭帖称：“彼教无君父之尊亲，惟耶稣之是奉，是无纲纪也。无骨肉之亲爱，惟主教之是崇，是无伦常也。且已有妻女任其与主教亵淫，则廉耻丧。只敬天主而不祀神祇祖考，则礼义亡”。其次，是鉴于太平天国利用拜上帝会发动起义而竭力反对传教士的侵略。太平天国起义者被清统治者称之为“发逆”，被看作是“心腹之害”，而田兴恕就是靠镇压太平天国和少数民族起义起家的，因而对“洋教”特别警惕和仇恨。第三，《BJ条约》签订后，法国侵略者取得了进入内地传教的合法地位，传教士们自恃有本国政府作后台，有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妄自尊大，盛气凌人，丝毫不把清朝地方官吏放在眼里。地方士绅之成为反教会侵略斗争的积极参加者，是因为传教士的传教活动直接侵犯了他们在地方上的绅权。士绅是一些有功名资格，有财力物力，控制着族权、神权和兵权（团练），在当地有较高威望的人，他们与官府相勾结，独霸一方，自然要反对作为“异端”的天主教。传教士霸占田地，招收佃户耕种，与他们争利，直接侵犯了士绅的经济利益。传教士还侵犯士绅对团练的控制权，胡缚理曾出示令各属办团，实际是同士绅控制的团练相对抗。贵定教案发生，胡缚理把责任归咎于不信教的团首罗国华。教民拒绝缴纳迎神、赛会活动的款项，也拒绝参加这些活动，甚至对这些活动加以破坏。如遵义教民杨希伯撕毁表文，纠约教民入庙大毁神坛神像；开州教民拒绝祭赛龙灯等。传教士和一些不法教徒还包揽词讼，把治外法权延及中国教民身上。这些人一入教中，即成化外，官且无可奈何，乡党亲戚更无忌惮。所有这些，对士绅的权威都是一种威胁。因此，在第一阶段中，士绅是反洋教斗争的策划者和积极参加者，缪焕章、赵国澍等即是。团练是维持地方治安的地主武装，多为地方士绅所控制，它听命于官府和地方士绅；官府也依靠它来镇压农民起义，它自然也是第一阶段反洋教侵略斗争的一种力量。广大人民群众是教会侵略的直接受害者，他们是反教会侵略的主力军。所以，在第一阶段，就自然形成了一个由地方官员发动和组织，由广大人民群众和士绅、团练、兵丁参加的反教会侵略的广泛的社会力量。在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地方官员已基本上退出反教会侵略的斗争行列。官府秉承朝廷旨意保护传教士，镇压人民的反教会侵略斗争。但地方士绅没有完全退出，一部分人继续参与斗争，并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与遵义教案一起处理的八起教案中，有三起是团首领导或策划的。在处理遵义教案的过程中，官府重点做绅耆的工作，这说明士绅在第二阶段的反教会侵略的斗争中仍有很大影响。在第三阶段，中法战争期间，遵义等地人民把反对法国利用教会侵略的斗争同反对法国武装侵略的斗争相结合，人民群众对法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官绅已完全退出反教会侵略斗争的行列，广大群众仍是斗争的主力，官民形成明显的对立。会党首领参与和领导反教会侵略斗争，武装起义成了斗争的主要形式。斗争的矛头不仅对准天主教和基督教，也对准了官府。例如1899年仁怀陈玉川起义，除了“烧抢教堂教民”外，还攻城劫狱，释放囚犯，甚至计划攻打遵义，进攻省垣。贵州人民四十年连续不断的反教会侵略斗争具有重大意义。首先，青岩教案是《BJ条约》签订以后全国爆发的第一个教案，它影响巨大，揭开了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人民反教会侵略斗争高潮的序幕，在中国近代反教会侵略斗争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中法战争时期，遵义等地人民的反教会侵略的斗争直接影响到四川、云南。其次，贵州人民的反教会侵略斗争打击了外国教会传教士侵略者特别是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大灭了外国侵略势力的威风。随着人民群众认识的不断提高，斗争的形式也逐渐发生变化，并把反教会侵略同反对官府的封建统治结合起来，也打击了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第三，充分体现了贵州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教会侵略的斗争是在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之间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展开的，斗争的矛头始终主要对准外国侵略势力，尽管参加斗争的各阶层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但从本质上来讲，他们所维护的是祖国的尊严和民族的利益。贵州人民在反洋教侵略斗争中激发出来的爱国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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