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贵州的教案风潮延续
文摘
2024-09-09 00:00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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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以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它们纷纷加紧了对清朝的侵略，清朝的沿海和边疆普遍受到侵略威胁。1883年法国首先发动了侵略越南和清朝的战争，十年后日本又挑起了侵略朝鲜和清朝的甲午战争。与此同时，英美俄德等国也采用各种方式向清廷勒索权益。到十九世纪末，西方列强更加肆无忌惮地展开了瓜分清朝的争夺，清朝面临到严重的民族危机。在列强侵略清朝的过程中，在华西方教会传教士或者提供情报，或者出谋划策，或者制造舆论，积极为各国的侵略政策服务，其目的就是借助列强的政治军事力量扩大在华的宗教势力。因此伴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加强，在华的教会势力也不断深入和扩大。随着西方列强对清朝侵略的加深和西方宗教势力的扩展，19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国人民反对教会传教士侵略的斗争也有了新的发展。各省群众反教会侵略的斗争，逐渐从捣毁教堂等简单方式，向着既打击教会的宗教侵略、又反对列强的政治军事经济侵略方向发展，有的省区的群众还采取了武装起义的方式。在斗争中，会党等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在贵州，中法战争前后，西方宗教势力也有了新的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的府厅州县都建立起了教堂，一些传教士深入穷乡僻壤，吸收教徒。镇宁黄果树的天主教，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由法国人施恩充当本堂神甫，他深入附近农村，广泛宣传，教徒人数迅速增加，该本堂所属教徒，单是在镇宁县境的就达二万多人。八九十年代以后，基督教内地会的势力也有新的扩张。英籍教士白礼德等早就到安顺作过传教的准备工作。光绪十四年（1888年），另一英籍教士党居仁也到安顺协助白礼德工作。六年后，白礼德回国，教务由党居仁主持。党居仁结交士绅，保护富商，包庇案犯，设戒烟局，免费诊治，又办义学培养骨干。通过这一系列活动，他的教务有了快速发展，传教工作扩展到平坝、清镇、镇宁、普定、黔西、大方、毕节、水城、威宁等厅州县，仅威宁、水城就有教徒数千人。光绪二十二年，基督教内地会为了在黔东南一带发展教务，派魏牧师夫妇带领华籍布道员潘寿山到黔东南各地作了一个多月的调查，最后选定黄平州的猴场中寨建立教会，随后即派遣澳大利亚籍传教士明鉴光，带潘寿山和华语教员潘世英到此定居，正式开堂传教。明鉴光在猴场的两年中打着传教的幌子，窥探矿藏，绘制地图，搜集情报，经常乘坐插有英国国旗的船在重安江中游弋。他“横行乡里，鱼肉人民，制造汉苗隔阂，名为传教，实系殃民”，激起当地人的强烈愤恨。遵义教案后，清廷在处理一系列教案的过程中，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压力，处理民教纠纷时，奉行保教抑民的政策，被毁的教堂纷纷重建。各级地方官遵从清廷的谕旨，一再张贴告示，禁止人民进行反对教会侵略的斗争，这就更加助长了传教士和不法教徒的嚣张气焰，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在西方列强侵略的剌激下，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贵州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继续进行反对教会传教士侵略的斗争，省内各地不断有所谓教案发生。在这些斗争中，有的已明显地同反对帝国主义政治军事侵略结合起来进行，个别地区的农民起义还将反对教会侵略作为自己的战斗目标。光绪八年六月（1882年7月），遵义炎帝庙斋醮演戏，群众看完戏后路经天主堂，与堂中人发生冲突，“众人一哄，闯入堂内，齐声呼打”。传教士和教徒见人众势猛，早已抱头鼠窜，愤怒的群众砸毁了堂内的一些什物，地方文武得报，立即派兵弹压，群众被迫散去。事后，法国传教士博第理即向在省城的主教李万美报告，李万美当即向贵州巡抚林肇元交涉。林肇元派候补道袁开第到遵义查办，袁“竭力调解”，“郡守余上华、县令张济辉、典史娄炳南皆坐疏于防范之咎”。光绪十年（1884年）八月十三日，遵义又爆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对法国天主教侵略的斗争。法国侵略者为了吞并越南，继而以越南作跳板侵略中国，于1883年12月11日正式挑起了中法战争，法国的强盗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自发的反抗斗争。广东潮州、揭阳、佛山，浙江温州，云南永北厅以及贵州的遵义、桐梓等地，先后发生了反对法国传教士和焚毁法国教堂事件。在遵义，自光绪八年民教冲突后，“教民不少敛抑，平民则积怨蓄怒”。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国传教士侵略气焰更加嚣张，“教民与法人狼狈为奸”，以致“民教渐成冰炭”，“几有两不相下之势”。光绪十年（1884年）八月初九日，遵义官员将朝廷上谕告示贴在遵义天主堂门首，“众人聚观，读至法人背盟肇衅一节，各怀义愤，人声嘈杂”，官府怕酿成事端，乃派兵将群众驱散。八月十三日，月明如昼，天主教堂附近的小孩聚集在教堂门口外嬉戏，呼喊“打天主堂”的口号。堂内教民闻声，出外吼阻，与群众发生争吵，争吵声又惊动了附近的群众，前来围观者愈聚愈多。教民胆怯，退入天主堂，紧闭大门，愤怒的群众猛力敲扑。教民将大门稍加开启，群众一拥而入，有教民持尖刀向人群乱刺，一小孩当即被刺死，接着又刺死西乡天台寺毛姓兄弟二人、城中居民四人，教民还向群众开枪射击，遂酿成惨案。官府获悉，十分惊恐，“协镇池有莲、郡守余撰、县令赵文源仓皇纷至弹压，众人环泣诉冤，呼号痛哭之声震动瓦屋。温言慰藉，众始散去”。然天主堂横尸于路，地方官恐再发生事件，又增兵到天主堂镇守。惨案发生的第二天，遵义新、老两城罢市，“空城而来，欲与教堂为难”。人们聚集在教堂门外，“人山人海，有如怒潮，声势汹汹”。地方官见群情激愤，不可遏抑，而天主堂双扉紧闭，双方僵持，生恐激成巨变。乃与地方绅耆相商，决定暂时保护堂内法国传教士出险，然后再设法疏导。博第理害怕半途为民众所劫，不敢离开，后经劝说，练军统领刘世旺还力任保护之责，博第理才乘坐县令的轿子，与协镇池有莲、知府余撰一同离开天主堂，而县令、典史及刘世旺率领兵练在轿子后步行保护，一直把博第理送进知府衙门中保护起来。当群众得知博第理在地方文武的保护下逃离天主堂，堂内教民也早已远遁时，于是一哄而入，将教堂内外的房子全部拆毁，片瓦无存，并将被杀七人棺敛埋在教堂内。群众余怒未消，再次与教民发生争斗，“斯时教民星夜逃避，其未及避者，亦被杀数人，陈尸于东门河岸，家被抄掳者亦众，此诚遵义空前未有之惨案也”。博第理虽避入遵义府署，但地方官仍然惶恐不安，担心外国教士性命不保，遂星夜派兵护送博第理回贵阳，并把事件经过禀报署抚李用清。遵义人民也纷纷赴省上诉，李用清即派候补道储鹤翘到遵义查勘。博第理回贵阳后，向主教李万美报告，他歪曲事实真相，只讲群众毁教堂、杀教徒，闭口不谈教民首先屠杀群众。李万美派博第理到BJ向法国驻华公使汇报，由法国公使和清廷交涉。双方经过两年的谈判，在法方的压力下，清廷被迫同意赔款白银三十万两，重新修建被毁教堂和房屋，责令地方官对传教士加意保护，允许传教的充分自由。中法战争时期，与遵义人民进行反对法国教会侵略斗争的同时，桐梓、绥阳、修文、湄潭、余庆、都匀等地人民也纷纷起来攻打法国教堂。“起衅之由，皆系教堂自取”。这些斗争打击了法国侵略势力，声援了前线军民的抗法斗争。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清平县（今属凯里）苗族领袖田中和、杨洪璋因开设市场被官绅所阻，愤而率众起义，攻打黄平州。明鉴光为“避苗变”，带着布道员潘寿山、华语教员潘世英逃往贵阳。当地会党首领许五斤闻讯后，决定乘机惩罚明鉴光。明鉴光一行走抵重安江时，许五斤持刀尾随其后，过了练子桥至黄平州与清平县的交界处，许五斤在刚刚赶到的纸厂工人田香廷协助下，杀死明鉴光和潘寿山，潘世英逃脱。这是基督教传入贵州后发生的第一个“教案”“重安江教案”。“教案”发生后，许五斤和田香廷被捕，先解往黄平，经知州李应华初审后，又被押解到贵阳待审。潘世英逃回贵阳后，立即向贵阳基督教内地总会报告。内地会传教士一方面向云南的英国领事馆汇报，一方面向贵州巡抚王毓藻提出了严重抗议。云南的英国领事馆又立即向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汇报，窦纳乐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引起两国的交涉。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窦纳乐派英国驻重庆领事敦烈到贵阳，会同内地会外籍传教士党居仁、文藻、成佐仁等组成“英方代表团”，到贵州抚署进行交涉。根据英方的要求，巡抚王毓藻派抚标中军参将尚宗光带兵护送党居仁、文藻、成佐仁到黄平、重安、镇远等地调查案情，埋葬明鉴光、潘寿山尸体。在镇远，他们逼迫镇远知府出具切结，限期缉拿指使许五斤的“主谋”及“党羽”。党居仁等回贵阳后，敦烈迫使贵州官府组织“会审”。英方由敦烈、党居仁、文藻等参加；中方由贵州通商洋务总局总办、布政使邵积诚和按察使玉恒以及贵阳知府兼洋务局提调李兆松等参加。会审中，许五斤大义凛然，痛斥英方代表，历数传教士罪行。“会审”结果，许五斤、田香廷被判死刑。双方商定，贵州官府赔偿白银一万两，由黄平州和清平县分摊结案，因此案而被牵连者多达上百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八月，仁怀县会党首领陈玉川，在四川大足县余栋臣起义的直接影响下，联合四川会党张立堂、廖子香等，“假名仇教”，聚众起义。八月二十九日，起义群众在陈玉川等率领下，“扬旗执械”，奔袭二郎坝，“烧抢教堂并教民二十六家”。九月十二日，陈玉川等又率领起义群众进攻仁怀县城，城中有刘崇安为内应。起义群众一举攻破县城，“毁普济堂”，“劫出狱犯十二名”。起义声势迅速扩大，“以致遵义所属无知愚民被其煽惑，群思蠢动，几至燎原”。起义军随即提出下一步计划：“取道桐梓，略定遵地，即进攻省垣”。巡抚王毓藻檄委营务处道员张胜严调集定广营、遵义营、新军营前往镇压，并电请四川总督奎俊派兵协助。结果，陈玉川及其子陈大喜、陈小喜等数十人被捕，押往贵阳，陈玉川被凌迟处死，其他人也“一并正法”，起义失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龙泉（今凤冈）、婺川一带因年岁荒旱，“饥懂荐臻”，人民无以为生。时龙泉人田大毛因“与族人田宗寿仇杀”，遂于二月“乘机窃发”，聚众起事。与龙泉邻近的婺川上五里人李成普（又名李承甫，“乡场锭秤为业”）闻知义和拳在山东起事，也“乘时藉打教为名”，发动起义。他们劫富济贫，活动在思南、石阡、余庆、安化、龙泉、婺川等地。“劫掠各村寨，内有教民二百五十余家，杀害教民二十余命”。起义二个多月，附近“饥民效尤者众”。时护理贵州巡抚邵积诚派兵镇压，“并严饬各地方文武协辑保护”。最后田大毛、李成普等被捕牺牲，起义失败。由于起义中有教民被杀，因而酿成“教案”，法国主教文瑟纳与贵州通商洋务总局交涉，经洋务局提调、贵阳知府严隽熙与文瑟纳“往复酌议，以前署思南府张济辉、署龙泉县继文、团绅罗芳林未能事先保护，咎有难辞，应请分别议处；并议给抚恤教民银二万二千两，责令张济辉、继文、罗芳林照章分认赔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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