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晚期贵州的YP种植及其社会危害
文摘
2024-09-16 00:01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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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YP战争后，贵州吸食、贩卖YP者日渐增多。在桐梓，“邑中吸食者十数人，闻初购于兴义，且有因吸烟充军至湖南者”。“安顺人民嗜者日众”。当时贵州YS种植尚不多，产量也有限，所需YP主要是从外省输入。商人贩运YP入黔的主要途径是：“粤东贩烟之奸商，东南从古州入境，东北从铜仁入黔”，北边则从长江沿岸的涪州溯江而上，自龚滩进入贵州；西路则从云南入威宁经水城，或北上毕节，或东行至安顺，南路则由广西入北江沿红水河，经独山、都匀、贵定、龙里而到贵阳。第二次YP战争后，随着YP进口合法化，运入内地不再受到限制，禁种YS之令也就无形被取消了。由此，贵州的YS种植就泛滥起来并成为YP输出省。据载，还在咸丰六年前后，贵州境内一些州县已出现“连畦接畛，种植YS，借以渔利”的景况。由于不少田主、农户竞相种植YP，“视同禾稼，连阡越陌，手胼足胝，微利所归，群相竞取”，其“农人八口拼死尽力种耘，自秋至春，弥山遍野，无非阿堵，果汁之毒不遗旄倪，而津津者利亦随之，虽厉禁不绝也”。光绪以来，在“上游”的贵阳、安顺、兴义、大定、遵义等府，“YP弥山遍谷”。而“下游”的思南、平越、松桃三府州厅“亦与上游无异”。“镇远、思州、石阡、都匀四府”，“亦渐染此风”。“惟黎平一府悉是苗疆，栽种最少”。由此可见当时YS种植面积之大。随着YS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贵州YP产量逐年递增。据不完全统计，1879年约为1-1.5万担（1市担=50公斤=100市斤=1600市两）。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贵州年产YP4万担，位居年产12万担的四川、8万担的云南之后，为全国第三产YP大省。而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西人估计，贵州年产YP4.8万担，仍居全国第4位（时四川为23.8万担、云南为7.8万担、陕西5万担）。安顺和贵阳是贵州两个最大的YP市场。首先，吸毒成风，戕害人们身心健康，严重败坏社会风气。沾染吸食YP嗜好恶习者，其身心健康备受影响，故时人称“传染吸食悉为病夫”，“形骸瘠弱似枯麻”。吸食YP还使人精神萎靡不振，懒惰，道德颓丧。为了吸食YP，一些人不惜卖妻鬻子，弄到家破人亡的地步。还有人铤而走险，偷盗、抢劫，以至为娼为盗。农民一旦“化为瘾民，……不数年间，上农为下农，下农为惰农矣”。在清末，吸食YP还是当时社会中畸型、病态享乐的集中表现，而这种现象的滋生、蔓延，又大大助长了社会上不健康的享乐观的发展，致使整个社会风气在萎靡不振、浑浑噩噩的状态中越陷越深。吸烟者中既有富商大贾，也有官吏、士兵，以至于担夫、乞丐等。YP的暴利还刺激了腐败的地主阶级追求奢侈、浪费、挥霍无度生活方式的消费心理，并造成一种病态的奢靡社会风气。与此同时，地主、商人为保障YP转运销售的安全，经常对官府、税局、军队等部门进行贿赂打点，其结果是使封建统治及各级军政官员更加腐败。其次，阻滞、破坏了贵州农业的正常发展。由于出售YP能获取高额利润，贵州各地地主、农民纷纷转种YS，从而占用了大量的土地、劳力和资金。据统计，在贵州，大约每地一亩，可以收烟泥五六十两（当时全国YP每亩产量大约在50两左右，据《据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57页；而据《云南缩限禁烟事实报告》（宣统三年）第3页载：“中等年份，中等土地，一亩生产100两YP”），农户每土一亩“收包谷220斤，黄豆60斤，红豆20斤，荷兰豆10斤。烟泥六十两，过冬后可售银七八两，价不佳，也可售银6两；包谷可得银一两七八钱，红豆可得银2两，荷兰豆价亦如之”。显而易见，YP的收益远远高于种植粮食之所得。越来越多的地主、农民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改种YP。YS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势将占用一定数量的可耕田土，具体数字众说不一，据H.B.Morse估计，贵州的YS种植面积约为250万亩。John.L.Buck的估计是，贵州的YS种植面积为耕地面积的43%。按《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所列光绪十三年（1887）贵州田地数（2765006亩）计算，当为119万亩。若按国际YP委员会报告书中估计的1906年贵州YP产量为48000担，每亩产量约为50两左右，则当时YS种植面积为153.6万亩。据林满江《清末本国之替代进口YP》一文的估计，1906-1918年贵州YS种植用地约占全部耕地的6.9%。以上统计数字出入很大，但它们却能引导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在清末YS的种植占用了相当比例的农田，而且有些是肥田好地。再次，造成贵州经济一度畸形发展，严重影响贵州近代经济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正常过渡。贵州出产的YP以其质量较好，而畅销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各省，大小YP商人遂因此而获取高额利润，而省内亦因外销YP的高额利润，出现大量货币积累的现象。例如，“在洪江的运商，无不利市3倍，以锦盛隆获利最多，约达20万两（白银）左右。万盛兴、毛百万等亦获利10万两以上”。若以贵州年产YP4.8万担为基准（每担100斤，1600两），而以光绪初年天津地方各路土烟售价“最贵者山西所产每百斤值银三四百余两，其次山东、河南、奉天值银三百两上下，又次四川值银一百余两”为参照，远比“川土”质优的“黔土”百斤值银当在300两左右。每年贵州生产的YP价值约为1440万两。此后，YP的售价还不断上升，贵州YP外销之所得则随之而增加。YP贸易造成的是贵州经济的畸形发展。YP除给商人以暴利外，就贵州财政而言也是一项重要收入。光绪前期，贵州YP厘税收入约为十多万两，到光绪后期，随着YS种植的增加，厘税收入也从十多万两增加为二十多万两。除了贵州财政需要依靠YP的税捐收入外，自清末以来，YP产销还逐渐成为贵州一些府州县社会经济的支柱，如许多地区的市场和经济就靠YP贸易而得以支撑。在平远州，“百年以来YP输出变价约占百分之九十有奇，山货所得仅占百分之四五，其它各物亦不过百分之一二，YP毒物竟成为全县经济之重心”。在镇宁县，YP是该县“唯一出口大宗”，以至于所进棉纱、布匹、盐、粮，以及民间完纳官府的各种课赋等，全靠YP贸易所得抵补。总之，贵州农业经济的“周转”、商业交易的盈亏、财政收入的增减，无不取决于YP生产、贸易状况的兴衰。宣统二年《贵州全省绅民代表钱登熙等呈抚部院代奏国会请愿书》说，“即以贵州近事言之，丁粮厘税岁入不及七十万，土税停征又岁少二十七八万，所可得者四十余万耳。……而宪政逐年筹备，经费日益增加，何从筹措”。YP对贵州的危害日益突出和严重，贵州近代工业发展之滞后于全国，YP战争前后贵州经济失去其较大发展机会，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清末的YP流毒于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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