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贵州的水道整治与内河航运
文摘
2024-08-11 00:01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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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顺、康之际，进军云贵，用兵水西，平定吴三桂叛乱，战乱连年，贵州境内生产力受到破坏，军粮和民食主要靠省外调入，沅江水系的舞阳河和锦江担负起繁重的粮运任务。为了保障水运畅通，就必须进行对水道的整治。舞阳河上的诸葛洞滩，位于镇远府与偏桥卫（今施秉）之间，航道常为两岸崩岩阻塞，明天启年间疏通后，崇祯时发大水，又崩岩断航。清初进军云贵，军运急切，巡抚卞三元于是组织人力疏通诸葛洞滩。事前，他由镇远溯河而上，经偏桥达兴隆，考察水道形势及滩险分布情况，提出了对诸葛洞、老洞、鹞子滩等险窄地点重点整治的方案。责成道员徐宏业、副将王可就负责整修工程，令平越、偏桥、兴隆等卫营兵及当地各族民夫千余人进行施工。工程分段进行：一自诸葛洞起，一自老洞起，自下而上展开，并采取了“浚月河，筑水坝”即裁弯取直与筑坝导流的施工方法，整治范围和施工技术比明代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次工程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四月完工，共治理各类险滩52处，治理后舞阳河航道由镇远向上延伸180里，直抵黄平旧州，便利了行军用兵的粮秣转输。不过，这次工程是在战事紧张时进行的，工程标准不高。康熙二、三年间（1663-1664年），舞阳河因洪水暴涨，河床变迁，诸葛洞滩复又阻塞，只能用当地小船冒险航行，下游湖广境内的辰船和鳅船已不能通行。康熙十九年（1680年）冬，贝子章泰率军反击吴三桂时，辰船鳅船拖带炮火，从舞阳河上溯，只能由平溪（今玉屏）至镇远；而四川司主事押运兵饷，则可由湖南常德水运至偏桥卫再转陆路至平越，诸葛洞滩的航运出现了时断时续的情况。沅江水系的锦江，也是清初军粮的重要供应线，卞三元也奏请进行过整治。锦江上游自省溪司（今江口）至提溪司（今闵孝）四十里尽为沙石淤塞。卞三元“兴工挑浚”，疏通了自江口、闵孝下经铜仁直达湖广辰溪的河道。铜仁县令郭万国参与“浚河运粟”有功，受到嘉奖，升独山州知州。卞三元疏通锦江，缓和了舞阳河运输的紧张状态。乾隆三年（1738年），总督张广泗疏称：“都匀、铜仁等处河道，虽陆续开修，而河身窄狭，仅容小舟运载”，“盖实限于地势，非人力所能施”。乾隆帝谕：若“可以尽人力者，须当留心补治”，这说明继卞三元之后又对锦江进行过维修养护。舞阳河与锦江的大规模粮运是在顺治十五年（1658年），当时清军从湖南、四川、广西分三路进攻贵州，原议三路大军在平越杨老堡会师，贵州境内一时大军云集，粮食给养成为严重问题。军粮主要由沅州等地经舞阳河水运至镇远积贮，然后招募民夫转运至平越、新添。九月，清军驻贵阳总数达十余万，粮饷消耗很大。时值贵州大旱，斗米索价银一两，军需民食“皆从湖广接济”，舞阳河、锦江成为主要补给线，在锦江粮船由辰溪上驶，经铜仁至省溪、提溪，转石阡、思南进入贵州腹地。卞三元还在省溪、提溪两地“捐造仓廠，以备储蓄”，可见当时粮运的繁忙。沅江水系的清水江流域属于“苗疆”地区，清初这一地区“不籍有司，且无管辖”的状态，清水江上的“苗船”不能出境，境外的船舶亦不敢进入。为了消除这种“化外”状况，雍正年间，鄂尔泰、张广泗发动了大规模的“开辟苗疆”的军事行动。为配合这次军事行动，保证军运粮运的需要，清廷首先对清水江进行整治与开发。清水江在雍正以前为通船河流，但河床多礁石浅滩，江岸纤道又有岩石荆棘阻碍，水运通而不畅。军兴以后，船舶载军运粮上下往返，存在不少困难，枯水期就更为不利。鄂尔泰为保障湘粮入黔，曾奏请改善维修舞阳河上游航道。雍正七、八年间（1729-1730年），又奏请开展对清水江的整治工程。这次整治工程由都匀府、镇远府及黎平府分段负责，因当时战事紧张，大规模的工程难以开展，只作了一些零星疏治。如支流巴拉河欧家寨至施洞口一段，为当时台拱厅官兵粮食的主要补给线，雍正十二年（1734年）疏浚通航。锦屏知县廖贞负责的下段施工，因战事告急而中止。乾隆元年（1736年），“开辟苗疆”的战事结束，清水江流域一片荒芜，营汛军饷不能自给。翌年贵阳以西遍受雹灾，三年（1738年），贵阳米价腾贵，军糈民食匮乏，一些商人从广西桂林等地抢购粮食，哄抬米价。为了稳定形势，避免饥懂，张广泗从湖南、广西紧急调米入黔。乾隆重视调济各省粮食余缺，保证供需，特别谕令“黔省运米一事，有水路可通之处，则当舟运”。大批湘粮入黔，清水江通航条件不能适应。乾隆三年（1738年）九月，张广泗奏请修治清水江河道，说“黔省产米无多，重山复岭，外来挽运尤艰”，清水江“实天地自然之利，前议疏凿，以军兴中止，险滩犹未尽平。臣亲察其宜修之处，并凿纤道，募夫开浚，以资挽运”。乾隆批准了张广泗的建议。这次整治工程以疏浚河道和开辟纤道并重，进行大范围施工。干流取得初步成果后，又转向支流。十一年（1746年），黎平知府徐立卿开支流亮江的水运，“疏通河道”，两年之后，“湖南舟船即可至河口上溯130里抵达黎平府附近的高屯。在“开辟苗疆”的军事行动中，清水江承担了大量的军运和粮运。雍正七年（1729年）春，官军围攻公鹅等寨，柳受一寨即援助官军船只40艘，使官军迅速占领这一清江要隘。官军控制清江（今剑河）以后，镇远知府方显留守，曾运粮往施秉，航程百余里，由苗胞受雇承运，安全运达。又从湖南洪江购进粮盐，由154艘船参加运输，往返航程千里，“黔楚商船，千帆箕张，云翔上下”，盛况空前，这是清水江上较大的一次粮盐运输。方显是位颇具才能的官员，对清水江的开发利用，曾提出过很好的建议。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方显上《平苗事宜十六则》，特别强调疏通和开发清水江的作用。他认为清水江萦回宽阔，上段可通黄平、重安江，下段可达湖南洪江，河流两岸“泉甘土沃，产桐油、白蜡、棉花、毛竹、栀木等物。若上下舟楫无阻，财货流通，不特汉民食德，苗民亦并受其福”。主张排除妨碍交通的政治社会因素，促进经济发展，造福于各族人民，至于河道本身的自然条件，并不存在多大阻碍。这些建议在当时是正确可行的。雍正十三年（1735年）三月，古州爆发包利、红银为首的苗民起义，义军攻占凯里、重安江、黄平、岩门司、清平、余庆等地，威逼镇远和思州（今岑巩）。贵州本省兵力征调殆尽，清廷急调云南、四川、两湖、两粤六省兵力合围古州，各省军队聚集贵州。为抢运军粮，贵州按察使介锡周总理各路粮运，规定湖南、广西两省军粮都由船舶运至清江和古州都江积存，各路夫马则分担接转任务。这段时间，清水江上粮船穿梭上下，促进了航运的发展。乾隆元年（1736年），义军失败后，清军增兵驻防，清水江又成了驻军粮运的航道。三年（1738年）七月，湖南额运2万石军粮送清江，由黔省接运，秋后又补运2万石至清江收贮，作来年军需。此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二年（1795-1797年），清廷在镇压松桃石柳邓和湘西吴八月领导的苗族起义中，也通过清水江运输了部分军队和粮食。《黔语》卷上载清水江治理之利为“今贾人鬻清平铅下武陵、抵汉阳者，由此道也”，使清水江为通往两湖的水上运输道。舞阳河为贵州的主要航道之一，镇远、思州（今岑巩）为其重要港埠。两埠又是滇黔川楚客商来往必经之地，“舟车辐转，货物集聚”，两地每月课税上万，人口不断增加。清初重视镇远以上航运，黄平（今旧州）成为上游终点港。顺治十六年（1659年），卞三元疏通诸葛洞等险滩后，“楚米万石达黄平城下”。偏桥也成为舞阳河水运货物的集散地。康熙十九年（1680年），内阁学士胡伦曾驻此总理粮饷。二十二年（1683年），偏桥卫由湖广改隶贵州，二十六年（1687年），裁卫并入施秉县，成为舞阳河上游的重要港埠。锦江在清代是湘粮入黔的运道之一，上游提溪、省溪、铜仁都是重要码头。康熙年间，铜仁知县王源为了发展地方经济，重视水道利用。黔东货物在此进出集散，每月税金逾万。清水江流域，自“改土归流”后，打破了封闭的局面，沿江一些居民点兴起成为商贸集镇和港埠码头。雍正三年（1725年），下游的铜鼓卫划入贵州，五年（1727年）裁卫设锦屏县，为下游的重要码头。新市镇、远口为天柱县进出码头。天柱“介黔楚之交”，商贸繁盛。乾隆元年（1736年），远口置巡检司，发展为木材市场。中上游新兴的港埠有清江（今剑河）、离洞（在今施秉境）、台拱（今台江）、下司、重安江、都匀等，这些地方都是商品的集散地，“四方商贾络绎往来”。其中下司、都匀为清水江主源龙头河上的水陆联运码头，重安江又为左源重安江上的水陆联运码头。清雍、乾年间，川系赤水河水道承担起川盐、滇铜和黔铅的进出运输，其中大量的铅铜由威宁、毕节、永宁一线陆运，十分繁重。据《仁怀厅志》载，乾隆八年（1743年），贵州总督张广泗便设想从毕节附近的赤水河中上游打开出路，于是便命当地官员对河道进行调查。当时有位米粮渡（桐梓河与赤水河汇合处）的渡夫吴登举闻讯后，就赶到仁怀县城献开河之策，以后吴被荐举到省城向张广泗陈述赤水河的滩险情况。吴登举提出了一些“确凿可行”的开河措施，在谈到开河成败时，竟刺指血书一家兄弟子侄十八人名，誓言如工程失利“一并连坐”，反映了当地人民对于修河的强烈愿望，这就更坚定了张广泗开发赤水河的决心。于是张广泗奏请开发赤水河中上游，说河道开通后可以节省铅铜运费，平减盐价，济运灾粮，有多方面的效益，“实为黔省无穷之利”，乾隆对此给予充分支持。十年（1745年）四月，经工部议准，即着手组织施工。这一期整治工程上起毕节县境的天鼓岩，下至猿猴（今元厚）附近的鸡心滩，长400余里。乾隆十年十月初一动工，次年三月初一竣工，共整治滩险68处，耗银38642两，是一次大规模的治河工程。施工分为上下两段进行：上段自天鼓岩至新滩共27滩，由大定知府王允浩负责。下段自盐井河至鸡心滩共41滩，由遵义知府陈玉壂主持。毕节知县凌均、遵义府通判胡国英、凯里都司刘奇伟等20多名地方官参与了施工管理。吴登举被委派负责招募民工。十一年（1746年）四月，张广泗视察工地，拟对为开河积极献策的吴登举授以官职，为吴谢绝，说“某未习诗书，荷公厚恩，得免罪戾足矣，敢望官乎！”张广泗深受感动，手书“忠耿过人”四字赠吴。后人追思吴登举矢志开河的精神，在吴病卒后，曾立庙塑像纪念，赤水河上的文公滩亦改名为吴公岩，沿称至今。赤水河整治后，上游白沙河至兴隆滩及中游二郎滩至猿猴段基本疏通，滩险大都得到改善，新增通航里程300余里，上段每船可载千余斤，下段每船则可载万斤，成效显著。但在天鼓岩至白沙河一段60多里，有老虎跳、长滩等七八处险滩，落差大，航槽弯窄，船只需采取吊放方式过滩；而兴隆滩至二郎滩20余里，也滩险密集，洪水期流急浪大，必须扎水；枯水期落差大，吊放困难，试航中常出事故。实际上这两段航道不能利用，改由陆运盘驳。赤水河经整治后，缓和了毕节至永宁一线运输铅铜的紧张状态。铅铜自白沙河起运，极险处靠盘驳，即卸货上岸，陆运过险段，于平缓处再装船运行；次险处采取放吊方式过滩，这样维持了好几年。但由于两岸山岩“破碎而松动”，“一遇山水陡发，冲击沙石，填积滩路”，造成“开者复壅，通者仍塞”的情况，白沙河至鱼塘河段航行愈来愈困难，船户轮流吊放，日行二三十里，十分艰苦。乾隆十九年（1754年）九月，贵州巡抚定长疏请将起运点改在白沙河下40里的鱼塘河，与毕节相距较远，于是铅铜运输又恢复毕节至永宁的线路。但自乾隆十一年至十四年（1746-1749），共运铅铜347万斤，仅此一项由毕节、永宁一线陆运节省脚银万余两，经济效益还是很显著的。赤水河铅铜运输中断后，再次促使贵州官员探索新的途径。乾隆十四年至二十年（1749-1755年），先后任贵州巡抚和云贵总督的爱必达认为，黔中运输铅铜进京，与其由“四川永宁、泸州放舟岷江（长江），历夔峡、巫峡诸险，不如由黄平之西门河出镇远，过湖南常德入大江，则舟少倾复之虞，而运费亦稍省”。从宏观上说，爱必达主张开拓黄平西门河（舞阳河右岸，至施秉汇入干流）出镇远的线路与毕节、永宁线路由长江经两湖进京，里程相差不远，只是贵州境内“由毕节陆运至黄平较之至永宁多二百余里”，但若以黄平一线“舟运之所节省弥补陆运之所不敷”，还是“于公事无所损”。此议未实行。赤水河铅铜运输虽然中断，茅台以下航道仍为川盐入黔的主要通道。康雍时期，贵州川盐输入量增加，运销范围扩大。贵阳、遵义、安顺、平越、都匀、思南、思州、石阡、大定等9府食川盐。雍正十三年（1735年）又增南笼府（治今安龙），凡10府。乾隆六年（1741年），川盐入黔引额合计4422万斤，仍由明代的四条路线进入。其中赤水河最初只能到达仁怀厅的沙湾塘（今赤水鲢鱼溪），沙湾以上则“滩高浪急，势险路纡”，不利航行，川盐只能由沙湾陆运至猿猴（今元厚），再转运贵州内地。经张广泗奏请整治赤水河中上游河道后，盐船便可上溯至茅台，延伸里程300余里，改善了运输条件，降低了盐运成本，每年节省脚银数以万计。乾隆十一年（1746年），张广泗奏请增拨引额由赤水河输入，经调整后，赤水河盐运岁额为1811引1358万斤，运销仁怀、遵义西部、修文、贵阳、安顺、开州（今开阳）等地。其他三条线路，乌江、綦江输入2207引1655万斤，四川永宁（今叙永）陆路运入1878引1409万斤，赤水河的输入量占川盐入黔总量的30.7%。赤水河上的仁怀厅（今赤水），乾隆六年（1741年）辟为川盐入黔口岸（仁岸），在沙湾塘设码头停靠盐船起卸。十一年（1747年），整治赤水河后，盐船俱停于东门码头。此外，复兴场、丙安、猿猴（今元厚）、土城、二郎滩和兴隆滩（今马桑坪），都是赤水河水道上的重要码头和商品集散地。茅台是赤水河上游盐运的终点港，又是名酒之乡，商业繁盛。都柳江与沅江水系的清水江之间，原系“梗隔三省，遂成化外”的“苗疆”地区。雍正七八年间，为配合当时“开辟苗疆”的军事行动，鄂尔泰奏请整治都柳江。雍正七年（1729年），官军进军古州（今榕江）后，为加强对都柳江上游的控制，鄂尔泰责成参战官兵开辟上游纤路。八年 （1730年），官军占据沿江要隘，鄂尔泰会同黔桂两省官员勘定疆界，划分地段，以便加强控制，参加的有按察使张钺、副将赵文英、总兵潘绍周、知府徐嘉宾等。他们勘察水道上下游阻碍通航的礁石浅险，并组织官兵进行开凿疏通。工程分上下两段，上段自三脚屯（今三都）至三洞，下段自诸葛营（今榕江境）至榕洞，一些土司也率领土兵参与修河，如独山州丰宁下长官司杨继震参与镇压交阳、平甲、来牛、八寨等苗寨之后，带土兵参加修河，后驻扎拉缆，管理船运军糈。都柳江水道经过这次修整后，“舟楫上下，邮递往来，无有阻碍”，拉缆、打略、柳叠、来牛、高旧、定旦、八开、笼寨、丙妹等沿江要隘，均由绿营兵据守。航道的通畅有利上下营汛的联系。乾隆元年（1736年），战事结束，两江（都柳江、清水江）流域受战火摧残后，一片荒凉，当地绿营驻军军粮大都由省外运入。于是，湘桂粮食大量调运，两江通航条件不能适应。三年（1738年）九月，张广泗乃奏请再整治两江航道。都柳江以上游三脚屯为起点，直往中下游，以疏通浅滩及开辟纤道为主，经过再次整治后，都柳江航运基本畅通。又古州当都江、平允、寨蒿三河会口，三面环水，历来易受洪灾。雍正七年（1729年）始筑城，城垣布局已有防洪措施。乾隆五年（1740年），都柳江第二次整治工程结束后，在城北筑石堤，寨蒿河由此汇入。但因盘埃、千列等滩阻碍，古州至寨蒿营间水道不能通航，货物需由陆运。八年（1743年），张广泗又奏请开凿，从此这近百里河道亦能通航。鄂尔泰与张广泗是整治贵州内河水道的主要倡导者，对发展贵州水运业绩显著。他们在奏请整治两江水道时，还设想开凿沟通两江的运河。其构想线路由外套河（都柳江上游大河区左岸的支流）经焦然寨（都匀与三合交界处）至内套河（清水江上游至王司区附近河段）与清水江相连，其间越岭运河长50里。鄂尔泰曾命独山知州孙绍武前往踏勘，但由于当时技术还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资金又缺乏，这项设想未能付诸实施。此外，西江水系的南盘江、北盘江和红水河，历来就有通航河段，清军入黔及平定吴三桂叛乱时，亦曾负起部分军粮和军队的运输任务。都柳江畔的古州、三脚屯在明代已具港埠规模，但因土司势力控制，航运受阻，发展受到限制。清代“改土归流”后，整治水道，航运贯通，下通两粤。尤其是粤盐运销，定“古州为总埠，丙妹、永从、三脚屯分设子埠”后，更促进了港埠的发展。雍正七年（1729年），古州置厅，“成水陆通衢”，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等省商人往来经商，林溥权《古州杂记》说：“各省俱建会馆，衣冠文物，日渐饶庶。今则上下河街，俨然货布流通不减内地”，其繁荣可见。三脚屯是食盐和商品的水陆转运码头，雍正十三年（1735年），以其“地近新疆，路通往来”，“兼有运上江下江兵米”之主要作用，由独山州在此增设州同一员管辖。此外，八洛（原名浪泡）为两粤物资向黔东南沅水流域转运的水陆联运码头。丙妹（今从江）当四寨河口，为附近物资集散地。都江为上游军事重镇，雍正十年（1732年）置厅，驻有重兵防守，建仓贮粮，是重要的军运码头。据《贵阳府志》记载，顺治年间，清军向云贵进军，“兵粮皆仰给于湖南舟楫”。康熙年间，“由常德水路至镇远者于西门觅舟，大者曰辰船，客二十余人，舟自辰、沅而上；小者曰鳅船，客三四人，可溯五溪直达舞水，逆流牵挽，层累而上”。方显守清江，查探水道，称“江面较镇远更宽深，不特麻阳鳅船通行无碍，即小舥𦩅船亦可往来”。可见沅系水道行驶的多为湘型船舶。在北部赤水河，“蜀船由合江载盐至（仁怀）城东之沙湾上岸”，其船型为载20吨左右的川江鳅船，盛水季节还有“中元棒”“舵龙子”等大型船舶进入。雍正年间，调粤军进剿古州，军运用的则是桂型船舶。一般说来，清初向贵州水运粮盐，大抵都用下游小吨位船舶上溯，所以贵州船舶大都是模仿下游船舶制造。但贵州河流为邻省河流的上游或源头，自然条件与下游不同，水运愈向上发展，下游船舶愈难适应，这就不能不对各类船型进行改进。如乌江，因受龚滩阻碍，下游川型船舶不能上行，故乌江中游的船只便改进为歪尾船（也称厚板船）。这种船船板较厚，干舷较高，头星高翘，尾部向右并高于船头。虽然自重大，但亦可载重二十吨左右，适合在乌江中游航行。道光年间，沿河县船民丁大用曾驾驶这种歪尾船到达四川涪陵，开贵州乌江船舶航行下游的先例。另外，为了适应贵州水道的具体情况，贵州也研制了一些新的船型。如清水江中游，“改土归流”前，当地苗民因其滩险特点和民族习俗，制造出一种独特的船型。这种船称为“苗船”，船体瘦长，底盘为弧形，无肋骨、脚梁，自重轻，吃水浅，配有梢、桡、篙竿，操纵起来灵活，是后来清水江麻雀尾船的前身。又《仁怀厅志》载，赤水河中游航道开辟后，为川盐上运提供了条件，但中游二郎滩至兴隆滩一段，“路遥滩险，蜀中舟子不能至”。盐商张淳沿河考察滩势流态，设计制造了一种适应于赤水河中上游航行的盐船，叫作“鳅舡”。至乾隆十四年（1749年），已制造百余只，载量七八百吨，解决了中上游的运力问题，具有较好的运输效益。贵州水道为山区河流，河谷深，落差大，大都为石质河床，洪枯水位变幅大，河道上滩沱分明，深沱航行条件一般良好，航行困难主要在不同类型的石滩上。清代虽然也设法整治航道，但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不可能对河道的自然面貌作较多的改造。为了克服航行中的艰难险阻，船民们采取了各种力所能及的措施，逐步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航行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撑篙和拉纤。在水流比较平缓的河段，吨位不大的船舶可撑篙上行，或撑篙与在一些陡急段拉纤相结合。道光年间黎恂运铜进京回返时，取道锦江探亲，在麻阳一段遇涨，“舟子撑篙穿柳港中行”，进入贵州境内“沿岸负纤撑篙行”，至铜仁以上，“舟子或以撑篙，或以缆纤，或裸体入水引拽，舟亦随之而上”。水流稍急的河段，载量稍大的船舶以拉纤为主，撑篙只限于配合。贵州河流大都石滩陡急，拉纤是上水航行的主要方式。独船运行，拉纤人员不够，需数船或数十船结为“伙帮”。《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苗疆水道考》叙述贵州苗疆溪河“伙帮”情况说，“上者必合十余舟伙帮而进”，“缆夫数十人蚁行于石甬树根之前，一舟既上，更过一舟；故舟行计程，潭中日数十里，遇险滩则不过十数里”。在仁怀厅赤水河结队航行称为“依单”，“每单或二十余船，或三十余船。船上滩险，必并众船水手牵挽始行”。“伙帮”或“依单”是航行中按照需要自然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集体，不仅上滩拉纤互助，在揽货、防盗及生活等方面也都需互相依靠，互相照应。（二）“挽综”、吊放和“起滩”。放下水船时用桨划行，靠前梢和后梢（即橹）控制方向。前后梢协同动作，左右桨互相配合，可使船身灵活转动，穿过险滩急流。但大型的船舶经过险滩则需集中几个船的船民搬梢，逐船下放，这就称为“挽综”。挽综由经验丰富的船民或“滩师”指挥操作，他们有对各种滩险不同水位放船的诀窍。但如遇航槽弯曲窄狭，或有礁石耸立的险滩，船只搬梢放行无法控制，这就要采取吊放的方法。吊放就是用绳缆把船拉住，让船慢慢躲过急弯或礁石后，再解绳缆放船下行。赤水河中上游的文公滩（后改名吴公岩）、红石梁等处险滩就采用这种方法通过。至于很险或很浅的河段，那就采用“起滩”的办法，即把贵重货物或大部分货物用人力搬运上岸，等船过滩后，再装船起运，以保障货物安全或避免搁浅。（三）分段通航。在完全不能航行的险滩，便采取分段通航的办法，即于险滩上下分置船舶仓库，中间由陆路中转。乌江下游的龚滩、赤水河上的猿猴滩、兴隆滩至二郎滩一段以及舞阳河、诸葛洞断航期，都是采用这种办法。清代前期，清王朝通过驿道延伸、递铺设置和河道的整治，不仅使贵州交通运输、信息传递得到改善，加强了省内外和省内各地的联系，也为城乡物资交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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