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园艺史话回听 | 09 诗意的人民公园

文史研究学者

魏暑临

   说到天津市区的公园，60后，70后，80后，最先想到的一定是人民公园，尤其是河西区的居民，看到那灰色的砌砖围墙，就知道到人民公园了。可以说人民公园是天津几代人的童年记忆。

徽州道与厦门路交口的大门    

   提到园林，世人必先想到江南，因为南方园林不但建筑特色鲜明，环境布局优雅，而且文化氛围浓郁，历史积淀深厚，使人徜徉其间，既可享受水石花木之景，寻访曲径通幽之致，还可赏会匾联诗词之胜，联想历代斯文之雅。但是，有多少人能知道或主动想起，就在天津，有这样一座承载烟沽近代风云，见证三津文人韵事的园林——因其设计布局参照江南理念，故建筑风格融合南北，因其风物嘉丽景色宜人，故吸引近代以来多少墨客赋诗题咏，因其有藏书楼庋藏丰赡，故被称为北省之冠，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璀璨夺目，又由盛转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获新生，并为毛泽东主席唯一亲笔题名的园林——“人民公园”。

   天津人民公园位于河西区东北部，东起厦门路，西邻广东路，南自琼州道，北达徽州道，公园总面积14.21公顷，其中水域面积3.3公顷，现为一所以游艺娱乐为主的综合性公园。

   人民公园本名荣园，又名李家花园，兴建于1863年（清同治二年），是天津现今唯一一座完整保存的私家园林。1930年出版的《天津志略》曾记载：荣园“为津人李善人家之别墅。李氏富而好义，勇于为善，建筑是园聊为游息之所。”“树木葱郁，丘壑幽秀，鸟语花香，颇饶逸趣，又有湖广数顷，植以芦苇，软红尘中得此水木明瑟之地，洵足助人佳兴”。1931年编纂的《天津县新志》卷二十五记载：“荣园为李氏别业，在城南十二里东楼。”1936年出版的《简明天津指南》中说：“荣园，在特别一区，三义庄外，为津人李善人家之别墅，丘壑幽秀，颇饶逸趣也。”其主人李氏，指的是清代咸丰、同治年间著名盐商李春城一族，因“居乡力行善事”“远近称‘善人’”，故荣园又称为“李善人花园”。 

   李善人的名号始自李春城。李春城（1826—1872），字筑香，被称为“李善人”第一代，他离官居家时创办寄生所、御寒社、义塾等慈善机构，又在东南城角草厂庵开设“李善人粥厂”，专门收容乞丐，其子李士铭承继父志，又创办保生社、救生会、施医局、戒烟所等，捐资修建文昌祠、千福寺等，士铭长子李宝諴组织过中国慈善会、天津慈善事业联合会，担任过天津备济社、积善社、明德慈济会董事。当时清廷或天津士绅赈济之举多推李家出面主持担当。李家兴旺时期，荣园每年端午、中元、中秋各开放一次，任人游览，李家也以“善人”自诩，夸耀乡里，远播美名。

李春城之子李士铭

   因李氏源自江苏，故荣园修建时布局仿照西湖园林，展现江南庭园风光。整体分阴阳两极，东面为陆地，西面为水域，水域中有一条堤，水中两亭子为“水八卦”的“卦心”，初时园四周有壕堑为界，园围筑有花墙，园内有水心亭、曲虹桥、中和塔、咏诗亭等景致，更有藏经阁，为津门藏书名楼。

彩虹下的人民公园（摄影：枉言）

   荣园的历史几经坎坷，曾饱受水灾及战乱的影响。当年德国人在天津划定租界时，曾连同荣园一起划入其中。义和团运动以后，荣园受到一定的影响。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后，荣园被德军占据，作为疗养地，一些久医无效的士兵死去后，就近埋在荣园的西北角，后来德国人在这里圈上木栅栏，作为德军墓地，俗称“德国坟地”。1937年天津沦陷以后，荣园被辟为日伪“新民会”总部。在战争中，荣园变得更加荒凉。

李颂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家由李颂臣领衔，十房联署上书申请将在六区贺家口、小刘庄、小滑庄、东楼、西楼等处的1100余亩土地连同建筑物产权一并捐献国家，其中就包括六区徽州道上的荣园。1950年11月，天津市政府实施接收。

   1950年10月，天津市政府园林广场处将1951年的主要工作定为修缮人民公园、水上公园和解放南园。1951年5月开始，由振兴公司承担修缮工程，7月1日全面竣工，正式对外开放，并正式更名为“人民公园”。1954年9月，张学良胞弟张学铭任人民公园管理所副主任，到北京欲请中央领导人为人民公园题写园名，期间住在其岳父朱启钤家中。当时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准备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住在朱家，张学铭请章士钊转托毛泽东主席题字。9月19日，毛泽东复函并其亲笔书写的“人民公园”四字。张学铭收到题字十分兴奋，立即返津，制成匾额，悬挂于公园正门上方。

    江南的园林有名，一是景色，另外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会有一群文人，琴棋书画，给一座园林注入人文的精神。那么当年的“荣园”是怎样的一番人文景象呢？

   现在可见的最早写于荣园的诗大概是夏曾佑1900年所作《乙亥留滞津门，除夕与愿云同游荣园之作》：“微阳下乔木，冥色满神州。亦复称除夕，萧然独倚楼。北河通渤澥，故垒阅春秋。代谢浑闲事，毋忘秉烛游。”

夏曾佑画像

   夏曾佑（1863——1924），字遂卿，又作穗卿，号别士、碎佛，光绪十六年进士，曾官礼部主事、泗州知州，充两江总督文案，民国时期一度退居，后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北平图书馆馆长，为著名的历史学家，所著《中国古代史》是我国近代尝试用进化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夏氏还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之一，但是此诗却写得工整古雅，发登楼感怀，颇有沧桑之感。

   除了像夏曾佑诗这样的零散篇章，荣庆、郑孝胥等人的作品以及须社等文人社团的集会篇章也佳作迭出。

荣庆

   荣庆（1859—1917），字华卿，号实夫，蒙古正黄旗人，晚清重臣，历任军机大臣、学部大臣、协办大学士，后因壬子兵变避入天津。在津期间，乐访荣园，留下很多吟咏佳什。荣庆于民国二年（1913年）二月初七日初访荣园，对园林“水木台榭，颇极清旷”的景致留下深刻印象，二月二十五日又至荣园，饱看花柳，有诗为纪：“名园三百亩，处处见桃花。流水疏枝映，微风嫩柳斜。依松含晓日，绕径看朝霞。艳说仙源好，而今在李家。”民国五年（1916年）三月十一日，荣庆与亲朋游园，见桃花烂漫，柳色青葱，流连于西边园亭，又到东边读书楼久赏，有绝句留念：“园亭春晚画图中，柳绿桃红去岁同。天气清嘉人意好，依然丽日与融风。”荣庆的荣园诗多描写园景佳构，词句如画，风格清新，有唐人风致，其爱赏荣园的心情在诗句中呼之欲出，可称荣园诗中难得的一组佳作。

   民国初年，前清翰林郭则沄创办诗词团体“须社”，将荣园作为游憩吟会之所。

   郭则沄（1882—1947），字蛰云，号啸麓，别号龙顾山人，曾任浙江提学使，后任国民政府国务院秘书长，1922年隐退天津。1928年他主持创办须社，任社长，成员有查尔崇、章钰、林葆恒、郭宗熙、周学渊、胡嗣瑗等人，均乃一代学人雅士。郭则沄在《清词玉屑》卷十二中说：“津沽乏园林之胜，独李学士园稍具丘壑。初名荣园，余易以滢园，憎其近俗也。”在须社成员酬唱结集《烟沽渔唱》中，有社友在荣园唱和之作四十余首，如查尔崇《西江月》：“风雨踏春时候，园林掩翠人家。郁金裙子卓金车，人在小桃红下。    少女风来池上，王孙草绿天涯。年时影事记些些，依旧秋千如画。”

陈宝琛

   陈宝琛、郑孝胥等人因追随溥仪来津生活期间，也常流连于荣园，颇有诗咏。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弢庵、陶庵，光绪元年擢翰林侍读，后充任武英殿提调官、翰林院侍讲学士、江西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因仕途坎坷返乡，光绪二十五年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简任山西巡抚，1912年清帝逊位，追随溥仪。

   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号太夷，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行走，拥护戊戌变法，后解职居家，1923年受命于清室小朝廷，任内务大臣，后随侍溥仪，于1925年至1931年间在天津生活。1926年10月27日，郑孝胥陪同方地山等友人游园，见落叶满地、水气颇寒，写有《李园》诗云：“芦荻似江南，迎寒花已霜。一亭傍秋水，数客语斜阳。渐远双凫静，孤横小艇凉。不嫌寂寞味，来话水西庄。”将荣园景致遥比江南，近拟津门名胜查氏水西庄，可见青睐有加。

   1926年，实业家杨味云发起荣园雅禊之会，所留诗作虽不如须社之巨，但也称得上是荣园雅史上的佳话。1940年，周学熙作《游李氏废园》诗：“昔日园翁肆盛筵，春庭趋侍意翩翩。春花岂得朝朝好，秋月难教夜夜圆。尽有苍穹新雨露，空余培塿旧山川。平泉自古多遗恨，独忆希文思洒然。”

周学熙

   周学熙（1866—1947），字缉之，号止庵，曾任天津道、长芦盐运使。这首诗以“废园”为题，标志着1940年代以前的荣园诗咏随荣园的荒芜而红尘不再。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荣园诗咏，常常以海棠为焦点。张伯驹和有“津门三子”之誉的寇梦碧、陈宗枢、张牧石等,把荣园海棠诗咏推向巅峰。

张伯驹

   张伯驹（1898—1982），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爱国民主人士，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等。张伯驹与天津荣园海棠的题咏机缘，要推溯到他和寇梦碧等诗人的往来。1950年，张伯驹在展春园成立了庚寅词社（又名展春词社），诗友不定期聚会，由主人备馔，并预先寄题，交卷后再印送众人评第。老辈如汪仲虎、夏枝巢、许季湘、陈莼衷等尚能扶藜而过。张伯驹早年在天津时曾参加过“城南诗社”“梦碧词社”，与津沽同好一直保持往来。“梦碧词社”是1943年由寇梦碧在东门外南斜街创立的，彼时寇梦碧与周汝昌、孙正刚有“津门三才子”之称，遐迩知名。张伯驹遂邀三人入庚寅词社。长幼咸集，颇有提掖后进之功。孙正刚与周汝昌本是展春园常客，被世人称为张伯驹的“左膀右臂”。

   荣园在建造之初，按照荣华富贵、多子多福的传统理念，东边种枣树林，西边种海棠林，南面种石榴林，其海棠林经多年繁滋尤其娇艳。张伯驹爱来天津，荣园几十株海棠的清雅精致是一大因素。

   从1971年开始，张伯驹年年来津看海棠，年年有词。1971年的词为《庆清朝·与牧石游天津故李氏园，坐海棠林下，花正盛开，时有坠片》：“雾眩红妆，天怜白发，倾城又见佳人。娉婷万态，顿惊眼外皆春，乱落打身碎锦，散花如梦雨缤纷。流光里，剩脂湿透，半是啼痕。    纵使绿章夜奏，奈何阿娇薄命，金屋无存。东风恁妒，繁华一霎成尘。但愿醉眠不醒，楚骚体赋与招魂。飘残片，有心作箦，铺遍芳茵。”词中所言“有心作箦”的，就是已飘残瓣的海棠自身，海棠有意铺茵成席，为待词人来赏，好作题咏。

天津人民公园的海棠（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升.由眼入心）

   张伯驹可称为天津荣园海棠诗性的召唤者和鼓吹人，也正是因为他的带动和凝聚，与他交游的天津名士也以海棠为聚焦点，为荣园的人文属性增添了乡土文化的耀目光鲜。这其中，被世人称为后“津门三子”的寇梦碧、陈宗枢、张牧石则可称为天津近代以来诗词界的翘楚。同声相近，同气相求，把“津门三子”等文人聚在一起的纽带,是寇梦碧20世纪40年代主持创建的“梦碧词社”。50年代初与张牧石结识，张伯驹遂成为词社骨干，1957年陈宗枢与张牧石结识，1960年秋陈宗枢因张牧石介绍得与寇梦碧结识，亦成为词社砥柱，其后雅集吟咏，交往深厚，逐步形成“津门三子”的格局。

   张牧石有《天津诗词社吟会李氏园看海棠》诗四首，从内容上看，可以作为以张伯驹和“津门三子”为中心的荣园诗咏的总结。其一曰：“年年不负海棠天，携梦匆匆续旧缘。风物园林历千劫，人间幸自有余妍。”其四曰：“别梦花间已熟粱，按歌空说旧霓裳。凭谁记取伶官恨，粉墨芳华忆断肠。”海棠花开年复一年，但人世变化沧海桑田，今昔之感，聚散之怀，荣园海棠既是寄托，也是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