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美国前总统胡佛的天津旧居

张翔 陈硕

按：本文的两位作者通过1900年前后老照片及地图的细致比对，并结合胡佛回忆录中的描述，对先前“原重庆道小学为胡佛旧居”这一认定结论予以有力否定。而且通过抽丝剥茧般的深入研究，成功考证出胡佛旧居的详细位置——今曲阜道与浙江路交口。这是历史图片学在实际应用的又一重大突破，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与方向。

胡佛在天津

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1874年8月10日出生于美国艾奥瓦州（Iowa，又译为爱荷华州、衣阿华州）的西布兰奇（West Branch）。胡佛自幼失去双亲，11岁开始跟随俄勒冈州的舅舅生活，1891年入斯坦福大学，是该校首批学生之一，1895年毕业拿到地质学（Geology）学位。

图1: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1874～1964）

1897年胡佛收到英国墨林公司（Bewick, Moreing and Company）邀请在伦敦和澳大利亚工作。1899年2月胡佛与他的大学同学卢·亨利（Lou Henry，1874-1944）结婚，随后于1900年3月来到中国。胡佛作为墨林公司驻华代表，任开平矿务局工程师。1900年6月至7月，胡佛夫妇在天津经历了租界被围时紧张的一个月。8月胡佛与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字燕谋，1847-1913）赴英国解决开平矿务局债务问题时，攫取了开平权益，导致矿务局被英国人所掌握。1901年胡佛成为墨林公司的初级合伙人，同年11月正式去职离开中国。1928年11月6日，胡佛当选为美国第31任总统，1929年3月4日正式就职。其任期内遭遇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因而1933年竞选连任失败。1964年10月20日，90岁的胡佛在纽约过世。

胡佛夫人非常有语言天分，不仅熟练地使用普通话，还能明白一些方言的意思。而胡佛虽然不如夫人，但后来他们在白宫还会用普通话私下交流。胡佛在整个矿业生涯中赚了很大一笔钱，担任总统期间，他将自己的全部总统薪水都捐给了慈善事业。

胡佛在天津时，正赶上1900年庚子国变。6月17日开始，清军和义和团围攻并炮轰租界，胡佛居所也被炸坏。在此期间，胡佛发挥了主导作用，带领一群外国人在他们居住地周围筑起防御街垒，而胡佛夫人则在医院里充当志愿者。夫妇二人都展现出了冷静的领导风范，也因此开始赢得了美誉。

随后，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时，胡佛凭借对地形的了解，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充当向导。7月13日清晨，胡佛与美国海军陆战队一起，带领由英、美、日、法军队组成的三个纵队向天津城南门进发。攻打天津南门的行动并不顺利，城内清军火力极其猛烈，倾泻的炮弹让联军遭受惨重损失，被困在一个暴露的位置，周围全是泥沼。当先头部队遭到攻击时，胡佛被允许撤离交战地区，返回租界。当时租界中的平民正等待疏散离开天津。然而，胡佛和夫人仍留在天津照料伤员。

图2:原天津城南门，联军由此攻入城内

由于天津城的高大围墙以及猛烈的炮火，联军不得不叫停强攻的行动。由日军于次日凌晨3时使用大量炸药炸开南门，7月14日天津城陷落。

联军士兵在城内行径令人发指，公开进行抢劫和强奸。德国人和俄国人的行为极其野蛮。据说他们用刺刀刺死被他们强奸的受害者。美军对这种行为感到厌恶，试图制止德国人，但收效甚微。联军将所有死去的中国人都称为义和团，以此掩盖他们的暴行。在八国士兵中，日本人的行为相对较为收敛。

胡佛一生有许多著作，其三部自传式回忆录颇为珍贵。其中一章专门叙述他1900年在天津遭遇战争的情况。笔者根据胡佛回忆录中的描述以及当时图片、地图等信息的深入研究，推翻了“原重庆道小学”为胡佛旧居的结论。

推翻重庆道小学的结论

目前，很多资料注明美国前总统胡佛1900年在天津的旧居是今天五大道地区的原重庆道小学（马场道北端西侧与重庆道交口，原址今并入二十中学），并且还有胡佛后人指正。同时根据胡佛回忆录，他在1900年清军炮轰租界时，拯救了住在对面的唐绍仪女儿，因此也把重庆道小学对面认定为唐绍仪旧居。然而，笔者结合当时的租界情况，对比大量老照片和地图并查阅相关文献，对这种说法产生严重的质疑。

图3:胡佛旧居与原重庆道小学的对比（上图来源：胡佛图书馆）

其一，从胡佛旧居与重庆道小学的老照片比对可以看出（见图3），两栋建筑风格相似，但差别非常明显。从窗型、女儿墙、立面以及体量上看，不可能是同一栋建筑。早期天津建筑受到香港、上海等地建筑风格的影响，多数都有大窗户及敞开式外廊，如早期裕中饭店、利顺德饭店、原启新洋灰公司大楼等，因此有雷同或近似之处的建筑，不看细节很容易误认。

图4:1945年“重庆道小学”两栋楼与胡佛旧居完全不符（张翔 收藏）

其二，根据胡佛后人说述，其在天津旧居在马场道上。今天的马场道是从南京路向南延伸到佟楼。而在1945年之前，今天的浙江路也是马场道的一部分（见图5）。马场道作为租界早期道路，是从咪哆士道（今泰安道）到跑马场（今佟楼迎宾馆）的一条重要道路，1945年抗战胜利后，墙子河以北的马场道更名为浙江路。这条道路经过两座桥——跨越墙子河的马场道一号桥，即后来的平安桥，以及跨越废墙子河（今津河）的马场道二号桥，即佟楼桥。所以，寻找胡佛旧居，仅仅把眼光锁定于现在的马场道是偏颇的，必须考虑原北端的马场道，即今天的浙江路。

图5: 原重庆道小学与开平矿务局位置标注（1903年地图）

其三，从租界设定年代上看，1900庚子之乱时，墙子河（今南京路）以南尚未划定为英租界，直到1902年后英租界才拓展到墙子河以南，称为“墙外推广界（EME）”。原重庆道小学位于墙子河以南的墙外推广界内，1900年时此地尚未成为英租界。胡佛住在墙子河以南的可能性不大，一方面租界外的马场道尚未开发，除了零星几栋房屋，还是一片荒凉；另一方面如果住在租界以外，去开平矿务局上班较远，而且还需要过木桥（马场道一号桥，后来的平安桥）。

在回忆录中，胡佛也明确提到“Our house was on the edge of the settlement. 我们的房子位于定居点的边缘。” 这里的Settlement（定居点）指的就是租界的意思，往往替代正式用语“Concession”（租界）一词使用。因此，能够确定胡佛的房子在英租界的边缘，而不是在英租界以外。

图6:庚子时期胡佛夫人在墙子河边联军阵地（来源：胡佛图书馆）

其四，在胡佛回忆录第六章介绍他在中国的情况，用很大的篇幅讲述1900年租界被围时的情形。胡佛这样写道“The day of the first attack Chang Yen-mao and Tong Shao-yi (the Director of Railways previously referred to) came into the settlement with their families. They found quarters in a compound across the street from our house, belonging to the Chinese Engineering and Mining Company.张燕谋（张翼）和唐绍仪与他们的家人来到定居点。他们在我们房子对面街道的一个大院里找到了住处，这个大院属于开平矿务局。”

开平矿务局，1912年与滦洲矿务联合经营，称为开滦矿务局，1934年两公司正式合并，位置在今天泰安道5号，范围为泰安道、浙江路与大沽北路合围的区域，位于墙子河（今南京路）以北。1900年时，墙子河以南的马场道并没有开平矿务局的地产或房产。

1900年庚子国变中，清军使用大炮轰击租界。胡佛回忆录有这样一段记录：“Several shells came close and finally one exploded in the compound across the street where the Chinese were living. Agnew and I rushed over and found that it had landed in Tong Shao-yi's place, killing his wife and baby. 有几发炮弹落得很近，最后有一发在街对面中国人居住的大院里爆炸了。我和阿格纽（胡佛的助理）赶紧跑过去，发现炮弹落在了唐绍仪家，炸死了他的妻子和婴儿。”这发炮弹炸死了唐绍仪的原配夫人张氏和襁褓中的四女。关于唐绍仪居所及夫人罹难情况详见附录。

胡佛随后的记录是：Agnew, Tong and I, each carrying one and leading others, brought them across to our house where Mrs. Hoover took charge of them, and Tong recovered his calm. 阿格纽、唐（绍仪）和我，每人抱着一个（孩子），还领着其他几个，把他们带到了我们家。胡佛夫人在那里照料他们，唐（绍仪）也恢复了平静 。在这段文字后面的脚注中，胡佛补充道：Some eighteen years afterward, when I was War Food Administrator in Washington, Mrs. Hoover and I received an invitation to dine at the Chinese legation. While I was taking the Minister's wife out to the dining room, Mrs. Koo said in perfect English, "I have met you before. I am Tong Shao-yi's daughter whom you carried across the street during the siege of Tientsin!" 大约十八年后，我在华盛顿担任战时食品管理署署长时，胡佛夫人和我收到邀请，到中国公使馆赴宴。当我陪着公使夫人走向餐厅时，顾维钧夫人用一口流利的英语说道：“我以前见过您。我是唐绍仪的女儿，当年天津被围困时，是您把我抱过了街！”此时的顾维钧夫人就是唐绍仪的五女唐宝玥（1890-1918），当年被救时10岁。

顾维钧与第二任妻子唐宝玥合影，1915年于英国利物浦。

由此可见，当时唐绍仪是在开平矿务局一处居所临时避难。而胡佛就住在其马路对面。因此可以锁定其旧居就在今天的浙江路。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推翻了“原重庆道小学”为胡佛旧居的结论。而且，可以基本确定胡佛旧居在当时开平矿务局对面的马场道上。因此，要寻找胡佛旧居的具体位置，必须将目光锁定于今天的浙江路这一段。

胡佛旧居的具体位置

天津明信片收藏名家赵建强先生有一张早期租界明信片（见图7）。图片是在院子外拍摄的，隔着围墙可以看到两栋建筑。其中右侧建筑，从窗户样式、女儿墙形制乃至壁柱的风格与胡佛图书馆收藏的胡佛旧居影像完全一致。而胡佛旧居左侧，是一栋二层小楼，建筑的山花上的浮雕还记录下了建筑年份：1896。

图7:英租界早期明信片（赵建强 提供）

无独有偶，在上海壁恒公司（Max Nossler & Co.）发行的第173号明信片中（见图8），也出现了这栋二层小楼，而且左侧山花上也有“1896”字样。该明信片上的主体，并不是建筑，而是站在别墅院里的一个中国卖花小贩，他挑着扁担，扁担的两头放着三两花盆。而卖花商人背后的建筑，就是我们要找的那栋洋楼。为了方便识别起见，姑且称这栋小楼为“卖花院子”。

图8: 上海壁恒公司173号明信片（来源：布里斯托大学）

通过上述两张图片，我们可以确定“卖花院子”这栋小楼为对称式二层砖木结构建筑，两边各有一个三角形顶子（山花）并配有浮雕，并有开放式的外廊，是一栋典型的天津早期租界双拼结构建筑。

这样便提供了一个假设思路，寻找“卖花院子”的位置，就可以确定胡佛旧居。

韩军先生收藏有一张拍摄于1900年至1905年间的大营门大沽路明信片（见图9），照片是拍摄原基督教青年会大楼（图中圆形建筑）。基督教青年会这片地后来卖给了袁世凯家族，1914年青年会搬到了东马路，即后来的少年宫大楼，因此我们称大沽路上的建筑为“老青年会旧址”。“老青年会旧址”位于今蚌埠道与大沽路交口西侧。

图9: 大沽路原基督教青年会旧址（韩军 收藏）

在这张图片的左侧远景处，能够看到靠近小营门附近的建筑，其中有一栋楼格外引人注目。将其放大后进行仔细对比，山花的形状、装饰风格，烟囱的位置、造型，以及外廊的结构、栏杆样式等，都与“卖花院子”高度吻合。通过对这些细节的比对分析，从而得出它们是同一幢建筑的结论。

还有一张同时代从利顺德饭店向开平矿务局及小营门方向拍摄的照片，天津德商利生照相馆与汉堡G&M公司联合发行，编号21790（见图10）。照片中能看到当时咪哆士道（今泰安道）沿线的全景，也能覆盖到墙子河方向的一片区域。所以，从这个角度正好能拍摄到“卖花院子”的背侧面（见图11标注）。

图10:德商利生照相馆与汉堡G&M公司联合发行明信片，编号21790

图11: 局部放大并标注出对应的楼

瑞士巴塞尔大学收藏的《孖剌报行名簿》均已电子化，与天津相关最有文献价值的是两张天津租界区域图：分别记录了辛丑前（原载1899年至1902年行名簿）和辛丑后（原载1903至1906年行名簿）两个时代的地理。这两张图，所对应的年份并非特别精准，但可供参考的细节仍是巨量的。因为几乎所有洋楼建筑，都画有平面轮廓，地块界限也有明确划出。

根据《孖剌报行名簿》“辛丑前地图”（约1899年）所示，英界董事道（Council Road，今曲阜道），只有从达文波道（Davenport Road，今建设路）至马场道（Race Course Road，今浙江路）为止，应是最初修建的“早期董事道”。今天的曲阜道的宽度、起止与“早期董事道”不完全一致，大沽路至海河一段的曲阜道，原属于美租界范围，称为“朱家胡同”，1902年后美租界才并入英租界。

图12:《孖剌报行名簿》1899年地图（来源：瑞士巴塞尔大学）

这条“早期董事道”的北侧有三个地块（见图12），中间一个地块的外沿四至十分符合“卖花院子”的建筑特点。其东侧有另一院落，内有平面为长方形的洋楼一座，就是我们要找的胡佛旧居。最西侧（与达文波道拐角处）地块，据张诚先生的考察，为李家大宅（李善人后人李士鉁宅邸）。注：此时的安立甘教堂尚未建成。

也就是说，李家大宅、“卖花院子”和胡佛旧居，是并排在早期的董事道北侧。胡佛旧居照片中，左面隔壁院内确有一座尖顶洋楼建筑，但从胡佛家院中看到的是这座楼的侧面，而拍摄到“卖花院子”的两张明信片，都是只能看到这座楼的正面。根据多角度图像与地图综合验证，图10可以确认这个角度能明确看到“卖花院子”侧立面样式。并且，通过建筑正面的细节对比，侧面和正面的装饰风格完全一致。这样，就能间接地确认胡佛旧居的位置，就在租界早期的董事道与马场道交口处，今曲阜道与浙江路交口。

曲阜道在1984年之前并不是笔直的，而且部分路段很狭窄。1983年建成大光明桥后，为改善交通，曲阜道被拓宽，因此道路边界需要重新考虑。我们将1899年的地图与今天的地图叠加（见图13），可以看到当年的胡佛旧居，就是今天浙江路与曲阜道交口“曲阜道小区”前的那片绿地。

图13: 1899年与2024年地图叠加

胡佛旧居消失

根据胡佛在天津活动的年代以及《孖剌报行名簿》的两张地图比对，辛丑后（约1905年）的“卖花院子”与李家大院的建筑依然如故（见图14），而胡佛旧居的原建筑已经不存，变成了两个房子。

图14: 约1903～1905租界地图（来源：瑞士巴塞尔大学）

胡佛旧居拆除的原因，初步推断是因为庚子遭到炮击损毁，而被迫拆除。或是胡佛1901年离开后，此地售予他人而拆除。胡佛图书馆还有存有胡佛旧居受损照片（见图15）。可见屋内已经没有任何家具及装饰物，墙上还有很多受损痕迹，且右侧墙皮已经揭去，露出墙砖。这张照片，可能是胡佛和夫人搬离时拍摄的。

图15: 被炮轰后的胡佛旧居（来源：胡佛图书馆）

1976年地震，影响了曲阜道的建筑，并且曲阜道在1984年拓宽，加之后期的城市改造，曲阜道北侧建筑，除解放北路交口的积余大楼部分保留外，其余均不存，见下图16。

图16: 80年代航拍，曲阜道拓宽，北侧道路退线

附录

一、唐绍仪的临时居所

1900年庚子国变期间，清军与义和团围攻天津租界，500多中国人躲避在租界区，其中就有唐绍仪和他的家眷。当时唐绍仪任职于天津海光道，住在大胡同海关道台衙门内。位于英租界内的开平矿务局为海关投资，因此他在开平矿务局寻找一处临时居所理所当然。

图17:1913年地图标注相关位置

此临时居所，位于开平矿务局（后来的开滦矿务局大楼）身后的大院（见图17），即马场道与董事道交口北侧（今曲阜道与浙江路交口北侧），也就是隔着当年的马场道（今浙江路）与胡佛旧居相对。下图18即原开平矿务局身后的一片中式平房。因此，笔者推测这片平房就是当年唐绍仪的临时居所，其原配张氏和四女即在此遭炮击身亡。至今，开滦矿务局大院紧邻大沽路一侧还保留部分中式平房。

图18:1900～1910s开平矿务局（后开滦矿务局）身后的中式平房。

二、唐绍仪夫人罹难

1900年6月19日晚，几枚炮弹击中了唐绍仪的临时住所，原配夫人张氏及年幼的四女当场罹难。在马路对面的胡佛与副手等人闻讯而至，与唐绍仪各抱一个孩子夺门而出，避居胡佛家里，生活上暂时由胡佛的夫人照料。

图19: 唐绍仪与原配夫人张氏

唐绍仪夫人和四女罹难后，素与其交好的袁世凯主动将她们的事迹上奏朝廷，请求嘉奖。奏折原文如下（源自唐平先生的提供，唐平为唐绍仪之孙，其父唐榴是唐绍仪长子为张氏夫人所出）：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钦差北洋大臣、太子少保、直隶总督袁奏：据天津府县详次，据采访局忠义局候选道、前浙江台州府徐士銮等呈称，庚子拳匪之乱，津郡宦眷殉难者查有现任津海关道唐绍仪之妻，张氏，广东香山县人，年三十七岁，随宦来津。当警报频仍时，或有劝令避地，唐张氏谢之。其时，被害难民多赖周恤，或济以衣食，或假以居栖，全活至数百人。五月二十三日，唐张氏挈其女唐四姑摒挡家务，被开花炮弹击中，一同殉难。该绅等采访明确，洵属大义无亏，呈由府县详奏前来。臣查津海关道唐绍仪之妻张氏并女四姑，庚子三岁随宦在津时，值拳匪肇乱，中外开衅。昔时商埠变作战场，该妇女等日在枪林弹雨之中，守死勿去，卒为炮弹所击，同日捐躯，至为惨烈。其临难不苟，大义凛然，即士大夫亦所难能，况在巾帼？相应仰天恩俯准将唐张氏唐四姑一律旌表，以彰风化，而慰贞魂，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皇帝随即批复 “奉旨，著照请礼部知道，钦此。”并下旨旌表唐绍仪夫人及女儿，追赐张氏为一品诰命夫人。唐绍仪把母女俩人遗体运回原籍香山唐家湾（今珠海唐家湾）安葬，奉旨在墓前建成“旌表节烈”牌坊。张氏夫人墓地在新世纪初被改造为高尔夫球场，原牌坊据说毁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