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八点多，“大红头”缓缓开进渤海大楼站的院儿里，早搭班结束。司机打开车门，我和同伴提着水桶随乘客一起下车。先去锅炉房打水，回来后把满目狼藉的车厢从玻璃到地板依次打扫干净。每天做卫生的我们早就在实践中找到窍门——先从擦玻璃入手，用晾好的微潮的抹布把人们开关车窗留下的痕迹和孩子拿玻璃当玩具的手印擦得能当镜子后再把抹布洗净晾好；地板上撒点儿水用笤帚轻轻扫去人们随意扔掉的盛早点的纸袋、茶鸡蛋皮儿和用来打发时间的瓜子皮等垃圾。最烦人的是一滩滩像是狗皮膏药似的浓痰，那得先用纸覆盖然后清扫最后擦净。要是赶上有人晕车呕吐，你还得忍着恶心用纸盖好再打扫，扫后再用墩布反复擦拭，不换几桶水根本弄不净。
司乘人员在打扫卫生
“大红头”最引为自豪的是车身中部像是手风琴风箱般的连接前后两截的人造革材质的伸缩棚，伸缩棚里面的地面是金属材料的可以随车身拐弯儿而旋转的圆转盘，转盘上相对安放着两张三人座椅，椅子的后面与伸缩棚之间露着地面。冬天，呼呼的西北风从那可劲儿地往车里灌，那也成了乘客扔垃圾的最佳藏匿地点。我们打扫时可有点费劲～用笤帚从两头往外一下下掏着扫。若是赶上闹天儿还得增加一项工作——擦车顶。俩售票推着一个带轱辘的用木板和铁棍做的高凳，一人站上去卖力地擦，一人负责保护和推挪高凳。此时的俩人都得格外小心，稍不留神就会发生事故。曾经有位售票员，擦车顶时没留神从高凳上掉了下来，大院里的人包括站员队长等人急忙跑过去把她扶起，处于摔懵的她睁开双眼张嘴说的第一句话是：“不要管我，擦车要紧。”（大意）可见，那时的我们多敬业、多认真！
铰接公交车内景（示意图）
公交的司乘人员除了不能像工厂那样有着正常的工作时间，还要忍受冬天的寒冷，那种冷好像能穿透骨头。
看着妈妈从箱子里翻出父亲参加工作时发的千层底的军棉鞋，冲着它愣了半天，那是双没有卖相还傻乎乎的鞋，虽然穿在脚上很暖可又笨又沉。在妈妈的催促下我撅着嘴无奈地地穿上它。那年的冬天，我这三十七号的脚穿着四十几号的鞋在公交车里上来下去，也真是难为了自己。很快，像“胖头鱼”似的棉鞋的优点在早晚高峰显出了它的优势：不怕踩。那些急着上下班的只顾着挤车不看脚下的人踩到别人的脚根本就不知道。我呢，在“胖头鱼”的保护下被无数只脚踩来踩去倒也觉不出疼，而且，因为怕夹着乘客而拿脚当缓冲的踩着门轴也不怎么硌脚。就这样，我穿着听声儿就能报到的棉鞋踢踢踏踏地走在路上和车队的院儿里，就是道风景线啊！
“大红头”的第一班车准时在早上的四点四十五分从渤海大楼的终点站开出，车里稀稀拉拉坐着几位乘客。和坐班车的司乘人员一样，他（她）们不是低头假寐就是茫然地盯着街道。白天喧闹的和平路除了百货大楼橱窗里照射广告的灯光外，只有橘色的路灯在恪守职责。瞥眼看见一位在白天被禁行的和平路上骑自行车的男人，只见他一边费力地蹬着车，一边腾出一只手捂着冻疼的耳朵，车里的我像受传染一样也使劲地搓着冻得冰凉的手，然后举到嘴边哈几下再交叉揣进棉大衣的袖子里。
天慢慢变成深灰、浅灰、鱼肚白直到天色大亮，整座城市也开始“苏醒”。看着车厢由空旷变得拥挤，我们也从昏昏欲睡中清醒过来。将近七点，上班上学的人们挤在公交站翘首盼望着自己要坐的车的到来。
缓缓驶来的公交车慢慢靠站，望眼欲穿的人们在车的中后门挤成一个疙瘩，前门下车的人反倒有秩序地鱼贯而“下”。（竟然记不清到底哪个门只下不上？）此时，也是司乘人员最紧张的时刻：坐在后门的售票员一边检查下车乘客的月票或车票，一边用眼睛瞟着中门上车的人。站着的售票员呢，查完前门下车乘客的车票，赶紧走到中门，看见只有一只脚站在台阶上的穿着臃肿棉衣的乘客拽着门框艰难地往里挤，赶紧使出吃奶的劲儿推着他的后背一下下往里塞，对方勉强把头转向四十五度对售票说：“你推吧，再使一把劲儿就上去了。”因为谁都清楚，下一班车不知猴年马月到？“助一臂之力”的操作对公交人那是每天的必修课，也是“小菜一碟”，幸好，“小菜”不多吃，一天（早或晚高峰）赶上一次足矣。
“挤公交”壮观场面
载着快要溢出来的一车人的”大红头”驶出站台，站着的售票开始工作：从上车的中门（或前门）慢慢往另一扇门一点一点挤，嘴里还不停地提醒着：“刚上车乘客请买票。”然后，伸出胳膊从人们头顶接过同样伸着的买票人手里的钱，再然后，低头按上下行和对方买票的车站的编号用红或蓝色笔在票面上划上记号再轻轻一扽，票就到了手上，伸着胳膊递过去后再接下一位的钱。
公共汽车售票员（示意图）
冬天，售票穿的棉衣也有讲究。开始没有经验的我穿着当时时兴的栗色短毛领的条绒棉半大（大棉袄）在车里来回钻，可条绒布涩（sei），在人群里根本挤不动，无奈的我只能站定后靠乘客之间的传递接钱递票，回家跟我妈诉苦，妈妈再次从箱子拿出父亲发的军大衣说：“穿大衣吧，保暖还裹腿，就是上下车你得留神别摔着。”转天上班，看见和我一车的同伴也穿着同样的大衣，相视一笑，交换“情报”后才知道那件“温暖”也是母亲从父亲身上“扒”下的“军用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