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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即将播出
《杨柳青的公园》
原天津《今晚报》摄影部主任
高级记者
口述史研究学者
张建
有一次我问母亲,您还想得起来,第一次带我去水上公园是哪一年吗?母亲缓慢地说:“哪年说不好,就记得你才两岁多,你爸爸背着你。”望着老人迟滞的目光,内心一阵酸痛,说这话时母亲八十岁。好在母亲脑子里还有这个概念,而我却想不起来最后一次带母亲去水上公园是哪一年了,多想让老人家再看看,珍藏着美好记忆的水上公园啊!
天津水上公园
没建水上公园之前,这片区域是大小不一的洼淀,以后有人在此取土烧砖,久而久之使坑塘洼淀连成一片,渐渐形成了烟波浩渺,野趣丛生,芦穗摇曳,荷花隐映的天然美景。1922年南开大学在八里台附近选址建校,一些文人雅士和学子,闲暇之余喜欢划着小船,荡漾在幽静的碧波中吟诗作赋。渐渐的使这一带成为天津市民踏青郊游和消夏避暑的好去处。据说早年严范孙创办的城南诗社也多次借此组织雅集活动,至于“青龙潭”的得名,说法不一,我也闹不清哪个典故更准确。抗战爆发后,这里一度荒废,直到新中国成立,才想起被遗忘的黑龙潭。1949年天津市政府根据市政协提案,决定在八里台的青龙潭沼泽河流密布区,为市民建设大型公园。1951年7月部分建成并对游客开放,公园规划面积二百多公顷,由东、西、南三大湖和十一个岛屿组成,由于水域面积大于陆地面积,所以取名水上公园。毫不夸张的说,在所有天津市民的家庭相册里,都会有几张在水上公园留下的纪念照。
1949年《进步日报》刊发的有关在八里台附近建设水上公园的消息
离水上公园最近的大片居民区就属吴家窑新村了,因为水上公园相对比较僻静,上学之前都是由家长带着去,那时印象最深的是水上公园实在太大了,几乎不知道边界在哪,除了水就是水,大门是用竹子搭建的类似牌坊一样的建筑,大门两侧没有围墙,完全用湖岸作为天然屏障,公园的主干道其实就是河堤,左边是东湖,右边是荷花池,沿着荷花池一侧便是著名的百米长廊,它的最大特点依然全部是用竹子建造的,地面墁的都是普通方砖,立柱涂着绿油漆,瓦顶涂着黄油漆,隔十几米就一处供聚会、联欢用的六角亭、八角亭什么的,远远望去犹如浮在水中的长龙,偶然间还能听到悠扬、迷人的口琴声……
水上公园初建时的百米长廊
一上学仿佛跟水上公园的联系更多了。小学时,一到夏天就组织我们到公园的露天游泳池游泳。游泳池的位置就在百米长廊的西头,正对着烈士陵园,由北向南并行排列着三个长方形游泳池,一个是浅池,也称“娃娃池”;一个是中池;一个是深池。中池是中学生游泳的地方;深池必须经过测试合格后,发一棵“红线”套在手腕子上才能下水,所以那时候一听说谁有“红线”都羡慕得要死。我们都在“娃娃池”里瞎扑腾,“娃娃池”也分两部分,一片儿水深二十公分左右,一片儿水深三十至四十公分,在哪边玩也不会有危险,尤其是暑假高峰,池子里就跟下饺子一样,一个挨一个,只能在水里趟来趟去,偶尔蹲在水里扎猛子。因为人太多,更衣室根本不够用,我们就把脱下的衣服按班级堆放在若干个柳条筐里,依次摆在池边的沙地上,老师守在一堆大筐坐着,看见自己班的同学打水仗时就吓唬吓唬。铃声一响,池子里所有的学生一律上岸,静场10分钟后再放下一场。那时男生的游泳裤衩都是偏面系带的,套上短裤后从大腿根一抻,湿裤衩就撤下来了,所以男孩子换衣裳都在露天。然后把游泳裤衩顶在头上,被风一吹、太阳一晒,不会儿就干了。一个暑期,学校最多组织两次集体游泳,无奈之下,我们只能结伴到东湖野游。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从学校直奔“水上”,为了不引起老师或其他同学的怀疑,我们从来不带游泳裤衩,同时也怕把湿裤衩带回家不打自招,所以就光着屁溜儿游,反正藏在水里嘛也看不见。有时游着游着就忘了,小屁股在水面上漂浮着,岸上的同学就拿石子儿去砍,我们赶紧扎猛子沉到水里。那时家长检查孩子是不是偷着游泳,就在胳膊划上一道儿,游泳了,一划就出白印,没游泳只能划出红印,所以我们在回家之前,先用自来水使劲冲洗胳膊和大腿,然后若无其事地走进家门。顺便说说冬季在这里滑冰,那时有冰鞋的很少,即便有也是那种简易的。大部分孩子只滑冰排子,几块木板拼在一起,底下拧上两根三角铁或八号铅丝就成了。家长检查孩子是不是偷着滑冰了,就看鞋湿不湿、裤腿湿不湿,为了蒙混过关,我们先到同学家把鞋和裤腿烤干,抓不着证据家长就没话说。
某家人在水上公园泳池边的合影 图片来源:天津记忆
游泳、滑冰还算正规的运动,草根式的玩法更是回味无穷,比如逮老褐(蜻蜓)。小时候好像到处都飞着老褐,而且种类还特别多,你像“花丽豹”、“轱辘钱”、“红辣子”、“黑老婆儿”、“大老蜻”、“灰狗子”等等。逮老褐我们就去“水上”后门,那里树木繁茂、人烟稀少,阴凉地也比较多,唯一缺点就是太远,有时回到家天都黑了。单说拿粘子沾老褐吧,最好的粘子是用松香熬成的,实在没有松香就把胶皮烧化了,也有用臭油(沥青)代替的,然后装进一个小盒里,让年龄最小的孩子拿着,年龄大的、个头高的才能掌握那根粘杆。正式的粘杆足有四五米长,由粗细不等的竹竿组成,可根据需要随意插接、拆卸,尽头儿的“千子”也很关键,不但细而且要柔软、有弹性。用杆子粘老褐悄无声息,基本没有失手的时候,除非过于慌张或粘子不粘才让老褐逃脱。不过,用粘子粘的老褐也有缺憾,翅膀上多少都留下粘子的痕迹,即便把它放了据说也活不了。捕获的老褐,夹在手卡巴儿上,也就是两个手指之间的根部,脑瓜儿留在手心这面,翅膀和尾巴留在手背那面,就跟枷锁似的,轻易跑不掉。两只手都夹满了一共是8只老褐,有时夹的时间太长老褐就勒死了。其实,费这么大功夫,拿回家也只能喂鸡。
上世纪70年代到水上公园游玩的人们
再有,说水上公园不能不说儿童小火车,它给我们这代人的印象太深了。“小火车”顾名思义就是与“大火车”极为相似的微缩版火车。市内其他公园没有,即便国内各地公园也不多见,所以“水上”的儿童小火车成为当时最具诱惑力的一个游艺项目,也算是水上公园的品牌之一。儿童小火车的车头是内燃机造型,车厢则是当时中国最典型的木制黄绿两色双排座车厢,所有的细节与大火车没什么两样,坐在上面的感觉就像前去旅行。环形铁道的轨距可能也就80公分,全长大约有三百多米,中途穿越一个山洞、经过两个道口。小火车除司机是大人外,乘务员、站台引导员、站长、道口值班员一律都是中小学生,就相当于现在的志愿者利用假期为大家服务。他们身穿儿童铁路制服,有的拿着喇叭筒不断喊话;有的手持信号旗密切关注火车运行情况;有的在车厢里巡视和解答小朋友的问题,最意思的是火车还跟着维持治安的小乘警,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终生难忘。
天津水上公园的儿童小火车
其实,“水上”小火车只是儿童乐园中的一项,在那里还有电动转马、大小滑梯、单杠、双杠、秋千、压板、摇船、转椅等等。最刺激的是“波浪”滑梯,它有一副滑杠又高又陡,胆小的连上都不敢上,有点胆量的则用腋窝架在双杠上,身子自然垂落往下滑,再胆大的将两条腿担在杠子上,屁股悬空滑下来。记得20世纪60年代末,水上公园的儿童乐园进行过一次扩建,增加了一些军事题材的项目,吸引大批儿童前去体验,比如“铁索桥”,比如“地雷阵”,比如“穿越地道”等,我最感兴趣的是“铁索桥”和“地雷阵”。要上“铁索桥”必须先从“后山”攀援绳索或软梯到达“山顶”,才能踏上距地面两米高的铁索吊桥,由于设施保养不利,桥面上的木板大部分损坏,所以过桥时就异常艰难,好在我胆子比较大,踩着铁链就能过去,令许多小朋友羡慕。再有就是过“地雷阵”比较好玩,一个十多平方米的方池子,埋着十几个裸露在外的“地雷”,要想从这头越过那头,就得踩着高矮不等的木桩,一步一步地倒脚、迂回、跳跃才能成功,特别是两边各有几个人对头比赛更有意思,需要穿插许多战术呢!
1983年的天津水上公园俯瞰图 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中学时期,水上公园与我的联系参杂了这许多政治元素,那时学校的课程安排: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其余时间要么参加政治学习、开展大批判,要么为工农兵服务。20世纪70年代学校把为工农兵服务搞得五花八门,还经常一窝蜂地推广和普及,我们学校不知是自创的还是效仿的,把面向“工农”几乎做到了极致。现在想起来,当时选择的那两大项目实在是高明透顶。一项是动员每个学生收捡废钢铁。另一项是要求各班级拾马粪。学校操场的东北角是堆积如山的废铜烂铁,东南角则是臭气熏天的黄马粪。一边是帮助工人叔叔多炼钢,造出坦克大炮打敌人;一边是帮助农民伯伯多产粮,支援贫困的亚非拉,其伟大意义似乎比上学还重要。
1973年,笔者(前排左1)与人民中学老师、同学在水上公园西湖岸边留影
拾马粪、捡废铁,虽然都是围着水上公园转,但却是相反的两个方向。拾马粪走水上公园东路,也就是从学校出发奔“水上”前门方向,再沿东湖岸边往南行进,一直走到无路可寻为止。这一带有两个生产大队,即八里台大队和宁家房子大队,农村嘛,牲口自然就多,来往的马车肯定也比别处多,因而总能让我们满载而归。那时马车进市已经有所控制了,特别是进市的马车必须在城乡结合部给马带上粪兜子,否则是不允许进市的。八里台就是这样一个聚集地,所以许多学校的学生都到这里来“抢马粪”,有时因为强弱纷争,马粪就成了“战利品”。我们一般不跟着扎堆,完全靠两条腿走出一定的公里数来取得真实的收获。过去,水上公园周边的公路都是凹凸不平的泥土路,我们的“地排车”很难在上面平稳的行走,经常把拾来的半筐马粪翻在路边,遇到这样的“车祸”,我们只能耐心地用小铲一下一下再把马粪收回去。那时,也不觉得马粪有多脏,一是接受的那种教育,冲淡了脏与净的界限,尤其学了辩证法,任何事情都能够反过来说,“脏”就是“净”,“净”也可以是“脏”。另外,嫌马粪脏就等于嫌劳动人民脏,就等于嫌粮食脏,在我们眼里,马粪不过是“吃了草又拉草”而已。当时有一首专门颂扬拾马粪儿童歌曲:“小粪车我的好朋友,天天我拉着你到处走,我在前呀,你在后,天天我拉着你到处走……”
1972年, 笔者(划船者)与高年级学生干部在水上公园西湖乘船游览
拾废铁是从学校往水上公园后门走,途径国防体育场、五一手表厂、二七一医院、市委党校、团校……拾废铁难度比较大,因为去“水上”后门一带只能沿着西湖走,越走越背静,越走越荒凉,顶多捡些铁丝、铁片或丢弃的搪瓷碗什么的,都是些不压分量的东西,有时一生气干脆就在西湖边上玩起来。
1975年,笔者(左)与车间同事在水上公园拱桥上留影
由于我们学校离水上公园比较近,每年清明前的扫墓就自然选在“水上”旁边的烈士陵园,在我印象里这座烈士陵园建于20世纪70年代初。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到水上公园二岛的展览馆参观,其中就有工作人员在此介绍新烈士陵园的建设规划,记得工作人员说,市里的几座烈士陵园不是远就是小,满足不了革命群众瞻仰是需求,所以就把“水上”最好的位置让出来献给烈士。建成后纪念碑起码得有几十米,碑顶上的红五星就有俩人这么高,当时我们都惊讶得“啊”出声来。第一次到新陵园扫墓我已经上中学了,陵园的大门与“水上”后门相邻,大门两侧是著名的毛主席诗句:“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字是立体的,涂成银色,背景是淡绿色的水刷石。陵园营造的气氛非常好,周边栽种了松树和翠柏,灰色的花岗岩纪念碑高耸入云,它与北面的展览馆和南面的牌坊在一条中轴线上。陵园广场可同时容纳上千人。每到清明,这里的哀乐此起彼伏,园内的柏树墙上坠满白色小纸花……
11月6日开始
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19点
FM91.1 AM1386
天津生活广播“城市记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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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里的天津”第七季
节目聚焦《天津园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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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月季夫人”蒋恩钿
天津市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
天津师范大学地方文献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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