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阿曼·斯佩斯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文 唐发发/译 | 生态社会主义与“去增长”——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访谈

摘要：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已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质疑，“去增长”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理念正在悄然兴起。在此背景下，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每月评论》主编、知名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接受了德国柏林巴德学院的博士研究生阿曼·斯佩斯的采访。在访谈中，福斯特不仅详细阐述了“去增长”经济发展理念流行的缘由、对斋藤幸平“去增长共产主义”理论的质疑，以及对西方各种“去增长”观点的回应；而且强调，只有通过变革资本主义积累体系，人类才能在地球上得以生存。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去增长；生态危机；斋藤幸平

原文出处：《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2024年第2期。原文标题为“Ecosocialism and Degrowth”，摘要与关键词为译者所加。

斯佩斯：“去增长”思潮正在兴起。近年来，一些国际知名刊物发表了支持生态社会主义“去增长”的文章。您作为《每月评论》杂志的主编，最近在2023年7月至8月的特刊刊登的《有计划的去增长：生态社会主义与人类可持续发展》一文中采纳了这一观点，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您如何解释左翼“去增长”思潮的流行呢？

福斯特：尽管“去增长”一词最近才流行起来，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至少从1974年5月开始，哈里·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和保罗·M.斯威齐（Paul M. Sweezy）就在《每月评论》中明确强调了经济增长的局限，控制指数积累和建立稳态经济的必要性（这并不排除较贫穷经济体增长的必要性）。正如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所言：“增长并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事实证明，增长本身就是疾病的起因。”他们认为：“停止增长”需要通过“社会规划”来“重组现有生产”。这与系统地批判垄断资本主义下经济和生态浪费，以及社会剩余的挥霍有关。马格多夫和斯威齐的分析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在美国的发展，特别是在环境社会学和生态经济学领域。例如查尔斯·H.安德森（Charles H. Anderson）的《生存社会学——增长的社会问题》和艾伦·施奈伯格（Allan Schnaiberg）的《环境——从盈余到匮乏》。因此，在这种意义上的“去增长”对我们而言并不陌生，它只不过是一个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悠久传统的一部分。我们的“有计划的去增长”（Planned Degrowth）议题只是试图在我们这个时代日益加深的矛盾中进一步发展这一论点。

然而，尽管《每月评论》长期以来坚持认为，富裕国家需要迈向形成净零资本（Zero Net Capital）经济，但如今这个问题已变得更为紧迫。“去增长”一词唤醒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认识。因此，有必要更准确地回答这意味着什么。唯一可能的答案是《每月评论》的编辑们在半个世纪前所提供的，即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消极的一面，阻止不可持续增长的负面影响（以GDP衡量）；二是更为积极的一面，促进对资本主义积累制度作出有计划的社会反应。我们的“有计划的去增长”议题旨在强调这种更积极的应对措施，它只有在生态社会主义中才能实现。

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而言，尽管在我们这个时代，人均生态足迹超过了地球作为人类栖息地所能承载的水平，“去增长”概念被认为是较发达经济体的必然选择，但它一直被视为只是生态社会主义转型的一部分，而其本身并不是转型的本质。就“去积累”（deaccumulation）而言，“去增长”与资本主义或资本积累体系的内在逻辑是直接对立的。事实上，我在2011年1月发表了一篇题为《资本主义与去增长——一个不可能定理》的文章。该文指出，这种斗争的本质意味着，即使我们存在于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之中，也要与此背道而驰。这就是革命的历史性特征，如今的革命是在绝对的必然性驱使下前进的。争取人类自由的斗争和争取人类生存的斗争已殊途同归。

2023年9月，杰森·希克尔（Jason Hickel）在《每月评论》发表题为《民主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双重目标》的文章，更直接地表达了“去增长”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去增长……最好被理解为生态社会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更广泛的斗争中的一个要素。”就资本主义经济中富裕的帝国主义核心地区而言，这是一个必要条件，但并不是灵丹妙药，也不足以成为界定生态社会主义变革的基础。

2023年7月至8月的《每月评论》以“有计划的去增长”为主题，但这一期的重点是更广泛地将计划用于解决我们的生态问题。因此，在生态社会主义中，“去增长”只是对当今以其巨大的生态足迹为中心的富裕经济体的现实认识，真正的重点在于生态社会主义计划，而不是“去增长”这一概念本身。

“去增长”一词之所以如此流行，部分原因在于它明确提出了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而不是像其他许多方案那样被资本主义体制所利用。但是，不能仅仅从负面的角度来表述生态社会主义的整体方案，只把它看作资本主义增长的反面。相反，我们需要从改变人类社会关系和相关生产者的生产资料的变革角度来看待生态社会主义。

斯佩斯：斋藤幸平（Kohei Saito）在他的畅销书《减速》（Slow Down）中声称发现了一个“认识论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卡尔·马克思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思想的重大转变。他认为，马克思已经变成了一个“去增长的共产主义者”，抛弃了其“进步史观”（Progressive View of History），即抛弃了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动力的思想。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您的“去增长”方案与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有何关系呢？

福斯特：斋藤的早期著作《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尽管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去增长共产主义”是一个重要的观点，然而在他最近的作品中，包括《减速》和《人类世中的马克思》，提出的有关马克思的主要论点是错误的。

斋藤确实提出了一些基本问题。然而，他的论点并无多少新意。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强调马克思的代谢断裂理论已有20余年。马克思主张所谓的“人类可持续发展”这一事实，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我以及其他许多人在这整个时期都提出过。此外，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强调，马克思著作中关于这一观点的坚实基础可以在《哥达纲领批判》和给维拉·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的信（以及信稿）中找到，而斋藤在论证马克思拥护“去增长共产主义”时所依赖的几乎完全是这些资料。在这方面，即使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关注乔治·卢卡奇（Georg Lukács）和伊斯特万·梅萨罗斯（István Mészáros）的贡献，也至少是十年前的事了。

在斋藤最近的著作中，可以被认为有新意的并非实质性观点，只是流于形式，同时他现在提出的论点风格夸张，这就要求他推翻自己早先在《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一书中所作的大部分分析。在他的新作中，斋藤提出了马克思完全放弃了生产主义/普罗米修斯主义的观点，认为这种思想至少在1867年《资本论》出版时就已经以潜在的形式主导了马克思的思想。斋藤将马克思的《资本论》描述为一部过渡性著作，其中纳入了生态社会主义批判，但尚未完全克服历史唯物主义，斋藤本人将历史唯物主义与生产主义、技术决定论和欧洲中心主义相提并论。他认为直到1868年，马克思才在认识论上决裂，彻底摒弃了生产力的扩张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从而成为一名“去增长共产主义者”。这有两个根本问题。首先，斋藤无法证明马克思在其晚年是一个拒绝生产力扩张的“去增长共产主义者”。同样，就普罗米修斯主义被理解为“为生产而生产”，欧洲中心主义被理解为“欧洲文化是唯一的普遍文化”这一概念而言，斋藤也无法证明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甚至在此之前）的著作中是普罗米修斯主义者和欧洲中心主义者。这种说法完全没有任何根据。众所周知，马克思在俄国农民公社（米尔）中看到了集体主义/平等主义的可能性，这与他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看法是一致的。然而，并没有理由将此理解为他认为在沙皇俄国（仍然是一个非常贫穷、不发达、以农民为主的国家）可以在不扩大生产力的情况下就能发生革命。

其次，把马克思描绘成一个“去增长共产主义者”是一种历史性错误。马克思写作的时代，工业资本主义还只存在于世界的一个小角落，即使在那个时候，作为工业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伦敦，交通仍处于马车阶段（不排除早期的铁路）。他根本无法想象今天的全球经济，也无法想象“去增长”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含义。

因此，斋藤在其最新著作中的分析之所以有用，主要在于它所引发的争议，以及他的著作让人们重新关注这些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他间接地帮助我们向前迈进。尽管如此，在分析当前变化了的历史条件时，运用马克思的方法非常重要，而斋藤抛弃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在这方面毫无助益。

斯佩斯：您交替使用“去增长”和“去积累”这两个词，能否解释一下在您的理解中这两个词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福斯特：“去增长”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术语，就像“增长”本身一样。“去积累”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计算GDP的方式（通常是非理性的），将基于剥削制度的正常资本主义核算方式扩大到国家甚至全球层面。真正的问题是净零资本的形成，即建立一个去积累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家以及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家，如已故的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正如马克思的再生产计划所证明的那样，增长是以净资本形成为基础的。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强调问题在于资本积累制度。

斯佩斯：“有计划的去增长”是您考虑问题的核心。您能否解释一下“有计划的去增长”的具体含义以及它与其他“去增长”方案有何不同？

福斯特：我认为这并不复杂。如果没有规划，就不可能出现增长放缓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可持续发展。规划使我们能够关注人类的真正需求，并为资本主义制度所阻碍的各种新的可能性开辟道路。资本主义的运作是事后的，通过市场进行调节；而规划是事前的，可以直接满足需求，符合马克思在《阿道夫·瓦格纳笔记》中所说的“需求层次”。在社会各个层面开展综合民主规划，是实现实质性平等和生态可持续性以及人类生存的唯一途径。市场仍将存在，但前进的道路最终需要由相关生产者控制生产和投资领域的社会规划决定。在今天这样的全球性紧急情况下尤其如此。正如我所指出的，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早在1974年5月就提出，鉴于地球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富裕经济体必须停止增长，但这需要从有计划的整体生产结构调整的角度更积极地加以解决。

斯佩斯：塞德里克·杜兰德（Cédric Durand）在 2023年 9月发表在《雅各宾》（Jacobin）杂志上的一篇题为《共同生活》的文章中批评了“去增长”方案，并写道：“放弃‘资本生产力’和缩减生产将导致生产活动的非专业化，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急剧下降，最终导致生活水平的下降。”其他批评者，如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认为，正如他2021年发表在自己SubStack账号上的《去增长——用魔法思维解决僵局》中所写的那样，“去增长”的倡导者“陷入了半魔幻和魔幻思维”，因为他们不能承认其所倡导的方案将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您如何回应这些批评？

福斯特：如果问题是“资本主义去增长”，那么杜兰德和米拉诺维奇的观点是有道理的，正如我所说过的，“资本主义去增长”是一个不可能的定理。但是，解决当今环境和社会危机所需要的变革，恰恰与定义资本主义的参数的变化有关。因此，试图通过坚持认为“去增长”会降低“生产率”的增长（以狭隘的资本主义附加值来衡量）批评“去增长”，只是在引出问题。真正的问题始终是：生产率的提高为了什么目的，为谁提高，以什么为代价，需要什么程度的剥削，并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如果提高化石燃料开采的生产力意味着我们所知的地球生命的终结，那么提高生产率的意义何在？正如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在19世纪所问及的那样，有多少生命因为被迫以越来越高的“效率”生产无用和破坏性的产品而变得毫无用处？

此外，如果从实际生产率的增长（每小时劳动产出的增加）来衡量，而不是仅仅从GDP增加值的增长来衡量“生产率”的提高，那么生产率的提高就需要经济增长。这是一个非常狭隘和具有误导性的概念，甚至是循环论证的概念。在净零资本形成的背景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完全有可能无止境地提高生产质量，减少单位产出的劳动时间，从而提高效率。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的提高将被用于满足广泛的社会需求，而不是为实现少数人致富进行经济扩张。它们将主要以使用价值为导向。工作时间可以缩短，这将意味着生产力的益处将得到分享，人的能力将普遍得到提高。

斯佩斯：马特·休伯（Matt Huber）在其著作《作为阶级战争的气候变化——在变暖的星球上建设社会主义》和发表在《雅各宾》杂志的文章中明确反对您的观点，声称解决生态危机需要大规模的技术扩张。您如何回应这种观点？

福斯特：《雅各宾》现在是美国最主要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杂志，休伯的论点也是按照这一思路展开的。与社会主义相对的社会民主主义一直以来都是主张“第三条道路”的，在这条道路上，劳动和资本（如今也包括资本主义与地球）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理应可以通过新技术、提高生产力、规范市场、正规劳动组织和资本主义福利（或环境）国家等手段来调和。然而，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将保持不变。我们的想法是，社会民主主义能够比自由主义更好地管理资本主义，而不是违背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休伯在其书中提出的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的形式与“突破研究所”（The Breakthrough Institute）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生态现代化并无太大区别，只是在他的书中加入了有组织的电气工人。《雅各宾》在处理环境问题时一贯坚持这一观点，他们通常更广泛地反对生态社会主义和环保主义。2017年11月，我曾在《每月评论》上写了一篇题为《漫长的生态革命》的文章，质疑《雅各宾》在这方面强烈的生态现代主义立场，其中包括作家利·菲利普斯（Leigh Phillips），他在《紧缩的生态与崩溃—色情成瘾者》（Austerity Ecology and the Collapse - Porn Addicts）一书中竟然提出“地球可以通过使用所有的土地来维持多达2820亿人的生存……”以及其他类似的荒谬言论。

2024年3月，休伯和菲利普斯在《雅各宾》上共同撰写了一篇题为《斋藤幸平的“从零开始”的去增长共产主义》的文章，这两位作者拒绝了当今科学共识所提出的行星边界框架，该框架旨在划定地球作为人类安全家园的生物物理极限。在地球边界、地球系统框架中，气候变化被描述为“九大行星边界”之一，任何一个边界的侵犯都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此相反，休伯和菲利普斯采取的立场与《终极资源》一书的作者、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的立场几乎相同，西蒙率先宣传了“人类完全豁免主义”的概念。根据这一概念，人类经济规模的扩张不存在无法被技术克服的真正环境限制，在资源有限的地球上有可能实现无限的增长。在此基础上，西蒙被公认为是当时最重要的反环境主义资本主义辩护者。这种观点认为，技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与社会关系无关。休伯和菲利普斯以近乎相同的方式宣称，“我们所面临的唯一真正的、永久无法逾越的限制就是物理定律和逻辑定律”，仿佛地球上生命的生物物理限制不是问题。根据这种观点，气候变化仅仅是一个需要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的暂时性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关系（甚至是生态关系）问题。但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社会关系和技术虽然可以区分，两者之间却仍存在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通过诉诸技术“神力”的承诺来否认地球危机的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当代科学这三者都相冲突。

今天的科学共识，例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UN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代表的科学共识，特别是科学家而不是参与这一进程的政府所采取的立场，绝对清楚地表明，单靠技术是无法拯救地球的，我们需要对当前的政治经济霸权提出革命性的挑战。现在，全球平均气温即将上升1.5℃，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上升2℃也为时不远。我们现在已经跨越了“九大行星边界”中的6个，而且还有可能跨越更多。然而，这一轨迹是有可能改变的——只要对现有的社会关系进行必要的变革，我们已经拥有了应对地球危机所需的所有技术，但问题就在于此。

休伯和菲利普斯极力反对“去增长”，认为它是一种落后的战略，即使它是在有计划的生态社会主义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他们认为，如果资本净积累被绿色化，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地球之间按照生态现代主义的思路进行协调，那么资本净积累就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这充其量可以被视为“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或者“生态凯恩斯主义”（Ecological Keynesianism）。但是，他们的总体目标远不止于此，实际上是一种完全的人类豁免主义，否定了与地球生物、地球物理循环有关的所有持久的环境限制。我认为这种分析的主要缺陷在于，它为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不惜放弃科学现实主义和辩证批判，最终将导致一种技术乌托邦式的改良主义，而这种改良主义实际上是无疾而终的，因为它回避了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严肃对抗。当问题的关键在于一种社会制度时，这种做法很难说是合理的，因为这种制度在几年或几十年内，而不是几个世纪内，就有可能破坏地球作为人类安全场所的条件，这种观点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生态学的。

斯佩斯：您在文章《有计划的去增长：生态社会主义与人类可持续发展》中强调，需要进行革命性的转型来克服生态挑战。您能解释一下您所说的革命性变革是指什么吗？为什么您认为它是必不可少的？您将如何回应那些遵循“较小的邪恶”（lesser evil）原则并支持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实现生态转型可能性（部分原因是形势紧迫）的论点？

福斯特：今天的科学表明，如果人类不想在21世纪为自己的彻底毁灭埋下伏笔，我们就需要改变自身的社会经济体系、应用技术，以及我们与地球系统的整体关系。如果不对生产方式（包括社会关系）进行必要的、紧迫的变革，21世纪将有数亿甚至数十亿人因气候变化而死亡或流离失所。此外，气候变化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已经向环境中倾倒了37万种不同的合成化学物质，其中大部分未经检验，许多都是有毒的：致癌、致畸和致突变。塑料作为地球边界分类中的另一种新型物质，目前已失去控制。微塑料甚至纳米塑料（小到足以穿过细胞壁）在全球和人体中扩散。在全球南方，跨国公司正在销售数十亿个塑料袋。全球水资源短缺日益严重，森林和地面植被普遍消失，我们正面临地球历史上的第六次大灭绝。

目前，“九大行星边界”中的6个已经被跨越，我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类生存危机。所有这些地球危机的共同原因是资本积累体系，所有直接的解决方案都意味着违背资本积累的逻辑。斗争必然会在现有体系内发生，但在斗争的每一刻，我们都面临着将人类和地球置于利益之上的紧迫性，别无他法。资本主义对人类而言正走向终结。

因此，所需变革的规模必须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来衡量。今天，我们与这两者的关系必然是革命性的，而且是全球性的。我们能否取得成功，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这将是人类最伟大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较小的邪恶”。正如马克思所言，在比他那个时代的爱尔兰小得多的范围内，“要么毁灭，要么革命”。

斯佩斯：最后，您如何评估生态社会主义“去增长”在当前政治现实下的可行性？您认为机遇是什么？阻碍又是什么？

福斯特：机遇无处不在，而由现行体制造成的障碍也无处不在。正如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在谈到气候变化时所言：这改变了一切。没有什么能保持不变，也没有什么将保持不变，这正是革命形势的定义。

弗雷德·马格多夫（Fred Magdoff）和克里斯·威廉姆斯（Chris Williams）在2017年出版的《创建生态社会——实现革命性转变》一书中，对在当前情况下可以采取的实际行动进行了最具体、最全面的研究。正如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谈到他们的书时所说的那样，这本书证明了“避免灾难所需的‘革命性系统变革’是我们力所能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