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寒冰 | 使用价值批判之理论转向的方法论反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异化权力批判

摘要：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使用价值概念不仅表现为商品的超历史的自然属性，更因其与价值所构成的矛盾运动，在拜物教理论与经济危机理论中发挥了独特的理论功能，呈现出独特的社会历史批判效应。而当代西方左翼社会批判理论主要关注使用价值因为交换价值的中介而产生的异化权力批判，放弃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整体思路。表面看来，这种理论转向似乎将使用价值导向一种更激进的批判理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商品形式的新变化，但实质上它更深刻地表现出西方左翼社会批判理论整体立场的退却。

关键词：使用价值；政治经济学批判；异化权力批判

在一些对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阐释模式中，使用价值被理解为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或交换价值则被理解为商品的社会属性。但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一点是，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只是出于《资本论》第一卷“商品章”开始部分的一种叙事策略。将使用价值理解为商品的自然属性，而将价值或交换价值理解为商品的社会属性，仅是一种基于资本主义现象层面的直接性的拜物教式认知结果，而要突破这种拜物教式的认知，马克思恰恰提醒我们，不能仅仅把使用价值理解为商品的自然属性。事实上，使用价值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具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阶段所呈现出的特殊社会内涵，也同样具有丰富的社会批判效应，这一点已经逐渐为大卫·哈维等国外学者、仰海峰等国内学者所关注并加以阐发。就本文的研究主题而言，我们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使用价值的社会批判效应通过商品二因素的矛盾运动，集中体现在拜物教批判与经济危机理论中。基于此，我们认为使用价值的社会批判效应（以下简称“使用价值批判”），既呈现了马克思对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实证范畴的“使用价值”概念的批判性解读，也指示了使用价值概念在马克思那里作为社会批判范畴的运用方式。

（一）使用价值批判的拜物教维度

在《资本论》第一卷“商品章”中，马克思对于使用价值概念的论述主要通过三个层面层层递进铺展开来。

第一个层面，使用价值作为满足人类需求的“有用性”，是任何劳动产品所共有的自然属性：“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自然必然性是劳动产品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并不包含资本主义的特殊社会历史性，而隶属于“生产一般”的人类学范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只是把使用价值作为一个人类学概念来运用，那么他们的理论分析就很难超越这一“自然必然性”的、“直接性”的意识形态阶段。当代西方左翼社会批判理论延续了这一思路，也将“需求/有用性”维度作为使用价值概念的根本内涵，当然，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衍生出了这种“有用性”经由交换价值的中介，而产生新的社会批判效应。但是，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有用性”本身的内容，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而政治经济学所要关注的使用价值的社会历史维度，是通过它在与商品的价值的矛盾运动中所呈现出来的，作为“物”的外壳的迷惑特征。

第二个层面，就单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辩证关系而言，资本主义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商品若能顺利被卖出实现交换价值，就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并且是满足他人需求的使用价值。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普遍分工和交换，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而生产：“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虽然是使用价值，但不是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使用价值具有特殊的社会历史内涵，它不再仅仅是一个具有自然属性的“物”，而且本身负载了某种“社会关系”。换言之，资本主义商品的使用价值，虽然依然以物质外壳的形象出现，却不只是反映与自然的关系，还成为商品关系的内在因素，成为商品所反映的社会关系的一个方面，进一步而言，成为与商品的价值对立统一的一个因素。

第三个层面，使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在反映两个商品之间价值关系的“价值形式”理论中呈现出新的特征。马克思认为，这一点事实上是颇让人费解的。商品的价值虽然是一种幽灵般的存在，但它必须获得一个物质外壳来表现自己，以便在实际的交换中现身。马克思指出，价值是一般人类劳动这种“抽象的对象性，是观念的物……但是，商品是物。它们必须在物上或必须在自己的物的关系上表示它们是什么”。“只有黑格尔的‘概念’才无需外界物质而自行客观化。”这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的诡异之处，它明明有一个物质外壳，却在本质上并不是这个物质外壳自身；它具有幽灵般的社会属性，却必须通过一个物质外壳在经济活动中现身。此外，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价值并不会反映在自己的物体上。一种商品只能认出自己的使用价值属性，而无法认出自己的价值属性。只有在交换中，一种商品才能在与它相交换的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上，认出其中与它共通的价值属性，从而获得相对价值表现。商品价值表现的这种“间接性”，是价值形式理论的关键之处。“商品不能直接同自身发生关系，但它能直接同其他商品发生关系，因而通过间接的办法同自身发生关系……商品的使用价值只要通过这种方式成为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它就只是为别的商品而存在。”商品价值表现的这种间接的特殊方式，使得作为等价物的商品的使用价值获得了新的内涵：它既不是为了满足生产者的需要，也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需要，而是为了成为其他商品的价值表现而存在。这事实上通过辩证法的方式表达了商品自身无法直接实现普遍交换、表现自身价值，而必须通过与其他商品相交换才能表现价值的资本主义特殊社会内涵。

当特殊等价物发展为一般等价物乃至货币的时候，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为其他商品价值表现的“物质外壳”的功能，就呈现出更为神秘的性质。它不再是偶然地充当特殊等价物，而是固定地以某种特定内容的使用价值，充当所有一切商品的价值表现形式。“一个商品的等价形式似乎是从它自己的物的属性中产生的，而不是单纯反映其他商品的关系，这种假象随着个别等价物演变成一般等价物而加强起来”。拜物教理论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他们一方面“把物质的东西化成抽象物价值”；另一方面又把价值对象化在一个固定的物质外壳上，这个物质外壳似乎天生具有某种可以直接交换的社会属性。正是通过这样的社会历史机制，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了“物化”的颠倒属性：“私人劳动者同社会总劳动的关系同他们相对立而对象化，因而对于他们来说存在于物的形式中。”

马克思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颠倒，归根到底是由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正是因为在分工和交换体系下，私人劳动并不直接就是社会劳动，所以才导致了价值表现的“间接性”，并进一步产生了必须以“物化”的形式来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社会关系这种颠倒的结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商品章”中，“使用价值”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颠倒和悖论：在资本主义的商品世界里，商品以其能够满足人们需求的使用价值的自然必然性，掩盖了其作为社会劳动的产品的真实身份；货币可以直接交换的使用价值也被误认为是一种自然属性，掩盖了其作为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导致的价值形式运动的产物的身份。在资本主义的商品世界中，使用价值以其能够满足人类需求这种永恒必然性的“人类学”属性，掩盖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属性。马克思通过“使用价值”概念所要传达的含义恰恰不是“有用性”这种人类学维度的内涵，而是以这种人类学的“伪自然性”所掩盖的资本主义特殊社会历史阶段中商品及财富的悖论性，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结构的颠倒特征。这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何以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意蕴所在。

（二）使用价值批判的经济危机维度

如果说在商品与货币理论中，马克思通过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关系呈现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结构特征，那么在经济危机理论中，马克思则通过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运动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命运。而这种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表现为生产过程与资本增殖过程（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的辩证关系。生产过程的维度，实际上就是“商品”概念中使用价值的维度。下文将从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平衡性这两方面出发，呈现使用价值的这一批判维度。

在当今国内外学界，很多学者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著名的“机器论片断”为例，指出在这里存在一种从资本作为运动主体的形式规定出发论证其自否性逻辑的思路。这一思路将资本逻辑（价值增殖逻辑）作为运动的主体，而生产逻辑（使用价值的生产）则只是资本逻辑运作的手段，是资本逻辑外化并扬弃的一个阶段。表面看来，这里似乎确实存在这种文本依据。我们看到，马克思在此处指出，机器体系作为固定资本的资本主义运用，使得资本真正成为劳动过程的“主体”，即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的，“劳动对资本实质上的从属”。“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这就蕴含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体的内在趋势：“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马克思进一步论证：“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从这种论证思路来看，似乎资本逻辑发展到机器大工业阶段，就完全把生产逻辑作为“手段”吸纳进其形式规定中。然而，上述这两种逻辑本身一方要求延长直接劳动时间，一方要求缩短直接劳动时间。当这两种逻辑在机器大工业阶段合二为一时，就表现为资本逻辑既要求延长直接劳动时间，又要求缩短直接劳动时间，这就导致了资本逻辑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自身的崩溃。我们注意到，上述论证思路完全是基于“交换价值—资本逻辑”维度，而“使用价值—物质生产”维度似乎只是作为被资本逻辑所吸纳的“手段”而存在。因此，资本逻辑的崩溃在于这种基于交换价值的生产发展到机器大工业阶段的自否性特征。但我们以为，这并不是马克思论证资本崩溃的现实历史思路，而只是对未来社会趋势的展望。我们看到，在这一段论述中稍后的部分，马克思就指出：“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在《资本论》中“机器和大工业”部分，马克思更直接地指出了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带来的“经济学上的悖论”：“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反而延长了直接劳动时间，可见上文中的论证资本崩溃逻辑的思路并不是马克思的最终结论。在《资本论》中，我们发现马克思并非从资本基于交换价值和价值增殖的单一形式规定性出发，阐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而是从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运动出发展开这一论述，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中。

马克思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伟大超越正在于区分了劳动力与劳动，并指出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重要区别，从而实现了剩余价值批判的理论建构。马克思指出：“包含在劳动力中的过去劳动和劳动力所能提供的活劳动，劳动力一天的维持费和劳动力一天的耗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前者决定它的交换价值，后者构成它的使用价值。”而在剩余价值批判的视域中，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不仅具有差别（及差额），而且还具有对立的关系。资本家总是希望降低工人的工资，而增加工人所创造的商品价值，即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维度。按照不断提高剩余价值率（m'= m/v）这一剩余价值剥削的基本规律，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对立不断趋于尖锐化，表现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实现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对于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的追求，使得资本家拼命扩大再生产，生产出大量财富；另一方面，也是在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下，无产阶级总是处于相对贫困的地位，消费能力有限，这就导致商品无法完全卖出，剩余价值的实现无法完成，从而使得资本无法顺利循环周转，极端情况就会产生经济危机。

资本在生产使用价值过程（生产逻辑）中的生产的“无政府性质”，与基于“交换价值—价值增殖”的资本逻辑的形式规定之间总是存在矛盾。后者事实上无法将前者完全吸纳，相反，两者总是处于矛盾之中，这种矛盾并不表现为前文中那种“直接劳动时间”既缩短又延长的自我否定，而是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平衡。李嘉图等国民经济学家信奉“萨伊定律”，认为资本主义的供给与需求总是自然地保持平衡，这确实是资本逻辑自身发展所需要的理想状态。因为只有以这种平衡为前提，资本才能顺利从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从而完成循环与周转，这就是资本自我增殖的纯粹形式规定。但马克思恰恰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平衡”的前提是不存在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是基于私有制和普遍分工基础上的生产，它不是前资本主义条件下“供给会创造自己需求”的生产，即需要什么才生产什么。马克思在批评李嘉图时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不是需求，而是利润。从逻辑上追溯，货币的产生所带来的买卖的时空分离就潜在隐含了这种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性，马克思称之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而在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成为必然性，因为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使得资本家盲目扩大生产，这最终会导致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两大部类生产的不平衡，这种生产的“无政府性”使得“使用价值”存在的“坚实性”成为捣碎资本增殖的形式规定理想运作的现实障碍，而并非一个可以在资本逻辑运动中扬弃的阶段。此时的资本就不再是那个毫不关注商品具体使用价值、资本具体内容（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究竟是什么的“形式规定”，而是终于注意到这种基于使用价值维度的物质生产才是其存在的社会历史前提与运作基础。毕竟，这种生产资料是资本家亟须而又在市场上短缺的橡胶，还是作为庞大库存却卖不出去的麻布，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如此论述正是为了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不在于资本逻辑的自否性，资本逻辑作为一种形式规定本身是纯粹抽象的，而在现实的物质生产中，它转化为一种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的矛盾性。这集中体现在使用价值对“交换价值和价值增殖”自行运转的抵抗中，这种对抗最终在经济危机中爆发。

可见，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使用价值概念的社会批判效应具有丰富的理论层次。被西方左翼学者视为使用价值概念根本属性的“有用性”的人类学维度，并不是马克思所关注的使用价值的唯一向度。

随着当代西方社会资本统治机制的新变化，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体逻辑的理论转向，当代西方左翼社会批判理论家已经抛弃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以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运动而彰显“使用价值”之社会批判维度的理论思路，转而以使用价值由于交换价值的中介，异化为“景观”“符号价值”的异化权力批判思路展开资本主义社会批判。

在德波看来，商品的使用价值从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异化为满足资本所建构起来的想象性的“伪需求”。在这一意义上，“景观”建构起了资本主义商品世界新的宗教。如果说马克思的物化社会是一个以物的关系掩盖人的关系的颠倒的社会，那么今天的景观社会则显现为进一步的分离和抽象，人们真实的交往关系、生产关系不仅被物所掩盖，更被景观所建构的想象性关系所直接替代。“现实显现为景观，景观就是现实。这种彼此的异化乃是现存社会的支撑与本质。”景观直接冒充现实，这是对资本主义物化社会的二次迭代。由此，商品和货币拜物教升级为景观拜物教。在这一景观社会中，交换价值过去只是使用价值的代理人，而如今终于成功地控制了使用价值，使用价值那个游离在资本逻辑以外的自然属性的维度，也最终难逃资本的魔爪。“根据交换价值的有效性，使用价值变得纯粹是被观看的”，不再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在景观中，使用价值总体已经被替换为抽象表征的总体”。这种景观的实质就是一种对资本所建构起的虚幻的“伪需求”的满足，正如德波所说的“一种镀金的贫穷”。资本通过对景观的建构与控制，不仅强化了经济剥削功能，而且施行其意识形态功能与主体统治权力。

鲍德里亚的深刻洞见，在于将“使用价值”这一经济学概念直接与“主体认同”的权力机制联系在一起，从而批评政治经济学，甚至包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同谋属性。在1972年的《生产之镜》中，鲍德里亚将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辩证法指认为一个庞大的二次设计，“生产的话语与表现的话语构成了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中，政治经济学体系自行反射到想象之镜中，又在想象中自行重现为决定性机关”。按照鲍德里亚的理解，马克思批判了交换价值，却反过来肯定了使用价值的超级决定。“使用价值—劳动—生产率”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无法逾越的边界和人类无法走出的“命中注定”。在鲍德里亚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真正需要引起我们警惕的恰恰是“使用价值—劳动—生产率”所建构的某种“主体认同”。在消费社会中，它将我们建构为“消费者”，“需要—有用性”并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自然必然性，“需要的存在只是因为体系本身必需它们存在”。在生产中，它将我们建构为“劳动者”：“不仅存在一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对作为劳动力的人所施行的数量上的剥削，还存在一种由政治经济学代码对作为生产者的人所作的形而上学的‘超级决定’。”从而，“使用价值”这样一个经济学概念，一个事实上是由“交换价值”所建构起来的概念，竟然成了人类自我认同的“种属”规定，即把自己完全当作具有需求和劳动力的双重潜力的主体。

如果说德波揭示了使用价值在景观社会中以“伪需求”形式所呈现的新型拜物教形态，鲍德里亚宣布了资本主义所暗含的“需求/劳动力”双重主体认同机制，那么阿甘本则揭示出资本主义通过消费与景观所建构起了不可亵渎的统治权力。在20世纪90年代的《渎神礼赞》中，阿甘本指出，资本主义的权力机制就是将肇始于基督教的“分隔”结构进一步普遍化和纯粹化，使得对于这种分隔的亵渎几乎不可能。在商品中，消费行为事实上就是一种对“使用”之不可能性的宣示。因为“必然损毁事物的消费，完全就是使用的不可能性或者说对使用的否定，（因为）使用的预设是，事物实质不被触动”。正如被献祭者一旦奉圣就不可再供凡人使用，除非经过“渎神”的程序。而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中，物一旦成为商品，就被置入消费或景观的领域中，不可再被“使用”。“它们被剥离自身，并被置入这样一个分隔的区域：这个领域不再界定任何实质性的区分，在这里，一切使用都变得不可能并将一直不可能。这个领域就是消费。假如，正如先前暗示的那样，我们用‘景观’这个术语来表示如今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资本主义的极端阶段——在此阶段，一切事物都在与自身的分隔中被展示——的话，景观和消费就是同一种使用之不可能性的两面。”阿甘本认为，新资本主义的信徒之所以在消费中总是体验到痛苦和不幸，就是因为在消费和所有权中，它们体验到的只是使用的不可能性，是亵渎的不可能性。换言之，商品作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物的使用价值，那种对生活的真实需求的满足，在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关系与消费中，是不可能实现的。阿甘本甚至强调，在这一意义上，“今天一切事物都变成了博物馆，因为（博物馆）这个术语指的仅仅是（对）某种使用的、寓居的和经验的不可能性的展出”。至此，阿甘本提出了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的这种基于分隔机制的宗教是否是不可亵渎的？换言之，我们能否打开物在消费以外的新的使用维度？

在阿甘本看来，作为对这种分隔的亵渎，我们也许可以想象一种脱离目的的纯粹手段。在《荣耀的身体》里，阿甘本虽然谈论的不是商品，但同样以“无功用性”表达了对通过中断器官与功能的联系，而打开器官新的使用方式的赞赏：“这时无功用性去除了身体上的魔咒，使它朝向一种新的可能的公共用途”，从而挖掘出曾经被特定的分隔所封禁的潜能。在《渎神礼赞》中，他也提及以游戏的方式打破目的和手段的联系，从而使行为成为一种脱离既定目的的纯粹手段，比如那不勒斯人对于废弃旧物的重新改造与使用。然而这种游戏般的打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是暂时的。更令人绝望的是，“就其极端阶段而言，资本主义不过就是一架以捕捉纯粹的手段为目的，也就是说，为捕捉渎神行为（而设）的庞大装置。纯粹的手段——这些手段再现/表征了对所有分隔的停用和中断——反过来又被分隔到一个特别的领域”。比如当商品从消费领域转向景观领域，仅仅展示自身时，这种展示手段就脱离了它的（消费）目的而仅仅指向自身。这本来可以作为反抗原有区隔的某种亵渎，但却指向了一种空转和虚无：它已经再一次被资本主义所捕获，并宣布这种新的打开方式无效，景观不是对消费社会的抵抗，而是其极端化，是资本主义新的权力机制。阿甘本指出：“极端阶段的资本主义宗教的目标，就在于创造某种绝对不可亵渎的东西。”

如果说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揭示了使用价值以其“有用性”维度在资本主义新阶段所表现出的让人痴迷的新型拜物教形式，鲍德里亚进一步挖掘出使用价值概念所贯彻的资本主义主体认同的统治权力机制，阿甘本则以其特别的“区隔”理论，宣告了对资本主义基于消费和景观的这种权力机制的亵渎之不可能性，从而指示了一切主体反抗资本权力装置的努力之失效。对于符号价值与展示价值所建构的“伪需求”的崇拜、对于消费者的主体认同之建构、对于资本主义所有权下之“使用”的不可能性这些基于“使用价值”维度社会批判效应的揭示，成为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异化权力批判的重要基点。当代资本主义商品的使用价值从物的自然有用性异化为基于资本权力统治机制的虚幻的有用性，而人类对于物的使用价值的自然需求也异化为主体的“伪需求”。使用价值在“主体—权力结构”的异化权力批判话语的座驾中获得了新的社会批判效应。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或借由国家的中介）对于“主体”规训与形塑的微观权力正在迅速渗透进社会的每个毛孔，本文的异化权力批判理论主要指这种理论构型。权力由一种自上而下的压迫性的力量，转变为一种通过市场、工厂、教育等日常生活的微观领域而展开“主体”塑型的规训与治理的技术装置，概言之，一种“生产性”的权力机制。这一点在消费领域中表现尤甚，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消费社会中的这种权力技术。为了制造新的利润增长点，资本一方面不断制造着新的需求，另一方面为了“可控制可计算”，又引导、规训了人的欲望和需求，使得人们的需求永远处于资本的控制之下。而当代技术与资本的合谋，为这种使用价值的异化统治权力提供了进一步升级的温床。数字经济下，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具有使用价值，成为景观，从而变现，即便是在过去看来完全无用的东西；消费大数据的统计学可以根据人们的购物偏好，精准推送需求，建构了“消费人”的主体认同，仿佛消费是我们实现自由与美好生活的唯一可能。使用价值可以不断解锁各种新的形态，而这种欲望/消费的主体模式却被规训为我们存在的“不可亵渎”的基本方式，以便我们随时被资本捕获。个体被“主体化”机制形塑，其身体、思想、欲望，乃至整个生命都是供资本吮吸的寄主，都在各个维度上与需求/有用性维度相联结。通过这种消费过程中的权力技术，资本不仅获取了利润，更重要的是不断强化着它的意识形态与统治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德波、鲍德里亚和阿甘本都是深刻的。

然而，面对基于使用价值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话语的这种理论转向，我们是否就能认为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在今天已然失效？不容否认，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多新变化，当代西方左翼理论家的理论转向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种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而我们如何从理论上把握这种变化，则是另一个问题。这种权力批判理论的勃兴，事实上意味着左翼阵营在一定程度上的立场退却，甚至沦为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新形式。在这种理论构型中：

第一，矛盾运动的科学理论被权力批判话语所取代。在马克思的理论建构中，使用价值是商品的二因素之一，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运动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科学叙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基于这种资本运动的客观逻辑而彰显其社会批判意义。而在消费社会和景观社会的权力批判中，使用价值的维度实质上是生产力的维度，脱离了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一种技术学的叙事中，凸显资本主义崭新的权力结构和权力技术。当生产力脱离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维度、使用价值脱离与价值的矛盾运动维度时，其批判性就只能通过直观到的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使用价值因为交换价值的中介而呈现出的异化现象表现出来。比如使用价值在其需求/有用性维度上异化为景观、符号、权力机制。对此的批判是否仅仅停留在揭示这种异化，或者研究这种权力技术的运作，就已经完成了呢？对于这种异化背后的历史本质逻辑的揭示、资本逻辑运行规律的揭示，却都被贴上“宏大叙事”“本质主义”的标签。他们认为只停留于技术学叙事的实证层面就可以避免一切形态的“还原论”，而这种基于实证经验研究的批判理论本身难道就不是一种“还原论”？在权力批判的话语构型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又退回到揭示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的“宗教批判”。

第二，阶级分析被“主体识别”所取代。革命主体不再是无产阶级，而是被各种“主体化”机制所形塑的人，比如奈格里所指出的“债务人”“被媒介化的人”“被监控的人”“被代表的人”等，以及鲍德里亚笔下的“消费者”与“劳动者”。各种“主体”及其相应的权力机制，或者说资本与其所建构的主体之间在再生产领域所表现出的权力关系是分析与批判的重点，而生产过程中的劳资关系，及其剩余价值剥削规律则趋于不可见。无产阶级不仅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的表象中进一步隐匿，而且在西方左翼思想家的理论中也彻底消失了，无产阶级已经被代之以被权力装置捕获的各种“主体”。

第三，“现实/应该”的经典异化批判话语再度出场。当我们到处关注和识别各种权力技术，并想象对于个体的“主体化”机制之逃逸时，便又退回到对于无辜的、原始的、纯粹的原子式个体的浪漫主义想象中。比如列斐伏尔对于“取用”的想象，阿甘本对于“无功用性”的想象，鲍德里亚对于“象征交换”的想象。这种异化批判理论结构，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资本主义批判，实则是对于资本主义所建构的虚幻主体的更深层次的认同。对于虚假主体的破除，意味着复归于一个原初个体。正如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那样，对于资本主义宗教的批判最终又重新建构了一种属“人”的宗教。主体化权力机制的背后不是某种一尘不染的个体，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塑造出来的原子式个体的假象，这个存在于资本主义日常生活当事人无意识中的“主体假设”。即便宣告“主体之死”（福柯等），也还是在资产阶级的“原子式个体”的幻象中打转而毫无出路——他抹除了身上真实存在的社会关系属性和阶级烙印，等待着被权力机制的再度捕获。用福柯的话说，这场捕获与自由逃脱的游戏，永无止境。

要走出这种无限空转的令人绝望的“批判理论”，我们还需要回归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整体逻辑，回归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科学话语，重新审视这种使用价值“新形态”的真实社会历史发生过程。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资本主义正发展到“以过度消费为基础”的新阶段。物品和服务的消费投资既是它的核心动力，同时也是矛盾和危机的原因。“1970年代以来，积累资本的主要模式从通过生产效率追求盈利转到了通过金融操纵追求盈利，后者更准确的说法就是投机。投机的关键机制就是通过鼓励欠债进行消费。”从这一角度看来，其实消费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与冲突并不在于使用价值的权力机制中，而在于更为本质的生产方式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的实质，是资本主义源于其本质的生产与消费的不平衡性。由于剩余价值剥削规律，无产阶级总是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而只能通过以金融借贷、欠债消费的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扩大的局面保持暂时的平衡。但是这种方式本身并不能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不平衡性，而只会使得危机积累的程度日益深刻，毕竟资源、市场、消费能力都不可能是无限增长的，恰恰相反，在资本主义规律下它总是以矛盾的方式、自我限制的方式存在。在此意义上，由消费领域布展的异化权力关系，只能隶属于日常生活批判的直观领域，对其的揭示有一定意义，但它本身也存在由其直观性带来的意识形态局限性。当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就会取代主体与装置（结构）之间的异化权力关系，而从日常生活的幕后走向台前。

因此，我们尤其强调一种当代西方左翼权力批判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辩证视域：当我们迷失于资本主义越发精致、复杂又隐蔽的种种权力机制时，一次次识别这些新型权力机制固然有其意义，但我们更要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准确定位这些权力机制的地位与作用，建构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的当代资本主义权力批判理论，这一点在当今对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的热潮中也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