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学胜 林臻阳 | 马克思主义何以超越理性主义？ ——基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解读

摘要：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以其历史总体的辩证法超越理性主义的现实道路。这一道路以实践活动的存在论为基础，从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拜物教切入，通过辩证法对形式体系的超越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对理性主义的超越。具体而言，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以历史生成的、活生生的辩证法超越了计算理性推演而来的、僵死的形式体系，以现实的个人超越了孤立的理性或非理性的个人，并强调自我超越以防止自身形式体系化。只有沿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开辟的现实道路，无产阶级才能意识到自身创造和改变历史的任务，有组织地采取革命行动。

关键词：卢卡奇；历史的辩证法；形式体系；现实的个人；历史生成

马克思主义对理性的态度问题一直未能在学界得到充分澄清，这一方面由于理性概念的复杂性，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未将理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更没有对此进行系统论述。然而，这不但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口，反而成为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拓与其同时代人对话空间的契机。清晰体现这一点的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一书，特别是其中的《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卢卡奇在书中分析了以计算理性为核心范畴的近代资产阶级理性主义，响应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劳动的理性（rational / vernunftgemäß）计算问题上的共鸣，批判了这种理性主义以主客体分裂的理性为普遍原则和方法来创造（schaffen）和把握（erfassen）历史的企图，主张无产阶级通过掌握主客体本源统一的总体的历史生成方法——历史的辩证法（der geschichtlichen Dialektik，historical dialectic），超越对历史的直观态度，看破物化的迷雾，从而唤醒其自身作为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的阶级意识，组织起自觉的革命行动。本文试图通过解读这一文本，分析卢卡奇所指明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和超越理性主义的现实道路，并沿着这条道路，把握卢卡奇相关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与理性主义传统之关联。

卢卡奇借助历史总体与商品拜物教的范畴批判了近代资产阶级理性主义，指出其所崇拜的计算理性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结构——商品拜物教——生产与再生产的核心范畴，商品拜物教于这个时代的历史现实或社会存在而言具有核心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要真正超越理性主义，还必须将商品拜物教作为切口，深入批判社会存在的物化结构。 

（一）马克思主义超越理性主义的基础：实践活动

马克思主义处于与理性主义不同的层次。近代西方哲学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尖锐对立经康德哲学中介，试图由黑格尔哲学调和其哲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的矛盾，使具有分裂本能的理性提升为具有一体化力量的理性，从而将世界安放于启蒙理性原则的基础，解释为精神运动的环节。然而，黑格尔推崇备至的理性思辨原则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吞没了客体，既登上了成为上帝的阶梯，也跌入了自我封闭的深渊，无法以自我反思实现主客体在现实中的统一。与之相对，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内的从前一切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理解现实。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与费尔巴哈仍停留于主客体分裂状态，因而继续追问理性的前提，最终将现实把握为先于理性而又支配理性的实践活动或感性对象性活动。因此，马克思主义不是在纯粹认识论层次上的“平等竞争”中比理性主义更能认识、解释世界及利用其规律，而是在存在论层次上已经超越后者，即深入到前理性的基地，深入到社会存在或社会历史（包括其规律）的生成本身。

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同时发生关键转变，马克思主义日益受到来自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拉拢”或“排挤”。与马克思实践概念诞生的时代相比，卢卡奇所处的时代尽管依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大时代，但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竞争走向帝国主义，商品结构在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前所未有地凸显，灾难性的世界大战撕碎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欧美相对和平发展的繁荣图景。与之相应，一方面，马克思主义面临工人运动合法斗争与暴力革命路线倾向的新抉择；另一方面，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营垒中形成新对立，非理性主义以理性主义传统的反叛者自居，试图通过一并批判理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回应社会危机中人的存在问题，希望将存在归结为因外在于理性主义传统而无法被理性把握的人的本质。以理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包括：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批评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含混地断言矛盾不可避免，也不要求避免矛盾”，是违反逻辑学矛盾律的“强化的教条主义”和诡辩论；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将马克思的个人和阶级解读为理性、功利主义的主体，最终却无法回答自己关于马克思的主张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问题，一些学者因此祭出“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rational choice Marxism）；汤姆·洛克莫尔（Tom Rockmore）指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性观（as a theory of reason）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议题之一”，并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把自身视为理性的，把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都视为非理性的，而卢卡奇应用康德哲学和新康德主义所形成的“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rationalist form of Marxism）在理性观方面最接近马克思的思想。以非理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是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他主张人既是启蒙意义上理性的或认知的（epistemological），又是非理性的、具有“神秘性和可疑性”的“完整的或整体的人”（the whole or integral man），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人与实证主义的理性人同样是非个体性的、脱离存在的“片面的人”，并指控马克思因使用黑格尔对理性（reason）极致夸大的辩证法工具而“在社会和经济史上造成毁灭性结果”。上述种种观点都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归类为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然后或是站在其中一方对其进行批判或辩护，或是认识到其无法被归类而将其肢解发挥或简单抛弃。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处理马克思主义与理性主义关系时，不仅从根本上否认马克思主义接受上述归类的可能，而且在方法上显著区别于这些形而上学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若要被如此地归类，则必须首先被理性的上帝审判，然后放到天平的理性或非理性一边。卢卡奇所做的是拒绝这种审判，反而将理性“放到历史世界的具体的总体，放到具体的总的历史过程本身之中去”审判，同时“把每一种既定性把握为同一的主体—客体的产物，把每一个两重性把握为从这种原初统一中派生出来的特殊情况”，以这种主客体本源统一的实践活动的总体性溶化了理性本源问题在理性主义中自在之物般的僵硬性。历史世界的具体的总体、具体的总的历史过程，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发展的过程，历史作为客体起源和人们作为主体创造历史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人们“创造历史”的前提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前提性的需要得到满足才会引起新的需要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意识的生产等。虽然理性或反叛理性的非理性作为意识的范畴从历史总体中分裂出来并反过来力图上升为统治历史的抽象原则，但实践始终是将其统一地创造出来的前提。作为前提性、基础性的范畴，实践活动在存在论高度上消灭了将马克思主义拉低到纯粹认识论水平并被抽象理性的任何一面吞没的可能性。

（二）马克思主义超越理性主义的切口：商品拜物教

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论基础只是决定其超越理性主义的起点。卢卡奇还注意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指出的商品拜物教已经在现实中成为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帝国主义时代发达商品经济所特有的、普遍的、核心的、结构的、支配的物质代谢形式，这依赖于一种具体的理性原则对生产的规定性来实现。换言之，商品拜物教的基础是人的关系（包括对象性活动）获得了物的关系的性质，这种物化以其“合理的自律性”（rationellen Eigengesetzlichkeit）掩盖了作为本质的人的关系，在这种物化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起作用的原则是韦伯所指出的以可计算性（Kalkulierbarkeit）为根据的合理化，即资本主义时代的计算理性——甚至在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看来，就是数学。卢卡奇正是站在计算理性这座桥梁上听到了韦伯与马克思的共鸣：韦伯认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经营的理性组织基于精确的计算，但精确的计算又基于非政治暴力、非人身依附的自由劳动；而从事这种劳动的自由人正是马克思笔下“自由得一无所有”、只“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支配”的工人，他们的劳动只是作为生产使用价值所耗费的社会必要时间的同质的量才被计算，进入劳动过程的商品只是作为上述量的对象化劳动才被计算。因此，劳动不合理的质的差异与“不合理地（zweckwidrig，wasteful）消费原料和劳动资料”导致“多耗费的对象化劳动量，不被计算，不加入形成价值的产品中”，必然为资本家的计算“刑法”所不容。

资本主义时代对这种具体的、特定的理性形式的崇拜构成了具体的、特定的理性主义——近代（资产阶级）理性主义［des modernen（bürgerlichen）Rationalismus，modern（bourgeois） rationalism］，对作为其最高形式的黑格尔理性主义的超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对理性主义传统整体的超越。承接着韦伯对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在种类、形式、方向上特殊性所作的分析，特别是沿着他将“西方文化所固有的、特殊形态的‘理性主义’”作为“问题的核心”之思路，卢卡奇在肯定“理性主义”一直以不同形式存在于不同时代的基础上直击其形式体系（Formsystem / System der Form）的本质，指出其关乎的不过是现象可以仅仅由知性把握、创造因而控制、预见、计算但不可改变的方面。他和韦伯一样为理性主义打上双引号，却既不是简单复述韦伯，也不是因循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家的理性主义传统继续将理性把握为“人的思想本质中固有的超历史原则”，从而通过革新理性概念复活这种形式体系；而是有意识地走上了马克思开辟的道路，将前资本主义时代那些仅仅作为部分性体系（Teilsystem）但又同时作为思想资源和萌芽的“以前的理性主义”历史地把握为理性主义发展至当今顶峰的环节，并在其自身扬弃中开辟无产阶级意识从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在卢卡奇看来，近代理性主义，作为“理性主义”的资本主义环节，其特殊的、在质上区别于以往一切形式的规定性，与这个时代的具体内容——资本主义生产为它提供的质料和要求它发挥的作用——不仅是形式上相关，更是本质上相关。近代理性主义企图摆脱这种本质联系，独断地宣布自己发现了“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生活所面对的全部现象相互联系的原则”，并成为“认识整个存在的普遍方法”，却不可避免辩证地碰到自身的对立面，即自身无法溶化、瓦解的非理性因素，并为其所决定性地溶化、瓦解。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以历史总体的辩证法剖析了理性概念，进一步揭去了“理性的狡黠”那层神秘的面纱，以扬弃而不是回归理性主义的方式引导理性主义传统不自觉地走上自我发现同时自我终结的道路。

如果卢卡奇只是停留于剖析一种作为西方“文化特性”的理性，那么他还是在纯粹认识论的水平上把握理性主义的后果；而如果这种理性主义可以被作为纯粹虚假的意识或作为空中楼阁的“文化”简单抛弃，那么无产阶级革命也可以随着一种“错误的”理性主义的倒塌和另一种“正确的”理性主义的树立变得易如反掌。然而，卢卡奇的无产阶级意识理论之所以没有陷入简单从头脑中抛掉观念的天真，而是凭借批判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规定性和生活方式原则的理性主义通达对社会现实总体的批判，是因为他看到：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即物化意识的理性主义深入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中“我们对我们的历史形成的或真实或虚假的意识，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不会是纯粹的幻觉”。这个历史事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不断生产着物化意识；另一方面内在地把物化意识作为得以不断地在更高的阶段上，通过人们社会生活直接的生产和再生产，实现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辩证环节。换言之，与洛克莫尔在《非理性主义：卢卡奇与马克思主义理性观》一书中对卢卡奇的批判相反，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理性主义的问题——正如真理性的问题——不是认识论水平的“理性观”问题，而是实践问题。理性主义作为生产实践辩证统一体的因素、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现实链条的一环，已经获得了方法论的功能，而且这种功能如此强大，以至于孤立的个人无法超越自身物化的、碎片化的直接立场，而只能直观地看待强大的因果决定论施加给他们的普遍的命运，甚至无产阶级也面临着屈服于理性主义的危险。正是在强烈的革命现实关怀下，在对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正确把握中，卢卡奇才不停留于意识形态层面的理性批判，而是上升到将理性作为历史总体之辩证环节的、指向物化和资本的社会存在批判，才出于必然而不是（如洛克莫尔所说）出于策略地以商品结构为切口，将讨论马克思主义在实践活动中超越理性主义作为一项必要任务。

虽然马克思主义以实践活动为范畴的存在论超越以抽象理性为范畴的、本质上停留于认识论水平的理性主义，但是卢卡奇仍然敏锐地捕捉到理性主义在资本主义时代和历史总体中的关键性，从商品拜物教入手把握、批判和超越这种在发达商品经济的复杂结构中具有显著方法论影响的哲学。《历史与阶级意识》抓住了主客体本源统一实践活动的历史总体范畴和作为其物化形式的商品结构范畴，以此继续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借助辩证法超越理性主义界限的尝试”。

卢卡奇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方法，认为它对理性主义的超越是辩证方法对形式体系的超越。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历史的辩证法，深入并批判作为理性前提、基础和支柱的社会存在；而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尽管都在认识论和个人行动方法上批判了理性的神话，但本质上还是无法以非实践的、个体的认识触动僵硬的、强大的存在，因而无法摆脱具有主客体分裂本能的形式体系，也无法真正成为创造和把握历史的方法。 

（一）历史的辩证法超越僵化的形式体系

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历史的辩证法，是现实的个人的实践活动即历史生成（geschichtlichen Werden）的方法。只有现实的个人而非思辨的主体以历史生成本身的方法而非抽象的反思范畴将历史把握为实践的运动过程，并以中介性的而非直接性的态度将过程把握为每一个具体环节辩证发展而来的总体，历史才是人的“活生生的生活”。正是因为卢卡奇在把握“历史的意义及其矛盾”基础上坚持辩证法内在于历史，“辩证法的机制”才不致沦为一种新的神秘主义，才可以在总体性范畴的高度指出：近代资产阶级理性主义从超历史的理性原则出发，将历史总体打碎为孤立的个别事实，将现实的人指认为片面理性的或片面非理性的或理性与非理性相互对立同时共在的——总之是分裂的——孤立的、抽象的个人，然后将孤立的人和事重新安放于先验理性推演而来的、既定的形式体系中，事实在其中都不过是体系自我肯定的材料，最终服务于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直接继续、现存事物不受触动，因此资产阶级的“历史”和形式体系在本质上都是僵死的、非历史的、非实践的。

马克思主义在其本质或正统意义上是辩证法的观点贯穿《历史与阶级意识》始终。《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开宗明义，且1967年新版“序言”重申：面对当时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个别论点之间关系等问题上的混乱，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即使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个别论点，他们也“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卢卡奇此番“狂言”可以回敬甚嚣尘上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将马克思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等同的指摘，却也并没有“在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间插进了一个理论上的楔子”。在这里，卢卡奇是在拒绝使马克思主义沦为一种信仰式的、圣书注解式的、百科全书式的形式体系的意义上，将其作为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义”。《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则更进一步以历史总体的范畴揭示了“辩证方法的本质在于——从这种立场来看——，全部的总体都包含在每一个被辩证地、正确地把握的环节之中，在于整个的方法可以从每一个环节发展而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这种内在于历史现实的规定性将自身作为扬弃了的从而在质上区别于形而上学（包括以黑格尔辩证法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的更高级环节，马克思主义“在历史本身中发现了辩证法”，发现了辩证法之于历史生成的内在性——既是创造历史的，又是历史创造的，辩证法因而具有了存在论的主客体本源统一的力量。

作为更高级环节和以辩证法为中介的无产阶级的科学立场，马克思主义得以从历史总体的范畴而非将自身降低到与理性主义同等的水平，与理性主义展开实质上是对其批判的对话。卢卡奇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理性而将其他思想视为非理性，他恰恰将近代资产阶级理性主义（包括高度合理化的经济学、法学、近代批判哲学）把握为理性已经上升到统摄人类全部社会生活原则地位的“最理性”的思维形式，德国古典哲学则是这种思维形式最“伟大、矛盾和悲剧”的结晶。它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分工劳动和社会生活合理化、部门化、体系化结晶而成的理性主义的部分性体系（各专门科学）基础上更纯粹的结晶，但这种纯粹性意味着它已经遗憾地将各专门科学同经验现实之间简单抽象的关系挪进自身同各专门科学的关系中，“失望地放弃了对以这种形式主义作为基础的物化的透彻了解”而转向将各专门科学的形式主义概念形态作为自身“不可改变的给定基础”以对所有的知识作百科全书式的综合，放弃了对历史的必然性的把握而转向将计算的偶然性宣布为必然性，放弃了批判而转向承认。后果是：一方面，“这种理性主义意义上的体系——任何其他的体系都会是自相矛盾的——只能意味着各种各样形式的部分性体系（以及这种体系内部的个别形式）的一种并列、凌驾或屈从的结合”；另一方面，“体系的任何一个个别的环节都是可以由它的基本原则创造出来的，都是可以由它精确地预测和估计的”。因此，理性主义已经沦为逻辑神秘主义的、外在于历史现实的、自证预言的形式体系，任何历史现实必须“进入”其中被把握，或者作为非理性的剩余和作为非存在而被剔除、被抛弃，但是历史总体一旦“进入”这种体系、脱离历史——无论是以康德—黑格尔哲学崇拜主观的方式，还是以李凯尔特文化价值理论崇拜客观的方式——就必然意味着被其打碎为直接的个别事实并重新组织和支配，历史也必然只能以这种破碎的、偶然的形式成为简单的量的累积，成为“同质而空洞的时间”，成为“实证”服务于形式体系的自我确证；也必然意味着哲学已经到达了自身作为形而上学的边界，面对理性与非理性的截然对立，不再可能安于思维，而是必然走向哲学的世界化、世界的哲学化，成为“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以社会存在的彻底改造实现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因此，卢卡奇对列宁所说的“下一个环节”的响应不是将已经走在扬弃理性主义道路上的马克思主义引向重新理性化或非理性化的回头路，而是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奠定的方向、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向，继续批判不断反扑的资产阶级思想直至彻底扬弃理性主义，达致无产阶级意识从而是全世界特别是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

在现实性上，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将历史总体把握为由每一个具体的、决定性的中介性环节辩证运动发展而来的过程，把握为流动的存在，只有在这种因其具体内容而生动的历史总体中，每一个孕育着骤变但在物化意识中仅仅被把握为量的具体环节才能激活和迸发出自身质的特性。这种辩证法“来自历史本身，是在历史的这个特定发展阶段的必然的表现形式，并被人们所认识”，从而是将自身把握为历史内在必然性的自我意识和由无产阶级注入生命的科学方法，把握为人们创造历史的中介，并在这种中介所创造的无产阶级立场上要求无产阶级意识本身“变为实践”，达到“现实即我们有意识地创造自己历史”的实践高度；因此，它已经超越纯粹思辨而无人身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相反，波普尔以形式逻辑的解读将马克思主义公式化和扁平化；洛克莫尔以新康德主义的滤镜使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纯粹认识论化；“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以计算理性调和马克思主义但踏破铁鞋都仅仅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找到一些可怜的“可能”条件；巴雷特仅仅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把握为与“自由选择”相对立的“客观历史过程”，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概念把握为与主体性相对立的“过程中的客体”。实际上，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作为现代西方形而上学，甚至还没有达到使仅仅是正确认识这场革命成为可能的水平。 

（二）现实的个人超越孤立的个人

如果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必然性的意义上把握无产阶级革命，且历史各环节辩证运动的过程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实践活动，那么现实的个人何以自己解放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无产阶级何以将客观经济过程赋予自身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地位、立场自觉地把握为创造历史新质的中介，将改造社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把握为必然性，将无产阶级革命从理论构想转化为历史现实？上述种种关于历史支配权的问题，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真正彻底超越理性主义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无法掌握自己作为孤立个体的命运，即使是这些个体的集合也无法承担起无产阶级革命的重任。这种孤立个体的无力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在质上不可化约的人的活动被合理化分工的体系被抽象为劳动力商品，被机械化生产的体系切割并吸纳为可化约的量的累积。整个社会史无前例地越发隶属于这样一个统一的经济过程，在其中社会所有成员的命运都由遍及社会生活的资本主义生产规律来决定，即按个人自身所占有的、纯粹偶然的量的多少来决定，每个个人都必须以“孤立了的、个体的、自私自利的资产者”身份占有自身和互相占有，以“个体的、孤立的、鲁宾逊式的意识”把握历史现实。这些个人“同名数简单相加”而成的所谓集体就像马克思笔下法国的小农，仅仅由于共同的客观经济生活条件而“可能”成为客观上的阶级，弥漫其中的只是作为个人意识之总和或平均的“类意识”，无法离开直接性而形成阶级意识。因此，这些孤立个人的量的累积必然无法解决组织问题，无法组织起“有意识地参与决定历史发展的”无产阶级政党而产生自由行动。那些所谓集体行动理论家和“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者”确实看到孤立的理性人面临集体行动困境，但是他们不是首先追问这种抽象主体的前提和基础，而是直观地将其作为前提，所得到的结论必然只能是从理性原则出发、经理性主义形式体系圆圈式推演而来的体系的自证和前提的回响，“选择性激励”更是会培养工人个体的“地位意识”从而离间无产阶级、阻碍阶级意识的产生。理性主义对个人的崇拜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量的崇拜，人越是被崇拜为量，就越是被合理地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顺利地处理为服务于资本主义自身生产与再生产的物的材料。与之相反，存在主义不甘坐视人被合理化的命运，批判理性人，却指责马克思在启蒙理性主义传统下亦步亦趋地将所谓人性的问题“命定而又轻易地抛到视野之外”，且试图从人的本质当中挽回已经丧失的神秘性、可疑性、彼岸性，最终陷入了个体的人的纯粹偶然性和人的本质的不可知性。非理性主义，包括存在主义，往往“自觉地从人出发”走上良好的意图铺成的道路，却依然只力求仅仅通过转变认识方式在实践上解决人的存在危机，这种乌托邦“一方面至多只是停留在原始材料上，另一方面只是用相反的，因此纯粹是主观臆断的要求来对抗历史的发展及其内在的进程”。因此，无论是理性人还是非理性人，这些孤立的、抽象的、偶然的“伟大的个人”越是崇高，就意味着现实的个人越是渺小。他们如此渺小以至于只能发挥一己之力，以个人的理性或非理性为信条，与似乎永远外在地决定着自身的“命运”作悲壮而徒劳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要超越形式体系的宿命论和唯意志论，在实践意义上回答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现实性的问题，只有根据历史总体自身生成的、主客体本源统一的方法把握历史，才能将作为历史主体—客体的人把握为现实的个人，将现实的个人把握为既创造历史又为历史所创造的总体中决定性的辩证环节。“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巴雷特反复引用马克思对黑格尔主义“无人身的理性”的批判，然而从他只是将这种批判理解为“人类的根本是人”的同义反复并认为马克思没有追问“人的根本”来看，他本质上并没有理解马克思，也没有理解人。卢卡奇将此番批判作为文眼放在《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开篇，并以全篇为它作注：马克思已经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卢卡奇接着指出，马克思“从未一般地谈到过人，谈到过抽象地绝对化的人”，也并不鼓吹拿破仑式的“伟大的个人”，而是始终将人把握为具体的总体即社会历史辩证过程的决定性环节，把握为历史的辩证法的生命，“从人出发来解释社会”；马克思也从未将历史解释为仅仅是“在人和事物身上发生的”、“只有用超验力量的介入才能加以说明”的过程，而是始终将历史把握为“人的具体生存形式不断彻底变化”即“结构形式的变化”。唯其如此，“历史中再也不会有任何最终不能回溯到人，回溯到人与人的关系的东西”，“历史才真正地变为人的历史”。最紧迫的是，所谓“规律”——社会历史规律——才不仅仅被直观为异于人的、只能为了个人利益认识和利用而无法改变的必然，也不仅仅停留于“理念的偶然性”基础上“自由”运动的可能，而是提升为人们有意识地以自身创造历史的方法把握历史、把握自身命运的自由。可见，在形而上学的形式体系中，个人行为对历史过程而言，无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本质上都不过是历史既定的、僵化的“存在的形式”，是个人只能“作出承认或者拒绝的主观判断”并单方面承受的“各种形式的绝对”；而在历史的辩证法中，“界限本身就是相对的”，人可以是事物内在的“尺度”，但这个“尺度”既不是绝对的个体也不是相对的个体，而是作为方法内在于辩证运动着的现实本身。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个人只有通过现实阶级关系的中介即通过阶级斗争的历史过程，才能“和现实的总体发生关系并起到实际上的改造作用”，才能掌握自身命运；斗争着的阶级也只有当它能“在既定世界的物化的对象性中”把握这个具体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同时就是它为自身所创造的命运时，才能做到这一点。当现实的个人以这样的方法创造和把握自己的历史，他们就已经不再为资产阶级的物化意识所笼罩，“不再用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来观察社会现象”，不再留恋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意味着超越资产阶级的立场，留恋资产阶级的地位则意味着个人沦为用以滋养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干瘪躯壳和游荡在外的“孤立的个体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以现实的个人在历史总体中为阶级所中介的关系实现自身，是历史的辩证法的自我意识，这意味着这种彻底批判的方法不是在自身的问题上网开一面，而是以同样批判的行动实现自我超越。这种自我超越的姿态不仅能在革命化的资产阶级社会现实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运动中找到自己的土壤，而且将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即斗争形势的严峻化而越发凸显自己的力量。波普尔、巴雷特和其他不在少数的西方学者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实践活动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为依据，攻击共产主义运动背离乃至从未实践马克思辩证法反教条主义的批判精神，或者无法应对物化结构（如商品结构、官僚政治）死灰复燃等。正如前文所述，他们的错误是与资产阶级立场存在必然联系的，且他们的不少言论发表于冷战正酣之时，在今天也更显偏颇和陈腐，然而，他们对辩证法僵化倾向的觉察却应引起无产阶级的充分警惕。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以其独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敏锐对辩证法坚持批判的自我超越以避免僵化为形式体系的告诫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卢卡奇清醒地意识到，虽然物化的摒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物化的加剧和扩张都会是物化将自身推到极点之前的辩证环节，但是无产阶级不应忘记：夺取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仅是一些决定性的环节，“决不意味着是最终目标的达到”；从理性主义形式体系脱胎而出的马克思主义、长期浸润于资产阶级社会物化意识之中的无产阶级意识，也必然面临辩证法的固定化和在意识形态上屈服于资产阶级文化的危险。在长期的斗争历史过程中，面对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所占有的建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权、知识、教育和经验等各方面体系的优势，无产阶级“唯一有效的优势”是方法的优势，即将社会历史把握为主客体本源统一的总体的辩证法，这种方法也是检验、防止和打破辩证法自身僵化为形式体系的唯一手段。

在我们看来，卢卡奇所指明的马克思主义超越理性主义的现实道路建立在实践活动的坚实基础之上，是以资本主义时代商品拜物教的商品结构为必然的切口来展开的。马克思主义深入到作为理性本源和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将理性主义把握为社会存在总体过程中的环节，这是主客体分裂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不超越自身就不能企及的高度。尽管马克思主义以实践的存在论超越了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认识论水平，但是后者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作为物化意识依然具有显著方法论影响。因此，必须以资本主义时代商品拜物教的社会现实为切口，穿透其物化的迷雾，把握历史总体生成的方法，才不至于陷入对历史的直观态度。卢卡奇指出：历史总体生成的过程就是人创造历史活生生的过程，人要正确把握历史，只能是按照历史生成的方法将历史把握为有具体内容的、可以由每一个环节相互中介发展而来的总体的辩证过程，将历史生成的方法把握为人自身创造历史和把握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这种主客体本源统一的历史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在这种历史的辩证眼光下，近代资产阶级理性主义本质上是由它所崇拜的抽象的计算理性原则推演而来的先验形式体系，它将历史打碎为纯粹客观的、僵死的个别事实，将个别事实或是按照先验形式体系重新组织起来，并直接宣布其为“历史”，此时，“历史”只能成为偶然的、直观的、既定的对象；或是作为理性主义的自证材料，因而无法被真正把握，更无法被创造和改变。这种理性主义取得全面统治的基础性、决定性因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计算理性为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导致了人的关系的物化，人被合理化为劳动力的量的累积，资本主义社会中偶然的、孤立的个人只能以直观态度对待历史现实，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材料和自己生活的客体，即使是“伟大的个人”也只能悲壮而孤独地与“命运”作斗争。马克思主义将人把握为现实的个人、把握为社会关系（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表现为阶级关系）的总和；资产阶级只要拒绝放弃自身的统治地位和直接性的立场就无法掌握这种方法，而无产阶级只有掌握这种方法，将之提升为自我意识，以其为中介把握自身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任务，才能摆脱局外人的无力，真正成为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在革命中掌握自身的，也即社会的命运。

最后，还有必要指出的是：第一，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以超越整个近代资产阶级理性主义传统的姿态超越理性主义的，而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只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体两面，只是各自退回到前马克思的主客体分裂的形而上学立场，所以马克思主义超越理性主义必然意味着同时超越非理性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何以超越理性主义”之所以特别值得关注，除了上述缘由外，还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它脱胎于近代资产阶级理性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关系也更受《历史与阶级意识》重视。第二，马克思主义在实践意义上证明辩证法何以超越理性主义的形式体系、坚持辩证法的批判本质，不意味着否认自身的理论化需要，而意味着将理论化把握为自身发展的辩证环节，意味着将无产阶级的思维从“关于实践的理论（Theorie der Praxis）”转化为“改造现实的实践的理论（praktische Theorie）”。第三，正确揭露物化与在现实性上彻底消除物化尽管都是实践的范畴，但在实践范畴内部二者之间同样存在张力，马克思主义在实践意义上将理论、思维把握为历史现实的、社会存在的辩证环节，不意味着辩证法将自动地实现目的，而意味着无产阶级自身的自由的行动将决定性地为辩证法注入生命，这在卢卡奇对无产阶级作为总体的反复强调中已经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