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亚莉 王则晖 | “两个结合”视域下“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论断的三重阐释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江山人民论”的阐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已经形成真理性认识，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江山人民论”从主体维度突出了从民为邦本到人民至上的转化，从价值维度突出了从为政以德到立党为公的发展，从方法维度突出了从君主秩序到全过程人民民主、自我革命的升华；实现了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生活境况的三重批判，到建立社会主义真实共同体国家、探索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演进。二者熔铸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建立人民联合意识、在建设中树立人民主权意识、在改革中唤醒人民主体意识、在复兴中凝聚人民共同体意识的伟大实践中。

关键词：两个结合；江山；人民

中华文明自古就有“民为邦本”“夙夜在公”“泽润生民”等民本思想。清末，以谭嗣同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混淆了民本与民主，认为要实行民主就必然反对君主专制，将传统的民本同现代的民主等同起来。学界达成了批判这一错误认识的基本共识，认为民本思想既有合理的部分，也有腐朽的部分，从“君民”到“人民”的转换本身就是这种扬弃的过程，仅仅采用“君—民”的分析框架实则将整个社会发展片面地政治化了，失去了从生产力和物质基础来考察历史发展的必要思维，盲目地以“民贵君轻”作为现代民主发展的底层逻辑只能重蹈清末的历史覆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中国共产党充分吸收传统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丰富和发展了具有时代特点、历史精髓的人民理论，实现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从民为邦本到人民至上的角色跃迁

在传统文化中，“江山”一词常与“社稷”联用，用以指代国家政权。“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诗经·商颂·玄鸟》），“江山”直接划定了政权所属的地理疆域。“社”有两种基本意思，一是指土地神，其“示”部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道：“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二是指基本的组织单位，《周礼》记载：“二十五家为一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稷”则主要指五谷之神。“社稷”用来指代祭祀的土神、谷神。“江山社稷”的出现，揭示了中华先民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的演变。在组织化的过程中，“王”作为人民群体的领导者也被予以规定。《白虎通·社稷》记载：“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徧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食是人们生活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土地和粮食作为主要的生活资料，维持着中华先民基本的物质生活，王者每年必须对社稷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以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人民安居乐业。因而政权存在的价值就是保民生、顺民心，只有以人民为政权治理的目的，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

传统文化中以民为纲的仁政思想深刻回答了执政“为了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吸收了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的重要思想，最终作出人民至上的价值判断，以人民作为自身的执政依循、执政目的。党的七大正式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的根本宗旨，提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评判改革开放成果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将“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三重标准的价值底色。党和国家的系列理论创新和制度体系建设均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我们胜利前进的不竭力量源泉；以牢固的公仆意识践行初心，永远铭记人民是共产党人的衣食父母，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永远不能脱离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身的大事，以深厚的人民情怀推进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以笃定的人民立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从为政以德到立党为公的理念跃迁

为政以德的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坚持天人合一的系统观念，将自然和人类社会看作有机统一的整体，为人的德性修养赋予了本体论上的超越含义。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强调人从天道之中习得人道，所谓“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黄石公三略·下略》）。《道德经》记载：“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冯友兰亦将人生四境界概括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以及天地境界。天因有道而周行不殆，人因有德而从蒙昧中摆脱出来，成为“天民”，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天道秩序以世间万物之间的联系呈现出来，这种秩序反映在人的社会生活中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在古代社会中，政治秩序合理展开为君、臣、父、子、夫、妻等各正其位，各得其德。对于执政者来说，其政策开展只有合乎人伦，才能达到“身正令行”的结果。“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德政思想深入论述了执政“为了人民的什么”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将立党为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执政目的，自诞生以来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再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立党为公的理念体系随着社会实践和生产力的发展不断丰富完善。经过新时代十余年的接续奋斗，人的全面发展内涵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宝贵价值不断凸显。“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秉持传统天人合一的系统观念，将人与自然、社会看作一个有机整体，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同发展勾勒出人的全面发展框架；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凝聚社会共识、增进发展动力、破解发展难题；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转换新发展方式，推动可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扎扎实实的实现民族复兴、人的现代化道路。

（三）从内圣外王到全过程人民民主、自我革命的路径跃迁

既然是天道所立的宗法伦理，进而衍生出氏族政治，那么只要按照伦理法则修养自身，发挥出社会功效，人人就都可以参与政治生活，实现社会地位的流动。“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章句下》）。“圣王”政治表现为一种人皆可追求的贤能政治。毛泽东就曾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写下“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句。“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圣人是应当为王的，为王本身也应达到圣人的境界。“圣王”的典型代表就是唐虞三代的尧、舜、禹。然而“圣王”终究也只是一种政治理想，在禅让制存在的上古尚且还有可能实现这种理想，自世袭制出现之后却难以为继。一方面，为粉饰君主专制，保持“圣王”政治的幻象，有一些思想家将形而上学彻底玄学化，出现了诸如“受命于天”“天人感应”等神秘主义的君权思想，从而“礼”也变成了“礼教”，传统伦理从人的超越性追求僵化为思想束缚，“外王”之人未必“内圣”；另一方面，仅靠伦理来约束专制君主，实则反而强化了君主、士大夫的贵族式权力，加剧了君民分离，政治运行“只能依赖圣人作君主，才能建立必要的统治秩序”。

传统文化中“内圣外王”的贤能政治回答了“怎样为人民”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承载传统文化中贤能政治的一贯立场，“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并在此基础上找到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自我革命这两个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答案，实现了民主与集中的统一，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在用人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先后提出了任人唯贤、五湖四海、人岗相适、人尽其才等选人用人机制，以选贤任能的用人实践回应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民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贯穿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全过程，保障了人民民主的广泛参与性和真实有效性。在党的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以刀刃向内的巨大勇气全面从严管党治党，不断提高党的自我净化能力，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主体革命精神保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和执政能力、执政水平建设。

时代永远是出卷人。马克思恩格斯从对资本主义现代国家的批判开始，经历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境况的深入剖析，最终回答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时代之问，得出了关于人类思维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完善国家的各项基本制度；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正确理解、引导人民需要，进一步提出并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生动实践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回应和践履。

（一）从批判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国家到建立完善社会主义真实共同体国家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批判了资本主义国家虚幻共同体的形式，指出人民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作为人类社会血缘氏族组织政治化的成果，国家机器赋予人以特定的社会化、政治化概念，阶级关系中‘人民’一词逐渐生成。”国家是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之后，通过建立法的上层建筑以便“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的产物。国家的建立打破了氏族血缘政治的传统格局，以和平、平等促进了人民的联合，使人们专注于生产本身。马克思从中看到了国家的这一积极作用，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历史活动中曾扮演过积极的角色。资产阶级扫除了一切旧的等级差异，“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最终建立起了“现代国家”，并以“自由、民主、人权”等公民权利适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但马克思揭开了法权形式上的平等的虚伪面纱，看到了其背后不平等的阶级实质。“凡是在法为私人利益制定了法律的地方，它都让私人利益为法制定法律。”资本主义国家以“普遍的人”的政治解放为噱头，实际上却只是改变了奴役的方式而没有消除奴役本身。在“现代国家”这一共同体形式中，阶级对立反而变得明确化了，结果带来的是“普遍奴役”。这一重要思想悄然推动历史发展发生了质的变化，人的联合范围的扩大必定要求人类社会以真实的共同体形式以及相应的制度设计来适应这一必然趋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产物。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建立起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国体规定了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领导阶级，为真实共同体的建设打下了本体基础。政体上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基本政治制度，有效保障了全体人民政治生活的参与和人民民主的顺利运行。“所谓的共同体应该理解为政治共同体，即国家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健全和完善各项制度的同时，将全面依法治国确立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一方面秉持法治精神，“把党和国家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以制度、程序的完善探求法治实现形式；另一方面不断探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自然和人的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以良法善治的法治品格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借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体形式，更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强调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品格，以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发展保障了共同体的现实性和真实性。

（二）从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到探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

《莱茵报》时期，“报刊出版自由”和“林木盗窃法”等问题促使马克思的研究视角发生从国家向市民社会，从上层建筑向经济基础的下沉与转向。“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阶段，资产阶级通过“财产、家庭、劳动方式”等生产组织形式的革新一步步进行着资本的累积，并在“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等政治要素上逐渐实现对权力的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又将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灌输给被等级社会压迫的人民，并以此联合他们共同反对旧的等级社会。在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之后，资产阶级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了私有财产制度。这一行为的背后，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将大量的人民从旧的等级压迫中解放出来，将他们摆置于资本主义生产环节之中，使得生产真正成为社会性的生产；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资产阶级得以全面实现资本与劳动的分离，剥削也成了社会性的剥削。以“自由”之名行剥削之实，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体现。贫者的阶级地位并没有在社会形态的更替中得到根本性改变，反而是阶级之间的差别愈发明显了。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和生产链条的加速转动，周期性经济危机、生产过剩、人口过剩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人民难以逃脱的噩梦。

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建立、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了人民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1992年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袪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中的意识形态之魅，将资本纳入生产力的要素环节之中。党的十五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方面，以公有制为基础，保证了国家对经济主权的掌握。中国在 1997年、2008年等多次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之下屹立不倒、稳步前进的事实正是国家宏观调控的结果。另一方面，以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生产关系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推动了资本流向的精准性、时效性，释放了经济运行的市场活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精准研判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完善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部署。对所有制、分配制度和资源配置制度机制体制等方面的探索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运行规律和实现形式不断探索，实现了从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到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实践飞跃。

（三）从对资本逻辑下的人民生存境况的批判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落地

资本逻辑对人民的影响表现为他们被异化为“非人”。这种异化是在三重领域发生的：第一，在经济领域中，除了自身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工人被贬低为商品，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由此造成相对过剩人口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对立、竞争现象的出现；第二，在政治领域中，由于议会是资产阶级内部的议会，人民没有办法为自身的权利发声；第三，由于宗教的批判已经结束，宗教所承担的精神世界的生产任务被国家所替代，国家垄断了关于人的价值的话语权，而资本主义国家的精神生产却服务于资本的现实运动。三重领域交织在人民的生活中，最终的结果就是“人民”成为人民的虚假身份，在一切应当作为“人民”的领域中，他们的身份是“非人”。在此现实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既从实践的人道主义出发，强调通过异化劳动的扬弃实现“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又从造成异化劳动的结果——资本主义私有制——入手，强调通过无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创造属人的而不是属于资本的需要，以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人民的需要，重视劳动教育对人民需要的引导作用，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人民首创精神。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爱劳动”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五项公德之一。党的八大指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的主要矛盾。毛泽东通过批判“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思想，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恢复了“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观点，强调“必须培养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必须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因时因势研判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时代新人的培养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基本生产力原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立场、人民智慧、人民动力的基本原理贯彻到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跳出了自身农业文明的局限，也跳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局限，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五千年文明积淀下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思考未来历史发展的现实道路。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激荡之中应运而生，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解放规律的认识。一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就是一部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迎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不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立人民联合意识

人民联合意识在方法维度上回答了江山如何建设的问题，即打江山、守江山都需要人民的联合。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无往不胜。近代中国的国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决定了其革命道路的探索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但也有所不同，进而也决定了革命的阶级主体不可能单一地由以近代工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构成，而必须是工人阶级领导，联合其他一切被压迫阶级。国民大革命时期，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以北洋政权为代表的封建官僚资产阶级对人民大众的迫害，中国共产党联合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广泛发动农民、工人，共同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国民党对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广泛开展群众运动。七七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带领工人、农民、民族小资产阶级联合国民党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这种斗争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解放战争时期，美国“扶蒋反共”，联合国民党实行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人民大众的双重压迫，国统区内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蒋介石政府则以出卖国家主权换取美国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因此“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树立人民主权意识

人民主权意识在主体维度上明确了江山属于谁的问题，即江山来自人民，江山由人民来打、由人民来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问题要回答的是国家权力“从何而来”和“向何处去”。对此，中国共产党的回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用于人民，由人民来行使。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节口号》中诚挚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完成民主革命遗留问题后，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有力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法律途径。在逐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人民主权的实现形式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思考和完善。1959年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提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这就又将人民主权的基本理念进一步细化，与人民日常的生产生活进行了关联。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唤醒人民主体意识

人民主体意识在方法维度上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江山如何建设的问题，即人的全面发展擘画了江山的多姿多娇。改革的动力直接来源于广大人民。在改革浪潮中，因为人民主体性的充分激发才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不竭动力。改革开放伊始，党面临的紧迫任务就是“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思想上的解放和实践形势的正确研判充分释放了人民生产生活的积极性，在总结过去和展望未来中，广大人民“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向往，代之以对中华民族融入世界、走向明天的憧憬”。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中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围绕着“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回答了人民、社会、国家往哪里发展、怎样去发展的基本问题，将人的发展从单向度的经济发展中释放出来，深化了人的发展内涵，拓宽了人的发展尺度。2004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出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等重要理论读物。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在全党全国树立起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勤耕不辍进一步使得人的发展科学内涵、价值内涵不断凸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提高了人民思想的富足水平。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凝聚人民共同体意识

人民共同体意识在实践维度回答了江山属于谁、由谁来建设、往哪里建设的基本问题，即江山属于人民，由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依靠共同体意识、形成历史合力来建设，向着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主要矛盾出现新变化，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在新的起点上发展完善社会主义事业一方面需要转换新的发展方式；另一方面也需要新的思想引领和价值引导，凝聚人民共同体意识正是中国共产党对此给出的有力方案。

一是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文化认同的情感基础。2012年 11月 29日，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率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中国梦”的提出悄然唤醒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基因，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更进一步明确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关系。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任务。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阐明、理论完善和方法演进的实践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历史记忆激发情感归属，推进普遍认同，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奋斗构建起牢固的情感之基。

二是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夯实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基础。面对各国人民普遍交往，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入的基本历史态势，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以邻为壑”“小院高墙”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概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实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确立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担当和历史主动，夯实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之基。

三是强调文化自信是更深层次的自信，以“第二个结合”构建文化认同的科学基础。伴随着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发展日益牵动着世界发展，中国声音日益影响着国际事务决策，中国式现代化日益成为后发国家现代化参考借鉴的模板。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的战略思维，以“‘大历史观’视野审视现代社会的发展逻辑和文明样态”，强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作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的判断，提出“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的要求。在推进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建设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命题，以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充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生命，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相成就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江山”“人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话语范式，但其背后的内涵和价值却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江山人民论”的历史智慧，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提炼出了“人民至上”的理念，实现了“江山人民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江山人民论”的进一步研究也应认真运用“两个结合”的基本方法，立足新质生产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新变化新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更进一步丰富完善“江山人民论”的基本内容，发展“江山人民论”的展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