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博 | 大历史观视域下讲好“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四重向度

摘要：大历史观是科学认识历史进程和历史规律，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的重要思想武器。大历史观视域下讲好“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应当把牢其思政课属性，在价值向度上明确历史叙事的价值主体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在空间向度上，立体、系统、多元地考察历史的空间特性，深入基层从中国社会的复杂结构中把握历史规律，注重在与世界体系交互中阐释中国的历史演进，理解多元主体博弈中的历史主动。在时间向度上，注重动态地考察历史进程，将长时段和阶段性辩证统一起来，与空间向度共同构建科学的时空观。在实践向度上，引导大学生把握历史方位、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自觉投身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大历史观；中国近现代史；向度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的资政育人功能，要求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牢固树立大历史观对于大学生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也是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中一门重要的必修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要讲好“四个选择”，引导学生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肩负着引导大学生树立大历史观的重要使命和任务。“大历史观是纲要课教材内容的展开视域，也应成为教学叙述的方法论自觉”。教师在大历史观视域下讲好“纲要”课，要从价值、空间、时间和实践四重向度着力，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

所谓大历史观，就是要“从历史的长时段，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广覆盖，从人类文明进步的宽视野，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抓住里程碑式的历史节点，重在认识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趋势，以充分发挥历史学知古鉴今的重要作用”，它是我们党一直倡导的关于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是，受限于人们的视野和经历，相比于宏大叙事，历史的细节更能从心理上贴近微观的个人感受，从而遮蔽其背后的历史规律。因而，历史虚无主义那种静止、孤立、碎片化的历史观，是树立大历史观的最大阻碍。在“纲要”课教学中，要把破除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和引导学生树立大历史观统一起来。历史虚无主义与大历史观的首要区别，就体现为是否坚守历史叙事的价值判断，即历史是不是所谓“去价值化”或“价值中立”的。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因而，涵育大历史观的价值向度，首先就是要帮助学生站稳价值立场，立足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价值来解读和评判历史。

（一）坚持历史书写中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

著名学者李捷指出，历史观包括“历史学家乃至整个社会、整个民族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和价值判断”。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而创立新的历史观，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历史事实是客观的，但对历史的书写绝不可能是所谓“价值中立”的。历史书写必然体现着从特定立场和特定意识形态出发所作的价值判断，历史叙事是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统一。据《左传》记载，齐国权臣崔杼将齐庄公杀害，随后“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这个故事历代传为美谈，人们称颂“大史”为了记录真实的历史不畏强暴、不惜性命。但是，必须看到，“大史”不惜性命也要记录在史书上的这个“弑”字，并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用词，恰恰相反，它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是基于那个时代的主流价值对事件所进行的评判。因而不难理解，“正史”并不是“去价值化”或“价值中立”的，更不是所谓“由胜利者书写”，而是基于时代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来书写的历史。春秋时期，主流价值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如今，这个主流价值就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最根本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所谓“正史”，当然就是基于这样的主流价值而书写的历史。

应该看到，在历史观上主张“价值中立”的，其实并不是要真的“中立”，只不过是其不认同主流价值的掩护而已。正如毛泽东曾在谈及文艺问题时指出的，“有些主张文艺不要目的的，其实是要目的，只是不要你这个目的，在无目的掩护下，有他的目的，就是要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目的”。同理，凡是主张历史“不要价值”的，其实是在“去价值化”或“价值中立”的掩护下，有其自己的价值诉求，那就是用所谓“中立、客观”替代今天的主流价值来改写历史，这正是西方“普世主义”用以统治被压迫民族的精神武器。在这个问题上，“纲要”课教师要做到心明眼亮、理直气壮。必须以大历史观捍卫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价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在对历史事实作客观陈述的基础上，基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价值，对事件和人物作出评判，做到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统一。

（二）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破除“普世主义”的历史叙事

西方资本主义在崛起并以自身为中心塑造世界秩序的过程中，逐步掌握了对“文明”的定义权，并以它们定义的标准来评判他者。近代以来，中国在逐渐被边缘化的进程中，事实上被西方认定为“不文明”甚至“野蛮”，从而被营造出相对于西方的道德和文化自卑心理。西方本来是通过“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成为世界的中心，却经由这种文化霸权的塑造而自证为西方文明发展的必然逻辑，成为加诸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近代以来，总有一些中国人以洋为尊、挟洋自重，这种现象一直没能完全杜绝。这些人把现代文明简单地等同于资本主义文明，面对复杂的中国问题，动辄在西方历史或文化中找依据、找标准、找答案。西方中心、西方优越甚至成为无须证实也无须证伪的“前提”和“常识”，拥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正是在这种“前提”和“常识”下，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变成了抗拒现代文明的“罪过”，需要“反思”，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进程中所生成的历史主体性被“普世主义”“虚无”掉了，也就起到了“否定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直接质疑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选择和发展道路，质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的作用，从而构成了对主流历史叙事的挑战。

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历史虚无主义的关键是以所谓“普世”实则代表西方利益的立场，瓦解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和历史自信。它的指向是非常现实的，根本上是服务于西方维护霸权需要的一种战略手段。张海鹏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的斗争乃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趋势，而且是一种更重要的历史趋势。”对于近代中国来说，这种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不仅体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体现在文化上，反对帝国主义加诸中华民族的道德和文化自卑，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种文化主体性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也正是因为在伟大斗争中自觉地建构了文化主体性，才使中国可以真正摆脱“普世主义”塑造的精神枷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自己掌握民族命运。因而，以大历史观讲好“纲要”课，就是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强化中华民族的自我确证。把握好建设性与批判性相统一的原则，既要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出发，讲好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必然性；又要着力破除“普世主义”的影响，捍卫中华民族的历史叙事。

（三）坚决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人民至上价值旨归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纲要”课讲授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就是基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价值导向。我们党对这个根本问题始终有着清晰的认识。如毛泽东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要求划清延安还是西安的界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论十大关系》里的“是非问题”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都指向必须站稳人民立场。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反复强调并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他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心中想着的就是最广大人民”。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人民至上，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大历史观内蕴着唯物史观的人民立场。以大历史观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就是要看是否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是否与人民的方向同行，是否真正有益于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历史虚无主义则根本无视人民，或僭越人民，实质则是代表与人民相对立的、已经在中国人民的伟大社会革命中被推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具体表现为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翻案”“重评”等。在“纲要”课教学中坚持大历史观，一方面要通过生动讲述从抗日战争到淮海战役，从“人工天河”红旗渠到脱贫攻坚战等各种鲜活的史实，引导学生深刻领会“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的真理；另一方面要善于揭露历史虚无主义无视特别是僭越人民的种种伎俩，通过深入的学理分析来引导学生准确认识各种观点表象之下的真实指向。

当然，在“纲要”课教学中坚持大历史观的价值导向，并不是向学生单向度地灌输宏观的立场和高度抽象的结论，反而更加鲜明地对教师提出了为学生深入解读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规律的要求，以呈现历史复杂的多重面相后的深层逻辑。“树立大历史观，首先就要确立科学的时空观”，这就要求必须从空间、时间两个向度进一步探讨大历史观下讲好“纲要”课的路径指向。

罗荣渠指出：“考察这150年来中国现代化道路经历的曲折变化，必须把中国的变革放在世界的变革之中。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处在一种异乎常态的内外环境之中。”基于大历史观讲好“纲要”课，就是要引导学生理解近代中国面临的“异乎常态的内外环境”。通过立体观、系统观、多元观，深入阐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人物、事件所处的空间特征，探求历史逻辑，以更宽广的视野提升对历史的解释力。

（一）立体观：深入中国社会的复杂结构把握历史规律

要将“纲要”课的道理讲深讲透，就不能把中国看成一个抽象的“质点”，至少不能看成一个“平面”。历史教学的宏大叙事之所以被学生认为空洞笼统，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过多关注上层，缺乏对中国社会作深入基层的立体透视。作为一个地域广大又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社会有着非常复杂的结构层次，只有通过立体地考察中国社会复杂的结构层次，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历史规律。

相较于中央和地方，更加复杂多样的是传统中国县级以下的基层社会。“这是由地主乡绅操纵的、家族本位的、高度分散的半自然经济社会。这个散沙般的社会基础是中央集权的垫脚石。”所谓“皇权不下县”，县以下没有国家正式的行政机构，主要依靠在乡士绅通过宗族等非政权组织进行治理，承担为国家征税和必要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这种情况随着晚清中央政府衰微和地方督抚势力崛起而愈益明显，“地方自治的主要结果只是使农村名流在他们故乡的村社的习惯权力合法化”。辛亥革命后，皇权虽然瓦解，但绅权、族权仍主导着乡村社会，“地方士绅的社会经济基础，及其对土地的控制、对村社的组织领导，并没有直接受到下层民众的颠覆”；“士绅原先就拥有的突出的地方政治权力，反而由于帝制国家的垮台得到了加强”。民国以后，与中央和地方政治势力变更频仍的混乱政局不同，基层社会却呈现出相对稳定的态势，从而使中国社会的中上层和基层出现脱节断裂。这种脱节断裂恰恰为中国革命成长提供了空间。理解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这种断裂，就可以深入理解以农村为中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之所以必须以农村为中心，不仅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白色政权的不间断战争中，广大农村是白色政权统治的薄弱地带（这往往是从“平面”去理解的“缝隙”）；而且应更进一步从中国社会的立体结构来把握为什么乡村社会是革命可以生长的缝隙。正是因为乡村社会和中上层的脱节断裂，彼时的中国共产党才可以通过建构有力量的革命组织，以在革命政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代表劳动者的民主政权代替乡村土豪劣绅行使基层权力，积累破坏传统社会这种脱节断裂的有利条件。从苏维埃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真正扎根乡村社会，致力于将破坏旧世界与建设新世界统一起来，最终改变乡村社会一盘散沙的局面，逐步形成包围并夺取城市的力量。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这样的社会革命实现了对农村社会基本结构的改造，消灭了曾是旧中国乡村生活“骨干”的乡绅阶层，从而彻底推翻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介力量”存在的社会基础。如果我们不能深刻理解传统社会基层的政治生态，也就很难真正理解为什么边远农村红色政权的星星之火可以汇成燎原之势，在最松散的乡村社会中，却最终生成了打破传统中国社会脱节断裂的新的社会结构，这也正体现了历史的辩证法。

（二）系统观：注重在与世界的交互中阐释中国的历史演进

“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在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并以自己的面貌塑造全世界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逐渐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不断被边缘化，东亚地区原有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贸易体系瓦解并让位于西方资本主义构建的世界秩序。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看来，资本主义使世界上的所有民族都渐次被西方整合到由“核心—半边缘—边缘”非均衡结构构成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来，通过体系中处于不同地位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边缘或半边缘国家以各种方式向核心国家输送利益。正是西方列强的侵略改变了东亚地区的传统秩序和地缘政治格局，催生了中国近代以来的一系列变革，也使中国的每一步抉择都不可能离开与世界的互动。因而，以大历史观讲好“纲要”课，就必须注重系统观念，从世界体系的高度来观察中国的历史演进，从而更完整更准确地把握历史规律。

随着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的日益深化，中国在经济上依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程度日益加深，生产并不是为了满足本民族发展的真实需要，而是服务于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安排，提供廉价原料、劳动力和商品市场。中国的民族工业长期受到内外的双重压迫，始终未能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因而，中国的现代化其实是要摆脱自己在已经形成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边缘、半边缘的不利地位，独立自主掌握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新中国就是在这种现实条件的约束之下开始逐步探索现代化道路的。为了坚持独立自主，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西方世界对华封锁，而且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末撤回对华援助。这使得中国不得不对“一五”计划期间复制的苏联体制进行调整，下放财权、计划管理权和企业管理权，调动地方参与工业化的积极性，而这也是考察“大跃进”时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再如，考察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就不能忽视当时美苏争霸大背景下中国为坚持独立自主所遭遇的生存压力，“三线建设”首先考虑的并不是经济效率，而是为了应对严重复杂的国际形势和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同样，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历次波动也绝不是仅依据思想是否解放，或“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等简单因素就能够完整解释的，而要综合考虑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欧美的扩张和世界经济周期的波动等因素，以及它们带给逐步融入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后的中国的复杂影响。因而，以大历史观讲好“纲要”课，就要引导学生系统地而不是孤立地看待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交错影响。

（三）多元观：理解历史事件多元主体博弈中的历史主动

事件构成了历史叙事的主要内容，也是“纲要”课讲述历史规律所依托的生动载体。但是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并不是单线能够解释的，往往呈现出复杂的面相。一个事件之所以那样发生，源自参与事件的多元主体基于自身利益的深刻互动。“纲要”课虽然要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来讲述，却不能忽视其他历史参与者，更不能将中国共产党视为唯一主角甚至冠以“主角光环”。应当注重在同一历史事件中不同主体的多元互动，深刻理解事件发生发展的历史逻辑，凸显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例如，邓野在关于抗日战争末期“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两个政治主张的研究中，就呈现出一幅多元政治主体博弈的生动场景。随着1944年日军“一号作战”重创国民党军事力量和政治形象，改变了国共双方的力量平衡，中国共产党“联合政府”的口号正是因应这种力量变化而提出的，进而成为中共七大政治报告的主旨，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对抗战胜利后建国目标的全部展望。抗战胜利前后国共双方一系列谈判的实质都是在时局变化下对中央政府权力再分配的谈判，而谈判桌上的斗争又紧密联系着日军投降、苏军进军中国东北、美国对中国局势的斡旋等多重复杂因素与国共双方在上党、四平等地战斗的结果。“谈判破裂的结果，导致了决定由谁来统一中国的、民国年间最后的一场大规模内战”。在这个时期，“任何单一事件本身的意义都是有限的，都不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历史的结果是因一系列事件的相互作用而渐次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其战略抉择不能不服从既有的时局变化；但中国共产党又不是被动的，而是能够主动作为的。越是看清这一时期多元主体的生动博弈，就可以越发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准确把握时局变迁的特点，坚持原则又能够为人民的根本利益作必要的妥协，从而在政治上赢得人民拥护，最终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这个过程中所体现的历史主体性。“纲要”课讲解这个过程，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历史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也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个重要的教学目标。

大历史观除了要求“宽广的视野”，也要求“长远的眼光”。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在长时段比较分析中进行思考和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规律、把握发展趋势，这也是大历史观的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以大历史观考察这种连续性，就是要注重动态地而不是静止地将长时段和阶段性统一起来考察历史；进而同把握大历史观的空间向度一起构建科学的时空观，不断加深对历史规律的认知程度。

（一）动态观：动态地考察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大历史观内蕴着世界历史普遍性与民族历史特殊性统一的理论逻辑。我们经常说，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其中，“走”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词汇。当我们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时候，是复制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还是复制一种现实的样态？从动态的历史来看，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的时空环境。“许多有利条件的特殊凑合，新生的现代生产方式才脱颖而出”，这首先是欧洲中世纪政治多元化、国际多元化、社会多元化和经济权力多元化的样态，以及地理大发现引起的商业革命和拓殖战争带来的重要的财富积累，不间断的战争又迫使各国不断提高融资能力和国家组织能力，从而将“经济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紧紧扭在一起”，否则，“仅仅依靠旧母体内部的新因素的萌芽与成长，在世界任何地方也不可能使封建主义变成资本主义”。欧洲在持续几百年的全方位多维度竞争中，“一个个强悍的欧洲民族国家才能够诞生、崛起、演化和突变，才能够学会如何从事国家层面的军备竞赛和跨国商业竞争，倒逼演化出现代民族国家治理模式，以及‘全民皆兵’和‘全民皆商’的‘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模式”，谱写了“一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家组织竞争史”。所以，动态地考察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进程，可以发现，它是基于许多独特的现实条件并不断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先验的模式，从而使我们对“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有更深刻的理解。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和中国封建势力的结合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阻力。因为“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到之处，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一切社会制度落后的民族和国家，但并不是要使它们真正成为和自己完全一样，而只是使那里发生以有利于自己实行殖民统治为严格范围的朝向资本主义的变化”。这即是说，虽然西方列强为中国带来了较之封建社会的一些进步因素，但这些因素并不能使中国真正走向现代化。在西方全球扩张中被边缘化的中国，并不具备历史上西方发展出资本主义的那种时空环境和现实条件。所以尽管一些中国人虔诚地向西方学习，从技术学到制度，又从制度学到文化，却只能是“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从根本上说，这些学的都是资本主义彼时的“样态”，是静态地移植，而不是动态地去“走”资本主义在西方发展的过程。其实，只需要动态地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时空环境和现实条件，就可以发现，近代中国是“走”不通这条道路的。“中国是自从西洋强大的势力过来，中国已经没有走资本主义的路的余地了”，只能“掉转头去学别的东西，很奇怪，果然一学就灵”。

（二）长时段：立足中华文明连续性理解现代化的道路选择

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首要特性。要理解中国近现代追求民族复兴和实现现代化的道路选择，除了前文已经从立体的视角检视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结构外，还必须用长时段的视野，把古代中国和近现代中国联结起来，这样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中国道路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却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举例来说，关于如何评价新中国的农业集体化，是“纲要”课讲解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关键问题之一。但长期以来存在着各种观点，不少持否定意见。若要讲清这个问题，就要以长时段的眼光来认识和分析。1956年，毛泽东在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时写道：“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然要有自己的特点。这里他强调的是我国国情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作为“东方国家”，处于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边缘地位，已经不存在西方走向现代化的条件和时空环境；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地域广大又内部差异极大的大国，不可能像“亚洲四小龙”这些小的经济体因为其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走一条通过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依附式发展道路。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的农业国家。中国传统农业具有典型的内卷化特征，这种小农经济正是造成“历史周期率”的经济根源。小农经济的内卷化和周期性动荡造成的破坏使发展成果无法有效积累，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再生产只能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更无法开启工业化的进程。“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如果不根本变革小生产的经济基础，那么这种小农经济的内卷化必然会再次发挥作用，也就无法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从而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后，没有满足于实现“耕者有其田”，而是引导农民逐步走向集体化，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集体化是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战略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独特的农村发展道路。农业集体化打破了历史上小农经济内卷化带来的周期性经济震荡，在资本极度稀缺的情况下有效地汲取农业剩余投入工业，同时依靠集体化组织起来的力量改良了农田水利等基本生产条件，提供了最基础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保障了最基本的农村民生。“中国正是由于进行了社会变革，打破了小农经济的约束，才可以集中资源发展重工业，建设了在发展中国家领先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基础，同时避免了土地兼并、高利贷和垄断资本对小农的剥削，在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的同时确保了农村稳定和民生改善，也超越了历史上周期性土地兼并的历史周期律。”同时，依靠集体化实现的农村原始工业化，大量社队企业的出现缓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为超越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城乡对立积累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也为改革开放后彻底解决吃饭问题打下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因而，尽管曾出现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严重的问题，但绝不能无视农业集体化对中国独立自主地启动工业化的重要贡献，也只有在长时段的视野中贯通古代中国与近现代中国，才能更好地理解新中国推进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理解1953年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指出的“大仁政”与“小仁政”的辩证关系。

（三）阶段性：在长时段视野中注重把握阶段性特征

要在长时段的大视野中聚焦把握阶段性。局部和整体是辩证统一的，“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把握大历史观的时间向度，既要从长时段把握规律，又要注意每一个阶段的特点和任务。例如，理解中国农村改革问题，一种错误的认识是将改革开放之初实行的包产到户僵化地看成一劳永逸且不可移易的政策，而忽视它的阶段性特点，既看不到在改革开放前，良种、农药、机械、化肥和电力等农业生产条件较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显著改善，以及这些条件对农业增产的重要基础性作用；又看不到随着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政府对农村投入逐渐减少，单个农民在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凸显，农村发展便遇到新的困难。因而，不能把握阶段性的条件变化和特征，就无法正确理解中国的农村改革，也就会不自觉地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如果能够坚持长时段和阶段性相统一，就会理解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为什么会重新强调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逐步充实集体统一经营的内容，强调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1995年江泽民在江西考察工作时重申邓小平1990年时提出的“两个飞跃”的思想，即既坚持当前政策不动摇，从长远来看又必须发展农村的规模经济和集体经济。此后，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十七届三中全会都以农业为主题。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改革要坚持统分结合，但“实践的结果是，‘分’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但‘统’怎么适应市场经济、规模经济，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2016年他在小岗村考察工作时指出，“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业经营集约化、规模化、组织化、社会化、产业化水平”。2017年，小岗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第一次为社员分红；同年，塘约道路、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等集体经济模式的新探索风起云涌。2024年6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主体，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之一。可以看到，只有坚持大历史观，将长时段与阶段性统一起来，才能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逻辑。同理，在讲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发展阶段等问题时都要注重引导学生在长时段中把握阶段性特点。因此，必须准确研究每一个阶段的特点和条件、环境，将具体问题放到具体时空环境中加以认识。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目的在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指导今天的伟大实践。“纲要”课的教学目标不是让学生沉醉于历史的恢宏，更不是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享受前人的荫庇，而是要结合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和青年学生个人发展，提升实践能力。也就是说，大历史观必然要求“纲要”课在实践向度上，引导学生自觉把握历史方位、增进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将个人生涯发展汇入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续奋斗之中。

（一）把握历史方位，认清新时代中国青年历史使命

准确认识历史方位，就是坚持实事求是，从特定的历史条件、历史背景出发，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唯物史观的阐释原则要求用具体的、客观的、运动的观点来看待社会的发展。大历史观将这一阐释原则与中国‘社会-历史’相结合，更加清晰地勘定了中国当下所处的历史方位。”早在1962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以大历史的眼光预言：“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恰恰在这个讲话的五十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取得了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变革，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也是因应世界历史发展大势，以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为先导不断探索开创的，它为世界提供了新的选择，也必然受世界大势的影响。“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世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个‘乱’字，而这个趋势看来会延续下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这就是中国今天所处的历史方位，是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时代背景。以大历史观来看，就是要结合学生的成长成才需要，引导新时代大学生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以中国式现代化急需的高级人才为成长目标，明确自己的使命担当。

（二）坚定历史自信，挺起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及辉煌成就是历史自信的实践源泉。只有以大历史观观察和理解中国近现代史，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并持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的独特发展成就。不过，“中国自己的部分知识分子从理论上审视、思考中国实践时所运用的概念、逻辑和思维框架都依然‘很西方’，从而将中国实践的解释权、话语权拱手相让”，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建设，关键还是要牢固树立“四个自信”，“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既解决中国的问题，又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

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演进。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坚定指出：“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路艰难，但一路披荆斩棘。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正是因为其能够在不断应对艰难险阻与风险挑战中始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大历史观就是要人们把握历史的辩证法，从困难中看到希望并坚定前行。在“两个大局”的历史交汇期，中国具有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考验的制度优势，更应该从历史中坚定信心。“纲要”课教学虽是讲述历史，但要着眼于现实和未来。要从历史中坚定历史自信，增进时代青年的自我确证，提升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勇气，引导学生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挺起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三）增强历史主动，自觉投身民族复兴伟大事业

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中的具体的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在与中国人民革命实践相结合中实现了中国化时代化，成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行动指南，铸就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中国人民在伟大实践中变革自己又变革世界，从而开辟了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纲要”课要引导学生牢固树立大历史观，认清历史有其发展规律和大势，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不断提高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把握机遇的能力。当代大学生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就是能够将“小我融入大我”，自觉把个人发展融入历史大势。“纲要”课要引导他们自觉把自己的职业发展和生涯规划纳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使命任务，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乘历史大势而上，走人间正道致远，在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