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金平 | 从主体-客体到物体间性——人与物关系形式的历史考察

摘要：近代以来，人与物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关系形式。首先是近代工业萌芽时期的主体-客体的关系形式，它是支配着当代形而上学最重要的人与物的关系形式。其次是在福特制生产中崛起的自动化的关系形式，这体现了中央计算机的控制论关系，即通过控制的信息发送和反馈来支配人与物的关系。万物互联技术发展到今天，物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主动性，它们建构的物体间性网络成为我们理解人与物关系的第三种形式，也就是通过人与物、物与物的物体间性，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共生系统网络。

关键词：主体-客体；控制论；物体间性；人与物的关系

人与物的关系实际上最早呈现为主体-客体形式，这种形式已经随着启蒙哲学的发展深入人心，很容易让人们想到启蒙哲学的主体-客体关系。自笛卡尔以来，主体和客体成为近代形而上学最重要的范畴。经由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洛克等人发展，至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在自康德、费希特到费尔巴哈的哲学之中，主体-客体形式找到了其最完善的表现形式。因此，对工业生产方式中的主体-客体形式的考察，不仅是一个社会理论的命题，也是一个观念论哲学的命题。

不过，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重点不在于辨析孰为主体和孰为客体，而是要意识到主体-客体是一种关系范式，这一对范畴是对偶出现的。换言之，在现代哲学中，主体-客体的关联本身就是近代形而上学的产物。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批判的关键在于，费尔巴哈将自然界的非思想对象，全部视为一种有待于主动的积极的主体去把握的感性客体。这种感性客体的特征在于，它们在德国观念论的传统中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有待于被主体所认知、所掌控、所使用、所消耗，它们并没有足以抵抗主体的能量，只能被动地成为主体思维观念和感知所把握的客体。正如黑格尔在其早期对康德的观念论的讨论中，就切中肯綮地指出，“就这样一门科学而言，自然[是]一种物质，亦即绝对的相反者、非自决者……他只把物质领会成与自我对立的客观”。德国观念论的传统，从康德开始，一直延续到费希特、谢林和费尔巴哈，他们认为主体用来把握客体或对象的方式是不同的。例如，在伊萨尔河畔散步的费尔巴哈就是用他的“感知直观”或“感性确定性”来把握所谓的感性客体。

关键在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还有一个后续逻辑，即像费尔巴哈等人的形而上学观念论，实际上缺少一个“对象性”（gegenständliche）的活动。而这一对象性的活动是指什么？早在撰写《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前一年，马克思便在巴黎留下了大量的经济学哲学笔记，这些后来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献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之间的最大的分歧，“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也就是说，马克思更多的是从人的实践活动，而不是具有先验地位的主体来思考人与物的关系，物不是外在于人的孤立存在物，而是在人的对象性的活动，即劳动之中诞生的。我们周遭的事物，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不同历史时代的个体通过对象性的活动加以改造而成的，一旦人的劳动凝结在具体的劳动产品中，我们便可以将这种劳动称为对象化和物化的劳动。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这种对象化的劳动的产品，最终会回到主体自身，进而有助于主体自我意识的圆满和形成。但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下，这些对象化的劳动成为外在于我们的力量，即异化劳动。由此可见，我们需要理解的不仅仅在于工人劳动的主体性异化，更要关注在异化劳动中形成的、作为客体存在的劳动产品。在马克思看来，“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马克思对于对象性活动和对象化劳动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人与物的直接的主体-客体关系。人不是作为主体静观式地认识和感知周围世界，这种静观是一种特殊状况，而不是人存在的普遍状态；人的普遍活动只能表现为对象性的活动，即不断地通过劳动生产出产品，这些产品构成我们的周围世界（Umwelt）。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真正被对象化的客体，并不是人类世界或自然界的全部，而是那些可以被人类的劳动改造或生产的部分。通过主体的活动创造出来的对象，与主体一起构成主体-客体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资本主义诞生初期，即工业文明萌芽时期，成为人类与市民社会和周围世界所关联的最基本的途径。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形而上学的批判并没有止步于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指出了费尔巴哈以感性确定性建立的客体的问题所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几个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

这段文字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逻辑对费尔巴哈形而上学的批判，即任何的对象、任何的主体-客体的关系形式都不是先天给定或自然形成的，而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费尔巴哈所谓的“感性确定性”所确立的客体，无非是在每个时代的工业和交往基础上形成的形式，正如费尔巴哈所看到的樱桃树一样，樱桃树本身不会出现在莱茵地区的伊萨尔河畔，它们之所以能在这里出现，是因为莱茵地区工商业的发展，从而让人们因为樱桃树的商业价值才将其移栽到这个地区。也就是说，樱桃树从来不是费尔巴哈感性确定性下的自然事实，而是一个人类劳动发展的历史事实。这个历史事实与工商业的具体状况密切相关，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每一个时期的主体和客体的状况，都与这个时代的具体物质生产方式相关联。在农业时代，人与物的关系是一种自然关系的延伸，即人类等待自然作物的成熟，然后才能将其变成农业产品。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显然将这一切摧毁，以更为成熟的工业化的主体-客体形式建构了现代市民社会生活和生产的范式。马克思指出：“在农业领域内，就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来说，大工业起了最革命的作用。这样，农村中社会变革的需要和社会对立，就和城市相同了。最墨守成规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也就是把二者的幼年未发展的形态联结在一起的那种纽带，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断了。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态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工业革命创造的不仅仅是一种机械化的物质产品，更重要的是，它创造了主体与物质世界的一种新的方式——将自然物变成对象化的物，即客体。在历史上，这种主体-客体的关系形式，成为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形态下最重要的人与物的关系形式。

在走向工业资本主义过程中，第一个前提便是生产者成为主体，将自然物以及相对应的各种要素（原材料、土地、劳动力、资本）视为客体。主体-客体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整体。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次要因素，即机器的出现，一直以来都没有被古典政治经济学所重视。后来在尤尔和拜比吉等人的机器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chines）中，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而机器的出现也影响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及其生产过程的理解。换言之，这个原先并不被政治经济学家所看重的要素，在不断扩张的社会化大生产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庞大的机器和自动化运作已经凌驾于简单的生产者和产品、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之上，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更为庞大和系统的生产过程。这种自动化和系统化的生产过程的出现，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已经让人与物的关系步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实际上，马克思在准备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通过阅读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尤尔的《工厂哲学》和拜比吉的《论机器和制造业的经济》，提出了对机器工业发展的看法。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机器化带来的巨大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后，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即机器体系；自动的机器体系不过是最完善、最适当的机器体系形式，只有它才使机器成为体系），它是由自动机，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这种自动机是由许多机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组成的，因此，工人自己只是被当作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已经出现了向更复杂的自动化阶段迈进的迹象。马克思观察到，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已经不同于早期的生产，原先的机器是工具，主体通过机器—工具与客体发生关联，将自然物纳入生产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者仍然具有支配性的地位。但是，随着机器越来越庞大、越来越自动化、越来越成为一个系统，作为主体的生产者似乎越来越丧失在生产过程中的支配地位，正如尤尔在《工厂哲学》中所说：“从技术上说，‘工厂’这个术语标志着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这些工人熟练并勤勉地看管着由一个中心动力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器体系……这个术语的准确的意思使人想到一个由无数机械器官和智力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并且它们都受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的支配。”因此，我们这里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与物的关系形式，技术物的存在模式在这个关系形式中发生了巨大的转向。原先是由主体通过机器-工具来支配客体，主体是主动的，客体是被动的；而如今存在着一个凌驾于主体和客体之上的“庞大的自动机”，一个由无数“机械器官”和“智力器官”组成的自动机。工人作为生产者，已经不具有自主的主体意识，因为他们的工厂已经被纳入一个更巨大的产业链条之中，这个产业链条就是超越具体工厂范围的巨型自动机器。例如，为大众汽车生产玻璃或车灯的公司，具体的玻璃厂和车灯厂与大众汽车厂在法人上并没有隶属关系，但他们的产品与最终成品的大众汽车有着直接关联。因此，在技术化的生产环境中，这些玻璃厂和车灯厂已经被整合到德国汽车产业的供应链之中，而这个供应链就是以更宏大的自动机器的面貌出现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早期的作为工具的机器生产，到自动化和系统化的巨型机器生产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首先是系统化。原先在市场上彼此分离的生产环节在自动化的体系中，尤其是在通用汽车的福特制生产，以及丰田汽车的精益生产过程中，呈现为一个严密的控制论系统。各个生产环节，甚至生产链条的不同部分，并不是随意的组合，而是依据一定的原则组成了一个有机系统，正如有学者指出：“把极其复杂的研究对象称为系统，即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且这个系统本身又是它们从属的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系统化的趋势代表了人和物之间组成了更大的系统，支配系统的不是某个主体或客体，甚至不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简单关系，而是系统的有机原则。

其次是控制化。系统化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兴起的控制论思想密切相关，在控制论的创始者罗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看来，控制论代表着一个封闭系统中的信息循环。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一书中谈道：“当我给机器发出一道命令时，这情况和我给人发出一道命令的情况并无本质的不同。换言之，就我的意识范围而言，我所知道的只是发出的命令和送回的应答信号。对我个人说来，信号在其中介阶段是通过一部机器或是通过一个人，这桩事情是无关紧要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会使我跟信号的关系发生太大的变化。”维纳的这段文字的关键在于，人和物并不是直接关联的，相反在人与机器、人与产品之间存在着一个信息流，信息在整个控制系统中形成了一个回路。在维纳看来，信息的发出与反馈在系统中不是无关紧要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正是由各种信息衔接在一起的，没有信息就没有系统，也不可能形成控制论的前提。因此，在控制论的基础上，人与物的关系从直接的主体-客体关系，变成了通过信息循环回路构成的控制论逻辑关系。

最后是自动化。马克思通过阅读尤尔和拜比吉的著作，早已明晰机器最终会变成“自动的机器体系”，而这个自动体系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系统和控制论的引导和监控，这成为自动化工业生产时代的显著特征。正如安德鲁·齐默曼在对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断”和尤尔的《工厂哲学》的研究中，发现了在从早期的工业生产向自动化工业生产迈进时，最重要的变化在于：“机器不仅限制了人类劳动在控制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而且真正颠倒了工人与生产设备之间的控制关系，即不是熟练工人操纵机器并控制生产过程，而是机械化工厂指挥工人。”不过，尤尔并没有真正理解这种关系，因为在尤尔看来，自动化机器代表着人与机器关系的颠倒，是机器在控制人，而不是人在控制机器。然而问题在于，自动化完成的逻辑，既不是人在控制机器，也不是尤尔所认为的颠倒的关系，即机器在控制人。机器没有控制人，控制人和机器的是维纳提出的信息和指令，这些信息和指令构成了控制论逻辑，并在自动化过程中发挥支配性的作用。

其实，准确来说，自动化工业生产产生了外在于人与机器、人与物之上的一个巨大的控制网络，这层网络是由信息传播与交往构成的，真正驱动人与机器运转的是信息控制网络，是一个无形的部分。在全球范围内，自动化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而是通过信息的无限传播和沟通，在世界市场和工业生产之上形成了控制性的巨大网络，自动化的信息由控制中枢发出，并在每一个环节形成回馈，制约着人与机器、人与物的关联。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机器被还原为一种严格依照计算原则运作的物质结构，而且人的才能也被降到最低，以纯粹能量和劳动力的方式组合到系统之中，并接受信息交换原则的控制。正如凯瑟琳·海勒指出：“控制的形式从机械领域（控制机械杆沿某一路线运动的凸轮）进入了热力学领域（控制热力发动机的控制机器）和信息领域（所有形式的控制论机制，从计算机到控制学意义上的下丘脑）。”由此可见，在自动化工业生产的阶段，人与物之间关系已经从直接的主体-客体关系，变成了由控制论信息系统掌控的关系，由一个中枢计算机来控制这些信息，从而运作全部的系统，而所有人与物，尤其是技术物，只有与这些信息发生关系才能进入到系统中，参与各种资源的分配与生产。在机器自动化工业生产中，随着自动机器越来越庞大，越来越跨越单一的工厂，成为整合更多生产链条的过程，意味着原先在人与物之间的起到工具作用或发挥中介功能的机器，日益成为一种更为关键的因素。在维纳的控制论中，控制机器的既不是人，也不是物，更不是机器本身，而是在机器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的信息。这些信息通过中央计算机和中枢处理器将各种人与物、各种生产要素整合起来，构成一个信息回路。这样，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的支配人与物关系的形式就是控制论形式，控制论通过将各种人与物的要素还原为各种信息，通过信息沟通，人类以理性和规范的方式参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其实，这时候的人，已经不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人，而是现代管理学上的人，即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提及的人力资本。因为人类本身的自由和理性是无法还原为控制论的信息的，只有当人类变成人力资本，可以在信息传播中进行沟通，才能纳入自动化的机器控制论逻辑之中。换言之，这是在资本主义自动化工业生产阶段出现的第二种人与物的关系的范式，即控制论范式，人与物通过控制论的信息被纳入一个中央处理器或计算机之中，各种要素通过中央计算机的运算逻辑形成关联并运作。

进入控制论阶段后，这种通过中央计算机的运算逻辑形成关联并运作的方式，让人们面临着新的风险。因为中央计算机没有能力作出如此庞大的运算，这种算力的计算，难以完成一个国家的市场调控和引导。例如，20世纪70年代智利阿连德总统时期施行的Cybersyn计划就是一个悲剧。但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控制论逻辑不仅没有充分发挥所有因素的主动性，例如被对象化的客体，反而让主体也被迫信息化和异化，成为更为庞大的逻辑运算系统中的一部分。这种意象，越来越像《黑客帝国》中的矩阵（matrix）计算机，所有人和物的活动都被严格按照计算机的算法来运行，人变成了生命政治的人力资本，而物仍然成为消极意义上的惰性客体。

作为客体的物是否可以具有主动性？物是否可以积极地参与到现代工业社会的各种联结之中？这在早期资本主义的工业萌芽阶段，以及维纳的控制论中的自动化工业生产阶段都是不可能的。为物提供新的能动性的哲学，只能诞生于万物互联时代，一个依赖于智能化和数字化技术，为工业生产和人类生活中的客体赋能，我们才能想象一种新的物的形象。例如，笔者在开篇提到的深圳暴雨中自动开出车库选择安全停车位的问界M9汽车，对于汽车这一行为，我们既不能从传统的主体-客体的形式来理解，也不能从单纯的中央计算的控制论逻辑来理解，因为不是一台中央计算机向M9汽车发号施令，而是M9汽车根据自己的智能扫描和环境辨识，选择了自己的行为策略。那么对于这样的物，我们就需要思考一种新的物的理论，并在这个新的物的理论基础上重新建构人与物的关系。

在这个方面，法国技术哲学家吉尔贝·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的“技术物”的概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西蒙东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中重点解释的不是什么是技术物，而是人类如何通过技术物与世界发生关联。无论是在主体-客体形式中，还是在控制论的形式中，技术物都被视为一个封闭的系统，一辆汽车、一台机器、一部手机被直接等同于技术物，而人类的文化世界拥有对技术物的支配权。因为在控制论逻辑中，物同样是受到人类信息中的因果支配，所以在我们的文化世界中，几乎没有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留下任何空间。由此，西蒙东指出，技术物并不代表着一个新发明出来的事物出现，而是这个事物的出现，会改变现实性的关系，“技术物的进化必须是建构性的（constructive），也就是说，它导致了第三个技术——地理环境的创建，其每个改进都是自我条件的……这些新形式之所以得以维持，是因为它们之间构成了一个系统。当一个新器官在进化中出现时，只有在达到系统性和多功能性的融合之后，它才能被保留。器官是自身的条件。同样，地理世界和已经存在的技术物的世界以具体化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这一具体化是有机的，并由其关系性功能定义。就像只有在完成时才保持稳定的拱门一样，技术物所实现的关系性功能只有当它存在时（也因为它的存在）才能被维持以及保持一致性。它创造了自己的缔合环境（milieu associé），并在其中真正实现个化（individualisé）”。在西蒙东看来，技术物不是一个消极的被动的物，一旦某种新的技术物被发明出来，它就会在技术-地理的环境下，创造属于技术物的缔合环境，这种缔合环境的出现，不仅意味着技术物与人类形成不同以往的关系，同时塑造着这种技术物存在的具体规则和因果关系，形成新的关系性的界定。技术物的存在不是一个单独的技术个体的出现，也不是一组关系的出现，技术物本身就在能动地改变着我们世界的生存环境。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与技术物处在同一个层次上，既不是人类孤立地改变着世界，也不是技术物的个体改变着世界，而是它们在新的缔合环境的组合中，创造了改变世界的社会关系。因此西蒙东指出：“人类既不逊色于技术物也不比技术物优越，他可以接近它们并通过与它们保持平等的关系来认识它们，交换互惠：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社会关系。”这样，人与技术物的关系不可能是主体-客体、主动-被动、支配-奴役的关系。同样，人与技术物也不是维纳式的控制论逻辑，因为控制论逻辑受制于一台或几台中央处理器的信息运算，真正支配控制论循环的是源自中央处理器且在不同的环节中交换的信息的因果关系和运算关系。这是一种全新的人与物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意味着人类仍然具有主体性，而且物成为一个积极的变量，参与到缔合环境的形成之中。尤其是在普遍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时代，所有的物已经拥有了传感器、编译器、中继器、边缘计算处理器等数字连接设备，使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物体间性网络。物和人一样，都成为这个物体间性网络的行动元（actant），而不是单一的主体或客体，它们本身就是通过一个巨大的行动元的网络来行为的。例如，当我们打开手机时，使用的不仅仅是眼前的这部手机，而是它将我们直接连接到一个业已存在的万物互联的网络之中，一旦关掉手机，我们只是切断了身体与这个万物互联网络的技术物的中介，我们从互联网络中抽身出来，但可以再次通过技术物（手机）重新介入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在这个过程中，人与非人、自然与文化、真实与虚拟的界限变得十分次要，人与人的关系只是整个巨大的数字生态下的极小的一部分数据内容，而如果人文社会科学需要真正了解大数据时代的生命形式，就必须看到这种新的万物理论，一种在数字生态下的物体系。”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得到了工业生产方式下的第三种人与物的关系形式，即万物互联的物体间性形式。物体间性的逻辑在于将所有通过数字技术连接在一起的巨大网络中的行动元，都看成可以自主变化的要素，由于物的自主变化，造成了人与物、物与物，以及整个缔合环境不断发生变化，让整个人与物的关系处在不断生成的有机生态系统之中。在这个生态系统之中，既不是作为人的主体对物的支配，也不是通过中央处理器的控制论实现对人与物的支配，而是一个共同生成的体系、一个共生系统（sympoeisis）。前文提到的问界M9汽车的案例，就是作为技术物汽车，通过自己的扫描和侦测系统，感知到气象环境的变化，“自主”地转移位置，从而找到新的安全空间。这就是典型的物体间性环境，既没有汽车主人的主动驾驶，也不是由背后的控制系统支配，而是物自主地与周遭环境进行交换得出的行动策略。在这个意义上，问界M9汽车与其所处的环境形成了一种共生环境。尤其是在万物互联的背景下，所有物都参与到共生环境的缔合和构建中，它们之间的物体间性构成人与物之间交往和互动的缔合环境，这就是我们在未来的智能社会中与物打交道的方式，也是我们面对未来，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类世（anthropolocene），形成的共生环境最重要的途径。正如奥朵罗妮·祖考斯凯特（Audronė Žukauskaitė）所说：“对有机体的这种重新认识使我们能够将整体生物体纳入有机体的定义中，整体生物体将多个生物实体连接成一个共生组合体。它还包括有机实体，将生物有机体与工具、人类与机器或机器与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它还包括大地之母盖娅，它将生物和大气的多重性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以物体间性的本体论为有机体、动物物种、技术和地球创造了一个连续的环境。”

相对于前两种人与物的关系形式而言，物体间性的关系形式的主要特征体现在：

第一，尽管物体间性体现的是对象与对象的关系，但在数智社会的背景下，人也是作为一个数字物参与到这个关系之中。这里存在着一个转化，即人不再是单纯的主体地位，而是需要通过将自己对象化和数字化，通过数字互联网络，连接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这是物体间性的前提条件。人当然具有主体性，但这种主体性的前提是数字化和对象化，于是在数字网络的背景下，人既是自己身体的主体，也是作为数字物参与到物体间性的网络中的对象。

第二，由于物体间性拒绝了人类中心主义地位，即大量的物与物之间的数据交换并不需要向人类展开，或者说，在数字网络的万物互联时代，人能够看到的技术物和数据物实际上只是这个巨大的万物互联世界的极小部分。这些数据只有在面向人类的界面时，才通过转译器变成人类可以理解的内容，如视频和文字。人类只是这个巨大网络中的一个环节，主体也不再在这个万物互联的网络中占据支配性地位。

第三，这种物体间性的网络的特征，不再是维持人类的主体地位，也不是纯粹为了人类的生存，而是人类、有机生命体和数字化的对象的共生系统。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在数字化的技术物面前需要进化，这是人类与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技术物的共生形态，它们共生的目的不再指向单一个体的权威，或单一物种的生存，而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共生共存，从而在真正意义上拓展人类可以生存的疆域。或者用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伊萨贝尔·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的观念来说，这就是我们面对一个巨大的盖娅生命，在万物互联的物体间性的人与物的关系形式中，最终就是与这个万物互联的盖娅一起共生。

综上所述，在人与物的关系形式变迁中，最早出现的是主体-客体形式，随着机器应用越来越广泛，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主体-客体的人与物的关系逐渐让位于自动化的中央控制形式。最后，随着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曾经被视为消极和被动的物逐渐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主动性，并积极参与到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建构之中，形成了物体间性的共生网络。我们即将面对的是广泛的物体间性的模式，在赫西俄德的《神谱》中，盖娅是大地的母亲，是孕育万物和人类的温床，在经历了几万年的历史的沧海桑田之后，我们重新通过物体间性，找到了回归大地母亲盖娅的道路，这是人类与物质世界的最终归宿，是将人类放在与万物相齐的背景下的重新回归，人类与世界、人与物诞生于盖娅，最终会归于盖娅。物体间性组成的盖娅将人类重新带到新的未来，这里不再是奥林匹斯山的神话，而是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下的世界的未来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