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老郑死了。
死因是晚上起夜的时候摔了一跤，便直挺挺倒下，伏在了大地母亲的怀里。
临近中午，日头高照，老郑家的大门依旧紧闭，像极了他咬紧的牙关。
邻居透过窗户发现了趴在院子里的老郑，于是马上给村长打去电话，村长带领一群人围在老郑家门口，时而拍门，时而敲窗，焦急得没个奈何。
围观的村民，大多数上了年纪的老人，瞅了半天，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后生”，可实际上这个“后生”，也已经四十多岁了。
“后生”翻墙而入进到院子，瞥了一眼老郑，没敢动，快步走到前门。
吱呀一声响，守在门口的村民一拥而上，十几双或狐疑、或关切、或冷漠的目光齐刷刷落在他身上，一时间让他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他快速扫视一下众人，然后将视线坚定地投向村长，接着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人怕是不行了。”
02
第二天早上，老郑的两个儿子从广东回来了。
见到父亲的时候，他已经躺在板床上了，面容安详，如果不是身上穿着寿衣，他们大概会认为父亲只是睡着了。
而这一切，全是村里人的功劳。
他们褪去老郑湿漉漉的裤子，给他擦洗身子，又在衣柜角落翻出崭新的寿衣，艰难地给他穿上，这才避免了两个孩子看到父亲死去时那副狼狈又悲惨的样子。
儿子们操办了老郑的后事，两人看上去都不怎么悲伤。
席间和村里的同辈人有说有笑，分享彼此的见闻和挣钱心得，村里老人围坐一席，谈论着老郑的生前事迹。
似乎比起老郑儿子，他们跟老郑的感情更深。
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儿子们很快就走了，远方的城里还有大把的钱等着他们去刨，根本没工夫悲伤。
又是吱呀一声，老郑家的门锁上了，至此屋里空无一人。
村东头的田里，多了一座新坟，老郑在黄土地上耕作了一辈子，这下他可以永远地睡去了。
03
这样的故事，在如今的农村早已不新鲜了，光是上半年，我就在我爸的嘴里听过不下三起。
情节大差不差，都是独居老人突发疾病，或摔上一跤，还没来得及向世界和亲友告别，就猝然离世，而且通常被发现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僵硬。
我爸在讲这些事的时候，总会忍不住扼腕叹息，言语间掩藏着不易察觉的恐惧。
但我知道，他并不是怕死，而是怕走的不体面。
我爸没有透露过这种担忧从何而来，但根据我的推测，应该是他年轻的时候，亲眼目睹了村里某位老人以一种极不体面的方式离开世界的全过程，由此给他心里蒙上一层阴影。
“这天气，不出几日就要臭，下葬时灵车走过，血水流一路，整个村子就臭完哩。”说这话时他的语气很沉重。
他常说自己有两怕，一怕死的时候没人发现，二怕死在炎热的夏天。
可在什么季节死，人是做不了主的。
04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就特别害怕来自老家的电话，尤其是凌晨来的。
为此我和父亲约法三章：
第一，不要紧的事情尽量微信说；
第二，一般要紧的事打电话说；
第三，特别紧急的事，无论何时都打电话说；
父子俩一直默契地遵守这个约定，但我仍不放心，每周还是会给他微信打去一到两个视频。
去年8月的一天，我正在上班，他突然打来电话，一看打来的是手机号，我顿感不妙，急忙接电话询问发生何事，他说感觉左半身发麻，站立不稳，怀疑是中风。
于是我赶紧联系二叔去家里查看，接着又联系在西安的姐姐、姐夫，将他送到医院检查，果不其然是脑梗，索性发现较早，住了一个月院，最后逃过一劫。
二姐本欲让我爸住在她那儿，可他执意要回村里，说城里没乡下住着舒坦。
打那之后，我电话打得更勤了，变成一周三次。有时微信打不通，就打手机，手机打不通，心里就不免毛躁不安起来，莫不是摔倒了，还是有其他什么意外。
最后电话被接通，听到他安然无恙，这才放下心来。
05
一直以来，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一样，是难以解决的社会难题，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这一问题日益严峻。
如今在中国农村，有1.2亿独居老人，每年都会发生数以千万次的摔倒事件，因跌倒而离世的老人数不胜数。
家门口、客厅、厨房、厕所、大街、农田，他们的生命就像被装上一颗定时炸弹，不知道在何时何地就会突然爆炸。
再加上农村人的急救意识普遍较低，急救知识更是几乎没有，即便第一时间发现有人摔到，给到的帮助也非常有限。
唯一能做的就是喊人，那慌乱又急促的喊声，在空旷的村庄里，显得愈发无力且悲凉。
这些叫喊声，是属于我们这个社会的“乡下人的悲歌”。
真心建议那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有空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大城市的钱挣得再多，也弥补了见不上父母最后一面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