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智斌 蔡海波｜ 短视频生活化叙事的逻辑与引导
文摘
教育
2024-06-12 11:00
江西
以手机为代表的智能终端作为生活化、具身化的媒介工具，催生一种新型的短视频叙事———生活化叙事。它源于人类对“身体在场”的不懈追求，具有强烈的“身体在场”特征，以期实现人与人的“技术性亲密”。它以人格化摄影与第一人称叙事、“自导自演”为手段的生活展演和镜头自在运动的视听语言风格为主要表征，制造出新的“身体在场”与令人惊诧的影像身体奇观。生活化叙事及其身体展演性是移动时代自我支配技术的新产物。在全民化叙事生产突破传统视听语法、贴近日常生活的同时，人们必须反思这种身体强势介入叙事中的逻辑失衡和过度产消问题，学会在新媒介生活中“自我照顾”和安生。郑智斌(1969— )，男，江西高安人，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网络传播研究；蔡海波(1983— )，男，山东曹县人，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9级传播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从事视听传播研究。如今，大众创造性地运用智能设备来记录和分享日常生活、见闻、兴趣爱好与种种事件。基于现实生活故事及其创作，智能设备或智能终端催生了一种新型的短视频叙事———生活化叙事。生活化叙事是以日常生活经验为基础，表达和分享个人的故事。这种叙事方式强调真实性和个人视角，聚焦个体经历，强调叙述者独特的真实感受和思考，以获得广泛共情。生活化叙事是移动网络时代个人自我表达和沟通的重要方式。拍摄者使用以手机为典型代表的便携式智能终端作为生活化、具身化的媒介工具，将自己对日常生活的参与和观察的过程直接带入叙事文本之中。同时，个人的生活故事往往包含对身心经历的描述和反思。这个身体是“可视”的，既是叙事的真实作者，又是其叙述的元素和对象，使身体叙事成为当下生活化叙事的显著体现。这种叙事手法不局限于仅仅描绘生物学上的身心体验，还通过描写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来反映人们的精神状态。这种围绕身心感受的吃喝玩乐的生活化叙事是一种微观叙事，涉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心理状态。生活化叙事亦具有注重社会现实、世态人情和日常感受的叙事特点。不同的是，一方面，这种基于移动视听技术实现的生活化叙事具有强烈的“身体在场”特征，使叙述者从在传统文本中居于“幕后”转向在短视频中走向“台前”，实现一种新的“肉身实存”；另一方面，这种普罗大众的影像叙事制造出比传统影视作品更为复杂多样的“身体奇观”。因此，短视频生活化叙事研究不应只关注生活作为文本内容的组成，还要聚焦于智能终端与身体的高度融合对叙事方式的深刻影响。首先要探究“身体”作为“人机合一”的媒介价值，叙述其载体价值的实现及其导致的不拘章法的生活化叙事手法和特征；其次要关注当身体直接成为叙述载体后，这种叙事实践可能陷入“反而远离叙事本身”的悖论，并讨论这一广泛而“业余”的叙事实践的影响。本文基于叙事学和视听语言理论，聚焦以手机为代表的智能终端中“身体在场”后短视频生活化叙事的新表征，关注并反思身心在文本中的可见性、实践意义和问题。生活化叙事反映了当前具身媒介技术发展的潮流。一方面，新兴移动网络技术为生活化叙事方式打下了技术基础；另一方面，人们对跨时空的“面对面”交流、真实生动的叙事方式和适应技术社会等需求为其提供了现实推动力，多重驱动因素塑造了“视频化生存”的新景观。身体是人类所有实践的原始动因和动力。从19世纪末的电影开始，视听媒介的出现一改文字时代对身体的长期遮蔽，令身体的叙事价值重回技术媒介的中心。借助视听媒介，人类实现了跨越时空的“面对面”传播。从20世纪初期的声音广播开始，“交流的成功就变成了跨越中介性的灵魂去触摸另一个人的身体”。在某种意义上，传统影视媒介与原始社会的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一脉相承，都是对身体形象的再现。用逼真的身体临摹替代对现实肉身的追求，不仅是一种美学范畴，而且是人类心灵的渴望。绘画、雕塑都只能做到形象的“神似”；而电影诞生以来的视听媒介是“形神兼备”，是对身体形象的直接拷贝、再现和表达。人类视听技术发展史一直围绕着如何更加真实还原身体、缩短身体之间的时空距离，以弥补身体的不在场、实现身体的“类面对面”“亲密接触”这一核心问题。它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解决。第一，复原真实的身体。一方面，活动影像技术不断进化为“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部世界的幻景”，视听技术的演进使影像身体日益逼近肉身可见和再现现实的效果，即“完整电影神话”(cinema total)。在此路径下，技术进化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更加“真实”“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和沉浸感，使观众获得身体的全感官体验。另一方面，从仅有活动影像的电影到可远距离实时直播的广播电视，再到今天可点对点直接互动的网络影像传播，视听技术对身体的真实复原不仅在于还原静态肉身，还在于进一步解除了时空束缚，促成跨越时空的“身体在场”和“身体对话”。可见，人类视听技术发展史是一个实现人的自然身体与影像身体同一的渐进过程。第二，增进身体表达的可能。尽管传统视听媒介“引入”了身体，但是这种间接的、不在场的身体传播使大众媒体具有“受众巨大、互动缺失、传播非个性”的缺陷。传播者要掩盖人与收音机、电视机等冰冷机器接触的事实，只能模拟面对面传播来找回失去的在场感。比如影视剧中的主观镜头、运动镜头、正反打和轴线规律等技巧，都是模拟片中人物视点来创造观众的主观介入感，使其卷入情节，并获得身临其境的在场感。电视新闻中主持人、嘉宾的引入以及口语化、聊天式等个性化播报风格，都用来制造与受众的“亲密关系”；而安排演播室现场观众、记者出镜、连线受访者和现场直播等，用来营造观众的现场参与感。直播的英文单词“live”有“鲜活”“活着”的含义。直播“总是试图给千里迢迢来到听众家中，并从其收音机里冒出来的鬼魂赋予生命。为此目的，广播公司往往不惜借用各种稀奇古怪的借尸还魂手段”。“借尸还魂”即为寻找可以替代的“身体”，它赋予视听媒介中的身体以“鲜活生命”，而非令人惴惴不安的“幽灵”，从而阻止听众观众将其与媒介中身体的距离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并制造虚拟的身体之间同步的效果。如今，人类对“身体在场”的不懈追求创造出人人皆为叙述者的影像式生活化叙事，并呈现出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的表达风格。手机成为当下普及的智能终端设备，是一种极具理论隐喻意义的现代技术工具。唐·伊德指出，人与技术的关系之一是具身关系，它是指技术具于人的自然身体而成为人身体的组成部分，从而直接改变人感知世界的方式和能力。这就是“现象身体”的概念。这种身体超越了肉身，你可以体验它，但无法实际观察它。手机正是一种崭新的具身技术工具，以日常随身性回归肉身，成为一种不可卸载的“义肢”，甚至是新的“器官”。手机可以实现人类的体外进化和感知扩张，增强身体掌控外界的能力。随着人机趋于一体，使用手机成为身体自然的行为习惯，形成了新的身－媒关系，制造出新的“现象身体”，即人人化生产的影像身体。现在智能手机特别重视设备本身和应用产品界面的交互设计，以实现人与工具的自然互动，达成“自然而然”的上手和具身性的用户体验。这类似于海德格尔所称的“上手的锤子”:人“对锤子越少瞠目凝视，用它用得越起劲，对它的关系也就越原始，它也就越发昭然若揭地作为它所是的东西照面，作为用具来照面。锤的动作本身揭示了锤子特有的‘称手’，我们称用具的这种存在方式为上手状态”。这种完美的用户体验可以实现“物我两忘”，获得良好的具身体验，即人的身、心、物和环境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视听技术的革新不仅让视听内容更好看，也致力于更易拍。前者是提升视听效果，以技术演进打造更加震撼的视听体验；后者是降低视听生产难度，使其更便捷、成本更低。智能手机正是如此。一人一机即可完成影像的拍摄、编辑和传播。它甚至是可穿戴智能终端的雏形，使传统上为媒介精英掌控的专业影像生产走向全民化、草根性的影像生产。更重要的是，手机摄影意味着“人即媒介”，其行为背后时时刻刻存在着一个个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用户；这不仅使摄影行为与摄影者身体的关系更加紧密，“以我为主”成为手机文本叙事的主视点，也使身体的日常经历、故事和情感成为手机影像生产的主要内容，呈现出原生态、生活化和人格化的整体叙事风貌。深层次的身体互动是媒介生活化叙事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要实现深层次的身体互动，就必须依靠更先进的视听应用技术和表达方式创造出高度的真实感甚至超真实的身体交流体验；即只有令人感受到身体的实存和互动，才能实现“无需亲自在场，也能实现彼此的亲密接触”。进入网络化智能媒体时代，人们对网络社交中的形象存在感的需求愈发强烈，智能技术、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的进步正在为生活化叙事提供更加真实、亲密无间的体验。人即媒介意味着“身体即媒介”。作为新的“电子器官”和感知延伸，智能手机取代了传统大众媒介，不仅成为构建人的社会关系、维持人的社会性存在的重要载体，而且使以往在传统媒介中一度“脱域”的身体重新变成“在场”。在短视频应用中，手机不仅连接其使用者自己的物质身体和影像身体，也成为各个独立的身体形象进入数字空间并连接他人身体的桥梁，所有身体之间实现点对点的直接交互和实时在场，从而构建出一种“众身皆媒”的社会网络，塑造出即时性、群体性和社交性的众身“共在”(co-presence)景观。这种类身体的媒介交往既解决观看者身体在传统视听中的“缺席”与“身临其境”的矛盾，实现身体的“既缺席又在场”，又透过人人参与的、身体展演的生活化叙事，改变个体形象之间的关系和心理尺度，形成一种既真实又虚拟的“技术性亲密”，使其叙事表现出与传统影视不同的特征。在叙事学理论中，文本的真实作者和叙述者的关系是不容混淆的。真实作者是“创作成写作叙事作品的人”，叙述者是“作品中的故事讲述者”。手机用户本人手持手机摄录方式决定了短视频文本的真实作者和叙述者的交织混合，使主观视点成为其叙事的主要视角。其讲述者既可能是作品的真实作者，也可能是其创造出的“身体在场”的叙述者。这样，观众总能明显感受到叙述者身体随时随地的存在。身体交互的实现是“技术性亲密”的终极追求。这种真实和虚构的混合意味着一种新型的“随身”叙述者的出现，形成与传统视听叙事迥异的生活化底色。人称叙事是指“叙述人以明确的语法意义上的人称‘我’‘他’甚或‘你’的身份和语气来讲述(呈现)故事”。短视频多为手机用户本人手持手机拍摄。镜头既拍摄自己，也拍摄他者。拍摄者既可以是记录者(创作者、解说者)，也可以是角色。无论叙述者是否出镜，短视频生活化叙事在总体上都具有强烈的第一人称叙事特征。它表明“我在现场”，观众固定跟随这个单一的视线。短视频叙事中常见的第一人称叙事表现是人物的视点看向镜头。这种视线交流意味着摄像头不仅是拍摄者或观众的替身，还是与之互动的媒介。手机镜头被拟人化，成为一种人格化摄影。这是短视频中实现技术性亲密体验的关键。叙事视点决定叙述者与内容的关系，涉及“谁在看”及其观看位置。视听媒介的叙事视点通过摄像机镜头实现，摄像机是叙述的关键角色。在传统视听作品中，即便是第一人称叙事，也会交替使用主观和客观镜头，以丰富叙事层次。与此不同，短视频的人格化摄影通过手机镜头的积极介入，限定主观视点，放弃客观视点，并诱导被拍摄对象看向镜头。传统摄像机在叙事中有六种运用形式，包括冷眼旁观式的摄影机、积极介入的摄影机、作为画外“我”来叙述的摄影机眼睛、与人物视角同化的摄影机、再造心理幻象的摄影机视点和独立的摄影机视点。在短视频中，人格化摄影主要体现为积极介入、画外“我”的叙述、与人物视角同化三种形式。手机跟随拍摄者移动，结合看向镜头和同步解说，强调拍摄者的现场感和叙事的积极参与。在戏剧表演中，演员看向观众是打破“第四面墙”的手段，创造间离效果。在短视频中，拍摄者通过突然转换镜头，面向镜头自拍并说话，可以在不破坏叙事连贯性的情况下，介入故事并提供额外的信息或解说。这是一种创造间离效果的手段。在大多数短视频作品中，人物看向镜头通常是自然发生的，有时是不经意的，有时是被拍摄者有意识的行为。这种直接的视线交流可以轻松打破传统戏剧中所说的“第四面墙”，使观众感觉自己被纳入故事之中，从而增强共鸣和代入感。这种方式与传统电影或电视剧中演员刻意避免直视镜头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旨在维持叙事的幻觉，使观众保持旁观者的角色。在短视频第一人称叙事中，作为叙述者的“我”具有画外、画内两种身体存在形式。画外身体指叙述者不出现或偶尔出现在画面内，“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这是一种观察模式。画外身体在短视频中成为常态，其叙述方式更加灵活，既可以采取有限视角叙述，也可以转换为客观的全知视角；但通常是前者，即以第一人称“解说”的方式展开叙述。它不同于传统影视中的解说，并非“追述往事”，而是以对话或旁白形式对正在发生的故事予以现场介绍和交流。叙述者形象的“离场”使观众得以代入“进场”，并透过叙述者的主观视角、第一人称对话或解说，获得与其同时“在场”的身体经验和情感投入。画内身体是指叙述者同时是呈现于画面中的角色，直接参与情节和叙述之中。这是一种参与模式。如抖音账号“疯狂小杨哥”的虚构剧情类作品，一般是哥哥大杨拍摄，既有大杨不出镜以第一人称视角拍摄并与小杨对话的画面，也有以客观视角拍摄同时是剧中主角之一的大杨和小杨共同出镜的场景，还有大杨手持手机拍摄自己、女友和小杨三人同时出镜的情节。叙述者形象“入画”意味着叙述者成为片中的具体角色人物，使叙述视角受限，难以承担客观、全知的叙述。事实上，画内身体在短视频中“往往并不是以明确的讲故事的语气发言，而大多以对事态、环境的描述或心态反应(独白或内心独白)的口吻叙述。可见，虽然手机镜头总是令人觉察到手机持有者的存在，但是其人格化摄影有着灵活自如的叙述视角，可以代表画外叙述者视点或画内角色的目光，更令观众产生好奇心，激发强烈的恍如角色的身体在场感和故事代入感。手机用户日常随意的摄录行为使短视频独有一种“随手拍”的纪实性风格。随手拍多为人们边走边扫摄，或者一手拍摄、一手出镜互动，偶尔反转镜头自拍与拍摄对象或观众交流的近景画面。无论哪种形式，都重在以第一人称叙事方式来展示叙述者“身体在场”的生活体验，带动观众“在场”和共同体验。在声音处理上，随手拍多使用同期声，极少用后期配音。对话是第一人称叙事营造现场感和代入感的重要方式，发生在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或在被拍摄者之间。同时，拍摄者可以用对白的声音来强化其作为叙述者的身体在场和介入。在很多Vlog类作品中，人声往往以人物对话的语气来表达，以增强叙述者与观众的交流感。这种随手拍的风格和第一人称叙事方式被剧情虚构类短视频大量采用。在这类作品中，拍摄者作为角色之一参与对话，其旁白解说多采用第一人称，可以制造出第一视角的身体在场、难辨真假的情节叙述和更加逼真的生活化体验。随手拍沿袭了传统纪录片的纪实风格；但是由于其文本真实作者与叙述者混合，更多地使用摄影者的主观视角、声音参与及其与角色的合一，从而增强了叙述者和观众身体在场的真实性或代入感，使后者有了参与叙事的幻觉。未来，可穿戴设备、元宇宙等更加先进的技术将愈发提升生活化叙事的具身性，使观众能和创作者一道更加逼真同步地参与故事当中。自拍即自己拍自己或操控他人拍自己，是短视频中极为生活化的叙事。自拍是一种常见的随手拍，其操作直接方便，成本极低，风险极小。其叙事的最大特征是用自己的形象讲自己的故事，叙述者与被叙述者合二为一。自我技术是福柯提出的四种技术之一。他主张个体通过“自我技术”建构人的主体性，认为它“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在本质上，手机是一种极新的“支配自我的技术”，它使个体通过数字技术赋权和自己参与的力量，更加自由地对自身身体、行为、思想、灵魂和存在方式进行一系列的操控，同样达成自我转变和自我满足。因此，手机自拍与传统绘画技艺中的自画像具有同样的本质，即都“以身体媒介作为图像叙事核心”，旨在展示和表达自我。所不同的是，今天自拍可以人人参与，是全民短视频时代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共同作用的产物。从拍照片到拍视频，自拍的内涵已由随手拍自己进化为“自导自演”，成为各大平台极其流行的一种短视频类型。自拍短视频按照创作者意图，以手机摄像头作为“观察的他者”的视点完成自我表达，形成了诸多经典的拍摄操作方式和新式的“自拍风”。比如对镜自拍、伸手臂或利用自拍杆斜上45°角构图、用前置摄像头拍摄小景物的直视镜头等。有些短视频故意采用这类身体呈现方式，以“伪自拍”来吸引观众。比如2023年流行的“多巴胺穿搭”类视频，部分是由被拍摄者举手斜上45°角自拍，实际上是由拍摄者将手机举在被拍摄者的手部位置拍摄完成的。从观众角度来看，自拍短视频作为一种指涉个人身体和日常真实的叙事，能随时随地邀请他们参与创作者自己的日常生活、私人化或表演性的场景之中，从而获得观察和窥视他人故事的快感。根据不同的创作目的，自拍短视频分为记录性和表现性两种类型。记录性自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拍，大多为单纯记录自我生活动态，类似于自画像或自拍照。一般以手持手机方式通过前置镜头自拍或对镜自拍，其内容特征是纪录日常生活和证实身体在场，尤其展示自己的外观容貌和身体行为。作为一种自我凝视和欣赏活动，很多自拍者会采用滤镜、美颜等数字特效来处理和优化其身体影像。这在女性自拍者和颜值类短视频中极为常见。表现性自拍是“自导自演”的产物。它超越单纯的形象记录和自我欣赏，旨在建构自我形象，并寻求自我和他人的认同。现在，有了新技术、新知识和新设备的支撑，普通个体完全可以“单兵作战”导演和生产更具叙事性的影像作品，使得身体“演出”成为短视频“讲故事”的重要方式。在这类作品中，自拍者可以通过化妆、特效和场景等数字修饰技术来塑造更称心的容貌“自画像”，可以设计身体动作、展示身体才艺，甚至表现故事情节。比如Vlog就类似于传统的参与式纪录片，完全将镜头对准自己记录日常见闻和真实故事。剧情虚构类自拍更重视自编自导自演。比如“一人分饰多角”类作品，人物外在形象被赋予极大的表现力，自拍者一人在不同性别、性格、职业或语言等的人物角色之间切换，通过情节叙述和浮夸表演制造出高反差、高辨识度的形象。记录性自拍和表现性自拍作品都具有鲜明的身体展演性，自我表演的身体成为其生活化叙事的直接载体，大大满足了人类身体愉悦和生活展演的需求；尤其是表现性自拍，创作者既是摄影师，又是表演者，实现了叙事主体与叙事对象的融合，以其较高的故事性更受观众的青睐。在传统影视拍摄中，镜头运动有两种方式:一是拟态运动，指摄影机模拟其他物体的运动形态，常见方式是模拟画面中运动主体的主观视线或运动轨迹；二是自在运动，指摄影机以自身的运动呈现画面，与被摄主体的运动无关，因而具有表现意味，以摄影机的存在表现叙述者的“在场”。在技术上，相对笨重的传统摄影机要轻松实现这两种运动拍摄并不容易。人机合一的手机摄影使其运动镜头融合了拟态和自在两种方式，因而具有强烈的自在性和灵活性，更接近人们在生活中的运动状态。拟态运动主要用于再现或模拟手机操作者身体的在场、运动轨迹，而较少用于表现被拍摄者的主观视线和运动。在自在运动方面，手机本身的运动就是手机操作者作为第一人称叙述主体，或作为情节参与者的运动轨迹和主观视点。也就是说，与专业影视拍摄相比，手机摄影的方便性并不体现在推、拉、摇、移、跟等具有明确目的性的单一运动，而转变为将拍摄者具身化的综合运动。手机还可以完全绑定在拍摄者的头部、胸部和肩膀等部位，使摄像头完全跟随其身体运动而运动。网民对此戏称为“头上长摄影机的人”。这种自在运动使得手机镜头运动融入生活，走向泛化。一方面，它“随身所动”，伴随拍摄者日常的身体在场而自由运动；另一方面，它“随心所动”，可以依照拍摄者的兴趣和理解不断调整拍摄的视角与对象。这种自在运动带来两种相反的结果。一是走马观花式的镜头运动。比如边走边拍、跟拍，似乎能增强生活化、纪实性风格，但可能沦为无目的、无意义的运动。同时，普通人缺乏专业摄影技术和构图能力，又没有手持手机的稳定设备，会导致运动画面质量不佳。二是有助于探索镜头拍摄、运动、剪辑和蒙太奇效果。现在，“运镜”这一专业术语已成为很多普通用户的口头禅。普通用户讲究镜头语言的可看性，使作品更具风格。在传统影视中，镜头运动既可以隐性而静谧，也可以显性且活跃。这主要取决于叙述内容和创作目的的需要。在叙事流畅的要求下，当剧情顺利展开时，镜头总是保持“安静”，以防止打扰观众的注意力。在内容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时，观众往往注意不到镜头运动的存在。然而，短视频生活化叙事中镜头的“自在运动”更加显在、积极而“喧闹”。这仍然取决于叙述者的在场及其运动，而主要不是出于艺术追求。在传统影视和纪录片创作中都有以故意的“手持晃动”来传递现场感和真实感的拍摄手法。现在手机手持拍摄带来的自然“晃动”或“长镜头”同样能使观众体验到拍摄者的视角和情感，可以增强叙事的具身性和真实生动感。这反映了现代摄影的一种趋势———更加强调拍摄者的在场、主体性和观众参与感。无论是在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叙事中，短视频的镜头运动总是拒绝无所不知的上帝视角，将观众置身于自然观看或自由窥视他人的现实经历之中，因此这种生活化叙事具有与日常经验相比“既熟悉又陌生”的特殊体验。短视频人格化摄影和生活化叙事通过利用手机摄像头的移动性和互动性以及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的视线交流，创造了一种融入日常生活、随意自如的叙事方式和“技术性亲密”的交互状态。这种方式不仅使叙述更加个性化，而且通过直接与观众的互动，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和沉浸感。它具有以个体“身体在场”为核心的时空构建传统，既学习又突破工业化影像生产的叙事惯例和规制，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增强叙事的真实性和观众的代入感、沉浸感与情感共鸣。同时，短视频生活化叙事在突破传统视听语法的成规、紧密贴近日常生活的同时，显著地强化了身体的介入。它即使在形式和内容上具有创新性和亲民特质，也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践踏社会伦理和文化底线，亟须强化短视频生活化叙事的内容质量和伦理规范。在短视频生活化叙事中，个体叙述的主观性、口语化和日常生活的奇观化表现，导致视听语言表达的精确度下降，加剧了对身体的过度消费和物化。身体奇观展示的无序性引发网络伦理失序。这些现象源于新媒介技术的双刃剑效应。生活化叙事源于大众化短视频生产。叙述主体和手机摄影的非专业性决定了当下生活化叙事仍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生活化叙事如果过于强调叙述者的身体在场和主观体验，就会使叙述者第一人称叙事的声音始终笼罩作品，主观情绪大于客观陈述。单一的主观视点带来的限制性视角导致无法全面呈现事物全貌，个人的主观偏见和情感色彩难以保证叙事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基于情感维系的互动模式可能带来认知隐患。这种第一人称叙事带来的不可靠性尤其表现在非虚构类短视频中。虽然这种叙事方式能够增强观众与叙述者之间的情感联系，但是过于强调叙述者的参与度使某些短视频的叙事重心偏离为“人设”的打造，而忽视故事本身。在这种情况下，观众的关注点可能会偏向叙述者，而非故事内容；“我”作为叙述者的辨识度和认可度往往决定叙事内容的被接受程度。也就是说，叙述者自身体验的重要性超过了叙事内容，身体奇观的重要性超过了身体叙事；尤其表现为自拍视频对自我形象表演性的过度关注可能会损伤叙事内容的吸引力。手机短视频的“随手拍”显现叙述的“日常话语”特征。这是短视频目前快速发展的助推器，但也是其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阻力。比如在手机摄影中过度频繁的镜头运动可能会引发叙述者过度介入，进而可能导致观众的注意力被转移至运镜技巧。伴随身体运动的无目的性的镜头转换可能会扰乱叙述的连贯性，尤其是在捕捉固定形象的情境中更是如此。视听设备成本和使用门槛的降低、身体语言的便捷，导致人们依靠移动视听媒介交流的总体表达成本的降低，随时随地便捷表达造成不假思索的语言组织，人们更加“畅所欲言”。口语表达的增多会造成人类语言简洁性的降低和逻辑性的减弱，导致语言表达更加感性与肤浅，更加依赖具象内容而非抽象表达。眼下，手机已经成为人的“第二肉身”。短视频生活化叙事的核心是身体展演，身体作为媒介和叙事载体的价值被无限发掘、透支。这其实是人类对技术依赖和沉迷的新证明。追求视觉展示是当下短视频的突出表征之一，身体的奇观价值高于身体的其他功能，身体并不是服务于叙事表意目的，而是服务于感官逻辑，大众对影像＋身体语言的掌握能力并没有同步跟上。短视频在滤镜和模板中充斥着对现实和身体的平面化展示，直接付诸感官刺激，导致短视频泛娱乐化倾向的加剧。表现在内容上就是使传统上居于后台的、私人的身体一夜之间成为前台的、公共的身体，制造出了与传统影像中的身体相比更为巨型、复杂和奇观化的身体景观，令人感叹“刷抖音刷到怀疑人生”。这种奇观身体大量涌现在自拍、随手拍和偷拍等形式中，以及奇特才艺、吃播、土味、卖丑卖傻卖惨类的各种作品中。奇观既关涉“丑”或“怪”的生产，也反映为所谓“美”的塑造。在“颜值即正义”的错误观念影响下，美女帅哥成为“看脸的时代”唯一的审美标准，使人对“理想身体”的追求正在模糊真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正如第一人称视角无法呈现事物全貌和难以保证内容可靠性，身体奇观制造总以形式大于内容、以身体展演和强烈情绪既联系又诱惑着观众，使其偏向叙述者本身而忽视故事和意义。于是，身体重新被支配和控制、被降格为“物”，最终丢失对真正意义世界的追寻。现在，网络流量经济如日中天，不仅MCN(多频道网络)机构深谙此道，普通用户也越来越懂得如何赢得粉丝和流量。为了一夜成名，成为“网红”，普通用户倚重打造特殊“人设”或大打各种“擦边球”，使身体展演最终沦为眼球交易，从而误导年轻人的价值观。此外，以AI为代表的智能技术是繁荣短视频生活化叙事、降低视听生产难度的有力支撑，也使身体影像进一步趋向同质化、奇观化。智能剪辑、数字美颜、机器人配音、换脸技术是催生同质化身体影像的具体技术手段，加强了人们对新技术的审美认可度，强化了新技术对身体观念的规训。同时，新技术更迭演进和日常化使用让人们日渐陷入数字技术营造的自主性幻象，也为生活化叙事中的伦理和法律问题带来挑战。生产和消费是一对相生但未必相克的矛盾。现在短视频实践是一种“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现行逻辑，既生产无序“敞现”的身体景观，也制造自由“敞视”的消费者。二者都对现行公共道德和法律形成新的挑战，说明网络伦理在短视频时代仍有缺席。偷拍的流行在事实上使人人皆为“狗仔队”，从而使人人陷入“数字化暴露”之中。一方面，“随手拍、随手发”的行为普遍，熟人之间的互相暴露，对陌生人的偷拍、围观、扩散成为平台中纪实类内容的重要组成；另一方面，影像碎片或其他身体数据面临被技术窃取、重组的可能，甚至被损害、玷污，进而侮辱、诽谤、丑化人格，在对某些身体奇观“围观”的同时“围攻”，上纲上线，恶意中伤，从而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和名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无论是否为商业动机，偷拍都涉嫌侵犯被拍摄者的肖像权、隐私权和名誉权等人格权利。但是，偷拍行为有时难以通过视频本身确认是否为偷拍，有时甚至被鼓励。在短视频制作中，摆拍成为一种中性、常用的手法。通过“第三视角”制造大量“摆拍式偷拍”的内容，旨在增强观众的真实感和窥探感。无处不在的“第三视角”拍摄意味着一种流动和弥散的监视者，使偷采他人隐私变得更为便利、隐秘和详尽。街头测试类偷拍的制作者经常声称以娱乐甚至以弘扬正气为目的，但这种以假定性情境制造主动诱出他人行动的“钓鱼”方法总有以假充真之嫌，使其陷入激烈的伦理争议。2023年3月，国家网信办在“清朗”行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要打击虚假摆拍现象。摆拍本身就是虚假的。整治行动说明这类“中性”或“伪纪实”的短视频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令人难辨真假，造成困惑和误解，因而更要关注其危害，对其进行有效治理。在享受短视频带来的便捷互动和个性表达的“技术性亲密”的同时，我们要警惕智能机器的多重媒介意涵及其影响，重视面对面交流的深度与真实性，防止过度依赖数字化叙事；在个体形象展示和生活化叙事的同时，保护个人隐私不受侵犯，避免过度物化身体，维护个体尊严；在追求个性化表达与满足大众口味的同时，警惕商业逻辑对内容质量和伦理标准的侵蚀，促进健康的网络文化生态和商业实践，进而构建更加和谐、负责任的数字媒介环境。通过三个层面的平衡，打破数字技术的控制机制，挖掘数字技术的解放潜能，构建更加和谐的视听媒介环境。短视频生活化叙事迅速捕捉生活瞬间的能力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社交体验，但它无法完全复制现实世界中非言语交流的微妙和复杂性。在持续的互动和共同经历中，面对面交互为个体之间建立深层次的情感联系提供土壤。这是短视频所无法提供的。个体在享受短视频带来的“技术性亲密”的便利和乐趣的同时，应积极寻求面对面交互的机会，以充分发挥它们的互补作用。在技术主导社会的现实中，我们无法阻止技术发展，也无法拒绝使用技术，只能学习如何善用和反思技术。这是个体解决自我与技术关系矛盾的根本所在。一方面，个体要从实践中不断学习关于媒介、自我的技术和知识，使不被技术逻辑所支配、减少技术对自我的不适介入和干扰有所可能；另一方面，个体要积极反思媒介实践中功利性和幸福感的满足，建立身体与媒介的理想关系。我们的目标是学会用新媒介“自己照看自己”，建立起个体自有自适的媒介化生存哲学，最终实现在媒介中安身安生。虽然现代媒介技术实现了跨越时空、跨越人机的“身体在场”和令人惊叹的“技术性亲密”，甚至可能获得一种人造“光韵”；但是我们愈加相信，人类亲密的关系是需要闻到对方呼吸的，叙事性的身体在场乃至元宇宙的“数字孪生”身体都无法从根本上取代肉身实存，不能解决真实面对面交往中的所有需要，也难以获得真正身心合一、天地人神合一的自然“神韵”。因而我们必须在使用技术性亲密与享受肉身直面之间作出最佳选择和合理平衡。“技术性亲密”与传统的面对面交流之间应当是一种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人是目的而不能被技术奴役。如今，网络技术的规训之一是人们不得不出让自己相当多的隐私才能享受更多更好的网络服务。这意味着用户和平台都需要更加合理合法地保障个人隐私权益，倡导积极健康的在线行为、形象生产和消费观念。大众短视频的吸引力当然是“身体在场”，但生产者不应以纯粹展示、打“擦边球”和制造身体奇观为目的。作为生活化叙事，短视频创作需要的是“随心而动”，而非“随身而动”；创作者要透过主体的体验、认知和表演来讲述生活的故事和生命的意义。这需要创作者学习运用更多元的叙事视角、方法和技巧，以提升专业性来增强作品的叙事价值。从消费角度来看，短视频生产者既生产又消费自己的影像。“我的身体我做主”并不意味着传播没有边界，随手拍也不是随意拍、随手发。使用公共媒体资源任意展示自己和他人都不是绝对自由的权力。即使展演自己的身体，也应有强烈的隐私保护意识，同时保持基本的公共道德克制———不对观看者造成困扰。对观众来说，集体“窥视”他人亦非绝对自由。如果无人考虑身体的消费狂欢在“敞现”与“敞视”之间制造的不平等，那么将无人在“数字化暴露”社会中有效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应该承认，短视频生活化叙事的崭新实践洋溢着一种真实、质朴而鲜活的生命力，反映了热烈、旺盛的大众生产消费需求和身体美学观。问题在于，我们需要全面审视现代人的展演权力、传播权力和社会责任，将更多相关主体纳入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中。短视频生活化叙事的实践一方面需要自我成长，另一方面需要从传统影视“书面话语”中汲取营养，提升表达的精确度和可靠性，使口语化、主观化的“日常话语”走向深度化和规范化。大众创作者的影像素养需要积淀和提升，需要从视觉展示升华为内涵表达。个体叙事的独特性是短视频内容多样性的重要来源，生活化叙事增强了内容的亲和力和真实感。这种表达需要在不妥协内容质量和伦理标准的前提下进行。作为文化消费的重要驱动力的大众审美反映了社会的共同趣味和价值观。内容创作者在追求广泛吸引力的过程中应当避免陷入单一化和庸俗化的陷阱，应当努力提升审美趣味，展现生活之美，引领公众品位的提升。以盈利为核心逻辑的短视频平台通过算法推荐系统和商业合作模式可能会推动内容的同质化、媚俗化，甚至牺牲创作的独立性，突破道德的边界。平台和内容创作者必须共同确保商业目标不会损害文化多样性和创作自由。在平台资本主导流量经济的时代，短视频运营企业的规范应当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一环。2021年9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发布«关于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的意见»«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等文件，明确要求各网站平台履行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当前，短视频产业已经成为网络经济和视听产业的重要部分，相关企业理应加强平台内容监管，既要满足用户表达需求，又要从内部技术、制度和生产政策上积极引导内容的生产和消费，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文化氛围。随着摄影设备的智能化和便携化，短视频已成为我们生活化叙事的重要表现。这些设备不仅是记录日常的工具，而且是我们叙述和沟通的延伸。具身智能设备的流行使视听内容的创作和表达与我们的身体紧密结合。大众化的短视频生活化叙事实践是新技术对个体赋权和赋能的产物。它打破专业精英和权力对传统影视生产的垄断，实现了个体影像表达权的解放。每个人都有权决定如何展示、演绎自己，并塑造自我数字形象，其背后折射出人们对身体影像生产的一种崭新态度和理念，即“我的身体我做主”。这表现为叙事载体上的身体“在场”和展演性，内容和形式上的草根性和真实性、随手拍和自拍，视角上以第一人称、有限视点为主，风格上强烈的人格化魅力，表明现代人试图透过新兴技术媒介的亲身实践寻求某种幸福、纯洁和智慧，构建自己的完美或不朽。从叙事学角度来看，大众短视频实践使人的形象从被文字书写和传统宗教文化的长期遮蔽中解救出来，从在传统影视中的被生产被叙述中走出来，重新实现了身体作为原始媒介及其在新社交、新叙事中的价值，从而可能丰富身体自然生命力表达的美学意涵，拓宽日常生活叙事的边界和创新可能。但是，从短视频生活化叙事中体现出来的跨越时空的“技术性亲密”已不能满足人类的媒介需求。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双向“亲密接触”以及更为贴近日常生活叙事的可能性进而达到“超越”亲身传播才是媒介技术发展的新目标。为微信推送方便，本文参考文献省略，引用请参考原文。载于《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