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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中国共产党不断丰富、拓展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从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首次提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论断，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属性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鲜明特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新时代隆重出场。这不仅彰显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推动共同富裕的决心，也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汇聚强大的精神动力。
纵览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关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要义与价值意蕴的分析；第二，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的阐发；第三，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支撑体系与衡量指标的探讨；第四，对中国共产党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践历程的梳理。除此之外，还包括基于伦理、道德、文化等维度对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剖析。丰硕且视角各异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实践策略提供了思路。
但正如马克思所言，“一个民族要想在精神方面更自由地发展”，“他们首先必须有能够进行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的时间”。人们的精神生活不仅与现实的物质生活相交织，而且需要可供人们自由支配的时间为其发展提供空间。在自由时间的范围内，人们从强制性的劳动中挣脱出来，得以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不仅使得人类生活变得更加多维立体，也为个人的自我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创造可能。只有让社会中的每个人在享有丰裕物质生活的同时占有大量的自由时间，人们才有机会、有条件发展和培育自己在各方面的能力、关系、个性，追求美好生活。简言之，自由时间的涌现与合理运用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而现有成果较少涉及这一关键维度。此外，部分学者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视角构建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分析框架，强调物质富裕对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性作用，但在讨论中出现了生产劳动与精神的自由、富足相对立的认知倾向，认为人只有在不劳动的时间内才能享受精神上的愉悦与满足。事实上，作为人的本质和精神力量的确证，劳动本应该是幸福的事情，“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像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看到的那样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在本质上，劳动既是自由时间得以现实化的道路，又是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根本。因此，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分析中引入自由时间维度，不仅有助于我们以全新的视角理解和把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其实现指明道路，而且有助于弘扬“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的社会主义时代精神，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汇聚精神力量。
二、马克思自由时间理论的三重维度
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时间是指不被生活资料的直接生产占去，劳动者可以自由支配、在其中自主活动，并能够用于自我发展的时间。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下，不仅工人在劳动时间内受到残酷的剥削与压迫，而且原本应由其自由支配的非劳动时间随着资本对劳动的实际控制而出现异化，拥有自由时间从事自由的精神生产只能是一种奢望。因此，自由时间的获得及其与劳动时间之间对立的扬弃，不能寄希望于技术的进步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分配方案的调整，而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
（一）自由时间的生成与资本逻辑的侵占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尤其是技术的发展与机器生产的大规模运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客观上为整个社会及其成员创造了大量的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并为人们的自由精神生产和自我发展创造空间。但是，在充斥着剥削与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无法享受社会生产力革命的成果。
其一，自由时间的生成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大部分的时间都困顿于粗劣的物质生产，并无任何所谓的可供自身提高与发展的自由时间。随着劳动工具的改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在剩余劳动成为可能的同时，社会开始出现阶级分化。一部分人从粗俗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挣脱出来，能够安然享受自由的闲暇时光，并在此基础上专门从事科学文化和管理社会共同事务等脑力劳动。在马克思看来，“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在以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工业社会中，原本游离于直接的物质生产劳动之外的精神生产活动，被纳入资本增值的逻辑链条。作为精神生产成果的一般社会知识，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客观上为整个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自由时间。
其二，劳动者创造的自由时间被资本家窃取。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平等和自由交换表象的背后，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质的部分，即生产劳动力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和生产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时间，而一切剩余价值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在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中，为了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资本所有者不惜采用一切方式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绝对剩余价值的榨取成为这一时期资本侵占自由时间的主要形式。与此同时，一方面受制于劳动者身体机能的天然界限，在生产活动之外必须留有可供劳动者日常所用和体力恢复的时间；另一方面受社会道德的约束，加之扩大社会再生产的内在驱动，还需要留有劳动者自我发展、自我提高的时间。因此，工作日的延长必然有一个最高限度。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依靠改变工作日中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划分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成为新的侵占劳动者自由时间的主要形式。在此种境遇之下，劳动者的劳动强度不断攀升，工作日不但没有缩短，“相反地却延长到了超过它的自然界限，不仅相对剩余劳动时间增加了，而且总劳动时间也增加了”。
（二）自由时间的异化与个人发展空间的丧失
不同于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家在时间问题上的抽象性，马克思立足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创造性地指出，作为人生存、活动、发展过程的展开与持续，“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然而，这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发生了根本变化。付出全部劳动时间的劳动者不仅没有享受时代进步带来的便利，而且逐渐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和个性，沦为畸形的、愚痴的“单面人”。
首先，在劳动时间内工人异化为劳动工具。在传统的手工劳动中，劳动者将工具视为自身器官的延伸，并通过自身的活动赋予其灵魂，劳动时间内尽管充斥着辛苦，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劳动者个人的自由。伴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来临，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机器从一开始便不是作为单纯的劳动资料，而是以固定资本的角色参与生产，整个生产过程被简化为简单的重复劳动，工人不再需要磨炼自身的技艺，也无法在工作中展现自身劳动的创造性，“劳动越来越成为纯粹抽象的活动”“单纯形式的活动”。在机器的不停运转中，工人丧失自身的生产技艺与独立生产的能力，沦落为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最终异化为随时可被替代的劳动工具。
其次，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被异化为劳动时间。为了缓解日趋尖锐的劳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以法律形式调整工作日时长，八小时工作制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工人享有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工人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内并不必然享受自由与发展。在马克思看来，所谓自由时间，不仅仅是指脱离劳动的闲暇时光，而且是“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的时间。工人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内从事的休息、娱乐、消费等活动，从本质而言依旧从属于劳动，甚至疲惫之余的宣泄都受到资本的干预，以促使其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此外，“社会的自由时间是以通过强制劳动吸收工人的时间为基础的，这样，工人就丧失了精神发展所必需的空间，因为时间就是这种空间”。
最后，劳动者彻底丧失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自由时间为人的自由精神生产与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基础与空间，社会工作中必须用于物质生产的部分越小，“用于个人的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但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过程中，一方面，资本家凭借对于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不断侵占原本属于工人的自由时间，并将其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从而挖空工人从事自由精神生产的时间根基；另一方面，精神生产同样体现为为资本服务，“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本应该展现人本质力量的精神生产逐渐忽略了人性需要中的非功利因素和审美性价值，成为迎合市场追求利润的庸俗之举，居身其中的劳动者也同样丧失了对现实的批判与反抗意识。与此同时，受制于强制性的社会分工，劳动者只能自觉抑或不自觉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片面地发展自身某一方面的才能与技术，人的生命活动固有的丰富性、独特性和个性统统被抹平。最终，劳动者只能在资本有形与无形的规训中作为同一化的工人而存在。
（三）自由时间的实现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
依照马克思的观点，个人受教育、发展智力、履行社会职能、进行社会活动、自由运用体力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都属于自由时间的范畴。由此看来，自由时间的确具有休闲消遣的成分，但绝非鲍德里亚所言“首先意味着可以自由地耗费时间、有时是将它‘消磨’掉、纯粹地浪费掉”。从本质上来讲，“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一言以蔽之，自由时间的价值旨向在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从生产力的维度来讲，自由时间的生成与量的增长归根到底是时间的节约。时间的节约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单纯的物质生产劳动时间的节约，主要包括随着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带来的日常工作时长的缩短与单位时间内劳动强度的衰减；二是由劳动生产率提高造成的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即“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从而给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腾出时间与空间。自由时间的获得与实现不仅仅意味着把“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还给人本身，而且意味着将“劳动时间”还给人本身。
从生产关系的维度来讲，自由时间的实现必须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在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中，生产力的进步并没有直接给工人带来自由时间量的增长，而是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时间结构的压迫性与剥削性。依靠技术进步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优化，根本无力根除劳动与自由的二元对立。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打破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以“人人享有生产资料”和“共同分配劳动产品”为基础的公有制，“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人们才可以在自由的劳动中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共同发展，并重获主体的丰富性和全面性。
虽然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如马克思所预料的那般快速走向崩溃，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由资本增值所统治的现代时间结构中，人们真的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吗？事实上，为了满足资本所有者远超人类基本需求的日常消费，资本增值的贪欲将整个世界拖入严重的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数字资本依托数字平台将对劳动者的剥削延伸到所有的生活领域；在国际社会发展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垄断知识产权制造技术壁垒，在全球范围内攫取高额的剩余价值。从总体上来看，资本对于劳动者的剥削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加隐蔽和深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仍存在“大量对立的社会统一形式，而这些形式的对立性质决不是通过平静的形态变化就能炸毁的”。只有扬弃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并在社会领域扬弃资本主义制度，才是抵达时间解放的唯一途径。
三、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面临的自由时间难题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建基于富足的物质条件，也需要有充裕的自由时间，并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然而，工作与生活边界的模糊化使得自由时间的量不断缩减。在消费主义浪潮的冲刷下，人们在原本难得的属于自身休闲与自由发展的时间内也得不到一丝慰藉；不稳定的工作状态与无法预知的未来生活更加剧了人的精神焦虑，使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
（一）工作与生活边界的模糊化引发自由时间量的缩减
随着国家整体实力的跃升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不局限在物质生活层面上，还追求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等层面上的满足。这对作为自我发展必要前提和基础的自由时间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然而，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科技的日益更迭并没有给人带来想象中的自由与愉悦。相反，时间越来越成为稀有之物，工作与生活的重要界限正在消失，其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片面理解，休闲与发展时间被工作时间挤占。中国人依靠自身的辛勤劳动才赢得了今天的美好生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通过艰苦奋斗，中国才迎来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延续革命传统展开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对改善国民生活水平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国家推行更具弹性的工作时间制度，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虽然已经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但是团结奋斗仍是中国人民继续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们在满足生存需要之外，还需要有充裕的时间与空间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然而，在高强度、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对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片面理解，使得工作时间挤占休息、娱乐以及发展自身时间的现象时有发生，以至于部分行业出现内卷化竞争，进一步压缩人们主体能力和素质养成的空间。
第二，数字技术引发无间隙的工作状态，全部生活领域被迫纳入劳动过程。近年来，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正在经历快速转型与重组，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时间体验和时间意识也在发生剧烈变动。数字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冲垮了时间与空间的天然壁垒，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之间泾渭分明的状态被彻底打破。由钉钉、企业微信等移动办公软件的广泛应用带来的无间歇的工作状态，正一步步压缩劳动者原本就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城镇青年一周平均工作时间超41小时的占比，业已从2017年的50.3%攀升至2020年的53.8%。互联网“大厂”的“996”工作模式更是屡见不鲜。与以往被动接受加班的体力劳动不同，穿梭于数字虚拟空间中的劳动者有了更多选择工作种类与工作方式的权利，并以更高的自主性掌控着自身。然而，繁荣的背后更多的是底层数字劳动者的无酬劳动与高强度付出。为了保持较高的更新频率，尽可能地迎合热点、吸引流量，数字劳动者不得不长时间在线，被迫让出自身的休息时间，甚至将吃、穿、住、行等全部生活领域敞露在镜头之下。
（二）消费主义下的空虚与不安导致自由时间质的异化
受惠于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我国人民的生活已经从维持生存走向劳动与享乐并存。在劳动之余享受闲暇，本是陶冶性情、提升自身、落实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但是，在消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侵扰之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丧失了时间维度上的方向感，不仅缺乏对生命意义的探求，对未来也充满焦虑和不安。
首先，消费主义的侵扰造成精神生活的空虚。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消除了现实条件和社会关系对人的外在约束，在促进生产力爆炸性增长的同时，也在无限挖掘主体生产的深度和广度。随着人们主体活动能力的增强与活动范围的延展，主体需要的自然界限不断被放大，从而开辟出一片新的广阔无边的消费空间。当人们无法在现实世界寻找自身工作与生活的意义时，数字虚拟空间和种类繁多的消费平台便成为其安置自身的“最佳”场所。在消费主义的侵扰下，一些人不再满足单纯的物的消费，而是专注于商品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追求身份的象征和区分。消费成为个人存在与价值的标志，也是其“美好生活”的兑现。人们仿佛只有在层出不穷的消费活动中才能获得愉悦，但在短暂的满足之后只剩下身体的乏累与精神的空虚。
其次，时间体验的改变引发社会关系的退化。面对海量的信息资讯与日益碎片化的时间体验，人们只能在零散的时间节点里接触冗杂的信息，连贯的逻辑思维能力在日复一日的快餐式阅读中逐渐消退。在由大数据、智能算法加速营造出的“信息茧房”中，人们在不自觉中不仅失去了以包容的态度与视角认识社会的能力，而且自身的独立性与个性在无形中受到外在影响力的牵引与规制，以致无所适从。此外，数字时代的社会交往越来越被虚拟的、偶然的数字连接取代，个人确定的社会身份被简化为虚拟多样的数字身份，随意变动的身份抽离了社会交往原有的情感基础，数字身体与情感体验的隔绝加速人与人关系的疏远化、冷漠化。
最后，生活意义的迷失导致自由时间的异化。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存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由社会快速发展与技术更迭引发的精神价值的真空与伦理环境的退化，正在挖空人们对于现实美好生活的理解，人的生命意义随着对崇高价值的自行贬黜正在加速流失。“生活的核心和意义总是一再从我们手边滑落；我们越来越少获得确定无疑的满足，所有的操劳最终毫无价值可言。”最终，自由时间的利用变为纯粹消遣和无意义的虚度，人们在对刺激与新鲜感的不断追逐中仿佛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活在当下的豁达与乐观沦落为及时享乐的放纵与狂欢。人们真正占有和支配自由时间，进而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面临诸多挑战。
（三）零工经济时间自主掌控背后的不确定与不稳定性
其一，时间的自主掌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零工经济从业者。随着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和移动网络设备的快速普及，我国零工经济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相关调研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约为38320亿元。相关从业人员数量也在逐年攀升。以网约车市场为例。2022年1月，网约车驾驶员证发放数量为398.8万本，到2023年8月底，这一数量便迅速增至618.8万本，在短短20个月内有220万名司机涌入网约车行业。相较于在传统工厂流水线上必须遵循规划严格和不可抗拒的工作时间表，数字时代时空的灵活性打破了工作地点的固定化和工作时间的规范化，劳动者可以从自身出发主动选择工作类型、地点与时长，劳动重归个体自主、自在、自由的状态。在“工作自由”和“月入过万”口号的吸引下，越来越多的从业者前来逐梦。
其二，自由的代价是日益增长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浙江省统计局针对1000名外卖小哥所作的工作生活状况调研报告显示，外卖小哥年龄段在18—35岁的比例高达69.1%，而拥有本科及其以上学历的人员仅占3.3%。年轻的人员构成、普遍性的低学历加上较高的工作强度，决定了外卖从业人员具有非常高的流动性，拥有1年以下和1—3年从业经历的人员比例总和高达67.8%，更多的人仅是将送外卖当作生命周期中的过渡职业。与此同时，通过辛勤劳动的确有部分人能够实现月入万元的梦想，但是比例仅占4.7%。此外，数字经济中劳动者还遭受隐形的“劳动控制”。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貌似远离了管理人员的注视，可以在不同场景交替的工作时间中得以“喘息”。然而，为了提升消费体验，赢得更多的消费者，骑手配送过程与网约车订单的实时动向被平台清晰地呈现给消费者，消费者对于订单的关注和最终的评价权利成为对劳动过程的“最佳”监控。在此种境遇之下，既有劳动权益保护法规的不完善与模糊不清的劳动关系往往成为平台逃避责任的借口，劳动者只能自行承担工作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风险。一旦消费环节出现问题，平台通常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将问题与风险抛给劳动者，通过扣发奖金、绩效、停工等惩罚措施平息消费者的怒火。
概言之，“劳动时间的选择自由沦为劳动者自我加码的工具”。一群原本追求自主掌控时间而选择远离传统工厂生活的零工经济劳动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数字平台中承受着越来越多的职业发展的不稳定性与职业风险的不确定性。劳动者看似可以实现时间的自主掌控，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享受精神文化生活，实质上，这种“自由”是受控的，灵活只是一种安慰。
四、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自由时间建构策略
正如马克思所言：“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自由时间的获得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都立足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不仅需要保障自由时间量的增长，还需要实现自由时间质的丰盈，最终引导人民群众在体面劳动中创造新的美好生活。
（一）坚持数字经济赋能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自由时间量的增长
要想人民群众拥有充裕的自由时间，为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坚实保障，其根本在于通过科技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节约时间。事实上，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创新不断延伸至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各个环节，成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坚持数字经济赋能社会高质量发展，成为推动自由时间量的增长的关键。
首先，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在传统以资源消耗与劳动力投入为驱动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中，劳动者困顿于高强度的机械流水化作业，不仅没有充裕的自由时间享受生活，而且在劳动中遭受身体与心理的折磨。同时，劳动技能的退化更使之每天都承受着随时被他人替代而失去工作的风险。立足新时代中国的技术创新与科学进步，要大力推进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在产业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以智能制造取代重复性程式化的体力劳动，引导劳动者更新自身知识储备与生产技艺，逐渐向具有个性和创造性的脑力劳动转变，方能在推动生产力跃进式发展的同时，为社会节约更多的自由时间。
其次，健全数字经济分配机制，确保人民共享发展红利。自由时间的生成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产物，数字经济的繁荣为人类的自由与进步带来了强劲动力。然而，纵览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数字化变革，资本主导下科学技术的更迭呈现出发展加速而本质保守的特征，数字产权、平台垄断与集中化使得资本家成为封建领主式的食利者，技术的占有、掌握与分配的不平等建塑了全新的身份依附形式，并将当前经济推向封建的租金和掠夺逻辑。简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打开了人们走向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可能性，但是绝没有提供自由全面发展的平台。现阶段，实现自由时间的公平合理分配，必须“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22］，赋予劳动与资本同等的占有价值增长部分的资格和权利，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形成数字经济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互利发展的局面。同时，立足“人人可用、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数字生态系统，“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真实享受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与时间红利。
最后，加强数字平台建设监管，引导资本健康有序发展。随着数字经济的繁荣，数字平台企业纷纷涌现，并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环节的有效衔接，便利人民美好生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源于对资本的过度依赖和资本之间日趋激烈的竞争，加上现有法律体制的部分缺漏，数字平台的加速崛起正凭借其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广泛渗入，深度嵌入社会经济政治体系的微观运行，引发垄断与资本的无序扩张。因此，必须根据数字平台不断变化发展的具体现实，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引导国家监管体制和平台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实现政府与平台企业的合作共治，共同维护平台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国有资本参与数字平台建设，为资本发展设置红绿灯，防范资本脱实向虚、塑造数字经济泡沫的风险。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实现自由时间质的丰盈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不仅需要充裕的自由时间，而且考验人们对自由时间的利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技术领域、社会变化和生活节奏陷入不可控的加速之中，固有的时间结构被不断打破，不仅造成人们生活习惯、生活步调与价值理念等多方面的改变，人类在世界中确立自身方向的方式也产生了转变，对物的占有与享受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普遍追求。面对同样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实现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共同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使其“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成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支柱，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在重塑人们价值观念的同时，实现自由时间质的丰盈。
首先，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筑牢精神文明高地。“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需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要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以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充盈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凝聚力，引导全体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砥砺奋斗，挖掘、探求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更好地破解当下社会中精神物化现象和缺乏共同文化理想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加强教育引导，营造良好氛围。依托数字传播等前沿技术打造具有时代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品，将党的先进理论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理论武器，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构筑共有的精神家园。
其次，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底蕴，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志，而且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其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因此，要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念，既保证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传承，又满足当代人的精神需要；要回应并关切民众的精神生活诉求，增加精神文化供给，以反映人民之声、时代之魂、生活之美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丰富人民群众的日常精神生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调节文化产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增强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享受的获得感和满足感，提高人民群众自觉抵制消费主义与低俗文化的能力与意愿。
最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养成，助力自由全面发展。新时代的广阔舞台为人们自主选择适合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无限可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养成为着力点，注重人的主体性塑造，使其更好地发挥自我特长和能力，不仅能为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也能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辟新的天地。为此，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支持和鼓励人民群众进行文化创造与追求幸福生活的大胆探索，引导人民群众在参与社会发展中贡献自身力量，在努力奋斗中彰显自我的人生价值，在追求自我提高中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在全社会积极营造鼓励大胆创新、勇于创新、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完善好人才评价指挥棒作用，为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
（三）坚持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在劳动认同的生成中提升精神境界
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是人类历史的出发点，“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人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得到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此意义上，劳动本身就是自由得以现实化的道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不仅无法拥有自身的劳动产品，而且完全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只能用摧毁生命的方式维持生命，在劳动中获得的不是幸福而是无尽的折磨与贫困。资本主义的数字化变革依旧无力改变这一现实。一方面，生产资料与生产方式的技术化，为资本全面掌控劳动者提供了便利，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以技术为中心的逻辑取代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身体正在成为数字时代最大的冗余，劳动者面临技术性失业与社会性排斥的巨大风险。在此种境遇之下，促进数字技术与人的双向互构，使数字技术真正赋能自由时间的实现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尊重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劳动的超越性作用。
然而，“如果解放不再基于一种历史特定的矛盾之上，那么，一种具有解放意图的批判理论，也将走到历史之外”。自由时间的实现必须立足人们劳动的现实状况，从现阶段的实际境遇中寻求可能。当前，虽然我国发展具备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但是落实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根本上仍然要靠劳动、靠劳动者创造，“必须弘扬勤劳致富精神，激励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其一，要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蔚然成风。党要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保证人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和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共享新时代的发展成果，使人民群众以主人翁姿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洪流中彰显自我；要坚持平等对待从事各种职业的劳动者，善于挖掘发现平凡岗位上的不平凡事迹，通过典型示范的方法弘扬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提升劳动者的幸福感、获得感、成就感。
其二，要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劳动关系治理价值导向，发挥制度优势消解资本对劳动的侵蚀，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保障广大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与基本权利，破除劳动过程中不平等的依赖关系，将劳动者从劳动过程的强制性约束中解放出来；保障全体人民拥有平等的劳动机会和劳动权利，面对数字经济与智能社会中大量出现的新职业、新岗位对从业者提出的全新要求，要对劳动者进行适时的岗位技能培训与知识储备升级；针对受技术性失业影响的劳动者，要关注其职业发展与身心健康，破除影响人才流动和劳动力流动的障碍，鼓励其尝试各种不同的职业生活，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五、结语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动态性的、渐进式的发展过程。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一方面需要通过辛勤的劳动创造富足的物质生活、高质量的文化成果和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另一方面必须保证人民拥有足量的自由时间开展精神世界的自我关照，追求精神生活质量的提升和自我的全面发展。当前，身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们尚无法彻底摆脱物质生产劳动的外在强制，仍需要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的新天地。与此同时，追求体面劳动和自由发展业已成为劳动者的基本共识和集体意志。如何有效缓解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抗性存在状态，引导劳动者在生产劳动中实现自我发展，使劳动复归自由自觉，成为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因此，必须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引领，走驾驭资本逻辑的解放道路。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不断健全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确保社会生产的前提、过程和结果以劳动者为中心，在充分激发社会生产积极性和活力的同时，助力劳动者在社会财富的创造和享有中实现全面发展。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将劳动从剩余价值生产领域解放出来，恢复并充分发挥劳动本身的超越性作用，方能助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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