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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中国处在各种重大风险挑战凸显的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发展态势中，面临着重大的考验和挑战，世界局势云谲波诡，各种重大风险显现。由于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差异，中西方冲突风险不断，形成突出的政治风险，对政治安全构成较大的挑战。继党的十九大之后，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为了确保政治安全，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安全风险挑战处于前沿状态，必须把防范化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作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重点领域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这既指出了国家政治安全范畴，也为维护包括意识形态安全在内的政治安全提出了重要要求。意识形态安全在政治安全中长期受到前沿性风险挑战，既表现出直接的冲突、对立与对抗，又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和隐蔽性；一旦爆发，就会对政治安全形成很大的危害。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对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确保政治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处于政治安全风险的前沿
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根基。中国和西方国家由于社会制度不同而引发意识形态剧烈交锋，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一直处于政治安全风险的前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长期并存，激烈竞争，时刻挑战国家政权，影响政治安全。不同社会制度的并存和竞争使意识形态的对立风险呈现长期性和尖锐性。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的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更加凸显，更具复杂性和严峻的挑战性，也更加突出前沿性。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意识形态安全对于政治安全具有先导性和首要性，在政治安全领域中长期较量，一直硝烟未停。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了解其变化状态和逻辑形式，有助于着力防范化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确保政治安全。
（一）意识形态交锋在政治安全中的前沿性风险更广泛
世界正经历着深刻而又复杂的变化，中国等新兴现代化国家的经济、科技、文化等快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提高。这些都引起西方霸权国家的焦虑和对抗，意识形态对立风险加剧，进而引发政治安全风险突出。中国式现代化快速推进，大国地位越发显得重要，使得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国际力量和格局的变化，中国等新兴现代化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话语权不断增加，影响力不断增大。这种状况是梦想长期主导国际事务、企图维持单极世界的西方霸权国家不愿看到的，必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进行交锋。这就使得政治安全风险挑战不断凸显。其中，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挑战首当其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方敌对势力要想直接颠覆中国的国家政权已经变得完全不可能，于是，西方敌对势力便从意识形态入手，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断渗透和交锋，除维护话语霸权，还利用技术优势输出文化和价值观念。“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典型手法是借助其话语霸权和技术优势输出西方文化和价值观。”这样，意识形态交锋被推到反输出、反渗透的前沿位置。
美国长期奉行其优先战略，对其优先和优越地位深信不疑，并试图长久地保持霸主地位。美国为了维护霸主地位，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界，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与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区隔、脱钩或对立，导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被泛化。在以美国 为代表的西方霸权国家看来，中国的快速崛起对其霸权和优先地位构成严重威胁，于是，西方霸权国家便使出浑身解数，按照意识形态划界，全方位遏制、打压与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中国，“利用网络性权力（如全球性生产、技术依赖、金融结构等）基于不对称相互依赖将他国孤立在世界经济体系/网络之外，进而维持霸权或是打压崛起国”，竭尽全力阻止中国发展壮大。社会中的一切问题都会反映到政治中，使得政治安全风险增大；而不同社会制度的较量使得意识形态交锋处于前沿，也更为激烈。一是美国为了维护霸主地位，与中国的关系不是合作共赢，而是使出对抗和竞争双重武器，并越来越趋向全面性和深刻性，体现在制度、道路、经济、文化、科技等全方位和全领域。二是社会制度的冲突和竞争更加靠前，意识形态冲突和挑战首当其冲。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快速推进，中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优势日趋凸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其“制度优越”的形象，使得“制度竞争、道路竞争日益成为国家竞争的前沿地带”。三是意识形态对立和交锋导致脱钩、断链的风险不断上升。由意识形态差异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显示出越来越突出的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冲突性和对抗性。主要表现在，贸易保护主义日趋突出，对关税等多方面极限施压，贸易摩擦加剧；美国等国家不断泛化安全概念，对中国高技术产业进行封锁与投资限制；美国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事端，或者唆使一些国家制造摩擦，引发突出的地缘政治冲突。由于中国和西方霸权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西方敌对势力将意识形态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文化等全方位地绑架在一起，其前沿性风险更为显现，对政治安全不断提出新的风险挑战。
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处于霸主地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其话语霸权领域扩大并泛化，话语中夹杂着浓厚的政治霸凌和意识形态成分，使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持续加大。话语霸权与交锋成为意识形态前沿风险的重要表现。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西方国家借助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在政治上长期处于霸主地位，因而长期地维系话语霸权，并使话语霸权的外延不断地扩展，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贸易、科技、生态、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全方位的话语霸权体系。霸权从政治向经济等扩展，“从语言演绎归纳演变为操弄数据、模型，建构‘指数’话语霸权，设定‘普世’标准”；“从学术研究范畴扩展到网络娱乐空间和社会基层，建构‘流行’话语，进行基层渗透”；“从官方主导建构发展到政府、社会组织、新闻媒体、虚拟空间一齐发力，建构‘权力’话语”。话语霸权及其交锋对身处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众的思想、观念影响很大，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一些人对西方政治制度、文化和社会的认知，误导人们的政治意识、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取向，使得一些政治意识薄弱者在意识形态方面不自觉地倾向或倒向西方，对意识形态安全构成重大的风险挑战。
（二）意识形态对立和对抗在政治安全中的前沿性风险更突出
在深刻而又复杂变化的世界中，由于政治制度的不同，中国与西方霸权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立的前沿性风险更加突出。与世界的深刻变化同步，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被广泛地称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百年未有的重大变局中，人们所面临的重大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无论是哪方面的矛盾和风险挑战，都会牵涉政治，与政治安全相关。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但是其所面临的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促使国际格局深刻变化，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局势的深刻调整和变化使政治安全风险突出，意识形态对立风险更加显现。“当今世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威胁上升，逆全球化思潮上升，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除此之外，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不断涌现，政治极化现象日益加剧。政治上的对立和极化使政治安全风险挑战愈来愈大，不可避免地波及意识形态领域，使得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对立或对抗的重大风险挑战。无论是推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还是大搞强权政治，掀起逆全球化思潮首当其冲的是以政治制度划分；而意识形态是政治制度的鲜明体现，必须以意识形态划界。通过意识形态来划分不同的阵营，然后进行政治、经济方面的对立和冲突，导致意识形态冲突愈来愈复杂，挑战越来越明显。
以意识形态划界，中西方对立从政治领域不断扩大和延伸，延伸到经济、科技等更宽广的领域，其对立风险不断突出。虽然世界局势在曲折中前进，多极化已经成为世界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霸权主义者始终想维持单极化的世界，维持其世界政治、经济等全方位的霸权。美国是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典型，除在政治上推行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还在经济上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在高科技方面实施全面封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霸权国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情打压和封锁中国企业，尤其是高科技和新兴技术企业。一是阻止中国企业获得西方的尖端技术。美国联合西方技术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包括芯片在内的尖端技术、高技术封锁，妄图彻底切断与中国的高技术、高科技含量产品等方面的联系。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高技术引领国家为了保住高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时刻防备中国尖端科技领域迎头赶上，时刻防备中国投入更多的资金，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更多的高技术人才进行研发和创新。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成为推动世界格局变化的重要变量。在变革的世界局势中，由于政治制度的不同，意识形态冲突更加频繁，更加激烈，意识形态面临很多意想不到的前沿性风险挑战，使政治安全风险突出。有学者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守成大国与新型崛起大国之间的遏制和反遏制之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竞争、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之争，将构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意识形态风险的主要来源”。由于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冲突无法调和，处于经常的交锋状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会长期保持对我国的高压态势，在各个领域发起攻势，其对抗性和复杂性越来越突出。一些看似与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无关的领域，如经济、科技等，都会反映到意识形态中，挑起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其前沿性风险更加显现，进而使政治安全风险增大。国家的社会制度、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决定了政治发展走向，这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更为紧密。为了确保政治安全，防范化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成为重大的政治任务。
二、新时代面临着严峻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挑战
意识形态安全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强国家重点安全能力建设的三大重要领域之一，是政治安全的重要体现。然而，意识形态领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和新征程中面临着突出的风险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不少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风险挑战既表现出直接的对抗性，也表现出明显的隐蔽性，还具有反向的传导性。新时代面临着严峻的意识形态风险挑战，也对政治安全构成挑战。
（一）制度对立和竞争使政治安全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凸显
政治制度安全是政治安全的根本，制度对立和竞争推高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对政治安全构成重大挑战。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截然不同，使意识形态对立呈现长期性。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显示其优越性，使得中西方的制度和道路竞争愈来愈凸显，风险挑战不断加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比较优势不断显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此深有忧虑和恐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视为最大的威胁和挑战。于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抱着冷战思维不放，坚持遏制共产主义，将遏制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优先方面，并贯穿其对外经济、文化、政策中，实现遏制共产主义的核心目标，以此维护其在世界格局中的霸权与霸主地位。为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有重拾“冷战”的架势，“新冷战”意味很浓。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歌猛进看作对其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的巨大威胁，于是以意识形态划界，企图实行新的“冷战”：在国际上通过极化意识形态差异打造排他性集团阵营，在国际事务中大肆鼓吹其所认定和确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就加剧了世界的分裂与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通过意识形态的差异不断与中国对立，把中国视为全面竞争对手，不断叫嚣“中国威胁论”，以此改变全球对中国的认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决意与中国开展全面竞争，在政治上敌视，在意识形态方面对立，以取得所谓的“胜利”作为其对华战略总目标，并写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文件或战略规划之中。
在政治制度的对立和竞争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其在政治上的强势地位，打着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旗号，动用强大的宣传工具，利用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不断打压和抹黑中国，不断诋毁或诬蔑中国人民所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美国纠集其西方盟友，形成对华全面遏制和打压联盟，在所谓的民主、人权等领域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在涉台、涉疆、涉藏等问题上不断制造矛盾，挑起事端，借此给中国政府施压。西方敌对势力暗中勾结中国国内的民族分裂主义者、宗教极端势力等制造矛盾，引起事端，企图破坏中国安定团结的局面，甚至图谋分裂中国。这一切都是企图阻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阻止中国的发展和强大，破坏中国的安全稳定，损害中国的团结和统一。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尖锐对立和竞争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敌对势力为了实现遏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断强化意识形态对立，以意识形态为界，全面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政治安全形成重大的风险挑战。西方敌对势力将国家安全的概念从原来的军事较量、地缘竞争、领土主权争端等传统安全领域泛化到其他领域，涵盖经济、科技、文化、网络、信息、金融、资源、生态等诸多领域，导致大国之间在发展和竞争中出现了突出的“安全困境”，并且促使“安全困境”越陷越深。美国等西方敌对势力抱着冷战思维不放，不断构筑关税壁垒，实行高技术封锁，使得冲突的领域不断增多，脱钩断链风险逐渐加剧。一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且愈演愈烈。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对从中国输入的商品大幅度加征关税，对中国出口的一些工业品实行进口限制。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冲突和对立延伸到芯片等高技术领域，对信息技术、装备等实行出口限制或管制，甚至出口禁令；联合其他相关国家对出口中国的高技术产品进行管制和封锁；加强对外资进行审查，对本国人来华投资进行限制，对中国的高技术企业和高校进行科技制裁。二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和重组风险加大。由于泛化意识形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部分发达国家出于政治的考量，以经济安全为由，加快推进“去中国化”，重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掀起逆经济全球化浪潮，加大地缘政治博弈。
（二）在社会转型的大变革中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空前复杂的局面
在社会转型的大变革中，一些人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受到较大的影响，加之西方意识形态长期渗透，网络和各种传媒大众化，使得一些人、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风险突出。在意识形态领域个人和群体风险交互、内外风险交织，意识形态成为政治安全中的突出风险挑战。习近平指出：“我国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空前复杂的情况，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不同文明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进一步凸显了思想文化力量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战略地位。”在中西方的竞相发展和竞争中，思想文化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频繁和深入、交流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些人的思想不断受到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和侵蚀，出现了思想迷茫，使意识形态风险挑战不断增大。
在变革的社会中，由于受到国内外各种思潮和因素的影响，一些政治意识薄弱者的政治信念动摇，个别人甚至走向无产阶级政治的对立面。一些人理想信念淡漠，思想迷茫，意识形态风险挑战突出。习近平指出，“在一些人那里，有的以批评和嘲讽马克思主义为‘时尚’、为噱头；有的精神空虚，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幻想，‘不问苍生问鬼神’”，“有的信念动摇，把配偶子女移民到国外、钱存在国外，给自己‘留后路’，随时准备‘跳船’；有的心为物役，信奉金钱至上、名利至上、享乐至上，心里没有任何敬畏，行为没有任何底线”。一是有的人的政治立场错误。他们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甚至批评和否定马克思主义。二是有的人的理想信念缺失，甚至背离祖国和人民。他们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失去信心，“没有理想信念的滋养，理想信念不坚定”，甚至没有理想信念，转而崇拜鬼神，全身心地投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不仅把钱存在国外银行，而且把配偶和子女全部移民到国外，随时准备“跳船”离开养育自己的祖国。三是一些人为物所役。他们信奉的不是国家和人民至上，而是金钱至上、个人至上、名利至上，完全背离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四是一些人追求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他们将生活定义为享乐，进而衍生出极端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他们否定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利他主义等观念，主张个人利益而不是全体人民的利益。
在转型的社会中，一些人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思想混乱；个别人甚至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深信不疑，为资产阶级政治摇旗呐喊，通过网络传播，对整个社会造成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导致社会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更加突出。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渗透的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以此搞乱人们的思想。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一旦接受西方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就可能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而怀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持否定态度。稍有不慎，风险隐患就可能爆发。习近平告诫人们：“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姓换名，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国内极少数人长期受到西方敌对势力在政治思想、文化思潮上的长期渗透，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甚至与国外敌对势力遥相呼应。他们无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丧失共产主义信仰，放弃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人极其危险。如果对这样的人不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和制止，必将损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人们如果思想被搞乱，就不会有正确的思想，就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
（三）西方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变幻着渗透风险
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安全风险挑战愈来愈突出，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处于前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由于政治制度不同而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使得意识形态的交锋长期存在，引起转型社会中一些人思想混乱，风险凸显。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不仅没有减弱，反而不断增强，且手段和方式不断变化，风险挑战不断加大。西方敌对势力通过思想、价值观念、文化、技术和“颜色革命”等多种方式妄图颠覆中国的无产阶级政权，风险不断变幻。在快速发展和变革的中国社会中，各种思想和意识发生碰撞，相互激荡；不同的文明相互交融，发生交锋的频率很高。西方敌对势力不断变换对意识形态的渗透方式，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局势，其冲突风险变得格外复杂。这些都使得转型社会中一些人、群体的思想和意识受到侵蚀，甚至改变理想信念。个别人反过来信奉和追求西方的价值观念，或沦为西方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宣传工具。
意识形态直接地以思想、观念等形式体现，是政治分离的突出表现形式，伴随着政治发展的始终。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又反作用于经济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经济基础及其制度差异决定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形态，形成意识形态差异和对立。制度的对立和竞争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突出地体现，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斗争来冲击或搞垮另一种社会制度。毛泽东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西方敌对势力为了诬蔑和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和冲突。西方敌对势力一直利用各种宣传工具、文化和经济交流等形式传播资产阶级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宣传西方“普世价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企图促使人们接受西方价值观念，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信念；进而扰乱一些人的思想，不断侵蚀社会主义的思想根基。西方意识形态通过舆论、网络、文化等方面的长期侵蚀分化了转型社会中意识和意志薄弱的少数人，并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不同程度的影响，风险变得不断突出。
自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政治安全受到西方挑战，意识形态是突破口。由于政治制度的差异，西方敌对势力通过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渗透、西化和分化，从来没有停止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对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频频得手；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尤其如此，妄图如法炮制，始终未能得逞。西方敌对势力从人们的思想入手，首要的是搞乱人们的思想。习近平指出：“他们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把人们的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人们的思想防线一旦被攻破，人们就会自然地失去对西方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抵抗力，进而引起思想混乱或反叛。这样就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只要人们的思想出现混乱，人们就很容易被西方的思想牵着走，变成信奉资本主义制度、迷恋资产阶级思想和意识的人，甚至自愿地成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吹鼓手。于是，西方敌对势力就会在意识形态的无形较量中取得胜利。我们需要高度警惕和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性。
在中西方的意识形态对立和较量中，西方敌对势力的政治挑战性目标和方向很明确，就是西方敌对势力通过意识形态的长期渗透对中国实行西化和分化战略，通过“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各种敌对势力从来没有停止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颠覆破坏活动，始终企图在我国策划‘颜色革命’”。“颜色革命”是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和不属于西方阵营的国家进行和平演变、达到颠覆政权的一种形式。西方敌对势力在思想方面披上民主、自由的虚假外衣，输出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意识，大肆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并以此为突破口，培植他国的反对势力，调动反对派的力量进行颠覆政权的活动。于是，国外敌对势力和国内反对派形成合力，不断煽动国内民众的情绪，妄图将民众聚合起来推翻现政权。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进行“颜色革命”也是如此，企图以搞垮或者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我们需要高度重视西方敌对势力通过“颜色革命”等形式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风险性。
（四）网络意识形态交锋的前沿性风险更趋突出和复杂化
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将社会推进到信息化时代，在促进社会快速变革和发展的同时对政治安全中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严峻的风险挑战。在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网络传媒迅速崛起。互联网技术形成的各种传播方式改变了传播和交流的组织形式、路径，比传统的传播具有更强的创新性、更多的信息输出、更快捷的传播路径和速度，也更容易被人接受。这为网络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渗透创造了便捷的条件。具有不同的政治信仰、情感和价值取向的组织、机构、个人都可以借助网络自媒体和社交平台表达自己的观点，悄然进行政治输出。不同的人和群体借助互联网传播平台，“表达着各自的观点，阐述着各自的主张，进行着政治思想和观念的输出与输入”。那些在意识形态领域抱有偏见或敌对的人更显得活跃，通过网络进行西方思潮传播、意识形态安全灌输和渗透。习近平指出，互联网发展“给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给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交流交融交锋产生的影响也是前所未有的”。互联网在世界各个国家和领域互通，这为西方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传播和攻击创造了便捷条件。转型社会中的个人、群体的思想意识本来都渐趋多元化，加上网络传播、输出与输入，使得网络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传播和渗透对个人、群体和社会的风险挑战越来越大，政治安全风险挑战随之增大。
在技术革命不断推进下的互联网时代，网络已经成为政治表达和思想灌输、意识形态交锋的前沿。现代社会已经进入没有网络就没有生活、网络“小屏”统揽天下的时代，各种各样的语言文字、影像、视听等在世界范围内快速传播，人类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在加速缩小。习近平指出：“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张图、一段视频经由全媒体几个小时就能形成爆发式传播，对舆论场造成很大的影响。”一些敌对势力通过互联网大肆宣扬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宪政等所谓的“普世价值”，竭力渲染“新自由主义优越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西方政治思想和思潮，试图把一些人、社会群体的思想和意识纳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体系；不仅对于意识形态领域，而且对于政治安全构成重大的风险挑战。
敌对势力通过互联网对政治思想的传播和意识形态的灌输来扰乱人的思想，使得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不断扩散，威胁政治安全。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在话语权方面还没有优势，在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话语输出方面处于劣势地位。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地位，利用互联网这个快捷的平台不断进行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输出，形成了网络媒介霸权。“在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资本主义通过推动政治权力与媒介的结合，形成了网络媒介环境下的资本主义话语霸权，并企图通过媒介控制进一步实现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统治和强权政治。”西方国家在互联网方面形成的话语霸权，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及其国际话语权构成重大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指出：“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在发达的互联网时代，我们需要高度重视网络意识形态输出和输入、对人和社会的影响与风险性，将其放在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重大安全风险的最前沿。
三、着力防范化解新时代复杂多变的意识形态风险挑战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要义和根本所在。确保政治安全，必须着力防范化解意识形态的前沿性风险挑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变化中，意识形态冲突和交锋更为激烈，密切关乎政治安全。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防范化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成为紧迫又长期的政治任务。根据新时代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我们需要“全面增强国际传播效能，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挑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不断提高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增强政治定力，增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挑战的能力。
（一）坚定理想信念和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鲜明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化解重大社会风险挑战、经受住各种考验的最大政治力量。在防范化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工作中，全党同志要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挑战是危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治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沿性重大风险。党员干部有了自我革命的精神和勇气，就能坚守初心，牢记使命，振奋精神，“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坚定的理想信念是防范化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挑战的强大精神支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在防范化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挑战中必须增强理想信念，形成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坚强领导，进而增强党的组织力、号召力、战斗力。
防范化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挑战关键在于党的领导。我们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把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重要位置，时刻警惕风险蔓延，赢得风险识别和防范的战略主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领导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始终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加强宣传、组织、教育等领域和部门的领导，坚守意识形态宣传、组织、教育等领域的主阵地和主战场，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宣传思想部门、组织部门、教育部门要加强领导和管理，党报党刊党网、党政干部院校、大专院校要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在重大问题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是压实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和管理责任。要求各级党委和党的组织、思想宣传部门、教育部门切实肩负起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责任。二是强化宣传、传播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责任，强化对党报党刊、网站、学校等部门和领域的政治意识，增强政治责任，注重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引导，尽力讲好中国故事。三是密切关注意识形态领域的动向。坚决抵制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错误思潮和言论，有效防范化解西方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西化、分化的风险挑战。
（二）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就需要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如果削弱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就难以有效应对突出的风险挑战，甚至会犯颠覆性错误。习近平指出：“舆论导向正确，就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推动事业发展；舆论导向错误，就会动摇人心、瓦解斗志，危害党和人民事业。”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就能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政治意识和价值导向，用正确的思想和意识凝聚人心；就有助于促进人们坚持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合力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思想意识是行动的先导，舆论直接影响人们的意识和对事物的看法与判断，进而影响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如果不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或者舆论导向错误，就会让错误的思想和意识占领舆论阵地。在网络化和全媒体时代，如果无产阶级不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意识形态阵地就必然会被资产阶级占领，成为资产阶级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场所和传播的平台。
在意识形态的激烈交锋中增强主导权和话语权，需要主动出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只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赢得胜利。这就需要加强意识形态宣传和引导，发扬革命的斗争精神，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错误思想认识进行坚决回击和斗争。习近平指出，“对社会上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要加强正面引导”，“对重大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要敢于交锋、敢于亮剑。对恶意攻击、造谣生事，要坚决回击、以正视听”。一是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正面宣传。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宣传中的指导地位，坚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胜信念，加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和传播。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使人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二是敢于交锋、斗争和亮剑。习近平指出：“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对立和尖锐的，不能退缩，也不能妥协，要敢于面对，进行坚决斗争，还要善于斗争。三是加强防范，及时化解以各种方式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风险。对于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污蔑社会主义制度等敌对行为，要给予坚决回击；对于其他方面的意识形态传播和渗透行为，要敢于制止，或者给予澄清，或者主动回击。
（三）增强对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主动权和管控能力
互联网开启了微传媒和全媒体时代，也开启了网络话语的平等对话和广泛传播时代。只有不断加强对意识形态的传播和管控能力，才能有效应对和化解网络意识形态的风险挑战。网络意识形态交锋的程度越来越激烈，风险挑战也愈来愈突出，防范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任务越来越重大和艰巨。在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的工作中要主动出击，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和平台，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宣传和思想引导，站在防范化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高度引导和管控好网络传播，掌握网络传播的主动权与话语权。习近平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网络微传播已经成为意识形态交锋的主要战场和前沿阵地，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占领这个主战场，守住这个前沿阵地。
在新的历史时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挑战已经成为重点防范化解的领域，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擦亮眼睛，增强对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辨别和处置能力。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党员干部要把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守土尽责的重要使命，充分发挥制度体制优势，坚持管用防并举，方方面面齐动手，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这就要求党员干部站在党和人民的事业的高度，增强防范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不断提高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的政治意识，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重大风险挑战的能力。防范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挑战已经成为提高拒腐防变能力的重要环节，我们需要不断提升驾驭风险挑战的能力。
（四）健全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预警机制
风险预警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举措。由于在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出现的内外合流性、网络传播性、文化侵蚀性、复杂多变性，我们需要加强对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预警建设。“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说明做任何事情，事先都要有准备或预判，这是成功的先导。我们要从意识形态风险的问题意识和忧患意识出发加强预警机制建设。一是监测到意识形态的风险源。要敏感地监测到是境外输入性的外源性风险，还是转型社会发展中的内生性风险，抑或内外合流的交织性风险。二是监测到意识形态风险的传播路径。要监测到是通过网络传播、文化交流、技术输入等方面进行的意识形态风险传播，还是内部思想意识变化等方面的传播路径。三是建立意识形态风险信息收集和处理系统。意识形态风险具有多样性、相互交织性、传播方式多元性。这就需要利用大数据等高技术手段，通过信息监测方式收集风险信息，建立完善的风险信息收集和数据处理系统。
在对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监测和信息处理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风险评估，为制定科学的应对措施提供可靠的信息和依据。一是对意识形态风险进行评估。要科学评估意识形态风险指涉的具体对象，包括对人的思想文化的西化侵蚀、通过技术输入渠道进行的思想意识输入、通过网络渠道进行的意识形态方面输入、“颜色革命”的演变阴谋等，针对意识形态风险的不同方面和指向，进行风险预警，指导人们采取不同的风险防范化解措施。二是为应对意识形态风险挑战提供可靠的信息和数据。要借助信息技术建立信息和数据库，及时传递风险预警信息，并作出风险评估，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赢得战略先机。
（五）提升防范化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政治能力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应对复杂的国际国内重大风险挑战，防范化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必须着力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议题，也是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应有之义。习近平对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作了重要概括：“要注重提高政治能力，特别是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和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在防范化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中，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尤其需要具备几种政治能力。一是明辨政治是非的能力。只有明辨是非，才能在意识形态的交锋中分清正确与错误，正确识别现象与本质，不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侵蚀。二是保持政治定力。只有保持政治定力，才能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中立场坚定，并以此焕发出坚强的战斗力。三是驾驭政治局面的能力。面对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复杂性、严峻性和全面挑战性，党员干部不仅要有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而且要有驾驭全局的能力。
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是长期的，呈现常态化和公开化的趋势。一些人由于受到西方敌对势力在思想、意识方面的长期渗透和侵蚀，可能出现内外“合流效应”，出现“敌独合流”“内外合流”“新老合流”三个合流的新动向。这就需要提高政治的敏锐度和洞察力，在把握局势的基础上提高防范化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能力，赢得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的主动权，进而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习近平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只有提高政治能力，才能有效提升防范化解意识形态等重大风险挑战的能力，才能有更好的政治担当，体现对党忠诚和为党尽责。
四、结语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意识形态风险考验。着力防范化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是实现政治安全的重要抓手，这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是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在政治安全风险中的前沿位置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推进中不断显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在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竞争中不断显示制度的优越性，使意识形态的冲突更为激烈，更突出其对立性和尖锐性，风险挑战不断增大。二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意识形态交锋的隐蔽性和风险性更加突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意识形态风险挑战除直接对立与对抗，还突出隐蔽性和渗透性。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局面，各种思想文化的渗透和侵蚀寓于网络、商品、文化产品之中，尤其是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来源和渗透手段不断多样化、常态化，其风险更难识别和防范。三是防范化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关键在党的领导。这就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党员干部必须坚守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主阵地和主战场，在与西方意识形态的交锋中把握主动权与主导权。从维护国家政权的政治安全高度，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对立和渗透对党长期执政的安全风险，坚决防范和抵制一些人借助报刊、讲坛、网络等各种形式进行不负责任的意识形态渗透和宣传，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四是提升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挑战的政治能力。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政治意识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随时准备经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大考验，有效防范意识形态风险引发的各种政治风险的连锁反应和联动效应。只有这样，才能在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考验中赢得化险为夷的战略主动。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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