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璟 曾凡银｜ 绿色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机制与成效
文摘
教育
2024-08-30 17:22
江西
绿色金融作为建设金融强国的五篇大文章之一，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工具和重要手段。构建空间溢出效应模型、空间调节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使用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检验分析绿色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制与成效。研究发现，绿色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显著促进作用和正向空间溢出影响，金融人才有助于强化该空间溢出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在绿色金融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通过健全绿色金融政策体系、鼓励绿色金融工具创新和强化绿色金融人才引育力度等措施，可以有效提升区域绿色金融集聚度，进而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荣璟(1989— )，男，安徽芜湖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副教授，金融学博士，从事绿色金融研究；曾凡银(1964— )，男，安徽蚌埠人，城乡经济研究所教授，管理学博士，从事绿色发展研究。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其中，绿色金融作为旨在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既深度呼应了全球绿色发展的浪潮，又高度契合了当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因此，分析探讨绿色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学界普遍认同绿色金融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其具体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如对于中国中西部地区，该促进效应更为明显。部分学者进一步研究了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效应，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倒Ｕ型曲线、单门槛或双门槛的非线性关系；但上述实证分析较为笼统，没有根据倒Ｕ型曲线和门槛检验的临界值对样本进一步细分，难以形成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关于机制分析，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资源配置效率等通常被用作分析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中介变量；但是在不同地区，上述中介变量发挥的中介效应可能表现为完全中介效应、部分中介效应和无中介效应等多种形式，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在金融要素集聚方面，大部分学者认为金融资源的地理集聚现象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他们基于省份、城市和企业等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检验了这一观点。有学者认为金融集聚并不总是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推动作用可能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特征。此外，部分研究关注空间溢出效应，认为金融集聚能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是这些研究忽略了空间溢出效应随地理距离变化而逐渐衰减的特征，且没有深入研究如何强化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首先分析绿色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其次运用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两者的非线性关系，并根据门槛临界值进行样本分组；再次采用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分析绿色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效应；最后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绿色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从金融人才的角度分析如何强化其空间溢出效应。相较于以往研究，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目前，尚无具体研究聚焦绿色金融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对该领域研究作出边际贡献；第二，依据门槛临界值对研究样本进行分组，拓展了现有的非线性效应研究，便于形成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第三，选择绿色技术创新而不是传统的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并分析其中介效应在我国各地区的异质性，更具客观合理性；第四，选择金融人才作为空间调节变量，分析金融人才在强化绿色金融集聚空间溢出效应中的具体作用，对当前空间效应模型应用进行了相应拓展。绿色金融集聚可以通过直接与间接两种方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直接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效应、知识传播效应、规模效益、空间溢出效应等四个方面，间接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和金融人才的调节效应。绿色金融集聚主要通过资源配置效应、知识传播效应、规模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绿色金融资源在地理上的集中分布能加快生产要素流动速度，降低交易成本，淘汰落后产能，从而优化地区产业结构布局和生产资源配置，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绿色金融集聚具有显著的网络联动功能，可以在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推动知识传播和技术共享，有效促进绿色生产技术开发和推广，进而助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绿色金融集聚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分散投资者风险，激励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与此同时，通过引导企业采用环境友好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设备，促进企业生产绿色转型，进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绿色金融集聚具有显著的对外辐射功能，有助于强化极化效应和涓流效应的发挥，吸纳更多的外地资源，用以提升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还能发挥示范效应，有效带动周围地区的生产要素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从而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升生产效率，最终促进周围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绿色金融集聚需要资本、技术、人才、生产要素、政策环境等外界诸多因素的支持，而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有着较大差异，因此绿色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不一致。此外，在绿色金融集聚初期，主要功能体现在整合本地资源、完善金融发展环境和经济制度等方面，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在绿色金融集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绿色金融集聚的经济效应延伸到周围地区，通过金融机构、绿色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跨区域合作，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要素流动和知识共享，加快绿色生产技术和绿色产品的研发进程，提升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因此，在绿色金融集聚程度的不同阶段，可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绿色金融集聚主要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金融人才的调节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间接影响。绿色金融集聚具有较强的资源引导效应，把大量资本、生产要素、专业人才和生产技术引导到竞争力最强的地区和企业，从而提升地区和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加快研发速度，推动新产品、新技术问世，在满足市场对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需求的基础上，实现知识共享、产业升级和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培育在生态文明建设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金融人才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是发挥绿色金融集聚经济效应的前提条件。依托金融人才不仅能够设计开发契合市场需求的绿色金融产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还能够通过信息共享，使绿色金融业务模式和绿色生产技术迅速推广到相邻地区，产生显著的正向外溢效应，协同周围地区经济共同高质量发展。构建基准模型检验绿色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见公式(１):其中，HQD、GFA、con分别表示经济高质量发展、绿色金融集聚、控制变量；ε表示随机误差项；u、v分别表示控制地区层面的个体效应、时间层面的年份效应。运用门槛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见公式(２):其中，Ｉ(ｌｎＧＦＡ≤ｑ)是门槛示性函数；ｑ是门槛变量，本文选择绿色金融集聚为门槛变量。通过引入中介变量(Ｍ)来检验绿色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中介效应，见公式(３)、公式(４)。技术创新是绿色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渠道，通常在相关研究中被选作中介变量，但传统技术创新并未将环境保护和绿色产业发展纳入考量。而绿色技术创新更专注于生态环境保护，有助于充分发挥绿色金融集聚的作用，加快绿色技术进步和产业绿色转型，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本文选择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模型依托空间杜宾模型来检验绿色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影响，见公式(５):在公式(５)的基础上，构建空间调节模型分析增强绿色金融集聚空间效应的可能途径，见公式(９)。由于金融业进入门槛较高，金融人才在提升本地金融系统运行效率和促成金融机构跨地区合作中的重要作用无可替代，可能会强化绿色金融集聚的空间影响，充分发挥绿色金融集聚的经济效应。因此本文选择金融人才作为调节变量。本文将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被解释变量，参考王军等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代理指标的测度方法，分别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个方面构建多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综合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如表１所示。本文将绿色金融集聚作为解释变量。首先，基于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投资、碳金融等五个维度设计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测度的多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其次，通过熵值法计算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最后，使用区位熵计算集聚度。见公式(10):参考钱晶晶等关于控制标量的选取方法，本文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开放程度等四个方面分别选择地区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公路里程、地区进出口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作为控制变量。鉴于样本数据的完整性和可得性，本文选取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西藏和港澳台)2010—2021年的数据为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国泰安数据库。如表３所示，各变量均为平稳序列，VIF值小于10，因此不存在明显多重共线性。图１表示2010—2021年我国绿色金融集聚情况。从全国层面上来看，我国绿色金融集聚水平在2010—2014年呈现小幅波动，自2014年开始不断上升。2021年，我国绿色金融集聚度为6.223，较2010年增长23.2％。从区域层面上来看，根据周开国等基于经济层面对中国地区的分类方法，本文将全国30个样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分为三大经济分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吉林、黑龙江；西部地区包括宁夏、重庆、陕西、贵州、广西、云南、甘肃、四川、青海、内蒙古、新疆。我国东部地区绿色金融集聚程度增长较快，中部与西部地区增长较为缓慢。2021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绿色金融集聚度分别为14.651、1.527、1.325，分别较其2010年增长了29..5％、10.9％、8.6％。鉴于我国区域层面绿色金融集聚度变化区别显著，在研究绿色金融集聚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时，有必要进行地区异质性分析。基于公式(１)基准分析模型的实证结果见表４。从全国层面上来看，ｌｎＧＦＡ系数(0.031)显著为正，说明绿色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绿色金融集聚度每提升１％，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0.031％。从区域层面上来分析，东部地区ｌｎＧＦＡ系数(0.038)大于中部(0.016)和西部(0.022)地区，可见绿色金融集聚对于我国东部地区的促进效应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这可能由于东部地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拥有相对较高的金融资源和人才资源禀赋，且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创新的发展速度较快，从而有助于充分释放绿色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此外，从控制变量ｌｎＰＧＤＰ、ｌｎＩＳ、ｌｎＩＮ、ｌｎＯＰ的系数分析可知，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降低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都有促进作用。为对基准回归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本文运用工具变量法，引入地理坡度作为工具变量。由于各地区的地理坡度是自然形成的，与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地理坡度相对较低的地区，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进而有助于生产要素集聚和资本集聚，产生显著的绿色金融集聚。地理坡度指标可以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和相关性要求。此外，为克服部分反向因果关系影响，本文分别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滞后１期和滞后２期处理。回归结果见表５。第(１)列显示，模型的不可识别检验、弱识别检验结果显著，使用萨根检验(Sar-gantest)方法检验的ｐ值大于0.1，说明工具变量模型有效，且ｌｎＧＦＡ的系数(0.027)显著，与表４基本上一致。第(２)至第(３)列显示，ｌｎＧＦＡｔ－ １、ｌｎＧＦＡｔ－ ２的系数显著为正，分别为0.025、0.019，与表4结果基本上一致。由此可以说明，绿色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滞后的促进效应，排除潜在的内生性影响。参考陈治等在稳健性检验中替代变量的选取方法，本文采用三种方法对模型稳健性进行检验。表６第(１)至第(５)列显示逐步加入控制变量法的结果；第(６)列显示将样本数据进行双侧１％缩减处理、去掉异常值再进行回归的结果。此外，本文采用绿色信贷占比，即年末各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占总贷款余额的比例，替代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第(７)列所示。实证结果显示，第(１)至第(６)列的ｌｎＧＦＡ和第(７)列的ｌｎＴＤ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与表４基本一致，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基于公式(２)进行门槛效应检验。表７显示ｌｎＧＦＡ的单门槛效应是显著的，但是没有通过双门槛的显著性检验。因此，绿色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单门槛的非线性效应。表８显示ｌｎＧＦＡ的门槛值为0.374。当ｌｎＧＦＡ小于0.374，ｌｎＧＦＡ的系数是0.016；当ｌｎＧＦＡ大于0.374，ｌｎＧＦＡ的系数是0.065。说明当绿色金融集聚处于程度较低阶段时，绿色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较小；当绿色金融集聚超过门槛值而处于较高阶段时，绿色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显著增强。根据门槛值可以对样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分组，将ｌｎＧＦＡ大于0.374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归并到高集聚组，ｌｎＧＦＡ小于0.374的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归并到低集聚组。如表９所示，我国尚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绿色金融集聚程度较低，难以充分释放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能。基于公式(３)、公式(４)分析中介效应，见表10。全国层面及东部、西部地区通过了索贝尔显著性检验，说明在全国层面及东部、西部地区存在中介效应，在中部地区不存在中介效应。这可能是因为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偏重工业化，老工业基地较多，在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推广绿色金融工具等方面难度较大。相反，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西部地区推动旅游业等绿色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强劲，有助于开发新型绿色生产技术，推广绿色金融工具。具体来看，表10第(１)、第(３)、第(５)、第(７)列ｌｎＧＦＡ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绿色金融集聚有助于激励绿色技术创新；第(２)、第(４)、第(８)列的ｌｎＧＦＡ和ｌｎＧＩ系数显著为正，且ｌｎＧＦＡ系数绝对值小于表４第(１)列ｌｎＧＦＡ系数绝对值，说明绿色技术创新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参考孙丽文等关于中介效应比例计算方法，全国层面的中介效应比例为0.143，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为0.245和0.082，说明在全国层面上，绿色技术创新在发挥绿色金融集聚促进高质量发展中起到14.3％的贡献，而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贡献分别为24.5％和8.2％。可见，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需要进一步加强，尤其在中部地区，需要有针对性地发展绿色技术创新，疏通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渠道功能。如表11所示，几乎所有年份的Ｉ值都显著为正，且呈现逐年递增的发展趋势，说明我国绿色金融集聚、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为正且不断增强的空间相关性。因此可以进一步作空间计量分析。本文进一步使用空间自相关系数刻画绿色金融集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情况，见公式(12):如表12和表13所示，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绿色金融集聚、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具体来看，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东部地区的空间自相关指数为正且绝对值较高，说明此类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绿色金融集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的正向空间集聚状态，共同推动了我国绿色金融集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正相关格局。相反，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西部地区的空间自相关指数为负且绝对值较低，说明此类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绿色金融集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集聚状态，在绿色金融集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同时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基于公式(５)空间溢出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见表14。LM、LR、Wald和Hausman检验的结果均显著为正，因此可以选择包含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第(１)列是基于公式(６)邻接矩阵的回归结果，Ｗ·ｌｎＧＦＡ的系数为0.012，说明绿色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为正的溢出效应，即绿色金融集聚度上升１％，会导致周围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0.012％。可见，绿色金融集聚在显著促进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还能提升周围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表14第(２)列是基于公式(７)地理距离矩阵的回归结果，第(３)列是基于公式(８)经济距离矩阵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第(２)、第(３)列回归结果系数的方向与显著性均与第(１)列类似，说明第(１)列模型稳健。基于公式(７)空间调节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见表15。表15第(１)列是基于邻接矩阵结果，ｌｎＴ(0.015)和交互项ｌｎＧＦＡ·ｌｎＴ(0.023)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金融人才在绿色金融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即金融从业人员数量每增加１％，在推动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上升１.５％的同时，还能够使绿色金融集聚对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增强２.３％。进一步分析，表15第(１)列中Ｗ·ｌｎＴ(0.011)和交互项Ｗ·ｌｎＧＦＡ·ｌｎＴ(0.018)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金融从业人数增加在提升周围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同时，对绿色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即金融从业人数每增加１％，在推动周围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上升1.1％的同时，使绿色金融集聚对周围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增强了1.8％。因此，增加金融人才数量有助于强化绿色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本地促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有必要在各地区加大培养和引进金融人才力度，构建强大的金融人才团队。为了检验表15第(１)列的稳健性，第(２)、第(３)列是基于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的结果，回归系数显著性和大小基本上与第(１)列一致，说明第(１)列模型稳健。本文选取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溢出效应模型、空间调节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绿色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成效与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一是从全国层面上来看，我国绿色金融集聚程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从区域层面上来看，东部地区绿色金融集聚度显著高于中部、西部地区；二是绿色金融集聚度(每提升１％)在总体上促进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0.031％)，但其促进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三是我国东部地区绿色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呈现单门槛非线性特征，当绿色金融集聚度超过门槛值时，其促进效果会显著增强；四是绿色技术创新在绿色金融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但该效应仅在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存在；五是绿色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为正的空间溢出效应，绿色金融集聚度每提升１％，会促进周围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0.012％；六是金融人才在绿色金融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金融从业人数每提升１％，会使绿色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增强1.8％。基于研究结论，得到以下启示。一是要建立健全绿色金融发展政策体系，在规范金融机构行为和保证金融体系稳健运行前提下，进一步推动区域性绿色金融集聚，特别是对于我国中部、西部地区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加快实现绿色金融高度集聚。二是要通过强化金融监管和鼓励绿色金融工具创新等途径，将更多资金引导至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夯实绿色技术产业，充分释放绿色技术创新在绿色金融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中介效应。三是要加大金融人才引育力度，根据地方发展阶段与特色，紧贴我国“双碳”目标的进程，培育国际化碳金融等绿色金融人才团队。四是要通过构建“政府－技术－金融－智库”集成化合作平台等方式，促进跨区域绿色金融合作，打造绿色金融发展共同体。同时，持续强化我国东部地区绿色金融集聚程度，培育国际绿色金融中心，在更高层次上、更广范围内发挥资源配置枢纽功能。为微信推送方便，本文参考文献省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载于《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微信号｜ncdxxbs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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