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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世情、国情深刻变化，科技现代化成为引领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中枢力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技术是世界性、时代性的，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日本已成功跻身世界科技强国之列。比较研究中日科技现代化有利于推进我国实现科技强国的目标。中国应立足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不断深化政策落实、人才支撑、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评估体系建设和成果转化等系统性变革，提升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以科技现代化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持续贡献于国家崛起与民族复兴。
一、中日科技现代化的发展轨迹和境遇理路
总体比较中日科技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轨迹，多角度分析中日科技现代化新的时代境遇，重点总结中日科技现代化的应对理路，有利于中国在新的时代关口把握世界科技创新的发展大势，深度参与并赢得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竞争，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提升科技创新投入效能，推动中国式科技现代化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一)中日科技现代化的发展轨迹
日本式科技现代化实现了从“拿来主义”、二次创新模式转为自主创新模式。1853—1926年，日本全面学习引进西方科技，尽管追赶很快，但是科技水平依然远落后于西方国家。1926—1944年，日本科技在战时统制经济下严重畸形。直到二战后，在美占领军民主化改革的指导下，日本科技进入快速追赶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贸易立国”战略下，日本掀起“一号机引进，二号机国产，三号机出口”的热潮，电力、钢铁、石油化工和汽车等核心产业部门的技术革新和规模效益得到极大提高，从引进吸收为主转向消除技术差距与自主创新为主。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日本科技进入“技术立国”战略下的飞速发展期，节能汽车、半导体、产业机器人和核能发电等技术跃升，日本成功实现了产业升级，一度被誉为“世界工厂”，从“拿来主义”模式转为二次创新模式。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进入“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下的自主创新期，开始注重基础研究和独创性技术的自主研发，持续向高新技术和信息化产业转型升级，在世界质子束放疗加速器、行星探测、精密加工机床和工业机器人等诸多科技领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中国式科技现代化实现了从引进追赶型转为自主创新型。近代中国科技水平落后，只能通过引进、学习和改进西方科技来发展自身。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艰难困苦中初步建成从科学研究到成果推广的完整体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以举国之力独立自主地破解了关键科技难题、完成了国家重点工程。遗憾的是，1966—1976年，历史酿成的“十年内乱”拉大了中国科技创新事业与世界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事业重新步入正轨。1978—1985年，中国以“两头在外”＋“三来一补”为导向，处于技术引进主导阶段；1985—1995年，以“市场换技术”为导向，处于引进与改进结合阶段；1995—2015年，以“引进吸收再创新”为导向，处于模仿与原创过渡阶段；2015年以来，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导向，处于自主原创主导阶段。中国“以自力更生的自主创新为基石、以攻坚克难的引领创新为位势、以互利共赢的开放创新为气度、以科技支撑的现代化强国为蓝图”，建设成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创新型国家，促成美、中、欧三大科技中心的世界新格局。
中日科技在不断探索和勇猛精进中由低层次迈上原始创新层次，但两国在科技追赶之路上的发展节奏、发展水平并不相同。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和科技创新，发展更为迅速，从单纯的基础技术模仿到消化吸收再创新，再到自主创造，已成功跻身世界科技强国之列。近代中国的科技步伐艰难缓慢，从引进追赶型逐渐转为自主创新型，近代中国实现了从“科技救国”到“科技立国”再到“科技兴国”的伟大目标，充满信心地迈上了“科技强国”之路。
(二)中日科技现代化的境遇理路
日本政府重视科技发展的大方向始终未变，总体科技实力稳步提升；但是随着国际科技竞争加剧，国内经济长期持续低迷，人口老龄化压力、科技产出指标下滑、政府研发经费长期不足、对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支持力度有限、“年功序列制”与男外女内等传统社会习惯阻碍日本科技人才流动与成长，研究的内向化抑制共同研究网络构建和国际研发合作参与、创业氛围欠缺等，多种因素共同导致日本技术创新放缓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降低。对此，日本有如下应对理路:第一，改革完善人才培养体系，设立大学基金推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设立专项计划为博士研究生和青年科研人员潜心研究创造条件，推动研究队伍的国际化和女性研究者的活跃，缓解后备研究人才不足的压力；第二，强化科技创新管理职能，加强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统揽全局和横向串联的“司令塔”功能，科学引导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第三，加大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命科学技术和半导体等关键核心技术投资力度，确保日本的经济安全和高端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第四，加大对绿色化和数字化相关技术的支持力度，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第五，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加速初创企业发展，促进规模化企业开放创新。
近年来，中国科技实现了历史性、全局性的重大进步，但是处在新的机遇期，中国科技发展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新一轮大国科技竞争中，美国仍扮演着“领路者”角色，对华实施“高科技冷战”。中国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科技人才队伍量大而质不强、基础研究薄弱、高效联动机制尚未形成、科技转化存在“肠梗阻”、科技创新评价体系不够完善、经济下行等问题依然存在。对此，中国有如下应对理路:第一，突出高端科技的战略性研发，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摆脱关键领域对外部技术的过度依赖；第二，培养以高精尖为导向的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完善开放多元的高端人才引进机制，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人才政策创新；第三，持续加强基础研究，加快建设启发式、探究式、研究式育人环境，打造体系化、高层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平台，创建崇尚创新与宽容失败的创新生态环境，健全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第四，牵引政府、大学和科研机构、企业、金融机构等创新主体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立足基础研究、面向社会经济应用的协同效应；第五，建设有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动力机制和创新生态，探索构建场景驱动科技成果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新范式，科学布局科技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持续涌现和快速发展。
近年来，尽管全球经济、贸易与投资增长速度陷入低迷，但是科技变革的发展速度并没有丝毫减缓，全球科技竞争正以白热化程度在世界各地蔓延。对此，日本改革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强化科技创新管理职能，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投资力度和对绿色化、数字化相关技术的支持力度，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中国突出高端科技的战略性研发，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加大高端科技人才培养力度，持续加强基础研究，提高产、学、研融合效应和科技成果转化率和成功率。
二、中日科技现代化的相似性:从后发外源型走向自主创新型
中日两国是后发外源型国家的成功典范。两国在被迫打开国门后，开启了对西方科技的追赶之路，科技现代化的起点低、时间晚。两国利用后发优势，先通过引进吸收世界先进技术，奠定了科技现代化的基础，再依靠自主创新迈上科技强国之路。从后发外源型走向自主创新型的发展道路，既是中日科技现代化的相似性和成功经验，也是后发国家追求科技现代化的一般规律。
(一)中日两国同属于世界科技现代化的后发外源型国家
日本利用赶超战略快速从“落后者”“追赶者”跻身世界科技强国行列。日本古代自然科学不发达，而在近现代表现为应用科学和技术工艺发达，基础科学和理论思维相对薄弱。1853年，“黑船”事件结束了日本的锁国体制，强烈的危机感促使日本“求知于世界”，全面引进西方科技。二战后，面对满目疮痍的废墟，日本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后发赶超型的科技战略和政策，通过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取得了快速的、巨大的科技进步。随着日本经济、科技水平增长，以及外部竞争压力增大，日本不断加大自主创新研发力度，逐渐建立了完备的战略科技力量。日本建成由科学技术管理部门负责指定、组织和协调全国各级科研机构的工作，实行集中的审议体制和科技咨询，积极参与国际技术合作，大力培养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建立产、学、研共同参与的一体化创新组织，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展为实力不容小觑的世界科技强国。日本是资源匮乏、自然灾害频发的后发国家，日本科技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依然值得后发国家学习借鉴。
中国通过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从“边缘者”“跟跑者”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科技文明，但是经过二百年左右的闭关锁国，近代科技已全面落后于西方，在外力倒逼下被迫开启艰辛而缓慢的科技追赶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即便遭受苏联中断援华和“十年内乱”的冲击，中国通过自主攻关依然完成了一系列举国工程，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科技成就，奠定了中国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大国地位。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科技经历了单纯的技术引进、复制性模仿、创造性模仿和自主性创新四个阶段，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成功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中国立足本国国情和时代发展，在改革开放前模仿苏联“动员式”科技举国体制，在改革开放后采取市场参与调节的新型科技举国体制，学习日本“国家创新体系”科技发展战略，采用国防科技领域美式“大科学工程”项目模式，逐渐融合成极具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模式，推动中国成为极具发展潜力的科技大国。
近代以后，中日两国在外部侵略扩张型环境的冲击下，开启了科技现代化的追赶之路。中日两国通过对外开放，积极引进、模仿、吸收和改进世界先进科技成果，利用国家政治权力和后发优势，确立符合本国国情的、跨越式发展的科技战略，以高于其他国家科技创新的速度实现了经济起飞。中日两国为后发国家的科技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经验。
(二)中日两国都通过引进吸收世界先进技术奠定科技现代化的基础
日本通过引进吸收西方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科技追赶速度。明治维新后，日本依托政府的主导力量，依靠技术引进与普及，全面导入西方近代科技体系，建立了日本科技体制。日本明治政府大力推行“殖产兴业”政策，派遣岩仓使团出访欧美及吸引留学生出国，连人带设备全套引进西方科技。但是随后，日本因发动侵略扩张战争使其置身于世界技术革新的潮流之外。二战后，在美国的庇护下，日本直接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专利和成套原装设备，导入美国“质量管理”方法，对企业引进技术与重要机械提供财政支持和法律保障，推进了日本制造业的振兴。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短短五年时间里，几乎引进了世界二十余年的先进技术。到1960年，引进技术对日本工业产出的贡献率达到11％。20世纪60年代末，技术引进的空间随日本科技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小。日本作为后发国家，竭尽全力地利用后发优势引进吸收世界先进技术，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快速追赶，为后期日本式科技现代化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通过引进吸收世界先进技术奠定了科技现代化的基础。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派开始引进和运用西方技术，留学生人数急剧增长。五四运动后，一批留学归国的学者开始带头引进西方科技。但薄弱的技术基础、深厚的专制政治和封建主义、外患内乱的政权，导致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缓慢。中国人愈发意识到，科技落后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以156项重点工程为核心，中国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引进数百套成套设备和数千套技术资料，逐步建立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和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向日、英、法、德、意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成套设备。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习日本以“拿来主义”加快科技追赶速度。国家适时制定有利于吸收引进西方技术的相关政策和措施，推动企业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吸引外资、缺门技术及所需的中外合资企业，加大知识产权使用费支付额、高技术产品进口额等，奠定了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基础。
中日是后发外源型国家，中日科技现代化起始条件低，技术基础薄弱，经济和科技水平落后。两国先通过引进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提高科技追赶速度，为科技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这种模仿和借力模式虽然存在着依赖性强的缺陷，但对于后发国家处在低水平的追赶阶段是极为有效的，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三)中日两国都通过自主创新走向科技强国之路
日本通过自主创新成功跻身世界科技强国之列。随着日本技术水平的提高、发达国家对外输出技术保护力度的加大，日本技术引进的空间逐渐减小，提高自主科技力量的需求愈发强烈。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开始致力于自主研发尖端技术，实施了原子能、空间开发等大型国家项目。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公害问题和两次石油危机，日本开始实施“阳光计划”“月光计划”及加强基础性、独创性研发，各种新能源、节能型技术与产品的自主研发取得了较大进展，计算机、半导体、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通信等技术得到振兴。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在经济下行压力和冷战结束的新局势下，实行全面体制改革和战略转换，大力开展基础性和独创性技术研发，推动日本企业在曝光机、高技术机床等高技术领域的世界市场占据垄断地位。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通过自主创新，在生命科学技术、新材料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等领域走在世界前列。日本成功跻身世界科技强国之列，是由其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和突破所决定的。
中国通过自主创新成功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便是在西方和苏联双重封锁下及1966—1976年的“十年内乱”时期，中国攻坚克难，独立自主地取得“两弹一星”、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世界首例籼型杂交水稻、第三代计算机和半导体等重大科技成果，在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和高能物理等尖端科技领域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863”“攀登”“973”等一系列重大科技攻关计划，取得大量科技创新成果。1995年，中国开始注重在引进、消化和吸收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市场实际再创新。2006年以来，中国从以引进技术为主的追赶型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创新型。如今，中国在超级计算机、太空探索、量子计算和高铁等关键领域展现出引领全球的巨大潜力，高素质科研队伍规模、科技期刊发表量和发明专利申请量等排名世界第一，不断实现更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习近平指出:“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中国的科技强国目标也必须通过自主创新才能真正实现。
随着科技扩散效应减小，中日两国必须依靠自主创新来应对美国的科技保护壁垒和激烈的国际竞争，才能发展为世界科技强国。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对基础性、独创性和前沿性科学技术的自主研发持续加大，推动日本发展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自主攻破了一系列重大科技难题和尖端科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一系列重大科技攻关，推动自主创新能力逐步迭代升级，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通往科技强国之路，依靠自主创新才是关键所在。
三、中日科技现代化的差异性:战略、路径和动力
不同的历史背景、政治经济制度和现代化进程决定中日科技现代化有着不同的发展战略、实施路径和动力机制。发展战略作为引领导向，实施路径支持落地实践，动力机制提供动力来源。从这三个层面比较分析中日科技现代化的具体实现形式，有利于把握中日科技现代化的差异性及其内在机理，有利于显示世界科技现代化具体实现方式的多样性。
(一)中日科技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不同
日本的科技强国之路离不开成功的科技战略与政策。世界科技强国各有所长:美国有领先的科技创新体系，英国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德国有持续的科研体制创新，法国有先进的顶层创新战略，日本有成功的科技战略与政策。二战后初期，日本在美占领军的指导下开始推行非军事化及经济、科技民主化政策。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为应对二战后重建和发展经济，日本确立了以生存为目的“贸易立国”战略，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注重本土化改造与创新。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随着美欧技术出口管制压力逐渐增大，为创造新支柱产业，日本确立了“技术立国”战略，开始着重面向高精尖技术，强化自主研发。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出现泡沫经济。为了以科技创新应对综合发展挑战、创造经济新引擎，日本确立了“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不断平衡基础研究与产业技术开发，加强基础研究与成果转化。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日本从吸收型科技战略转为自主研究和创造型战略，科技发展的决策机制、创新能力、法律保障和评价体系等不断增强，逐步确立了日本在基础科学、核心技术领域的国际优势地位。
中国发展为创新型国家有赖于七大科技发展战略的有力推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为引进世界先进科技成果，尽快补足中国急需的科技门类，中国实施“重点发展”战略，初步建立了中国科技人才队伍、科技管理体制机制和科学技术系统。20世纪60年代至1978年，为应对美苏超级大国的封锁、挤压和威胁，中国实施“自力更生”战略，在国防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78年至20世纪末期，为适应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实施“面向、依靠、攀高峰”战略，初步形成了国家科技计划体系，极大地提高了科技支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效能。20世纪末至2005年，为实现小康社会，中国实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战略，高技术研发、科研院所体制改革和国家基本科技计划体系建设等取得突破性进展。2006—2012年，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国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和综合配套政策的发展。2012年至今，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到2035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科技强国，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了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落地，科技实力在全球创新版图的影响力显著增强。
为争取国际竞争中的战略主动，中日两国从本国实际出发，立足内外国情、未来科技发展方向与社会需求，科学地确立了各自不同的一系列科技战略。二战后，日本从“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再到“科学技术创造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从“重点发展”“自力更生”到“面向、依靠、攀高峰”“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自主创新”，再到“创新驱动发展”:从技术吸收型转为自主创造型，成功地引领本国科技现代化的优化升级。
(二)中日科技现代化的实施路径不同
日本式科技现代化的实施路径随着时代发展和计划落实具有不同的侧重点。二战后，日本科技由军用转向民用，注重“加强国际合作，活跃技术贸易”。1955—1970年，日本用15年时间吸收了全球用半个世纪开发出来的先进技术，增强了日本科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20世纪80年代，日本为推进科技创新与基础研究创设了良好的制度环境、法律保障、财政支持和创新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及时颁布«科学技术基本法»，如期实施6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按时制定年度创新策略。在这6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第1期(1996—2000年)注重加强基础研究、体制改革和研发投入，推进重要领域的应用研发，开拓前沿科技领域；第2期(2001—2005年)建设竞争性研发环境，强调产、学、官合作机制改革等；第3期(2006—2010年)提高对重点领域的研发预算支持，推进制造技术、能源技术、社会基础技术和前沿科学领域的研发；第4期(2011—2015年)以国家课题为导向，推进地震的灾后重建与发展；第5期(2016—2020年)首次以定量的方法设置“超智能社会”的详细计划、目标和衡量指标；第6期(2021—2025年)基于上期实施更具针对性的政策举措，积极开展新型科技外交工作。
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实施路径随着一系列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落实而变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因科技资源贫乏而任务紧迫，中国联合攻关完成«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科技体制。中国通过实施«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独立解决了关键科技问题，迅速壮大了科技人才队伍；通过实施«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推动完成108个重点研究项目，全面启动科技体制改革，促进产、学、研有机结合和科技成果商品化；通过实施«1991—2000年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着重落实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战略部署；通过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2006—2020)»，重点落实了68项优先主题、16个重大专项、27项前沿技术，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在关键领域和若干科技发展前沿掌握核心技术和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近年来，为突出核心竞争力、建设创新强国，中国贯彻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21—2035)»，积极构建以先进制造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线的科技创新体系。
中日两国在不同的时期分别通过各自不同的实施路径，明晰战略目标，落实战略方案。其中，科技规划的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起到重要作用。二战后，日本全面引进吸收西方科技，加强国际合作和贸易，连续实施6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推动日本从技术进口大国转为技术出口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推动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逐步迈上世界科技强国之路。
(三)中日科技现代化的动力机制不同
日本式科技现代化的动力机制随着科技战略的发展而变化。从“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再到“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时期，日本科技发展的基础动力从二战后重建需求转为外部经济竞争压力，再到创造新的支柱产业和经济发展引擎。内生动力从市场机制主导转为市场与政府联合，再到政府主导。“产学官”创新主体作为直接动力，从彼此独立到双向互动、合作，再趋向自上而下的单向传导机制；研发方向从界限鲜明到一定程度的重叠与融合，再到明显分化；内在结构从相对松散到紧凑的网络状，再到垂直纵向。其中，政府从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法律保障和科研体系转为强化组织技术预见、制度安排、重点科技领域规划和大型科学项目重点攻关，再到强化科技规划，改革科技管理机构，设置大型科学项目。企业从技术引进、本土化改造和再出口的主体转为参与高精尖领域研发，与大学展开面向应用的合作研究，再到改造现有技术重新取代自主创新，被纳入公共机构主导的制度化合作网络，并被定位为知识的接受者与经费的提供者。国立研究机构与大学从承担公益性技术和基础研究，转为另外还承担起实施产业技术研究的战略任务，再到通过持续的机构改革，主导能力增强并占据创新价值链上游。
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科技发展的基础动力从维护国家的独立与安全转为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资源依赖型转向创新驱动型，再到依靠科技创新驱动提升经济质量、开展新型对外开放和全面创新。内在动力从国家党政主导转为党的领导下政府与市场相协调，再到以市场为主体、政府为引擎、地方为支撑。直接动力从中国科学院、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高校和地方研究机构，到1995年增添了企业，再到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政府和社会相结合的创新网络。其中，国家从控制主要研发活动、统一高效调配科研资源转为恢复和重构科技创新建制，改革拨款制度、大型科研院所和科技管理制度，加强支持基础研究、科技立法与执法等，再到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统筹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健全知识产权保护运用体制。企业从无到有，创新主体地位不断提升；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通过一系列科教创新工程的有效实施，使原始创新能力大为提高。
中日科技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各不相同，都是立足本国国情和时代需求而产生的。日本科技发展随着科技战略的发展而变化，基础动力依次为二战后重建、外部竞争压力、国内外综合性挑战；内生动力依次为市场主导、市场与政府联合、政府主导；直接动力的内在结构依次为松散、紧凑网络状、纵向垂直。中国科技发展随着时代需求的发展而变化，基础动力依次为维护国家独立与安全、促进经济发展、以创新驱动提升经济质量；内生动力依次为党政主导，政府与市场相协调，政府、市场与地方联动；直接动力的内在结构从封闭的垂直结构到产、学、研合作，再到全面的创新网络。
四、中日科技现代化比较对我国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我国正处于科技现代化的高速增长阶段，多项相关指标的国际排名靠前；但是离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差距，科技领域的突破需要长期积淀。中国要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继续摆脱高科技“跟跑”角色，逐渐跻身“并跑”甚至部分“领路”行列，以科技现代化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日本是世界科技强国，日本的发展经验给中国式科技现代化提供重要的参照和启示。
(一)推进科技政策扎实落地
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本政府科技统筹引导能力愈发强大，科技政策决策机构由“科学技术会议”到“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再到“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演变，不断提高科技政策的战略性、系统性、协调性、灵活性和预见性。日本的科技政策有效促进了科技创新体制的完善，基础研究能力的提升，高端科技人才队伍的壮大，对全球科技创新合作网络的深层次融入，科技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的提高，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确立了日本在基础研究、多项核心技术领域的国际地位。科技政策扎实落地是推进中国科技自立自强、提升创新能力的着力点。面对新的国内外环境及新的机遇与挑战，中国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科技政策。为此，我国应学习借鉴日本科技政策发展的有益经验，坚持和加强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加快完善新型举国体制，落实科技体制改革的各项举措，持续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逐步完善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全产业链整体的科技创新生态环境建设；还应强化改革攻坚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更加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增强科技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改善成效，突出开放创新生态，打造国际科技创新策源地、增长极和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新格局，进一步激发科技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二)培育创新型科技人才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培养了现代化人才。二战后，日本加大科技人才的培养力度，石油危机和泡沫经济又倒逼日本深刻认识到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性。日本积极打造良好的基础教育和高质量的创新教育，不断完善自由宽松的科研管理体制、实效的创新体制、灵活的资源配置体系和公平的考核环境，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匠人精神”、拼搏精神和奉献精神，释放研究人员的创新活力。迄今，日本异军突起，获诺贝尔奖共28人，而中国仅为3人。中国还存在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短缺的问题，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仍有明显短板，人才引进政策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人才流动还存在一定的障碍。中国应借鉴日本的科技人才培养经验，加快完善创新型科技人才和战略科学家的发现、培养和激励机制，制定高端科技人才培育规划和工作方案，构建国际一流、人才辈出的创新生态环境，聚焦中青年科研人员，建设自由宽松的科研管理体制和公平的考核环境；还应改革基础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健全科技创新人才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大力培育和弘扬科技人才的爱国精神、创新精神、求实精神、奉献精神、协同精神和育人精神。
(三)提高产、学、研融合发展效应
日本产、学、官合作机制的长期有效运行，离不开国家构建的渐进式调整的整体运行框架。日本立足区域优势的规划设计，充满创新活力和利益牵引的企业主体，激活和推进科技创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不断强化中介力量推动跨界交互，促进产、学、官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独特功能，提高整体驱动力量，为日本科技现代化在全球长期保持领先地位提供不竭动力。中国产、学、研合作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但产、学、研合作分散化，转化效率有待提升。我国应借鉴日本先进的产、学、官融合发展经验，在顶层设计上应立足当下国际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要，及时完善和调整优化产、学、研融合发展机制，及时制定阶段性计划，并实施定期评估反馈机制；在驱动主体上应推动政府制定与实施能够促进大学和企业发展的产、学、研合作措施，促使前者自主寻求外部发展支持，并保障后者通过外部合作获得收益；在动力核心上应在营造大学外部环境的同时，注重增强内部的主动性，学习日本在政策方面赋予大学适当的自主管理权，充分发挥大学的知识生产作用和创新驱动作用，鼓励和督促大学以创新知识为生产力推动知识资本化；在运行保障上应注重引入中介协调力量，且政府应充分发挥带动作用，学习日本的行业协会和“筑波全球创新促进机构”，积极推动各异质主体凝聚成为整体驱动力量，有效降低合作成本和保障创新生态系统的有效运行。
(四)持续加强科研经费投入日本科研经费投入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居世界前列，尤其是对基础研究领域高强度的科研经费投入，使日本科技创新能力获得了巨大提高；但是政府所占份额较低，近年来的科技疲软也是由于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援助经费未随着时代要求而大幅增加。日本企业是日本研发经费的主要来源。2020年，日本企业承担科研经费的72.1％。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后，日本政府不断降低对国立大学的运营费补助金，提高竞争性经费的拨款份额。这提高了大学经费来源的多样化，却使大学教职工面临更大的经费压力，地方大学的运营和研究陷入成果减少、获取竞争性资金能力降低的恶性循环。改革开放后，中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强度均得到显著提高，但是中国还存在着研发经费投入来源单一、结构不合理、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问题，投入强度与美国、日本等科技强国相比尚显不足，科研经费使用绩效较低。我国应汲取日本的经验教训，在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大科研经费投入，使用方向进一步向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国家战略科技任务聚焦，适当加大高校的基础性常规经费拨付；应加大产业科技创新支持力度，支持企业更多地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落实优惠政策，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力度；应不断推进统筹资金合理使用、科研经费预算柔性化、配套建立科研信誉体系、完善科研经费资助方式、改进科研人员补偿机制等。
(五)健全科技评估体系建设
日本建立了更加完备的科技评估机构、标准、体系和机制，各个部门协调完成科技评估工作。日本已实现由自评估、外部评估与和第三方评估共同组成的常态化、制度化的科技评估体系。日本注重在项目的前、中、后期分阶段地开展科技评估工作，不仅关注产出成果，而且关注项目对于生产力、知识创造与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等多方面的效益，以及对评估对象的科技成果转化情况的监督追踪；注重利用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全方位地评估科技人才的综合能力，不仅关注研究成果，而且重视科技人才的领域影响力、教育教学能力、未来发展潜力，以及研究成果对经济和社会的贡献度等，原则上向公众公开科技评估结果。近年来，中国持续完善科技评估体系，提高了评审效果和科技创新者的积极性，但是目前还存在着第三方科技评估机构规范性不足、科技评估结果的共享与应用不足的问题，尚未建立准入机制和统一的评价标准，科技评估指标体系与分类分级体系还有待完善。为此，中国应学习日本先进的科技评估机制，加快完善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资格申请与准入审查机制、支持与监管机制、主体参与机制，利用数字化创新手段对其进行数字化信息管理，给予科技机构一定的评估指标制定自主权，设定动态评估指标权重，全面评价科技人才的综合素养，建立公开的科技评估交流平台，不断完善科技评估资源共享机制，促进科技评估的透明化发展。
五、结语
近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众多科技成就，展现了科技创新的巨大潜能，但是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必须抓住新的历史机遇，向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以科技现代化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在新的时代境遇下，中国要积极建设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基础研究薄弱的问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比较中日科技现代化的异同性，两国既符合后发外源型国家实现科技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有基于本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中国应结合本国国情，借鉴日本科技政策发展的有益经验，推进我国科技创新政策和科技体制进一步完善；学习日本科技人才的培养经验，推动我国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加快培育；参考日本的产、学、官合作机制，促进我国产、学、研融合发展效应快速提高；汲取日本科研经费投入的经验教训，加强我国科研经费投入持续优化；参照日本完备的科技评估标准、体系和机制，促进我国科技评估体系建设不断健全。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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