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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余敏江（1977— ），男，江西九江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从事城市政治、环境政治研究；
方熠威（1996— ），男，江西上饶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1级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从事城市政治与治理研究。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全民共富、全域共富、全面共富的关键环节。在以人为本位的新发展理念驱动下，城乡融合的存续和发展与要素流动互为支撑、紧密关联。城乡发展失衡的根源在于城乡要素单向集聚。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顺应城乡融合发展大趋势，破除妨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壁垒。浙江省湖州市结合自身城乡特征和发展规律，以“共富班车”为载体，推动城乡之间信息、权利、文化的深度对接与有机组合，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创新带来示范激励，也为城乡关系的调适与发展提供实践依据。借鉴湖州市以“共富班车”促进城乡融合的思路，本文深入剖析任务驱动转向诉求驱动的深层逻辑与复杂动态，揭示市民诉求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这有助于提升“以城乡融合引领并促进乡村振兴”的实践质效。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城乡融合”思想萌芽于空想社会主义对城乡一体化的设想，而后被恩格斯批判吸收并进一步解释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同样也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需要。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被用做植物的肥料。”从国际实践经验来看，城乡分离似乎是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跃迁，城乡发展模式在内部融合推力和外部环境压力的相互作用下演化，最终趋向于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多维有机整体。就我国而言，长期实行的“城市偏向”发展战略衍生出生产要素流动梗阻、资本要素单向集聚、城乡空间结构割裂、“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等突出问题。
鉴于此，学界持续且广泛关注如何有效破除城乡融合的桎梏与梗阻、如何优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单元等议题。既有研究大致从以下三个层面呈现了我国城乡融合的理论流变与实践图景。一是建构以耦合协同为核心特征的城乡关系理论，城乡区联体、城乡互治体、城乡嵌合体、城乡融合体等新型城乡关系模式的创造性提出，表征对过往以要素单向流动为特征的“城市偏向”发展理论和“乡村优先”发展理论的超越，凝结了学界对城乡融合发展图景的现代想象。二是创新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机制，包括县域统筹机能、城乡点面联结等论述，都在尝试为城乡融合发展构建一个无差别的体制环境，破解城乡融合发展所面临的系列梗阻。三是廓清城乡互动中内生的“物流联结”复杂关系，城乡融合发展在微观层面上是要素联结的过程，这种联结是通过具象化的“物”来表达的。研究认为，制度偏向与政策偏导的复合作用诱使乡村资源的单向外流，固化了城乡二元发展差距，必须以此为着力点畅通城乡融合发展渠道。
就本质而言，城乡融合是城市与乡村两大场域系统内部要素相互叠加、相互作用的社会过程，其间包括以人口、土地、资金、商品为代表的物质性要素，也包括权利、文化、信息、空间等非物质性要素。它们因城-乡之间“类型、规模、结构”（静态特点）和“流动、衔接、配置”（动态特征）的差异而呈现功能上的不同，又深受外部环境的影响。随着现代化的深度展开，城乡要素之间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累次进阶，彼此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城乡融合发展陷入深层困境。以往的实践与研究虽然对城乡融合的风险给予了关注，但受“常规性-科层化治理”与“任务性-运动式治理”二分思维影响，实际仍秉持或隐含一种“确定性”立场/理论前提。而这一预设在面对动态变化的复杂社会现实时逐渐显得解释力不足。
二、脱域、脱嵌与脱耦：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层不确定性风险
流动性已然成为现代生活的一种常态和中国社会发展情境的重要特征。所谓“流动”，不仅指涉物体的移动，而且包括深层次社会结构中的人、信息、权利、文化、资本等诸多要素的移置。城乡融合发展正是城乡系统多元要素在流动中相遇、互嵌、耦合作用的结果，其中面临着不确定性风险的巨大冲击。相较于主体离散、要素偏移、空间区隔、治理堕距等显性风险，信息分化、权利分殊与文化分异等深层不确定性风险易忽略、难识别，已经成为阻碍城乡融合的潜在“堵点”，使得城乡融合“表里不一”，进而愈“近”却愈“远”。
（一）信息分化与要素脱域
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得数字技术逐渐成为破除城乡要素双轨结构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动能，但信息所内生的分化特质为城乡要素融合的新结构性风险提供了生长的温床。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一个独立封闭的社会实体，被锁定在特定的时空范畴内，呈现出封闭和静止的特性。随着数字技术应用的累次迭代，物质性与非物质性要素皆因信息流动的进阶而逐渐溢出传统的时空范围，呈现脱域的特点。在各种要素孕育和互动的过程中，“空间从地点分离了出来，从位置上看，远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的互动情势”。在虚拟空间中完成沟通、交易等社会行为，意味着人们是与各类不同的符号打交道，而不是在一个真实情境中与人直接打交道。社会关系和信息交流从具体时空情境中脱离出来，二者之间的要素关系呈现出细微琐碎、差异性大、弥散度高等不确定性风险特征，加剧乡村治理的“结构失衡、政策失衡、资源失衡、权能失衡”，连带地扩大了既有的城乡发展差距。
于是，在城乡融合的信息分化过程中，地域限制逐渐被打破，人、事、物之间持续地构成一种情境性关联。这种关联具有碎片化特点，对促进城乡结构转化与确立新型城乡关系产生深层次影响。城乡发展需要城市和乡村在立足各自分工职责和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实现要素平等、双向、自由地流动，但数字技术在城乡社会的应用分布不均衡，且经过脱域后的乡村要素优势不足，以致数字鸿沟和信息排斥等负面的社会事实反身地渗透到乡村治理之中，其微观镜像呈现为城乡居民接触信息和利用信息的差距及其所引发的个体自我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化在形塑离散型要素结构的同时，逐渐瓦解了原本依附地缘关系的共同体，人们很少进行直接的生命历程交错，而只依赖抽象规则和符号进行互动，社会主体的脱域倾向愈发显著，衍生了社会联结难题和社会认同危机。
（二）权利分殊与组织脱嵌
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空间变革过程。人口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城乡生活的勾连与融合，也促成了权利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再生产。城市作为权利的共同体，内蕴着权利流动的复杂性与权利嵌套的多样性。近年来，各级政府致力于破解差异化的城乡权利关系，公共资源向“三农”配置的力度逐步加大，但是迄今为止，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体制、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领域的权利分殊特点依旧明显。从更深层上来说，城乡之间的流动人口并未因居所地的更改或劳作方式的变化而获得与城市居民均衡的社会权利资质，也未能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认同。这种隐形存在的权利差异被形象地称为“玻璃门”，势必造成城乡居民之间新的不确定性风险。
现代社会的个体实际是“嵌入”于具体的组织关系网络中而作出符合自己目的、能实现自己愿望的选择。权利分殊意味着基础性的社会组织机制出现真空。此种制度性空白的存在使得脱嵌于政-社一体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个体难以适应不确定性。如格兰诺维特（M.Granovetter）所说：“个体嵌入的网络整体结构对个人施加多边的影响。组织之间不仅具有双边关系，而且与第三方有同样的关系，使得群体间通过第三方进行联结，并形成以系统为特征的关联结构。”与之相对，基础性联结链条的断裂使得国家和基层组织难以充分调动日益疏离化和理性化的公民积极性，诸如“一家三地”“半工半耕”的生活状态掣肘着治理资源的统筹配置。另外，乡村社会主体结构的碎片化趋势日益消解治理吸纳民主的可能性，“庄里公家人”“城归族”“新乡贤”甚至自媒体等新兴主体不断入场，冲击着原有的乡村政治秩序。这直接或间接地引致城乡融合陷于“发展空心化”“治理空心化”。
（三）文化分异与行动脱耦
城乡融合发展有赖于政府、居民、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的思想共通与行动耦合，然而叠加了高隐蔽性、高流动性、高渗透性特点的不确定性风险对这一往复流动的动态过程造成挑战。费埃德伯格指出，“行动者不存在于一个同质的、统一联合的社会领域之中，而是存在于一种社会世界之中，这一世界彻底为竞争所分割，为混乱无序地纠缠在一起的大量异质的局部规则所分割”。文化是其间一种中介性关键变量，牵连相关行动者的偏好、目标与风险成本，使得彼此之间皆渴望拥有相对自主的领域。就此而言，达至城乡各主体之间的衔接有力、协调有度，理应形成一种交互辉映的城乡文化交融形态。但城乡文化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形式，有较为明显的分异特征。城市文化显示出创新性、集聚性、辐射性、开放性、兼容性，而乡村文化具有一定的乡土性、封闭性、分散性、不平衡性。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传统文化经受商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冲击，自身属性被遮蔽与消解，城市“盆景”的空间造型扭曲了乡村文化多维发展的可能，割断了城乡之间以共同利益和价值为基础的治理联结，衍生出一股城乡治理行动脱耦的内在抽离动力。
实际上，城乡文化并非抽象地脱离特定的社会场域，而总是属于特定的社会文化。但“先进与落后”“现代与传统”之争所衍生的现代偏见促使二者关系撕裂为“我们-他们”的关系性状，不可避免地引起城乡居民之间的分歧甚至冲突，酿成城乡居民之间社会行动的脱耦，表现在“城乡功能与市民/乡民自身意识之间的失衡”“城乡格局与市民/乡民生活轨迹之间的失衡”“城乡融合发展理念与市民/乡民原有观念之间的失衡”等方面。与此同时，随着参与主体越来越多元化，其内含的价值利益愈加复杂，而各主体在行动分散的情况下缺乏有效的协商治理平台，愈加难以形成行动耦合的动力，甚至进一步加剧城乡居民之间、部门之间的冲突，使得不确定性风险通过行动实践渗透到诸多领域，城乡社会生活和基层治理的“生产与再生产”难以有效地组织起来。
三、由任务驱动到诉求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转向与湖州实践
在不确定性风险丛生的现代社会中，推进城乡融合的关键是抓住“要素融合”这一核心。但受“压力型体制”“晋升锦标赛”的实然影响，地方政府惯常性地以任务思维将城乡场域视为均质化社会，以致不确定性风险不降反增。个体与生活具有异质性、自主性、流变性，这意味着任务设计者刻意谋求匹配的不同制度在实践中难以与之无缝对接。作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的试验区，浙江省湖州市“共富班车”治理实践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围绕应对多重不确定性风险而创新一系列富民项目、惠民政策和便民服务，探索出一条市民诉求驱动的城乡融合发展路径。
（一）势能衰减：任务驱动的策略性困境
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人口、资本、空间要素集聚，并相应发生规模效应，提高生产生活水平。基于此，城乡治理的布局安排理应经由一个行动主体目标契合、主体聚合、文化融合的渐进过程。然而，压力型体制下的层层加码、顶格管理异化后的任务无边、科层制的固有属性，迫使地方政府遵循自上而下的线性任务传导路径，从而产生各种未预期的后果，使不确定性风险深嵌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科层制内涵的“确定性”预设关注风险，却习惯于将风险视作外在于人的客体存在，并事后采取一系列补救性措施。这种末端处境使地方政府承受着更大的责任压力，由此形成了当前基层治理中特有的现象：自上而下的任务压力越来越刚性，自下而上的减压策略不断翻新。治理任务泛化与责任的无限扩张抑制了基层政府的行动能力，以致自上而下的政治势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调动，其结果是势能衰减、疲乏乃至耗散。
在城乡融合的实践运作中，受压力型权力结构的影响，上级政府期望下级政府在相应的期限内取得治理成绩，以显示发展成效，下级政府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以积极回应上级政府。这种上下级共有的功利性、事本主义倾向，忽视或遮蔽了城乡关系的个性化特征，带来了城乡融合的治理失效和工具主义僭越。任务驱动的治理模式高度依赖政治势能的持续供给。但自上而下的行动安排终究难以兼顾横向联系，城乡居民诉求——这一重要的主体评价尺度——并没有被整合进治理过程，而只是作为动员的对象被吸纳，预期复杂的网络化联系变得碎片化。组织任务来源于环境内生性需求及其变化。一旦任务呈指数型递增，这一模式就很难维系下去，其中大量的变通性、应付性工作更是割裂了城乡融合发展势能与地方治理效能之间的因果联系。
治理资源有限性与公共事务复杂性之间的矛盾始终横亘在地方政府的行动策略之中，且城乡融合发展过程公共事务的集聚加剧了本就紧张的治理资源压力；但社会并非只是被动接受的一方，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同样赋予社会不断增强的基础能力、多样化的需求与提出表达诉求的意愿。任务驱动的治理模式在地方政府脑海中遗留下重结果轻过程、重效率轻质量、重整体轻细节的治理思维，以及追求局部利益、忽视整体使命的“隧道视野”，使其在实践中倾向于运用“高专制权力+低基础能力”的组合模式，挤压和蚕食着基层的自治空间。城乡治理资源有效配置不足的现象不仅未得到改善，反而出现“伪互动”“见物不见人”“治理失准”“治理无效”等策略性困境。
（二）动能转换：诉求驱动的调适与创新
自上而下的任务驱动在短期内可能通过实现资源的整合来达成相应的政府目标，但始终难以达成“市民需求-满意度”的接续与耦合。申言之，市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弥散在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也因情境变化而流变，而政府“单边”的组织资源与内部治理能力终究是有限的，远不足以满足公众细致入微的多样化治理诉求，也始终无法实质性地提升公众的满意度。就此而言，唯有“嵌合”政府-社会单元的分散性，建立个体政治行动紧密“接入”城乡融合发展的关联机制，才能形成治理资源供给的多维合力。
2021年7月，《湖州争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先行市实施方案（2021—2025年）》发布。作为“缩小城乡差距领域”建设的先行城市，湖州市前期已部署开展群众增收、服务提质、保障提标等十大行动和“千万”创业就业帮扶、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等25个标志性服务，成为推进“共富班车”事实构建的社会基础。在“共富班车”推行之前，湖州市明确以全民参与为主要动力和目标，按照全流程闭环的设计思维，确定了一系列原则，如表1所示。
湖州市通过两委班子、社会组织、户主大会、公共议事厅等组织化平台，充分发挥居民需求的收集、萃取与整合功效，锚定群众感受城乡差距较大的多个领域，梳理形成24个二级子任务和99个三级子任务，再选出12个“共富班车”初步项目，最终筛选出首批发车的5个项目，分别是慢病服务、优教共享、乐业湖州、快递活村、未来农场，对应医疗、教育、就业、物流和农民增收。每一趟班车需要逐次完成申报、发车、发布、运管、赛马、迭代等环节，并明确班车长、乘客、路线图、分站点和目的地。
以“慢病服务”班车为例。在前期调研中，湖州市推动城乡基层党组织及其居（村）委开展党员干部定期走访，深入社区居民家中收集医疗卫生领域的多样化需求2000余条。湖州市卫健委和医保局利用新技术手段形成市民卫生健康需求图谱。湖州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在访谈中表示：“‘慢病服务班车’的牵引力来自湖州市医保局和市卫健委，‘班车长’是市医保局，‘乘客’是慢病备案人员，沿途设了若干‘站点’，如慢病门诊统筹基金支付限额提高、慢病‘健康画像’数字化管理、慢病患者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等。”在2021年，湖州全市慢病备案人员有37.45万名，平均每10个湖州人就有1个受慢病困扰。对此，第一批“慢病服务”班车设定“终点”：将城乡居保、职工医保慢病患者门诊综合保障率从47.76%、55.22%分别提升至62%、65%，将城乡保障差距从目前的7.5%下降到3%以内。
（三）效能彰显：市民诉求的高质高效满足
相较于任务驱动模式，诉求驱动模式更具有稳定性、长期性、根本性，此种制度化的治理方式有助于治理效能的提升与彰显。所谓治理效能，是效率、效果、效益的综合体现，强调运用治理手段的适当性、达成治理结果的有效性或有效程度，体现了公众对城乡治理的需要和期待。湖州市以居民的获得感、参与感、幸福感“三感”为治理效能的核心维度，并以“班车点评”制度予以确证，具有较强的价值导向和目标导向。“共富班车”聚焦高质量生活品质、区域协调发展、收入分配改革、和美家园建设等领域，“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办法，不断丰富改革创新的‘工具箱’”，加速推动城乡人口、空间、资本等要素的耦合共振。
消弭城乡人才流动的制度性壁垒。“乐业湖州”班车配合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每年推出1万个用工岗位，开发1000个爱心专岗，培养万名技能人才，促进村（社区）与企业合作更紧密、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更充分、技能人才培育更有效，逐步提高全市人力资源结构整合程度。“乐业湖州”班车运行一年后，湖州市共富专班调研发现人才大部分仍留在市区。对此，在与前期推送的“民意直通车”应用场景打通的基础上迭代升级，配套推出“才聚基层”班车“让人才下沉”。为巩固因破除户籍制度与体制内外而造成的公共物品享有差异化的制度性成果，湖州市以“优教共享”城乡教育共同体改革为核心，选择安吉县作为试点，将县域分为4个学区，并配套相应的教师流动机制，以现代教育信息技术为支撑，搭建学区内学校的交流平台，让每个学区成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根据“班车”行程，预计到2025年，湖州市内融型、共建型模式的城乡教育共同体占比将超过90%。
优化城乡资金配置模式。“金融惠农”班车创新“农户家庭资产负债表融资模式”和“绿色共富”系列贷款产品服务，将乡村生产、生活、生态、治理等各领域发展与数字金融系统深度融合，同时通过各类上门服务，有效解决农户家庭贷款服务精准度不够、金融服务获得感不强等问题。“党群创富”班车以党组织为引领，对标城乡市场，锚定项目精准投资，依托特色产业、效益农业彰显村域价值，并采取“公司+农户+市场”的经营模式，为企业配套停车场、仓储空间、人才公寓与厂房等项目，走上了城、乡、企三方互动互惠型产业化道路。
提升城乡空间嵌合度。“未来农场”班车通过实现乡村生产、生活、生态、治理等各领域数字化发展与全面深度融合，构建起数字乡村系统空间形态，逐步提高全市乡村数字空间结构整合程度，同时通过各类上门服务，提高“线上+线下”空间嵌合度。湖州市下派吕山乡的挂职干部在调研访谈中说：“村民的幸福感来源于乡村空间的合理开发利用，乡村发展动力的凝聚与提升，乡村社会关系的协调和谐。”吕山乡打造龙溪未来乡村综合服务中心，推动“七优享”公共服务集成落地，不断创新“线上+线下”多场景、全覆盖的公共服务方式，致力于形成“15分钟公共服务圈”，让群众足不出村就可以享受无差别优质公共物品。
截至2023年11月，湖州市累计发出5批次36路班车，覆盖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精神文化等诸多领域，惠及重点人群近6000万人次，获得群众点赞230多万人次。点评制度的社会效应激发以外部监督的形式对“共富班车”的行驶予以保驾护航，真正使“共富班车”成为长效机制。通过举办“共富班车”表彰暨颁奖典礼大会，对获得最佳“班车”驾驶者及其发出单位进行公开表彰与奖励，从而为下一趟同类项目的“班车”发车造势创能，生成高质量的“班车枢纽站”，为今后高效满足群众同类公共服务项目需求奠定基础。绩效考评事实在社会各界广泛宣传，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效应，共同完成较为完整的治理效能事实构建。
四、共容、共享、共生：市民诉求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
对共同富裕和美好生活的追求贯穿人类历史发展始终，也是驱动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动力与核心逻辑。人民群众的需求具有异质性特征，呈现为个体或群体之间具体生活诉求的差异、分歧与不一致。而任务驱动的城乡融合模式，其治理技术与策略选择过于“迎合”高位的治理目标，导致对制度理性的过度强调而对生活理性的忽视。标准化的管理方式与千人一面式的公共服务供给难以满足市民多样化、个性化、差异化的需要。市民诉求驱动模式注重依托鲜活的地方性知识交付高品质、人性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新模式，实现了从政府“端菜”到群众“点菜”、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公共服务方式转变。
（一）基于利益共容的城乡要素融合
利益是权利的基础，权利是利益的正当主张，权利诉求是从利益主张中转化生成而来的。城乡融合过程之所以存在权利嵌套，是因为利益诉求的关联与冲突、利益关系的对冲与调整、利益向度的识别与衡量。对此，市民诉求驱动治理模式以“用户导向”和“以人为本”价值观念重新审视并消解城乡系统要素之间的重层张力，强调决策参与的平等，在“液态”和“开放”特征愈加显著的现代社会中实实在在地满足日益多元化的（用户）利益诉求。“党群创富”班车凭借党组织的示范引领作用，具体依托党员干部定期走访制，掌握城乡企业利益诉求的动态图谱，对标城乡市场，锚定项目精准投资，彰显特色产业、效益农业的村域价值，并采取公司+农户+市场的经营模式，拓宽城、乡、企三方互动互惠型产业化道路，形塑“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共同作用的城乡要素互动网络，维护城乡融合发展中各行动者的利益共容。
利益共容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多主体利益博弈的政治过程，而市民诉求驱动的治理模式在承认每个主体的个体理性基础上，为多元主体的理性协商和审慎辩论提供了广泛的互动平台。在这一平台上，各主体、利益相关者取得联系，交流分享意见和建议，灵活、主动和自适应地跨越一系列利益相关者和科学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城乡要素融合的梗阻问题及其所蕴含的社会冲突的可能性。虽然“包容利益分歧”与“化解利益矛盾”的政策议程并不一定是最优解，但是经过博弈交流达成关于公共利益均衡的共识，至少在程序上是正义的，因而具有治理意义上的效用。“共富班车”机制通过线上“云上议事厅”+线下“户主大会”相结合的形式，并辅以公民会议、协商式民意调查、愿景工作坊、开放空间会议等一系列操作性较强的方法，探寻市民诉求的最大公约数。
市民既是城市治理的对象，又是城乡生活的权利主体。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构想一步一步地实现，需要有效地融合各种要素，激活权利自主性，并实现城乡生活系统的有效衔接。“共富班车”通过“利益赋予”推动市民与社群发生自愿行为。这种尝试使公众和社群能够自主地探索一种对自身和社会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同时搭建各类型要素在城乡之间流通的新“走廊”，也为治理资源的充分流动提供便利。特别是随着新媒体驱动参与式传播，公民在表达自我利益与行使权利的同时，解构与颠覆利益-资本的风险论述。公众不再是权利的呼吁者，而是合作治理伙伴。此种深植于公共生活之中的关系联结为城乡系统的要素融合凝聚了更多的社会与政治合力。
（二）基于信息共享的城乡空间融合
城乡融合发展基于一定的空间作为平台/载体而展开。而在实体空间与数字空间的交互叠加中，“一次能源”——信息的使用有赖于主体共享信息的收集与处理结果，理应避免因城乡用户身份的区别衍生出附和于城乡社会“二重权利”的空间区别。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城乡的空间融合既需要技术支撑，以实现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共享，又需要扭转“弱参与”的空间治理困境，二者互为镜像。在城乡治理实践中，乡村居民参与呈现被动参与多、主动参与少的局面，且离散分布在末端。为推动点与点的连接演化为端与端的连接，释放城乡数字空间的嵌合效能，湖州市发出的“千兆进村”等班车推动城乡数字化一体转型，建设网络设施、搭建数据平台，满足城乡居民对跨场景应用的诉求，拓展居民沟通参与的渠道，城乡系统日渐走向“线上联通+线下联系”的沟通参与模式。
“线上联通+线下联系”模式摆脱传统的中心化信任机制，改造治理的层级结构和关系契约，有效地应对机会主义所衍生的不确定性风险。为了让公众清楚知晓问题解决的进展、遇到的困难和可能的应对措施，作为核心行动者的地方政府先期搭建“共富专班”，尽可能地通过自身的精细化、无缝隙组织变革链接具有自主性的治理散点，从而增强各行为主体行动的一致性，突破按部就班的科层理性，以服务逻辑代替行政逻辑。信息在城乡空间之间引介出一种新的分布式自治模块，一方面通过预先确定的共识机制所达成的同意来向众多节点分布数据，从而确保数据的有效性；另一方面通过“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消除交易和交互对于城乡空间差异化信任的需要，从而提高交互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类似的“信任的机器”再嵌入城乡空间治理体系，凸显信息的共享功能，表现为彰显个体价值、重塑治理的共识和更为均衡的城乡空间结构。
在信息时代，用户为获取数字化带来的便捷生活让渡自身的权利，而开发者以数字技术作为资源向用户层进行投放。以“湖州生活地图”应用推广过程为例。用户们主动“上交”自己的定位、兴趣和移动行程轨迹，实时获取所在地的空气质量指数、水源质量监控数据、生活服务指数等信息。在这一过程中，海量主体高速交互，公众的空间认知逐渐拓宽，对技术应用所能带来的公共服务质量提高将有更加细致的关注。而凭借深度合成技术对空间识别、群体定位、多元节点和舆情监测的清晰“画像”，湖州市全域信息系统得以优化。在系统内部，某一节点产生的信息可以直接流转至其他节点，避免了以往按部就班传输中“信息烟囱”“链条断裂”等问题。海量信息的主体共享和数据资源供需之间的精准匹配，凭借“梅特卡夫规律”①缓解“非对称资源依赖”问题，发挥网络外部性，助力全民开放性获益，从而打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空间局限，促进城乡之间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的实体要素在更大范围和更宽领域内的双向流通。
（三）基于文化共生的城乡社会融合
文化是城乡发展最深层的融合渠道之一，既是社会融合到一定程度后的内在表现，又是促进社会融合的深层动力。以此而言，城乡社会融合梗阻大多由城乡文化资源共享不畅通、城乡文化服务供需不对等、城乡文化主体分布不均衡、城乡文化交流机制不完善所引致。变文化隔阂为文化共生，需要兼顾城乡文化的共通性、差异性、互动性、同一性，让城乡文化平等对话、求同存异、互动互鉴。市民诉求驱动的“共富班车”机制耦合联结科学知识与地方性知识、唤醒集体记忆的文化功能，在兼容性文化交互模式下构建文艺事业发展共同体，旨在通过建立文化交流平台和机制，如举办城乡文化节庆、艺术交流活动、合作演出等，促进城乡文化的互动与融合。
任务驱动过分强调理性化、标准化、规范化而欠缺对人与属地本身的观照，可能会偏离公众的情感期待，而市民诉求驱动的“共富班车”治理实践重视在基层治理场域的直接互动中“兼容”科学认知和技术，并渗透于日常、植根于创新、融进治理实践。其独特优势在于，通过拟合强大的内驱力和必要的外推力来实现对普适性的科学知识与在地化的地方性知识“无缝”耦合。湖州市共富专班相关负责人说：“只有充分熟识每个村每个乡镇‘土生土长’的当地文化，才能有效掌握各主体差异化诉求，才能打通横亘在主体需求之间的壁垒。‘共富班车’不撒‘胡椒粉’，而是追求精准有效施策，在大场景中找准小切口，围绕群众所需进行路径重构。”
文化共生交错着城乡社会的权利、认同与意义，也维系着城乡社会的稳定。然而，随着现代城市文化的扩张，诸多乡土文化记忆趋于流失，集体记忆的功能弱化。鉴于此，湖州市以“文化共富班车·流动的图书馆”等项目为基础搭建城乡文化的交流平台，充分包容乡土文化记忆，并借助“乡村文化礼堂”“村游富农”“乡村文旅创客大会”对某些有重大保存价值的地方性文化进行二次弘扬，促进城市现代化新生性文化、新兴文化创意产业与中国乡村传统性文化有效互动。与此同时，湖州市选派130余名“文艺大咖”担任“文艺村长”，既利用其自身专业优势满足村民文化需求，也让城市文艺家零距离汲取乡野营养、激发灵感，变“单向受益”为“双向共赴”，增强了乡村文化发展的内生续航能力。而城乡结对建立文艺事业发展共同体，变“城乡文化二元发展”为“城乡文化共生发展”的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城乡社会协作、信任、互惠与包容的氛围，并催生了城乡市民的群体能量场或群体归属感。
五、结语
城乡融合发展是一种动态、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包括跨边界“物”流的传输，而且包括不确定性风险的传导。信息、权利、文化的流动性特征与不确定性共同演化，跨越城乡边界生产出新的社会空间，又反作用于社会秩序和生产关系，促发了多维不确定性风险的深度复合，成为新时代推进城乡高品质融合发展的障碍。传统的任务驱动发展模式以上级绩效考核为指挥棒，却深陷理性化、规范化的策略性困境。调适更新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必须转换思维方式，以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逻辑展开，以共同富裕为价值终点。湖州市以市民诉求驱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创新，与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相契合，在唤醒主体意识、提升空间嵌合度、强化要素流通性与凸显文化功能等方面形成了较为深刻的情景变革，是新时代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范本。
然而，城乡两个巨大系统的要素及其内里结构常深受外部环境牵扰，二者的互动与联系表现为“平衡—熵减—变换”的演变态势。因此，创新城乡融合发展模式仍旧是一场未尽的实验，“城进乡退”“乡村‘空心化’”“乡村‘老龄化’”“城乡生态屏障”等结构性难题依然存在。本文认为，在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积攒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意涵，可在以下方面进行调适和拓展：一是借助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以区域为单位构建主体功能凸显、优势互补的城乡空间布局；二是尊重和适应本地特色、文化传统、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因地制宜地设计差异化的“人-地-财”挂钩、财政转移支付、普惠教育等公共政策；三是在城乡环境一体化的治理进程中形成“有效市场”“友爱社会”“有为政府”的政治合力，着力推动共治、精治、法治的逻辑转换，实现“三治”融合。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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