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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维度来看，人类社会历史就是一部人类共同体的生成史。自古以来，共同体是一个备受哲人关注的古老历史术语。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费尔巴哈、赫斯、费希特等从道德情感、契约法权、绝对精神和宗教伦理角度提出了共同体与个体的内在关系。这是马克思阐释人类共同体的逻辑前提。在唯物史观视域中，共同体是指特定社会关系中个体 与个体相互依存、共同劳动的类中介和生存样态。马克思不像以往哲学家那样从绝对精神、普遍的爱、自由意志的先验直观角度来认识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而是从现实的人的实践理性角度来把握个体与共同体的逻辑关系，克服了以往形而上学的旧哲学对人类共同体的抽象理解和混沌认知，把共同体从神圣天国拉回到现实生活，揭示出人类共同体生成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基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深入探究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致思逻辑和实践机理，对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悖论、解决人类发展难题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启示。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生成的逻辑语境
马克思思想中的共同体是一个具有多种指称和时代蕴含的历史术语，有其独特的出场语境和历史意蕴。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共同体是勾连人与社会的中介物，见证了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和思想革命。通观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演化的历史轨迹，马克思在现实的人与共同体的互构关系中把握人类共同体生成的本体论语境，在社会形态理论与共同体的互融关系中理解人类共同体生成的认识论语境，在人类解放与共同体的互益关系中探求人类共同体生成的价值论语境。
(一)人类共同体生成的本体论语境
现实的人是马克思对西方传统哲学抽象的人的批判与超越，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人本主义根据。西方传统哲学站在抽象的人的立场上强调，观念(精神)决定存在(物质)，这是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根本颠倒，本质上是把人的“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终结了西方传统哲学从抽象的人出发的唯心思辨思维，转向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出发来探究人“何以为人”的唯物辩证思维，实现了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理论跃迁。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共同体是现实的人生产劳动、交往实践的联合形态，是人的感性活动的实践确证和自身规定。有血有肉的现实的人既是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又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主体。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大至整个民族国家，小到单个个体，都在特定的“共同体和关系”中存在。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如果没有联合起来的共同体，现实的人就会像动物一般离群索居，个体也只是生物意义上的存在物和偶然的人，而不是人类意义上的类存在和具体的人。同时，人的类生活不能离开特定形式和关系的共同体，现实的人必须回归到具体的共同体中生活，才能实现人的本质的自我复归。进一步说，马克思思想中的共同体是现实的人的联合体和人的本质的聚合体，是人之存在和生活实践的“社会联系”。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是马克思探究人类共同体生成的类存在本体。
(二)人类共同体生成的认识论语境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动态过程。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类社会是一个“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在人类社会这一本然存在的有机体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物质生产实践对社会有机体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指出，从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历史之维来看，“经济的社会形态”是一个“似自然性”的辩证发展过程，“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具体社会形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根据“经济的社会形态”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即“五形态说”)。“五形态说”对应的共同体形式为原始共同体、奴隶制共同体、封建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依据“人的存在形态”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三个历史阶段(即“三形态说”)。“三形态说”对应的共同体形式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共同体、资本主义的虚幻的共同体和共产主义的真正的共同体。从马克思思想的整体逻辑来看，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共同体涵盖了原始社会的血缘共同体、奴隶社会的城邦共同体和封建社会的国家共同体，这几种共同体在经济形态上都属于自然经济，因此马克思将其归属于“人的依赖性”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的“五形态说”和“三形态说”相互融通，高度契合，为人们理解人类共同体演化的历史逻辑提供了致思理路。换言之，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阐释人类共同体形态嬗变的思想工具，亦是马克思考量人类解放与自由发展的实践标尺。
(三)人类共同体生成的价值论语境
马克思一生探求的终极目标就是人类解放。马克思主义的一切理论都是围绕“为人类求解放”的历史主题来展开的。马克思在从事社会革命的事业之前，就立志从事“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大学毕业后，马克思进入«莱茵报»编辑部工作，遇到了令他“苦恼”的物质利益问题，迫使他不得不研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探析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逻辑机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了人的对象化、自我异化，消除人的异化的条件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私有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探寻人的解放的两大维度，即哲学维度的思维解放和实践维度的人类解放。从哲学解放的维度来看，马克思批判“自我意识”和“绝对精神”的哲学目的就是要揭穿西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面纱，从哲学思维上反抗“意识决定生活”“观念决定存在”的唯心史观，根本上转变了人的直观感性和形而上的知性认识方式，现实的人从观念“存在物”的遮蔽下被解救出来，成为自觉自为的实践主体。从人类解放的维度来看，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政治解放是抽象的人的解放和人本身的自我分裂，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个体根本无法摆脱宗教神学的欺骗和资本逻辑的束缚。在资本主义市民社会范围内，“物支配人”“人依附物”“现实的人”被抽象幻化为存在的“自在之物”，人的解放处在“此岸世界”的异化分离中徘徊不前。马克思从人类解放的维度强调，“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人的解放不是直观意义上从观念到观念的抽象理念解放，而是立足在“感性的人的活动”、“革命的实践”基础上的人的类本质的彻底解放。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自我异化和主客分离后，发现了人类解放的理想共同体形态:真正的共同体。在真正的共同体中，现实的人才能实现彻底解放和自由发展，人的类本质才能复归到人自身，人才能成为自身的主人和社会的主人。人类解放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建构共产主义真正的共同体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关切。
二、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历史图景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视域中，人类共同体的演进形态遵循着从低级形态转向高级形态的演化逻辑，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逻辑和历史图景。
(一)原始共同体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条件、历史条件和自然环境的客观制约，人类形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始共同体(如原始群、部落、村社和公社等)。马克思认为，在原始的亚细亚社会中，主要的社会组织是家庭或者扩大为部落的原始共同体，个人与他者结为互为依存的“对象性关系”，个人的特殊利益与共同体的普遍利益相互融合。在原始共同体中，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人类对外部自然界的体认还处于萌芽阶段，改造自然、改变世界的技术工具尚未成熟，因而原始人只能处于四处游荡的迁徙状态，过着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游离生活。自然界对人类来说无疑是一个凶神恶煞的魔鬼，人类对外部自然界既充满敬重，又心存畏惧。氏族部落成员为了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只能在一定狭小的地域空间内结成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共同体，马克思称其为“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体”。
在自然形成的原始共同体中，原始人类不会把单个人当成独立的个体，而是当成共同体中的劳动成员和所有者。个体劳动的目的不是彰显个人的特殊利益，而是维护整个共同体的普遍利益。马克思指出:“人类不是生来就定居的；除非在特别富饶的自然环境里，人才有可能像猿猴那样栖息在某一棵树上，否则总是像野兽那样到处游荡。”马克思对原始人生存方式的细致论述说明，原始人必须依托共同体才能存活，因而结成互助互利的共同体是人类发展延续的本然需要。马克思认为，原始共同体“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弥补了单个个体力量的不足，实现了整体力量优于个体力量的系统效能。但是，在原始共同体中，个体只能依靠简单粗陋的劳动工具从事生产实践，获取少量的生产生活资料。这其实很难维系个体的生存发展。显而易见，“人的依赖性”的原始共同体的固有缺陷(共同体只是为了个体的基本生存而不是为了自由发展)决定了它必定不会长久存在下去，必然会被高形态的共同体所替代。
(二)城邦共同体
在古典古代的奴隶制时代，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进步，畜牧业、农业、手工业逐渐分离，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交往愈来愈频繁，形成以小块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城邦共同体。马克思论及的古希腊、罗马邦国就是城邦共同体的典型形式。当然，城邦共同体并非马克思的思想独创，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明确提出要建立以“至善”为目标的城邦共同体和“自由之所”。亚里士多德从“德性”“至善”的维度讲述城邦共同体是人类共同体的理想形态，马克思则从“现实的人”“生产关系”的维度阐释城邦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和内在属性。在马克思看来，城邦共同体内部的土地既用作耕种又用作主体(土地所有者)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生活资料，拥有土地的数量直接决定个体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立场。土地占有方式或者所有制关系的转变使得社会分裂为日益对立的奴隶和奴隶主、富人和穷人等社会阶层。受到社会生产、分工、交换和分配的影响，物质财富集中到奴隶主阶级的身上，这就增加了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阶级矛盾。此外，在邦国林立的古典古代社会，军事组织和军队成为保卫城邦共同体和人们居住地的政治保障。马克思强调，在古典古代时代，一个共同体遭遇到的困难只能是由其他共同体引起的，后者到这个共同体上占领土地或者进行军事骚扰，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军事冲突与战争就开始了。马克思指出:“战争就或是为了占领生存的客观条件，或是为了保护并永久保持这种占领所要求的巨大的共同任务，巨大的共同工作。”古代奴隶制关系下的城邦共同体虽然推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些许进步，但是带来了一些剥削因素和人的压迫，个体与共同体的自由平等关系被异质化的阶级剥削关系所替代，导致城邦共同体崩溃瓦解，封建国家共同体也就自然出场。
(三)封建国家共同体
在封建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升尤其是冶铁技术的成熟，人们的生产生活资料相对以前社会更加丰富，物质生产资料在满足自身消费的基础上还有一些盈余。这标志着以私有制为核心的封建所有制关系的形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封建国家共同体内部的个体与个体的关系不以公社或者土地为中介，而是表现为两个独立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指出，在封建国家共同体中，“每一单个家庭就是一个经济整体，它本身单独地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中心(手工业只是妇女的家庭副业等等)”。从马克思对封建家庭单元的论述中可以知晓，封建社会的单个家庭是构成封建国家共同体的经济单元和社会细胞。封建家庭的每个个体都可以独立地劳作，个人存在的主动性和自由度得到一定延展，然而“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此外，每个家庭还必须承担相应的苛捐杂税以满足统治阶级进行军事战争、修缮水利工程等方面的费用开支，进而保证封建国家共同体的有序发展和公共权力的正常运作。
根据唯物史观，国家绝不是外部世界强加于社会的神圣力量，也不是黑格尔所言的抽象伦理国家，“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恩格斯明确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就是说，政治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产物。在阶级斗争的社会分裂阶段，为了避免相互斗争的阶级把自身和社会同时摧毁，需要一种高于社会的“另外力量”来维持社会内部的结构稳定。这种高于社会的“另外力量”就是国家。马克思认为，封建国家共同体在维护封建国家内部稳定的同时促进了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但是，封建国家共同体无法消除其自身的剥削性、阶级性和压迫性，其自身存在的阶级压迫和专制统治必然成为阻碍人类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历史桎梏。封建国家共同体的阶级性、压迫性和反人民性为其走向覆灭埋下了导火索。易言之，封建国家共同体既是剥削劳动人民的异质工具，又是束缚个体自由发展的政治力量；因而封建国家共同体注定会走向历史的博物馆。
(四)虚幻的共同体
新航路的开辟打破了人类交往的地域性限制，揭开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序幕。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在剩余价值的利益驱动下，资产阶级利用坚船利炮到全球各地盘剥物质财富、争夺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世界日益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交往共同体。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打破了人类“老死不相往来”的闭关自守状态，使得一切文明国家和民族都被卷到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世界各地的物质财富成为资产阶级的囊中之物。可以说，追求利润、积累财富和获取剩余价值成为资产阶级存在的基本规定，商品资本、货币资本成为资产阶级的外在标识。
在资本逻辑和商业利润的刺激下，资产阶级在国内推行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汇聚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累；在国外实行商品倾销，用廉价的商品打破其他国家的贸易平衡，赚取大量的货币资本。一句话，资产阶级造就了一个以资本逻辑和商品交换为内核的虚幻的共同体。资产阶级凭借商品贸易和货币资本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格局和中心—外围式的殖民主义体系，人类的交往空间和行动范围向全球各地延伸，人类的交往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地域性的民族交往正在转向世界历史性的普遍交往。马克思指出，“在现代民族那里，工业和商业瓦解了封建的共同体”，推进了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的历史出场。以商品和资本为本位的虚幻的共同体在推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同时造成了社会对抗、人的物化，遮蔽了人自为自觉的类本质。在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中，现实的人根本没有摆脱外在的物化束缚和内在的资本压迫，雇佣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人的生活就越贫困、发展就越畸形、劳动就越廉价。马克思指出:“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针对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的自我否定、异化颠倒，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中，“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本质上是物的依赖的共同体，现实的人被资本逻辑所控制，“人成为商品、货币、资本的奴隶”。实际上，在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中，资产阶级和雇佣工人彼此分离对立，雇佣工人只是为资本家生产商品的活机器，“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定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这就更加证实了虚幻的共同体的自私性、虚幻性和分裂性。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下，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自我否定、自我遮蔽和自我分裂的趋势越发严重，其历史前景必然不会太长久。由此，马克思得出一个科学的理论预判: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一段历史时期的自我裂变，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虚幻的共同体必将让位于以共产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真正的共同体。
(五)真正的共同体
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的自我异化决定其不会推动人类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只有建立以“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为旨趣的真正的共同体，人们才能摆脱各种外在的物化束缚。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从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维度来看，过去种种形态的共同体要么是个体发展的历史桎梏，要么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政治联盟。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每个人的发展才能成为其他一切人发展的条件，每个个体才能释放自身的禀赋才能和“个性自由”。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只有建立以“自由个性”为旨趣的真正的共同体，才能消除虚幻的共同体的自我异化。真正的共同体是对虚幻的共同体的根本否定和历史超越，但真正的共同体的实现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为前提。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虚幻的共同体的力量依然强大，食利阶层、金融巨头和跨国公司等垄断组织控制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这就决定了真正的共同体的实现历程充满荆棘。时下，建设真正的共同体的历史条件和物质基础尚未成熟，建立以“自由个性”为旨归的真正的共同体任重道远。但是，现实条件的复杂并不代表真正的共同体是高居云端的“乌托邦”。马克思明确指出，真正的共同体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真正的共同体是对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的扬弃。在共产主义时代，只有异化了的虚幻的共同体演化为“自由的社会化了的人”的社会联合，人们才能摆脱物的依赖性关系而成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主人。
以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为逻辑视角阐述人类共同体的历史演变，既能够厘清共同体生成的历史脉络，又可以把握人类解放的历史趋向。当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境遇中，资本主义国家处理危机、化解矛盾、应对风险的能力日趋减弱，应接不暇的世界级难题和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使得人类发展陷入多重现代性困境。“世界怎么了、人类怎么办”成为时代之问、世界之问。面对亟待解决的时代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世界历史和人类发展的道义制高点，化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难题，推进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真正的共同体开拓了实践场域。
三、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中国实践
当今时代依然处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大的历史时代”。习近平提出构建和合共生、文明生存、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本目的在于扬弃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的内在缺陷，是构建“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然抉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有原则高度”的中国实践，在实践旨趣上为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石，在理论智慧上为摆脱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提供思想方案，在全球治理上为破解人类社会发展难题贡献中国智慧。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石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境遇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秉持强国必霸、丛林法则、零和博弈的强盗逻辑，充斥着世界和平、人类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诸多风险挑战和不确定因素。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体和共同体的关系才能趋于统一，届时，人类才能根本消除虚幻的共同体的阶级对抗、物化分裂，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与全面自由发展，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复归到人本身。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人的发展不仅不以牺牲他人的发展为前提，反而为他人的发展创造条件。这种高度和谐的共同体，无疑是对‘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的市民社会的扬弃和超越”。在资本主义占优势地位的历史阶段，只有消除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的历史危害，建构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推动世界历史和全球化朝着开放共赢合作的方向发展。习近平明确强调:“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
面对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造成的世界困境，习近平提出构建不同于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构建真正的共同体提供了理想方案。一是建立平等相待、相互协作的政治共同体，为构建真正的共同体提供全新的国际政治环境。二是建立公道正义、安定和谐的社会共同体，为构建真正的共同体提供安全保障。三是建立互利共赢、相互包容的利益共同体，为构建真正的共同体奠定稳固的发展环境。四是建立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明共同体，为构建真正的共同体奠定思想文化基础。五是建立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共同体，为构建真正的共同体奠定生态环境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政治环境、安全保障、发展环境、思想文化和自然生态五个维度为构建真正的共同体创造便利条件，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指明了发展方向。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操控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频繁制造各种事端阻碍世界和平发展，危害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随意转嫁经济危机，试图将祸水引向“第三世界”国家，并全力阻止中国提出的各种有益于人类发展的可行性方案。在新的世纪变局中，美帝国主义撕下虚伪的遮羞布，非但不倡导合作共赢，而且在全球各地随意制造混乱，这归根结底是因为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的逐利性、虚伪性、自私性“在兴妖作怪”。只有彻底根除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存在的私有制基础，才能建设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真正的共同体。就此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时代化表达和中国化实践。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摆脱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的物化束缚提供思想方案
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运作的根本驱动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资产阶级历史时代，资本主义国家像恶贯满盈的强盗那样到世界各地进行侵略活动，人们生活交往的正常秩序完全被打乱，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往关系完全被商品交换和货币资本所替代。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鲜明特征就是大变革、大动荡，“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在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中，资产阶级使农村从属城市、使农民的民族投降资产阶级的民族、使其他落后国家顺从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中，商品资本和货币异化必然催生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撕裂、工人贫困和阶级斗争，资本逻辑引发的阶级斗争必然引发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由此，马克思提出超越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的历史构想，即建设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真正的共同体。
当前，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动荡变革期”，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出现了各种危机，贫富分化、恐怖主义、地区冲突和气候变暖等问题不断蔓延，势态严峻。在这样的历史情势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忽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未来命运，在全球各地肆意抢占对其有利的优质资源和国际市场。英国著名学者哈维指出:“帝国主义就是将制度安排和制度条件强加于其他国家，并且通常是在人类普遍利益的名义之下。”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不得不把自己的思想“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在现实世界里，西方国家打着“人道主义”“普世价值”的幌子制造各种事端，阻碍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比如，美国作为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掌控着全球最优越的战略资源和科学技术，却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假想敌和竞争对手，并进行各种围攻打压和政治构陷。令人费解的是，本就是世界头号的美国竟然在全世界大搞“美国优先论”和“双重标准论”，企图将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观强加于他国人民。这更加凸显了美国推行强权政治、文化霸权的逻辑悖论。相比之下，中国反其道而行之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性方案，按照互利共赢、和平共处、公平正义、共商共建的国际交往规则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实践证明，中国的做法既有利于推进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又有益于根治逆全球化的历史病症；既能够清除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的自我异化，又可以为人类摆脱资本逻辑的物化束缚提供实践方略。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破解人类社会发展难题贡献中国智慧
人类选择何种共同体模式来实现自身解放应该由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决定，任何国家都不能逆悖人民之愿和历史大势，更不能以人类普遍利益为借口强制推行其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任何倒行逆施的错误行为必然是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在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启示下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解放贡献了智慧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提出以来就备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和欢迎，已经成功载入联合国的决议，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可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思想诉求和发展意愿，完全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大势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在马克思看来，尽管资本主义开辟的世界历史推动了世界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步伐，但是在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内部，社会成员都被资本逻辑和私有制所主宰，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基本矛盾根本无法化解，经济危机、社会冲突和生态危机循环发生。当前，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的调控能力大为减弱，各种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世界各国人民期待和平、自由、平等、正义和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良好的民心基础和群众基础。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交往中“坚持多边主义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加强国际法运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国外敌对力量认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正目的在于同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世界霸权和势力范围，奴役控制他国战略资源，建立自己的后花园和殖民地。这种政治谎言必定不攻自破。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以胸怀天下为价值取向，“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正确的义利观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践行亲诚惠容的对外交往理念，推进建设“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不断为世界和平、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由此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强盗行径，又不是中国一厢情愿的无聊之举，而是中国为解决世界之乱提供的现代性方案和新的可能，旨在让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文明悖谬，克服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的历史危机，为人类创造一个和和美美的真正的共同体。
四、结论
人类是荣辱与共、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全球治理、解答人类发展难题的思想主张和中国答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的生动实践，是迈向真正的共同体的必由之路。但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们必须明确，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靠世界各国人民携手搭建、普遍参与、相互成就、共同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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