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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热衷于“用时间消灭(征服)空间”的经典论断；确切地说，是以最低限度的时间在单位空间中实现资本的最大化。当前，互联网群聚传播通过对空间的征服，破除了各种空间壁垒，极大地减少了空间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空间可以被征服，但显然无法被消除；因为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空间本身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也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工具。人类所有的实践交往活动都在一定的空间中开展并存续，其本身就作为一种空间实践在形塑和生产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互联网群聚传播在特定的空间中发生，又由现实物理空间逐步走向人文与社会空间，最终实现特定空间的生产。但纵观主流传播学界，空间始终是被搁置与忽略的，往往是被征服的对象，被简化为“僵硬的、呆板的、静止的东西”。因此，在考察互联网群聚传播的空间生产时，需要跳出实证主义科学分析的内核，连接人类之间的关系、生活和情感，注入更为丰富而具体鲜活的人文意识与价值诉求。
一、传播学视域中被征服与被忽略的空间维度
传播主体极端多元的互联网群聚传播加剧了传播场域一直以来用时间征服空间的趋势。自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范围内爆发了交通与通信革命，即“交往革命”。不断发明的现代交通工具与通信手段使人类第一次打破了交往历史上的空间壁垒，人们发现以往沟通交流中所受到的地理空间局限能够被克服。印刷术、广播和电影电视等媒介形式对空间距离的突破进一步将空间置于被征服的地位。自芝加哥学派以降，传播学基于“社会有机论”强调大众媒介对社会结构发挥的整合性作用。哥伦比亚学派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环境监测、文化传承和社会协调的媒介效果论断。在这一过程中，空间始终作为被征服的对象，或是背景式的存在。
作为经济史学者的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以跨学科的视角首次明确指明了传播的空间维度。受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英尼斯从传播与文明的关系入手，认为文明进程的差异是由媒介形态在时空偏向上的不平衡所导致的。他敏锐地察觉到，现代社会受到空间观念的侵蚀，随着近代以来文化帝国主义思想的扩展，西方文明一味追求空间维度的扩张，忽视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英尼斯对传播空间维度的开创并不是出于对空间的偏爱，他所研究的空间指向的是物理空间或地域空间，批判并揭示的是帝国主义文化及其空间偏向所带来的危机，而非“价值中立的研究”。
受到英尼斯的影响和启发，麦克卢汉从微观与整体两个方面阐述其空间观念。在微观层面上，麦克卢汉舍弃了英尼斯对媒介空间和时间双重维度的分析，认为媒介传播或偏向视觉空间或偏向听觉空间。不同于英尼斯在“时空偏倚论”中钟爱时间偏向，麦克卢汉在“视听偏倚论”中偏爱听觉空间，认为人在听觉空间中能够结合特定的场景进行一种身体与社会交互的感知，即莱文森所总结的“感官平衡的空间”。在整体层面上，麦克卢汉提出“地球村”(global village)这一极富空间想象的社会形态。数字媒介技术带来交往与传播的革新，在本质上都是缩短时间、扩大传播空间。麦克卢汉热切地期待电子媒介在覆盖地球的同时征服空间，以拉近人们交往的距离，恢复多重感官体验，让地球“伊甸园”缩小为“地球村”。麦克卢汉极具个人主观体验的“空间理论”与“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讯息”“冷媒介、热媒介”等思想一样，虽然具备张力，却难以自洽。由此，作为后继者的梅洛维茨、詹姆斯·凯瑞等人进一步对“传播与空间”的关系进行了思考。
梅罗维茨在批判英尼斯、麦克卢汉等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戈夫曼的思想，以媒介场景论考察传播与空间的关系，认为以往现实物理空间与社会场景已经被电子媒介营造的场景所取代，借助媒介传播所建立的联系不再和物理空间有着紧密的关联。空间由此从麦克卢汉“地球村”中被征服和缩小的对象，走向梅罗维茨眼中“消失的地域”。也就是说，媒介技术升级在消解物理空间的同时消融社会空间的区隔，导致社会身份的模糊和失序。凯瑞提出的仪式观和传递观区别于“经验论”对空间的征服，走向了一种文化科学的范式。虽然凯瑞的仪式观暗含了关于空间与传播关系的思考，但是深受宗教思想影响的他只是将空间作为一种建立秩序的途径。舒尔茨曾评价凯瑞:“对于他而言，所有文化和传播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宗教的。”凯瑞的传递观强调传播对空间的控制，旨在通过抽象的、模式化的方法建立一种整体的文化方式；仪式观强调传播在空间中的连接，倾向于扎根现实土壤。
实际上，从英尼斯到麦克卢汉、梅罗维茨、凯瑞都在触及传播中的空间问题。无论是对征服空间的渴求还是对被征服空间的反思，空间都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点。然而，他们似乎都未更进一步讨论在征服物理空间之外，空间与传播之间是否还有其他重要的关联。这个问题不仅未能引起传播学先驱的关注，在后来的传播学研究中也缺乏深刻具体的讨论。因此，我们需要思考为什么在漫长的传播学史中，空间维度始终局限于被征服而处于缺席的状态。
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从空间的传统认识论出发进行解读。英国社会学家Ｊ.厄里(John Urry)认为:“20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就是时间与空间观念奇怪的缺失历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空间是物质的存在方式，能够表征物的存在范围、场所和范畴；既是万事万物存在的形式，也是人类实践活动得以展开的场域。这也是自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康德、牛顿以来，空间被理性抛弃只作为存在条件的传统。由于空间自身存在形式的特殊性，因此空间在传统的认识论中始终没有得到重视。在人们的意识中，虽然空间是“物”的存在方式，但是人们无法像感知“物”一样感知空间的存在。空间介于有形和无形之间的特性使人们首先在意识上就容易忽略空间的存在。在哲学史上，空间只是被作为一种绝对的、静止的物自体。例如，牛顿的机械唯物主义时空观认为存在“绝对时间”“绝对空间”；康德认为空间是作为认识主体的外感观，时间是作为认识主体的内感官，从而建立起时间优于空间的认识论。在这种认识论的作用下，空间已经被固定化、绝对化、封闭化，意味着断绝了空间与社会发展的其他可能性。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每个社会、每种生产模式，都会生产出自身独特的空间”。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与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不断重构了社会关系网络。每一种传播形态的蓬勃发展与社会关系的构造都会深刻影响社会变迁，并进行相应的空间生产；尤其是互联网群聚传播对社会各领域乃至社会整体发展带来的极大影响，都在提醒我们需要基于社会剧烈变革和群聚传播不断演进的内在规律，从空间维度分析群聚传播的内在特点，重思互联网群聚传播的空间表征与本质。这不仅是拓宽互联网群聚传播研究领域的应有之义，也是在回应现实世界中切实存在且日益严峻的空间问题。因此，研究互联网群聚传播的空间生产问题也就更具有现实意义。
二、互联网群聚传播的空间表征与本质
互联网群聚传播实现了更广泛的空间征服，同时生成了新的空间，改变了人类的交往关系。互联网群聚传播中的交往关系强化了空间实践的效能，即“在其所属的社会关系结构中，才会获得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功效”。群聚传播的社会性赋予空间强大的实践性和关系性，各种信息生产活动和人类交往活动都表征着内在的空间性。“关于空间的问题，有很多种方法，很多种进入方式”。强调互联网群聚传播的空间视角，是研究空间问题的方式之一。但是，互联网群聚传播的空间研究并不是将传播学方法论和空间问题进行简单的嫁接，而是以空间理论的视角和意识来反观当下互联网群聚传播的空间属性和表征，进而研究其如何进行空间生产。
具体而言，互联网群聚传播的空间属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人类生活的场域，空间是任何传播关系存在的基础，因此是互联网群聚传播得以存在的基本要素，是一种物质性和基础性的前提。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对物质空间的认知、利用与改造。空间给予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物质要素，人类也基于空间创造出形态各异的具体物质，进而在空间当中开展社会交往与生产实践。空间是社会交流得以形成的发育地和摇篮；空间不但包含生产出来的事物，而且包含事物并存不悖、或混乱或有序的共生状态。互联网群聚传播源自社会现实空间中的真实关系，却在虚拟网络空间中得以存在；因为互联网为群聚传播提供了一个新型的、成本低廉却又无处不在的物理空间，即信息聚集、交流的物联网平台。互联网平台基于空间在场的物质性要素，经由虚拟技术的编织，将媒介信息数字化，形成支撑互联网平台的信息物质基础。也就是说，网民群体在网络上的聚集依赖数据中心的空间性存有，并非想象中的虚无缥缈，他们需要考虑现实空间的耗能、安全和选址等因素。因此，这种大数据中心本身存在的空间位置就突显了互联网群聚传播对空间的依赖。
第二，作为一种变革性的社会交往行为，互联网群聚传播同时伴随着人类空间意识的演变，包括人们如何认识和利用空间。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最大规模人群参与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互联网群体传播必然引发人类交往方式的变革。人们传统的空间观念逐渐淡化，对空间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诸如空间规训、空间碎片、空间流动和空间压缩等思想推动了社会形态的结构性转变，人们也在尝试利用和改造空间，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群聚传播重构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并且在网络空间中将关系可视化。这也是福柯所言的空间规训方法。群聚传播将自身置于社会大众的凝视之下，自我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在群聚传播行为中受到空间规训。此外，互联网群聚传播重构了人们的空间认知。随时随地“因事聚集”的传播方式撕裂了空间的整体性，人们易于进入各种事件或者各类媒介的微型碎片空间中，并在各个空间之间流动。社会资源分配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许多“草根”“网红”借由互联网群聚传播实现低付出高回报的资源获取，流动空间成为一种利益－空间逻辑的生产场域。
第三，互联网群聚传播在空间中形成，又带有特定的秩序结构和话语逻辑，影响并改变人类的生存空间。作为常态化的社会聚集，互联网群聚传播解构了身体共在与空间实存的传统传播方式。这就要求“对空间的结构性分析并不是分析其附属或派生物，而是分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空间是互联网群聚传播存在的物质基础，群聚传播又包含空间意识的演变。显然，互联网群聚传播也会对空间进行筑造和生产，形成独有的空间格局。群聚传播构造了诸如弹幕、直播、朋友圈和微博热搜等特定的空间场景，生产了大量的表情包、热梗、动图、短视频，以及各具特色且带有特定空间隐喻的话语。这些内容使人们暂时摆脱现实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所带来的焦虑情绪，成为影响现实生活空间的物质资料。因此，空间并非由某一种因素决定，它包含知识、话语、意识形态、图像、文化及其相关符号的生产。在空间实践中，群体以虚拟、游戏、揶揄、异化、破碎和嘲讽为特征的内容生产，为后现代审美提供了新的空间实践，“多传播主体叙事行为的持续性和复杂性又使得网络叙事情节的编制始终处于开放状态”。
互联网群聚传播强调从传播主体的角度理解时代的本质，极端多元主体的传播重构了社会关系，并进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空间正是在某种关系中确定其意义的，而社会关系构成的基础是人类的传播和交往行为，这就决定了传播关系中蕴藏的空间本质。空间既不是实体意义上的虚无，也不是放置物品的容器；而是一种非实体的“相对性”(relativite)。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意识的本质恰恰是一种主体面对现实的关系性”，这给予列斐伏尔极大的启发。特定的社会形态和交往关系总是对应特定的空间生产方式。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首先体现在空间形态与社会关系的差异上。因此，我们可以将空间本身看作特定生产方式下社会关系的体现。这种生产方式在工业社会体现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让空间形成密集的网络，以时间的空间化推动社会的发展。在当下的数字信息社会，这种生产方式体现为极端多元主体的信息生产，更多地挪用、填充、渗透空间，推动多元化和差异化关系的出现。因此，群聚传播的本质是不同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
三、群聚传播的凝结空间生产与永恒性流动
互联网群聚传播不过是现代社会的注脚。在当下的群聚传播中，群体因事聚集但缺乏管理主体、自发交互，是基于匿名性、即时性和异变性的混合聚集行为。互联网群聚传播的空间生产是社会变化、转型和经验的产物，其意义超越了主客对立的二元划分。网络群聚行为从一开始就调动了空间要素:身体、肢体、语言及其相关生产资料，借助不断流动的变化因素推动交往关系的重构，最终实现空间生产。这种空间并非传统意义上纯粹的物质空间，即“给所有空间事物披上一层挥之不去的物质感，烘托出客观性及物体化的气氛”。对于列斐伏尔而言，空间不是观念的产物，而是生产之物。列斐伏尔提出“空间生产”的概念，却甚少进一步追问空间生产之后的问题。既然空间是活跃的、鲜明的和各具特征的，那么就必然需要追问空间生产的结果如何；因为群聚传播的空间生产不仅仅是“自然事实”，还是对社会时空结构的再造。
(一)互联网群聚传播的凝结空间生产
任何空间都是人类活动所建构的，互联网群聚传播是以弱连接、去中心化、无组织的形式，基于特定的事由、兴趣和爱好在网络空间中聚集。凝结空间是对群聚传播的整合与超越，群聚传播又是对凝结空间的具体表达与多样呈现。空间中事件的集合与空间特质接近，群聚传播聚集而成的空间的本质就是群体按照自身需求对空间的自主性建构。互联网群聚传播生产出特定的群体凝结空间，具有明显的游移、混杂与差异性特征。何为“凝结空间”?准确地说，“凝结”是一种聚散的空间状态，以液化物质的形态相互渗透、相互裹挟，并且随着环境的变化产生质的转变。所有互联网群聚传播生产的凝结空间都会在群聚结束之后消散，以另一种表现形式存在于社会之中。也就是说，凝结空间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临时性的、高度密集的信息交流区域。其边界由参与者的兴趣和注意力所界定，流动性强，瞬息万变。随着事件热度的升降和公众注意力的转移，凝结空间可能快速消散，也可能重新分布或在新的载体上再次凝聚。在这个空间内，个体的观点、情绪和信息像水分子一样，在适宜的“冷却”条件(即共同关注点)作用下迅速汇聚，从无形的分散状态转化为可见的、有组织的聚集热潮。一旦话题失去新鲜感或重要性降低，用户的参与度就会下降，原本活跃的凝结空间随即瓦解；但其产生的影响、沉淀的思想观点或社交关系链可能会在更广泛的网络社区中扩散和延续。由于参与者身份多元、立场各异，加之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凝结空间中任何微小的触发因素都可能导致舆论风向突变，从而加大舆论风险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潜在可能性。
因此，群聚传播生产的凝结空间随时会消散、游荡、扩大或缩小，形态随时随地会随着环境和事件本身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极端多元的主体永远不会在同一个事件中留存，凝结空间永远是不确定的、无边界的和难以把控的。也正是这种随时随地因事凝结的状态增强了风险的传播。凝结空间是点截式、局部性和暂时性的，充满了群聚传播极端多元主体的喧嚣、繁杂、瞬息万变和行无定势。以往的空间生产往往是被规定、被约束、被划界的，但是群聚传播生产的凝结空间却能够轻盈地被扩张、移除与塑造，使空间生产从有界向无界延伸，呈现出滚雪球效应，使群聚传播的触角延伸至现代社会最细微的末端。凝结空间的特性也揭示了信息现代性对社会结构和行为模式的深刻重塑。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空间界限逐渐模糊，现实与虚拟之间的屏障日益弱化，人们通过网络实现跨越时空的即时互动和共享，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联结方式。凝结空间的流动性与易变性不仅反映了社会议题的多元化与复杂性，而且昭示了公共舆论和集体行动的动态生成机制。
凝结空间有着显著的“泛在”和“脱域”特征，有着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比如群聚传播凝结空间中所创造的元数据模式，围绕话题或标签对相关事件进行无限的信息传递和补充，并在这一过程中强化了情感说服的功能，又进一步生产出情感性、戏剧化和冲突性的凝结空间。凝结空间是互联网群聚传播关系聚合的结果；虽然是一种感性的媒介实践，却能够引发社会分化与整合。从这个意义而言，凝结空间又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象征性、想象的符号化空间，因为群聚传播凝结了无数个“想象的共同体”，成为社会权力结构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我们可以将群聚传播生产的凝结空间看作一种隐喻式的空间。凝结空间与权力、意识形态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受到生产关系的支配，“并在任何社会或者任何生产方式中都占据主导地位”。凝结空间以独特的空间分割、符号话语、意义建构和结构秩序而存在，并且彼此相互关联，对特定的群聚传播活动、关系、功能、机理进行规定和展示。这不仅是各种亚文化和兴趣爱好的集合空间，而且是个体以历史的、社会的和物质的存在聚集参与空间中，随时随地因事聚集成为凝结空间，给主流舆论和网络空间带来解构性的力量。
凝结空间不会固定于某种形式，而永远处于动态的流变之中。它的秩序不是一种固定化的秩序，而是共时性秩序，即事物相互作用、关联和共时状态中的秩序。因此，群聚传播的凝结空间本身表征出明显的差异性，以多样性、复杂性和异质性来摧毁整体性、均质性，用偶然、具体和具象来否定抽象、一般和普遍，通过强调变化、短暂和偶然来实现历史化和语境化。群聚传播空间生产所凝结的空间在互联网中俯拾皆是，常见的如“女性主义”“二次元”“亚文化”以及各类“因事聚集”的空间。人们以往习惯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圈层或是“部落式”的存在，但是忽视了这种凝结空间会随时在互联网中漂移、流动和碰撞。微小到某个博主的评论区，宏大至整个社会舆情热点，群聚传播生产出的凝结空间都具备自身的物质、力量和信息，并与其他社会空间互渗和联动，由此导致普遍性的社会偏移和话语博弈。此外，互联网群聚传播所生产的凝结空间带有游移和情景性的特征，是难以控制且混杂的，总是处于协商与抗争之中。这种带有后现代解构主义特质的群体空间以一种奇观化的方式对社会产生创造性的作用。
(二)凝结空间流动的复杂关系链生产
互联网群聚传播生产的凝结空间带有流动性的特质，在永不停歇的流动偏移中生产出复杂的关系链条，使毫不相关的事物之间产生影响，逐渐偏离其自身原有的本质，在各类繁乱的勾连中被扭曲或利用。流动性既是群聚传播的本质属性使然，又契合了人们在不同场域中流连和探索的过程。群聚传播的本质属性在于主体关系的互构。群体因事聚散，没有具体的地点和空间，却保证了连续性和某种程度的内聚力，成为互联网中一股重要的力量。在这种群聚传播产生的凝结空间中，流动性不仅表现为信息扩散的快速变化，而且体现为参与者角色的不断转变和建构。一方面，随着话题焦点的转移，原本边缘化的个体可能瞬间跃升为核心影响者，反之亦然；另一方面，原本孤立的观点或现象在短时间内经由集体讨论、碰撞和共鸣后，可迅速发酵并塑造全新的公共认知框架，从而影响社会观念和行动趋势。群聚传播过程中的流动性还促成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不同的亚文化和圈层在凝结空间中寻找交集、产生摩擦甚至融合再生，进而推动社会文化形态的多元化发展。在经济、政治和教育等诸多领域，凝结空间内的群聚效应也会导致资源的再分配，形成新型的利益链和权力结构。由于关系的生产能够使事物彼此之间产生影响，因此“空间成为焦虑和混乱的场所，需要封闭和控制的被诅咒场所”。凝结空间的流动使群聚传播变动加速、分裂加剧，一切看似稳固的东西都随时可能土崩瓦解，以往的标准、要求、约束、制度、模式、规范和准则都在凝结空间的流动中全然失效。在诸多社会舆情事件中，凝结空间的流动以相关热点事件为触点，以转瞬即逝的形式侵蚀原有的信任关系。如在成都某中学生坠楼事件发生后，群体关注的焦点是坠亡学生是否和老师有利益冲突；在某校长读错字事件中，群体关注的是官员腐败问题；在更早期的药家鑫事件中，群体反复纠缠的焦点在于药家究竟是不是有权有势。
凝结空间永恒的流动助推了群聚传播关系链条的生产，带有明显的关系引导取向。这固然如有学者所言是一种借题发挥，仇官、仇富、仇权的情绪宣泄，但从群聚传播空间生产的角度而言，是将一个社会空间的实践隐匿到另一个社会空间，缓慢稳妥地进行空间关系的建构，如同驾驭和占有这个空间一样。也就是说，凝结空间在流动中与各个不同的空间相碰撞，生产的复杂关系嵌套着主体之间的互动联结，空间中的每一个围观者都与事件平行或交错，构成多维纵深的网状空间结构。此时，外部的力量干预会变得棘手，无数个相互交织、深浅不一的复杂关系难以被预测，往往是一些出人意料的“弱关系”反而会成为引爆社会舆论的焦点。凝结空间流动的本身是一种作用力，在原本的复杂关系中更夹杂了被刻意制造的虚假关系。群聚传播既以“部落化”的方式放大对局部的观察，又被其他社会资本所裹挟。凝结空间的流动在社会实践中的深层次互动和复杂关系链条由人所参与、生产和创造，同时反作用于人，塑造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和臆想性的虚拟关系。复杂关系链同时夹杂深刻的差异性和不平等性，以群聚传播为主导的空间生产实践也成为导致社会秩序失衡、财富分配不均和文化圈层冲突等多重问题的重要原因。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社交媒体平台的推动下，凝结空间内的信息传播和情感动员能迅速集结成强大的力量，对个体认知和社会共识产生深远影响。这些快速形成的“部落”往往基于共同的兴趣、价值观或者立场，但是也可能因为过度简化复杂现实、过滤不同观点而导致群体极化。这样一来，凝结空间流动的过程不仅可能加深既有的社会裂痕，还可能催生新的社会分化与对立。与此同时，虚假信息和恶意操纵在网络空间中如病毒般扩散，它们在凝结空间内构筑起错综复杂的伪联系，进一步扭曲了公众对于事实真相的认知，并有可能激化矛盾冲突，破坏社会稳定的基础。
(三)凝结空间流动的物质力量
流动性是凝结空间注定的宿命，而任何空间的移动或偏移都带有物质力量，凝结空间的流动同样具有偶然性和难以预测的影响，在加速公众注意力流动的同时，酝酿了积极的变革力量。互联网群聚传播空间生产本身的物质力量使得社会因素在多维交互的联动中相互碰撞，其所凝结的空间以一种高度互渗、散漫游移的状态在社会中漂移，对社会意识、规则和心理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互联网技术所引发的群聚传播行为再一次展现出强大的影响力，同时证明“意识形态在它的历史上始终以某种方式悄悄地伴随着科学”。在凝结空间中蕴含了大量关于权力和观念、态度、社会交往关系的内容。永恒的流动性会使凝结空间在不断的碰撞中破坏空间格局，与周围空间的和谐关系被打破，颠覆性消减了空间生产原有的命运与共意识。因此，去中心化、无组织和缺乏管理主体的群聚传播行为足以成为一股湍流，以自我定制、自我选择的方式造成信息内容的高度极化。由此，在“信息茧房”中逐渐形成极端对峙的信息，并且对外扩散同质观念挤压异质观念空间，最终产生对相关社会事件的激烈讨论。此时，各个意识形态场域之间彼此挤压，构造社会群体的内部张力。这种由群聚传播行为导致的信息极化与社会内部张力的加剧，进一步暴露出现代社会中个体认知偏见的深化和共识基础的削弱。在凝结空间中，原本应多元互补的各种观点被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所驱动，朝着各自阵营的方向强化，形成鲜明的对立态势。这种现象不仅限制了公众对于复杂议题全面深入的理解，还可能在某些关键时刻煽动社会情绪，触发线上线下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就凝结空间本身而言，其自身所具备的影响力和物质力量敏感且剧烈地搅动现代社会，加之流动的状态将带来更大的势能产生席卷和吞噬的效果，大规模地稀释社会大众的注意力。这种流动的凝结空间凭借其高速率的传播效能和高密度的情感聚合，不断冲刷公众视野的焦点，使人们的注意力如同沙漏中的细沙，随风飘摇，无法长久聚焦某一具体问题。凝结空间的力量犹如潮涌，既能瞬间汇集庞大的社会力量推动变革，也可能在短暂的热情过后留下一片空洞，造成社会资源的无效消耗和公众情绪的过度疲劳。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热点的短命化，也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互联网技术是社会生态的基层架构，群聚传播又以物质现实和精神结构同时塑造了新的秩序。这就意味着全新文化基因的诞生，其内容生成、表现形态、传播方式及其构成的社会行动轨迹都转化为新的社会秩序。比如从文本叙事秩序而言，互联网群聚传播的文本特征多样且杂糅，“文本的物理特征和符号化策略相互交缠并相互作用”。其互文性特征又与网络叙事紧密联系，以非论证、无推理的过程在空间中快速流动。凝结空间作为社会有机实体被纳入象征活动或者文化活动范畴。当凝结空间的流动涉及公平、法治、女性、教育和医疗等社会认知问题时，空间生产自身所带有的物质力量就会演变为极端化的社会观念，进而产生习惯性失望或敌意鄙视的态度，在凝结空间和现实社会中不断蔓延，导致网民高度情绪化甚至公开对立。因此，凝结空间流动本身所代表的物质力量具有偶然性聚集的合力和对立性的张力，进而形成斑斓杂陈的社会景观。因此，凝结空间的流动性和影响力构成了当代社会不可忽视的现实图景，唯有正视其内在的复杂性和挑战性，才能妥善应对和驾驭这一全新领域，使其成为推动社会创新和增进公共福祉的强大动力，而不是社会矛盾的放大器，也不是分裂社会的催化剂。
四、群聚传播凝结空间生产的价值指向
从现代性的历史经验来看，技术催生了物质生产实践的极大繁荣，也推动了空间生产的无限可能。归根到底，空间是人造的，从来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和社会实践的过程，并且永远充斥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从这一角度而言，空间又是具体化、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只有在历史反复的震荡和具体的信息生产形式中，我们才能把握空间的本质和意义。随着互联网群聚传播的逐渐深入和日益扩张，现实中各类空间问题正在日益增多，且越发严峻。如个体挣扎于各个社会空间之中流动碰撞，凝结空间的流动本身所代表的物质力量强化了事物多层交织和作用机制的复杂性。互联网群聚传播生产的凝结空间既消解了时间性，又包容人们的聚集行为与传播实践。凝结空间中的核心依然是人本身，因此寻求一种温良理性的伦理规范是理解凝结空间的核心维度。我们要以人文的关怀和正义的价值指引互联网群聚传播的凝结空间生产。良善的空间以平等、理性和友善的方式容纳他人，以此规避极端主义，并展现质朴的人性。追问互联网群聚传播凝结空间的价值指向，就是要以更具人文关怀、更具意识形态包容的共通性伦理原则，孕育和声宽阔的互联网群聚传播，保持多样性和共通性理解，通过主体间性走向共识。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纾解福柯所言的“空间与时代焦虑”。
首先，需要重构群聚传播凝结空间的交往理性，塑造特定空间中的新秩序与新关系，建立一种更为成熟、理智和包容的在线互动模式，让凝结空间真正成为连接人心、增进共识、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平台，而非分裂、对抗和矛盾的源泉。对于凝结空间而言，新的运行机制已然诞生，不同凝结空间之间的相互缠绕将在长期的演化中影响空间格局。空间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力是复杂无序的，呈现大量的不连续性、突发性和短暂性。这就提醒我们需要重构互联网群聚传播空间生产的交往理性与秩序。这种公共性的秩序旨在通过人类共通的价值规范沉淀出公共交往协商理性价值，类似于哈贝马斯提出的“系统－生活世界”分析框架，意在强调人类在社会秩序的构成和相互交往中所必需的资源，它提供世界观、约定俗成的符号和其他人相互作用所需的要素。例如在凝结空间流动的实践中，虽然人们根据自己的意图和欲望行事，但是这些看似漠不相关的主观意图和欲望也具有相互协调的功能。正是这种潜力蕴含了群聚传播凝结空间的社会性功能，得以推动社会朝着创造多元文化、和谐友善交往等美好的方向发展。构成凝结空间中的正义、秩序、理性、友善以及其他价值和规范是人类追求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所需要的正是建立一种“正当、可理解、多元对话的协商理性交往价值”，避免走向极端碎片化、撕裂和单薄的空间交往伦理。也就是说，交往主体为了达到理解而理性自持，能够建立社会所一致认可的伦理道德规范，保持和谐的交往关系，维护生活世界的合理秩序。这种理性的规范一致性不是强制的，而是需要通过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在社会交往中获得理解而完成。
其次，需要尊重互联网群聚传播所生产的凝结空间的差异格局，理解社会实践中所隐喻的、文化的和个人的多重话语样态。毕竟，不同群聚传播的“关系”和“过程”实践必然导致差异的形成；因为互联网极大地凸显了个人的主体性、想象力与构造力，使得个体迅速膨胀、急速浓缩，在个性化差异极大的空间中不断创造崭新的景观。在一个“具有绝对接近性，事物完全瞬时性，没有抵御、退避感的世界”中，群聚传播生产的凝结空间会引发变动和各种复杂性；不仅是因为多元性和发散性造就了各式各样的差异，而且是因为现代性的脱域易于造成种种风险和混沌的景观。形式上的差异表现为群聚传播基于语言、图像和代码等各种信息，通过符号化的作品将信息与符号相结合，共同建造专属于自身群体的空间形式。由此所带来的形态上的差异体现为各式各样的文本形态被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无论是微观的还是宏大的抑或是次生的，都契合了当下人类群体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状态。伽达默尔认为:“理解首先指相互理解，理解首先是相互一致。所以，人们大多数是直接地相互理解，也就是说，他们相互理解直到取得相互一致为止。”在相互理解的对话中，人们在不同的空间中彼此尊重、宽容共生，在互动中成长。通过交往增加相互理解，必然能使群聚传播的凝结空间破除阻碍、实现自我超越，回归人类共通的价值本性。尊重这种差序格局、理解其所带来的多重话语样态意味着赋予凝结空间自身应有的丰富张力和内涵，在满足个体精神需求和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反观社会的思潮、道德、文化及诸多状况。在尊重的基础上，要鼓励和支持多元、理性和建设性的声音在凝结空间中生发，倡导公共议题的深度探讨和实质解决。通过正面引导，促使凝结空间由可能的混乱无序转向有序和谐，助力社会公正与进步。
最后，需要及时关注群聚传播凝结空间生产和演变中涉及的重大社会事件及其交互作用，认识凝结空间生产的初始条件和演进规律。凝结空间主体的偶然性及其与特定环境交互的混沌性往往是诸多社会事件发生的诱因。主体行为的差异化和无管理主体的碎片化行为本身是难以捉摸的。空间因素交互作用环节会发生偶然性的转换，各种复杂关系网络的重构催生了空间的裂变、增生和膨化。而后，空间又生产出新的关系，在敏感事件中易于形成偶然裂变的爆炸效果。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后果，但实际上是群聚传播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交往关系的极大变革，以及空间生产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重构。空间生产所引发的价值重构与关系重建也带有自身独有的规律属性，许多看似偶然和意外的社会事件并非完全不可把握，只是我们缺乏对其初始条件的理解。因此需要把握群聚传播凝结空间的本质，从新闻传播学、情报科学、管理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不同的领域介入，借助经验归纳、模型演绎、模拟仿真等研究路径分析其空间生产和发展演变的规律，在重要的空间节点对其进行把控和引导。此外，还需要及时关注凝结空间生成的初始条件和关系演变，梳理深藏在理性思维下的情感说服逻辑，及时跟进追踪社会事件的发展，对相关结果进行预测和把握，有效发挥决策与干预的作用。全面理解和掌握凝结空间的内在运行机制，有助于我们在面对社会变迁、文化冲突和价值观重塑等时代课题时，具备更为敏锐的洞察力和高效的问题解决能力。只有深刻洞察并有效引导这种空间生产的动态过程，才能真正实现信息化时代的和谐共生，使凝结空间不再是社会矛盾的触发地，而成为推进社会进步、提升人类福祉的新引擎。
五、结语
随着人类进步的加速，互联网群聚传播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强度和深度在全球范围内生产了大量的凝结空间。关于空间生产的问题，西方学者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学术思考，但当群聚传播对人们行为产生划时代的影响时，仍然需要考虑空间生产的本质属性与时代性遭遇。尤其要注意，群聚传播生产的凝结空间在持续流动中不断突破原有的社会格局，隐含了空间之间连接、依附与互动的能量，缠结于凝结空间中的权力结构、规则和界限在持续流动中渗入社会各个场域，催生新的变革力量。这些都在提醒我们，要准确理解凝结空间生产的内在依据与逻辑关联，关注群聚传播的凝结空间生产后对个体和整体社会产生的作用，挖掘凝结空间的共通性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