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第一位特首董建华、第一位女特首林郑月娥，祖籍都是浙江舟山。舟山与香港更有着相似的地理特征和独特的历史渊源。
香港维多利亚港
它们都是基于群岛的海上城市和国际闻名的优良深水港，陆地面积全部加起来都只有区区一千多平方公里。
舟山曾是十六世纪亚洲最大的海上贸易基地、如今是已挂牌七年的浙江自贸区；香港曾是偏据岭南一隅的不毛之地、至今已是存续了180多年的国际自由港。
舟山定海港
虽然两地的海上航程相隔1300多公里，但舟山与香港最早关联的纽带却是由万里之遥的英国人用武力给系上的。
乔治三世派马戛尔尼伯爵(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的访华之年，正值乾隆皇帝83岁高寿、执政已逾五十七载。此前，这个尚武的“十全老人”刚通过清缅战争和廓尔喀之役，分别击败了中南半岛上的霸主和西藏边境一侧最强盛的王朝，国力达到巅峰。
彼时，毕恭毕敬的英国人远渡重洋，来朝觐中国皇帝的终极目的，只是想通过与天朝政府协商谈判，取消中国在国际贸易上设置的种种限制和禁令，为国内工业革命后的大量产品拓展庞大的海外市场。
其中有一条，就是希望能准许英国人在舟山、宁波和天津进行贸易，并想仿效澳门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处小岛，供商人们居留和存货之用。为此，英使团还特意寻找借口，选择舟山作为访华的首个登陆地。
事实上，早在1700年、康熙开放“海禁”的窗口期，东印度公司的英国商人们也曾到过舟山定海的“红毛馆”，在这里从事“朝贡”贸易。
这次马戛尔尼船队从英国本土的朴次茅斯港出发，在海上漂泊了九个多月之后，于1793年6月底成功抵达舟山。英国外交使团终于得以第一次在定海道头港上岸。
虽不知主权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为何物，但舟山对于远道而来“具表纳贡”的海外客人还是极其好客之道的。因为循大清惯例，之前只有在广州口岸，才能够见得到来“朝贡”的洋人船队。
不仅驻定海的军、政一把手双双列队迎接，还设宴款待、馈赠厚礼、陪同观光。不过英国使团在舟山休整几天后就起锚开行、驶向天津了。
这也是有史以来舟山人与来自西半球的英国人进行的第一次外交活动。
马戛尔尼进京后发生的故事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历史：妄自尊大的老皇帝一口拒绝了英国客人提出的建立正常国际贸易关系的一切请求。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中英关系非但没有缓和，反而因清政府仍执拗地坚持广州一口通商的刻板贸易制度而继续恶化。
1816年，不死心的英国政府又派出了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出使天朝，再次途径舟山北上。不过他的前任至少还面过圣，经过这次礼仪之争之后，这位英国人连嘉庆皇帝的人影都没见着就被遣返回国了。
两大帝国间的梁子由此结下。
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推翻了詹姆士二世的封建统治，从而奠定了君主立宪制的雏形。一个更加宽松、自由和开放的政治制度，为资本主义在英国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必要且有利的条件。
进入十八世纪，强调国家干预的重商主义已逐步让位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提出的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他们认为：
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在最“自由”的状态下才能最好地发展，一切国家干预都会对经济造成破坏。
1760年代，以瓦特发明的高效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格兰地区发端，此后，英国国内的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此时的中国正陶醉于乾隆盛世。
事实上，一旦哪个国家掌握了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产能过剩时，它就自然会成为自由贸易的吹鼓手。
长久以来，英国的在华贸易特权都是由东印度公司把持的。客观地说，相较于它透过在孟加拉的非官方中介、偷运走私鸦片到中国的负面形象，东印度公司反倒是主张尊重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认为对华贸易要温和且循序渐进的那一个。
1833年，英国政府彻底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经营权；而终于争取到自由贸易权利的众多自由英国商人们，却使得鸦片输入中国变得更加猖獗、并逐渐失去控制。
他们在闭关自守的中国遭遇到通商的种种不便后，尤其是饱受了广州口岸官员们的顽固、腐败和傲慢无礼后，为了自身的利益，便开始在国内散布种种关于中国的负面消息，并游说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态度、替自己的商品打开门户。
“自由帝国主义”的理论一时间甚嚣尘上。自1830年代起，社会主流认为英国应该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上霸权控制全球贸易；海外扩张的重点不再是占领殖民地，因为管理和防守大片海外领土成本实在太高；而迫使他国接受“自由贸易”才是英国最大利益之所在。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英国开始施行“炮舰政策”，即以海军的力量控制海洋、强制推行“自由贸易”。而执行这一政策最彻底的就是时任外交大臣的亨利·帕麦斯顿(Henry Palmerston, 1784-1865)，那个一般在国内被叫做“巴麦尊”、也曾被译作“判麦斯吞”的英国人。
巴麦尊曾在1830—1851年间三度担任英国外相长达15年，在1855—1865年间又两次出任首相长达十年。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在他的影响下成形和施行的。
相信大部分人都曾听说过他的一句名言，后来它也成为了英国外交的立国之本：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就在1837年，18岁的少女维多利亚(Alexandrina Victoria，1819-1901)登基英国女王，开启了英国史上著名的“维多利亚时代”。这个时代正是英国自由贸易的全盛时代，一个竞相改革的年代。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已超过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它的对外贸易额远超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
在她在位的最后三十年内，两位保守党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和索耳兹伯里侯爵(Robert Gascoyne-Cecil, 1830-1903)先后大力鼓吹和执行帝国扩张政策——不同于巴麦尊以炮舰强迫他国接受自由贸易，而是直接抢夺殖民地领土，终于把一个欧洲岛国转变成为一个“日不落”的大英帝国。
不过，与其说女王成就了这个时代，不如说是这个时代成就了维多利亚。若不是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 1819-1861)英年早逝的话，或许这个时代的成就很有可能会归功于女王的丈夫、她的这个德国表弟的名下了。
难怪会有人会这样评价她道：
维多利亚女王在历代英国君主中享有崇高的赞誉——这倒不是因为她做过什么伟大的事业，而是因为她什么都不做，仅仅恪守立宪君主的本分，做了她那个时代的表率。
在林则徐虎门销烟并随后宣布永绝英商贸易之后，占据英国议会多数的辉格党内阁不顾反对党的强烈阻挠，也无视阿尔伯特亲王的反对，悍然决定派遣“东方远征军”赴华作战。
1840年6月，英军总司令乔治·懿律(George Elliot, 1784—1863)和他堂弟、驻华商务总监督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 1801-1875)率四十余艘船舰云集香港岛北部海面，鸦片战争正式打响。
不过，英国国内却称之为“通商战争”，甚至一直辩称此次出兵只是对中国政府包围商馆、强令缴烟、不公平贸易、歧视性交往的一次“报复行动”(reprisal)，故一直没有正式宣战。
在封锁了广州、厦门的出海口之后，懿律率军一路北上，来到了舟山群岛洋面，并对守城官员发出了最后通牒。双方交涉无果。
定海县城位于舟山本岛上，鸦片战争前是宁波府六县之一，在之前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一直归宁波管辖。
7月5日下午两点半，英军舰队开始向城外道头一带的清军木帆战船和岸上炮台发射炮弹；但仅仅七分钟过后就停止了射击；两点五十分时，米字旗已经在东岳宫山(英人称之为Joss House Hill)的山顶上飘扬了。
历史上的定海东岳宫山
据英国人的说法，几十名守城清兵在战斗中阵亡，大部分还没还击就已经四散溃逃；而整个远征军里唯一受伤的那个倒霉蛋，双腿还是被自家大炮的后坐力给撞断的。
定海守军的装备是如此的落后，以至于后来英军懊悔当时就不该浪费那么多的弹药，还派了两千多名士兵去抢滩登陆：当时清军的武器都是些弓、矛、戟、甚至铁叉；在二十几门大炮里面，唯一体面的那门居然还是1601年于伦敦铸造的。
7月6日黎明时分，在几乎未能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下，英军就占领了整座定海城。《舟山》(Chusan)一书的作者——英国汉学家连姆·达西-布朗(Liam D'Arcy-Brown)认为，“这是第一块被西方强权武力占领的中国领土”。
The very first Chinese territory to be forcibly occupied by a Western power。
英军进城后，发现留给他们的是一座只剩下一些老人和乞丐的空城。城内原先有两万五千多居民，大部分都已经在惊吓中提前逃离了。
定海知县姚怀祥在北门外的梵宫池投水自尽；定海总兵张朝发受伤后撤退到宁波，还没等到朝廷的责罚下来前就不治身亡了。
舟山市级文保—姚公殉难处
在大部分英军继续北上大沽口、赴京递交通商国书之际，岛上留守的英国人开始了他们在舟山的第一次统治——而这次经历却成了他们此生挥之不去的梦魇。
或许是食物匮乏导致的水土不服、或许是反抗的群众一直在向敌人的水源投毒，疟疾、伤寒、霍乱等传染病开始在军中爆发并迅速蔓延。
到了9月下旬，3500多名英军士兵中竟然只剩下800多人没有患病；至10月底，几乎每天都有十几、二十多人毙命；到了年底的时候，已有五分之一登岛的英军士兵病死。
据奥塞隆尼在《对华战争记》中的不完全统计，留守在舟山岛上的这半年中，患病的英军人数高达5329人次、因病致死的448人。以至于不少活着离开舟山的英国人这辈子一直心有余悸，称这里为“诅咒之地”。
疑似为英海军士兵的埋葬处的小岛
迫于英军的武力威逼，11月，清廷派钦差大臣琦善南下，开始与英人在广州磋商。此时的义律已经接替了他那位因病退休的堂兄懿律，成为英方的首席谈判代表。但琦善故意延宕，谈了几个月都不见进展。
眼看在谈判桌上耍不过中国人，1841年1月6日，懊恼的义律命令皇家海军即刻攻下虎门沙角炮台，想逼迫琦善擅自同意所谓的《穿鼻草约》——其中之一便是允诺以割让香港岛来换回舟山。
虽然该条约因没有道光皇帝的批准而未能正式生效，但就在不久后的26日，英军却顺势占领了香港岛。而此刻仍在和义律交涉的琦善，后来也因此被革职抄家查办。
或许是英国人为了显示对契约精神的尊重，抑或是早已被远东的瘟疫折腾得精疲力竭，1月刚过完，东半球这边舟山岛上的英国官兵就已经展开了撤离工作。
1841年2月24日，时年63岁的处州总兵郑国鸿由宁波坐船抵达舟山，在定海城内的财神庙里与英国人正式办理了交接手续。
礼毕，英军列队整齐地从定海南门鱼贯而出；次日中午，英军降下米字旗，登船驶离了这个占据了八个月的中国领土。
历史上的义律是个备受争议但却灵活务实的家伙。据说他本人是反对鸦片贸易的，更希望能通过改善英国与清廷的关系，进行对等和公平的对华贸易。因长年在澳门工作的缘故，义律对华南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故选择香港也并非偶然。
在一开始与琦善的交涉中，除了赔偿烟价、开放广州、厦门、定海三口通商的要求外，义律要求仿照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情况，在香港岛择地一处、“竖旗自治”。
在谈判几近破裂、愤而夺取虎门炮台后，义律又提出“以尖沙咀洋面所滨之尖沙咀、红磡（即香港）等处，代换沙角予给”。因面积仅78平方公里的香港岛不与大陆相连、当时人口也只有区区几千，故而琦善方敢上奏道光皇帝，言及英方愿将定海缴还、“准其就粤东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
1841年1月25日上午，搭乘硫磺号战舰、负责勘察的英军先遣部队其实已经从上环水坑口登陆香港岛——如今水坑口街的英文名称Possession Street（意为占领街）还保留着这段历史痕迹。
上环水坑口街
26日，舰队抵达，海军陆战队上岸，升起了英国国旗，在鸣枪声和隆隆礼炮声中，正式占领了香港岛。这表明，早在《南京条约》正式割让领土之前，香港岛其实已被英国人占领了一年零七个月。
有意思的是，由于通讯的不便，一直深居紫禁城内的道光皇帝直到27日才收到之前虎门陷落的消息，于是一怒之下发布了宣战诏书。他应该不会料到，这份姗姗来迟的谕旨正是其自取其辱的开始。
香港岛山地多平地少，早期的开发都是集中于北部靠海的一侧。金钟的英文名Admiralty，就是英国海军部的意思，可见这里当年曾是个海军基地。港岛与九龙之间的深水良港——维多利亚港（Victoria Harbour）、登岛后第二年就已建成的首条滨海大马路——女皇大道（Queen's Road），都能感受到女王的泽被。
同样由于通讯滞后的关系，身在伦敦的巴麦尊迟至4月才知道义律已宣布舍舟山而取香港的决定。闻讯后大为光火，对条约也是不予批准，并以擅作主张、办事不利为由将他撤职，派璞鼎查(Henry Pottinger, 1789-1856)赴华接任，令他重新夺回舟山岛。
6月7日，义律宣布香港岛为自由港。就在此时，带着巴麦尊的训令，璞鼎查启程离开英国前赴远东，来接替义律。
广东话把璞鼎查的名字念成“砵甸乍”。中环那条出名的石板街和小西湾的一座小山丘至今还保留着他的名字，据说都是为了纪念这位香港的第一任总督。
中环砵甸乍街
8月20日，璞鼎查乘船抵达香港；次日，他便亲率36艘舰船和3500名士兵，再度沿中国的海岸线北上侵扰——而这一次，英国人似乎已完全没有了道德上负担。
在英国人第一次撤离舟山后，清廷根据两江总督裕谦的奏请，决心大力加强沿海地区防务，同时升定海县为浙江省直隶厅，增兵至1800人，由定海总兵葛云飞、寿春总兵王锡朋与处州总兵郑国鸿三人共同值守，还在东岳宫山上修筑起震远炮台，以防英国人卷土重来。
1841年9月26日，英国舰队果然又一次到达了定海港外的洋面上。
也许是吸取了上一次不战而败的惨痛教训，大清宣战后的这次定海保卫战打得甚为激烈。据说，海边的战斗持续了六昼夜。10月1日下午两点，在英军士兵登陆后的三小时内，定海城再次陷落。
经此一战，岛上千余清兵全军覆没，三位总兵和参将、副将全部战死沙场。在上奏朝廷的报告中，裕谦热情洋溢地汇报了三总兵的英雄事迹，并号称英勇的大清战士们也击毙了一千多名的英军将士。
三忠祠内的三总兵塑像
实际上，后来各种英国文献均显示，在最后一天的攻城战中，英军仅死2至5人、伤27至30多人，并无一艘战舰折损。
在此次与西方工业文明的军事对决中，自诩天朝上国的大清帝国终于完败得体无完肤，外强中干的本质一览无余。
英国人第二次占据了舟山岛，不久后也宣布定海为自由贸易港。可是这一次，他们已不再那么容易被打发走了。
此刻，英国国内政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1841年6月，脱胎于托利党的英国保守党人再一次发起对内阁的不信任动议，并以一票之差险胜；于是政府解散，重新大选。
9月，保守党党魁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 1788-1850)在大选中胜出，二度担任首相。他和他的内阁大臣——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 1809-1898)就是去年极力反对巴麦尊出兵中国的那两位议员。
顺便提一下，格莱斯顿从政61年，曾两次担任财政大臣、四度出任首相，生性厌战、力推非扩张主义政策。他在首相任内实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改革，使英国跨进了资产阶级自由贸易和自由主义的极盛时代。
格莱斯顿是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与迪斯雷利齐名的英国首相。而讽刺的是，后者也担任过三届财政大臣、两届首相，但他的名字却一直是与对外侵略和殖民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876年女王加冕为“印度女皇”，“大英帝国”的称谓见诸于英国官方文件，都是由迪斯雷利肇始的。
在定海道头那座低矮的东岳宫山的半山坡，如今还能找到一座杂草丛生的英军合葬墓。碑文上面显示，此墓最早修筑于1841年，里面埋有416名死于舟山的英军遗骸。估计绝大多数都是在第一次占领舟山时病死的那些低阶士兵。
舟山市级文保单位—英军合葬墓
事实上，就在海滨公园对面的五奎山旁，还有座不知名的小岛。在英国人的地图里，它被标记为Grave Island（即坟墓岛），相传这里至今还埋着数目不明的皇家海军士兵的尸骨，尚待发掘。
《Chusan》书中的定海港地图
虽然英国国内的主战派已经暂时下台，但两国之间的战局一旦开打就再也无法中止了。英军在占领舟山之后，又一路北上，相继侵占了镇海、宁波、上海、镇江。1842年8月4日，终于兵临南京城下。
此刻的道光皇帝早已认怂。8月29日，清廷派出的耆英、伊里布来到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与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英国人花了上百年的时间，这次终于争取到了五口通商的条件。此外，该条约的第三款还写道：
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看来哪怕是永久割地，大皇帝在表述方式上也要维持足够的体面——条约里说的是准许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而不是“割让”。
关于2100万银元的赔款，条约上也详列了四年、分七期付款的具体时间节点，规定最后一期应于乙巳年十二月（即1846年1月）前还清，逾期则按年化5%罚息。
条约第十二款约定，在首期赔款缴纳之后，英军立即退出南京和镇海等地，但同时也规定：
惟有定海县之舟山海岛、厦门厅之古浪屿小岛，仍归英兵暂为驻守；迨及所议洋银全数交清，而前议各海口均已开辟俾英人通商后，即将驻守二处军士退出，不复占据。
来自大西洋岛国的英国人，似乎向来对海岛有一种独特的情结。于是，面积500多平方公里的舟山本岛和不足2平方公里的鼓浪屿，一同成了大清战败履约的“抵押物”，直至赔款结清才能收回。
至此，香港岛正式被割让给英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块被永久割让的领土，虽然面积还不到80平方公里。
清政府痛定思痛、亡羊补牢。1843年12月，设立九龙巡检司，以加强香港岛对岸、九龙半岛的防务；后经两广总督耆英建议，在白鹤山南麓距海三里地的位置上修筑起一座坚固的石城，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九龙寨城。
1846年1月22日，清政府终于按约提前四天结清了全部赔款，同时要求英军履行归还舟山的承诺。此时，已经接替璞鼎查的英国驻华公使兼港督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却又开出了新的条件，要求以英人能进广州城内居住作为归还舟山的前提。
很显然，对于舟山——这个英国人一直梦寐以求的自由贸易的首选地，他们是不愿轻易割舍的。好在此刻英国执政的还是皮尔—格莱斯顿内阁，他们并不赞成永久占领，还觉得“严守条约和处事公平的名誉比任何区区策略上的便利有价值得多”。
经耆英等人的据理力争，中英双方终于于4月签署了一份《退还舟山条约》，除了准许条件成熟时英人可以进入广州城外，条约上也规定：
英军退还舟山后，大清大皇帝永不以舟山等岛给他国。舟山等岛若受他国侵伐，大英主上应为保护无虞，仍归屮国据守；此系两国友睦之谊，无庸中国给与兵费。
那时舟山岛上的英国人已不完全都是部队官兵，人数上也有了一定的规模，所以这次条约签订后，英国人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尽数撤离。而是在定海重归清政府管辖、军方实现和平交接后的一个多月，才陆续离港。
此时已是1846年7月，这时距英国人第二次占领舟山已经过去了四年零九个月。
随着英人的撤离，加上附近上海、宁波港的开埠通商，舟山作为自由贸易港的角色却迅速暗淡了下去。1846年之后，逗留在舟山的西洋人便只剩下少数的传教士了。
同年6月，英国首相皮尔不顾本党大多数人的反对，联合反对党取消了《谷物法》，而他本人也不得不为此黯然辞职。这届政府倒台后，三次出任外交大臣的恰好又是那个奉行扩张主义的巴麦尊。若是中英谈判再拖上几个月的话，舟山能否收回可能也是个未知数了吧？
事实上，不同于人烟稀少的弹丸之地香港岛，当时的舟山岛已经非常富足且人口众多，而且民间的反英情绪和反抗力量特别的强烈。从远涉重洋的英国人来看，在统治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上远不如香港。另外，清政府哪怕再昏庸，都不可能同意放弃这颗长江口的东海明珠的。
英人虽然撤离了舟山，但却还是留了一个尾巴，通过上述条约把舟山划归在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条约在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还曾被激活，居然还间接促成了清军镇海保卫战的胜利......
《南京条约》签署之后，其他西方国家纷纷仿效英国，以图攫取更多在华的经济利益。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也相继签订。
自1846年起的二十年间，英国国内政治基本上由巴麦尊、迪斯雷利等鹰派人物所把持，积极推行海外殖民扩张政策。1856年10月，借着“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英、法两国挑起事端，在俄、美的支持下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占了广州城。
此刻羸弱的满清朝政府正疲于应付天平天国，已变得完全不堪一击。
1858—1860年间，西方列强以武力相威胁，与清政府签订了包括《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在内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一步扩大了在华的领事裁判和关税特权。
1860年3月18日，驻港英军强行侵占了九龙半岛岬角—尖沙咀一带，作为本土和印度增派援军的驻扎地。21日，英驻粤领事巴夏礼迫使两广总督劳崇光签下一份租约，规定九龙半岛在所划界线以南地区（包括昂船洲在内），永久租借给英国，每年租银500两。
租约生效还未满一年，10月中旬，英法联军即已进犯北京城，29岁的咸丰帝仓皇出逃热河，圆明园被付之一炬。10月24日，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与中方代表奕䜣签署了《北京条约》，其中第六款约定：
粤东九龙司地方一区......大清大皇帝定即将该地界付与大英大君主并历后嗣，并归英属香港界内。
上述的“九龙司地方一区”就是之前租约中规定的九龙半岛今界限街以南的领土。由此可见，这部分土地和香港岛的性质一样，都是永久割让予英国的。
割让给英国的九龙半岛领土
1861年1月19日，驻香港岛英军约两千名官兵渡过维多利亚海峡，前往九龙参加领土交接仪式。会场上，清朝官员将一个装满泥土的纸袋交给了巴夏礼，象征着这块11.1平方公里的领土完成了移交。
今界限街
另据《定海县志》记载，1860年5月，在英法联军北上大沽口的途中，曾有500余人第三次侵占定海、占踞总镇署，并在《北京条约》签订后的次年撤离，占领舟山达一年多。
或许是因为宁波早在十几年前已开埠通商、或许是香港一地还需要投入大量的建设资金，这次英国人已经不再把舟山作为领土争夺的首要战略目标了。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港英当局乘机以“防务安全”为由，正式向中国提出了展拓界址的要求。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后，1897年冬，德、俄又先后出兵强占了胶州湾和旅大。
1898年6月9日，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终于在北京签订，约定“展拓英界，作为新租之地”，于7月1日开始施行。通过《专条》，英国新租了今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广大地区、还囊括了附近235个大小岛屿及大鹏湾，“以九十九年为期限”。
顺便提一句，英国人似乎对租约99年一直情有独钟：二战时期，英国将纽芬兰、百慕大、巴哈马、牙买加等殖民地的许多军事基地租给美国，租期也是99年；时至今日，许多英联邦国家规定的土地使用期限也是99年。
经此拓展，香港行政区的陆地面积又增加了975.1平方公里，较前扩大约11倍，水域面积则扩大了四五十倍。这部分新租借的中国领土、领海后被称作香港的“新界”，约占当时广东省新安县面积的三分之二。
1899年4月16日，港英政府在香港大埔举行升旗仪式，宣布新界上的中国居民已归英国管辖。
虽然老迈的李鸿章这次又没能阻止新界成为租界，但他却保住了九龙（寨）城的管辖权，保住了大清帝国的最后一丝体面。因为根据租约：
所有现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至九龙向通新安陆路，中国官民照常行走......仍留附近九龙城原旧码头一区，以便中国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来停泊，且便城内官民任便行走。
割让香港岛后的1847年，九龙城建成。在英国人强租新界之后，这块面积仅为2.7公顷的飞地，便一直作为中国大陆在香港的最后一块领土而顽强地存在着，直至1995年才完成拆除。
如今，九龙城的原址上是一座具有中式园林风格的九龙寨城公园，而作为当年的历史见证——历经沧桑的九龙巡检司衙署，经保留修缮后，依然矗立在原处。
九龙寨城公园入口处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自1997年7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这里的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
从中英两国近代所签署的涉港条约来看，1997年其实是新界租约到期的年限，而香港岛与九龙则是属于永久割让的领土，理论上可以不在归还之列。
其实早在1942年的元旦，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之后，国民政府就进行过收复香港的努力。新中国成立时，党中央也曾宣布过“不承认历史上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受制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制约、复杂的政治和历史因素，当时中国的实力还没强大到能立刻收复失地的地步。
1982年9月，英国史上第一位女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 1925-2013)首次来华与邓公会谈，揭开了香港回归问题实质性谈判的序幕。哪怕刚打赢与阿根廷的马岛战争，这个日渐衰微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却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前栽了一个大跟头。
一般认为，中英两国实力的此长彼消、邓公务实的“一国两制”构想、以及我方在谈判桌上所展现出来的智慧与坚强意志，使得长达两年、多达22轮的香港问题谈判最终取得了圆满的结果。但从历史发展的脉络看，香港的回归或也有其必然的一面。
十九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君主立宪制在英国得到牢固的确立；而二十世纪初的《议会法》则成功地将英国的贵族制政体转变为民主制。
一战之后，战胜国英国的势力范围虽曾达到全世界陆地面积的1/4，但却已开始丧失其在经济上的霸权地位，海外自治领的独立地位大大提高，各殖民地的民族运动蓬勃发展。
1926年，英国通过了《贝尔福报告》，规定各自治领和英国在法律地位上将彼此平等、互不隶属；1931年颁布的《威斯敏斯特法案》正式宣告了英联邦的诞生，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爱尔兰等原白人自治领率先加入。
二战成为压垮英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由于英国人在欧洲、北非战场疲于奔命，分布于远东的殖民地纷纷被日军占领，帝国的颜面丧失殆尽。二战后，这些亚洲国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相继发生独立运动，英人的统治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分崩瓦解。
大英帝国曾经的殖民地
1947年，印度、巴基斯坦宣布独立；1948年，缅甸、斯里兰卡独立，英国还放弃了在巴勒斯坦的托管权；1957年，马来亚独立；19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至此，英国已基本退出除香港以外的远东地区。
1956年，英军撤出苏伊士运河，恢复了埃及的完整主权；1960年，英国首相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 1894-19860)在访问非洲时发表了“变革之风”演说，承认民族主义觉醒；随后，英国几乎让非洲所有的殖民地都获得了独立——英帝国至此终结。
进入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加勒比海地区、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又一批英属殖民地获得独立。至此，非殖民化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接近尾声。
在海外殖民的巅峰时期，英国的统治面积曾高达约3400万平方公里，是其本土面积的百余倍，总人口也是本土居民的8倍。但如今的大不列颠王国仅剩下14个海外领地，基本上是些面积从几十到数百平方公里的岛屿，总人口仅26万。
1980年代初，香港总人口已超500万，绝大多数都是与大陆有紧密联系的华族同胞。在民族主义已被唤醒、中国实力已今非昔比的年代，西半球来的几千英国人已难以为继原先的统治。而此时英国国内却正被“英国病”、爱尔兰问题和与欧洲的关系折腾得焦头烂额。
中英谈判适逢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和平回归已是大势所趋——只不过，1997年那份99年的新界租约到期，恰好给了帝国情结一息尚存的英国人一个体面的台阶。
或许，除了与实力相挂钩，通过和平谈判来决定得失取舍也只能存在于文明国度之间。
在割让九龙半岛之后、新界租约签订之前，邻居沙俄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及后来的《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伊犁条约》，趁火打劫地割占了大清150余万平方公里之巨的领土——相当于1.9万个香港岛，至今尚未归还。
在中国近代史上，舟山是西方人武力占领的第一个中国岛屿，香港则是第一片被迫割让给外国人的中国领土。当年积贫积弱的晚清政府不得已舍香港而换回了舟山。
若是时光能倒流到两百多年以前，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帝国与最大的海洋帝国，能更多一些贸易往来和文化接触的话，那么，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时“叩头之争”的尴尬和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苦难，也许都不会发生了。
此刻耳畔传来海来阿木的歌声，终于能让我早点结束这篇一直结不了尾的长篇：
岁月它像个老者 / 说得失和取舍 / 快放下执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