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6号、7号
在上海外滩现有的52栋建筑中，中山东一路6号算不上是一幢特别起眼的灰白色洋楼。它现在的名字就叫做“外滩6号”。
外滩6号(摄于2024.6)
外滩6号的前身是中国通商银行大楼。这家银行是晚清督办全国铁路事务的盛宣怀(1844—1916)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上海创立的，是历史上第一家由中国人开办的银行。
这座仿市政厅式样的欧式建筑，顶部有一排尖顶，呈现出哥特复兴式风格；四层楼立面的窗洞自上而下分别为尖券、平券、弧形券和半圆券，体现出那个年代特有的设计语言。
百度上说，这里原先是一家拍卖行，三层殖民地式建筑，1906年拆旧建新，由英资玛礼逊洋行(Marrison & Gratton)的格兰顿(Frederick. M. Gratton)设计，建筑面积4541平方米；1923年又经过改造，外立面的清水砖墙改为水泥砂浆粉刷，原有的外貌除框架外都已不复存在。
而根据门前优秀历史建筑的标牌介绍，这幢楼是于1880年代建造，1919年再由英资通和洋行(Atkinson & Dallas)翻建；原立面为青红砖镶砌的清水墙。目前算是外滩现存最老的建筑之一。
不过，就在若干年前，大楼前的铭牌上却显示，这幢砖木结构的楼是于1897年竣工的。
外滩6号曾经的铭牌(网络图片)
更有人考证说，外滩6号最早是由美资旗昌洋行(Russell & Co.)投资建设的，1876年被轮船招商局购得后，委托玛礼逊洋行重新设计，于1882年落成。1893年大楼曾遭遇大火，致使上两层受损。后因通商银行业务规模扩大，又于1906年对原建筑进行了改建。
今日所见的外滩6号究竟于何时建成，似乎又成了一个罗生门。不过哪怕是按最保守的口径(1923年)来算，这幢外滩上的小楼也已经屹立了一百零一年之久。
1920年代的上海商业名录显示，当时的中国通商银行仍然是位于外滩6号上的。
而在1938年的上海老地图上，外滩6号已被标注为万国商团大楼，中国通商银行已移步到了隔壁的外滩7号。
外滩7号与南侧的6号、北侧的9号一样，最早都属于旗昌洋行旗下的产业。在1891年旗昌洋行停业后，该处地产由轮船招商局购入，并在原址建起了大北电报大楼。
大楼的风格带有典型的文艺复兴范，设计单位同样是通和洋行。1922年电报公司搬走以后，这里就成了中国通商银行的新址所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通商银行被公私合营，最终并入了中国人民银行。外滩6号后交给了长江轮船公司使用，现已成为集奢侈品店和高档餐厅为一身的一座外滩时尚地标；上世纪末，外滩7号则置换给了泰国盘谷银行，并一直沿用至今。
外滩7号(摄于2024.6)
在外滩6、7号之间，一直夹着一条名叫元芳弄的小巷。一百多年来，上海滩上风起云涌，江山易色、大楼易主。不知此刻的“元芳”，又该怎么看？
第一家中资银行
自鸦片战争后到19世纪末，西方列强在华设立的外资银行已多达几十家，位于上海租界的外滩更成了外资金融机构林立的地方，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国际汇兑业务与国内的金融市场。
鉴于国内传统的钱庄、票号、银号已无法适应近代贸易的发展需求，1896年10月，盛宣怀在向光绪皇帝呈交的奏折中指出：
“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毋任洋人银行专我大利......各国通商以来，华人不知务此，英法德饿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近年中外士大夫灼见本末，亦多建开设银行之议，商务枢机所系，现又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他同时也认为：官办容易产生流弊，要求简派大臣，务必遴选各省公正殷实的绅商为总董——“总董”是清末民初自治组织的一个职务称谓，相当于现在集团公司董事局里的董事。
在冲破西方势力和清廷内部反对派的种种阻挠后，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终于在外滩6号成立：这比后来第一家中国国有银行、也即中国银行的前身——大清银行的设立，还整整早了十一年。
刚设立的中国通商银行是属于轮船招商局控股的公司，起初采用了官商合股的模式：招商局和电报局分别占首期出资额的32％和8％，盛宣怀、李鸿章和北洋大臣王文韶等体制内的官员，通过直接或代持的方式占约30％，其余为社会资本所持有——有点像今日的混改制模式，只不过那时的官员们可以持股。
值得一提的是，两家主要的国资股东——无论是开业于1873年的轮船招商局，还是创立于1880年的第一个天津电报局，均是由洋务运动的先锋派人物—盛宣怀督办的。
刚刚诞生的中国通商银行不仅是第一家中资银行，也是我国第一家发行纸币的银行——清政府授予该行发行银元、银两两种钞票的特权。故通商银行一开始的英文名译为“Imperial Bank of China”，即有中华帝国银行之意。
1898年中国通商银行上海通用银两壹两
从此，本国银行发行的纸币与外资银行钞票始见分庭抗礼的局面，打破了外资银行对中国金融大权的长期垄断。
1920年中国通商银行发行的拾两纸钞
民国初期，官督商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又改制成为一家纯粹的商业银行，英文名也改成了“Commercial Bank of China”，但发钞权直到1935年才被国民党政府收回，前后持续了38年。
“宁波人的天下”
在通商银行成立初期，因国内尚无银行制度和规章可循，所以一切公司章程、组织架构及经营规范均对标外资银行：“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而参酌之”。
可见虽然它是一家官股比例占大头的银行，但当时却是以普通商业银行的规范来进行市场化运作的。事实上，在1927年以前，中国的金融市场一直比较自由，政府起的作用很小。
盛宣怀邀请了当时国内商界和金融界的头面人物来出任银行的“总董”，并共同议订章程22条，规定“权归总董、利归股商、商款商办”；政府但行保护之责，并不实际干预日常行务。
通商银行总行设总董张振勋、刘学询、叶澄衷、杨文骏、杨廷杲、施则敬、严信厚、朱葆三、严滢等9人。其中，严信厚(1838－1906)是慈溪费市(今江北庄桥)人、叶澄衷(1840－1899)是镇海庄市人、朱葆三(1848—1926)是舟山定海人，彼时皆为宁波籍，占了总董席位的三分之一。
一般认为，中国通商银行最重要的发起人之一是“宁波帮”第一人、清末著名的实业家兼书画家严信厚。严早年受胡雪岩的赏识和器重，被推荐给了李鸿章，从此与同在李中堂门下的盛宣怀结下了深厚的工作友谊；后还在盛宣怀大力支持下，出任过上海商务总会的首届总理（即会长）。
不过，严信厚在通商银行的投资为5万两银元，仅占首期实缴资本的2％。今天许多官方网站上都介绍说，严信厚是通商银行的大股东和首任总经理——这个恐与事实不符。
由于国内缺乏管理人才，该行总行和重要分行的“大班”（即总经理）聘用洋人来担任，同时还配备了一名’华大班”予以监督制衡——这有点类似于改革开放初期合资企业里的中方总经理角色。
通商银行高薪挖来的第一位洋大班是英国人美德伦(A. W. Maitland)，他之前已在汇丰银行工作了二十多年；而沪上知名的钱业领袖、上虞人陈笙郊则成为第一任华大班。
给第一任洋大班做翻译的是余姚人宋汉章(1872－1968)，后来他还成了中国保险公司的创始人和中国银行的董事长。解放后，余姚划归了宁波，因此他也应当算是宁波人了。
经陈笙郊举荐，余姚泗门人谢纶辉(1848?－1919)成为了通商银行的第二任华大班，自1905年起执掌行务长达14年之久。就是在他的建议下，银行的外滩新大楼于1906年开工建设。
传说谢家乃是轮船招商局的股东，故谢纶辉去世后，次子谢韬甫(1886－1936)又接过父亲的衣钵，成为通商银行的第三任华大班。1923年之后，经理一职不再分华洋二角，谢韬甫事实上成为的首位银行总经理。
根据有限的资料推测，继谢韬甫之后，他的弟弟谢光甫(?－1939)亦曾短暂代理过一阵通商银行的总经理，但实际上自1919年起，通商银行的权力就主要掌握在常务董事、镇海人傅筱庵(1872－1940)的手中了。
1931年，通商银行举行股东大会，选出的新一届董事会由傅筱庵、朱子奎、王心贯、厉树雄、孙衡甫、徐冠南、谢光甫、徐圣禅、朱耐寒、张啸林、杜月笙等人组成。算上今日的余姚和往日的定海的话，上述11位董事中除徐冠南和杜月笙外，其余9位皆属“宁波帮”。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城头频频变幻大王旗。1936年春，在挤兑风潮之后，通商银行再次改组为官商合办。在上述宁波老乡中，既有和奉化人蒋介石关系熟稔的商贾士绅，也有站错队、最终被无情处决的汪伪汉奸。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1930年代的中国通商银行，实际上是“宁波人的天下”。
通商银行宁波分行
上海外滩总行成立后不久，中国通商银行相继在北京、天津、汉口、广州等地开出分支机构；宁波分行则是于1921年首度在江北岸设立的。
如今位于江北老外滩外马路35号的中国通商银行宁波分行旧址，是一幢时至今日仍颇具气派的五层洋楼。外立面上的垂直线条和几何图形、以及顶部突兀的塔楼，昭示着上世纪三十年代Art Deco建筑师们的特殊癖好。
通商银行宁波分行大厦(摄于2024.6)
大厦由当时上海著名建筑师潘志勤设计、上海林福泰营造厂建造，但金库和所有的电气照明设备均分包给了德国西门子洋行进行设计安装。
事实上，这座大厦是于1934年开工、1936年1月建成的。它不仅是当年甬江畔老外滩的标志性建筑，也一度成为全宁波的第一高楼。
宁波老外滩旧影(宁波档案图片)
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6月28日《时事公报》在关于《宁波通商分银行昨迁入新建大厦》的报道中说：
“本埠通商银行，自购基地，建造水泥钢骨新式六层大厦，业已落成，于昨日迁入。黎明四时，鸣炮升旗，董事长杜月笙、董事傅筱庵、徐圣禅相偕莅止，杭州周市长暨海上名流王晓籁、乐振葆、金廷荪、张继光、俞佐庭、篑延芳、项仲儒、竺梅先诸君，及当地绅商各界，咸往道贺。车水马龙，极一时之盛。”
在参加典礼的上述贵宾名单里，除主持仪式的董事长杜月笙是上海川沙人、王晓籁是浙江嵊县人外，其余都是旅沪的宁波人，哪怕连前来道贺的杭州市长周象贤也是向来被纳入宁波籍的定海人。
那年的6月27日可以说是宁波历史上的一个高光时刻。
在大清早的宁波分行乔迁仪式礼毕后，同一帮人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参加刚竣工的宁波灵桥的通桥大典——凑巧的是，灵桥施工工程的总承包单位也是德国西门子。
遗憾的是，就在喜迁新居的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银行生意从此一蹶不振。1941年宁波沦陷后，分行大厦曾被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占据——而他们当时的上海总部就位于外滩24号、中国银行大楼的隔壁，如今是工商银行的上海分行。
外滩24号(摄于2024.6)
传说在整个日据时期，日军费尽心机都不能打开金库的库门；直到抗战胜利、银行又迁回原址后，保险箱里的物品才又完璧归赵地回到了客户手中。
前几年逛老外滩，一度看到现场的标识牌上，金库还被当做用来吸引游客的一个噱头。
上/下图分别摄于2022.5/2024.6
宁波解放后，通商银行宁波分行停业，大厦成了人民银行宁波分行的办公场所；八十年代中期，该楼划给了工商银行，后来对外出租——2005年初到宁波时，这里还开着一家名叫金第舫的酒楼。
2010年后，大楼被工行收回，现在是工行宁波分行用来维护VIP客户的通商财富中心。2017年1月，通商银行宁波分行旧址被列为浙江省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大厦一楼是个关于银行史的展厅。也曾几次想进去参观，但每次都会很凑巧地遇到诸如“内部维护”等的闭馆告示，从此再无兴趣。
不过，好在所谓的金库还在，多年前还曾在朋友圈看到过里面的照片。
宁波通商银行
2012年4月16日，一家名为“宁波通商银行”(NIngbo Commerce Bank)的城商行又在宁波重新设立，成为中国第一家由外资法人银行改制而来的内资银行。
它的前身是创办于1993年的浙江首家外资银行——宁波国际银行(Bank International Ningbo, BIN)。BIN是由印尼金光集团的创始人黄奕聪(1921—2019)在那个朝气蓬勃的改革开放时代，联合了多家境外银行、企业共同发起设立的。国际银行100%由外资控股，主要为外贸企业提供外汇短期融资服务，但没有人民币业务资格。
事实上，这也许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境内注册的第一家外商独资法人银行——《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是在它注册后的第二年才颁布的；而汇丰、渣打、星展、德银等的中国分行纷纷改为外资独立法人，也是在2006年《外资银行管理条例》颁布以后的事了。
在如今宁波通商银行的十六名股东中，除宁波舟山港、宁兴集团、宁波金控这些国企股东外，还有外资金光集团及数量众多的民企共同参与。
官网上称，宁波通商银行的名字“源于中国首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或许，它正是在以这样的方式，向百年前那家由中国人第一次创办的同名银行致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