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用轮舟，自宁波宝顺船始也”

庆安会馆

自从2014年中国大运河成功申遗以来，作为浙东运河和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宁波三江口及其东岸的庆安会馆，一道升级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

其实早在2001年6月，庆安会馆就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而大运河宁波三江口被批准为国家级文保单位，还只是在申遗成功的前一年。

自南宋以来，宁波港已逐渐发展成为我国海上贸易的重要门户，福建、广东商人都来到宁波经营港口贸易。随着元朝统一全国，北方江苏、山东商人的加入，甬上船商就形成了南、北号分工并存的格局。

其中南号主要从闽粤二省采购木材、烟叶、白糖、靛青、荔枝、药材等土产，运到宁波港转口发售。而北号则经由北路航线采购山东齐鲁特产，又将宁波本地的棉花、茶叶、毛竹、黄酒及一系列海产品运往营口、青岛、烟台、上海等地。

清道光六年(1826年)，驻宁波的福建商帮在江东建起“南号会馆”，即安澜会馆。

慈溪、镇海和鄞县籍人士众多的北号商帮亦不甘示弱，在它的北侧购地建起规模更加宏大的“北号会馆”，这就是存世至今的庆安会馆。

据《宁波市志》记载，庆安会馆由旅甬北洋舶商于道光三十年(1850)所建，落成于咸丰三年(1853)，祀天后神，故又称甬东天后宫。

庆安会馆既是北号商贾船工的聚会场所，又是祭祀天后妈祖的殿堂，更是宁波商帮的扬帆启航的发源地。

此前为了所谓的消防工程，庆安会馆已整整闭馆一年半，直到今年年初才恢复开放。不过当我节后又兴冲冲地跑去参观时，发现门口张贴了一张闭馆公告，说9月18日起又将实施新一轮的修缮工程，开馆时间待定。

而一墙之隔的安澜会馆，倒是还免费开放着。有意思的是，作为世界遗产的庆安会馆，在其门前的介绍中已经毫无违和地把安澜会馆也包含了。若是当年南号的人看到此番情景，不知会作何感想？

这次突发奇想地地去庆安会馆，主要为了去里面找两块此前不曾留意过的石碑。因为上有宁波人董沛所撰写的《甬东天后宫碑铭》和《宝顺轮船始末》。

《宝顺轮船始末》

董沛(1828—1895)，晚清鄞县城里人，嗜学好藏书，于1866年编成《明州系年录》，次年中举人；1868年徐时栋主修《鄞县志》县志，临终前托付董沛接手，六年后成书；1877年，董沛高中进士，后历任江西建昌、上饶等县知县，还协修过《江西通志》；1885年，辞官归故里；1888年，作为乡贤的董沛为宁波庆安会馆写下《宝顺轮船始末》（“董文”）。

虽然此次无法得以亲见原始碑文，但在网上仍可以搜索到石碑的照片与拓片。

《宝顺轮船始末》石碑及拓片（网络图片）

逐字辨析、对比《宁波市志》收录的该文后发现，市志中做了局部删节，还有几处文字或断句上的错误（重新整理后的全文见文末附录）。

之所以对这块石碑发生兴趣，就因为宝顺轮是历史上中国人拥有的第一艘轮船。

董文开篇第一句便是：中国之用轮舟，自宁波宝顺船始也。

1846年7月，清政府《南京条约》履约完毕、英军第二次撤离舟山以后(《英军退还舟山》)，宁波外海洋面上的海盗活动也开始猖獗起来。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阻断了大运河的漕运，北路航运只能改走海路——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宁波海运事业的迅速发展，同时也引来了更多的海盗。

“肆掠无忌惮，狙截商船，勒赎至千百金不止。”

自宋代以降，宁波便是国内重要的造船业中心。但在十九世纪中叶，所有商船都仍是木帆船，很容易招致海盗的攻击。驻守宁波的道台甚至一度采取“以匪制匪”的办法来对付海盗，也收效甚微。

1807年，大洋彼岸的美国人罗伯特·富尔顿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艘轮船——“‌克莱蒙特号”，它以24马力的瓦特蒸汽机驱动两只明轮在纽约哈德逊河航行240了公里，速度远超我们这边见风使舵的木帆船。

世界上第一艘轮船克莱蒙特号(网络图片)

见多识广的宁波商帮首先行动起来，开始利用外国武装轮船来护航。1948年，宁波商人们就租用了英国的斯派克号，用以保护在镇海与长江口之间航行的船队。

时间一长，与其租船，还不如自己买船出海。于是乎：

“慈溪费纶鋕、盛植琯、镇海李容（即李也亭）倡于众议，购夷船为平盗计...鄞县杨坊、慈溪张斯臧、镇海俞斌，久客海上，与洋人习，遂向粤东夷商购置大轮船一艘，定价银七万饼，名日‘宝顺’。设庆成局，延鄞县卢以瑛主之，慈溪张斯桂督船勇，镇海贝锦泉司炮舵...此甲寅冬季事也。”

甲寅年是1854年，即庆安会馆落成后的第二年。彼时，宁波船业大亨费纶鋕、盛植琯、李也亭，皆为庆安会馆的发起人，在北号船帮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而为购船穿针引线的杨坊(1810—1865)则是叱咤于十里洋场的鄞县城里人。他的故居就位于如今的月湖盛园，是麻将发明人陈鱼门的邻居。杨坊的正式身份是怡和洋行的买办，当时洋枪队队长美国人华尔是他的女婿。

至于慈溪张斯臧(1812—1880)、张斯桂(1817—1888)，则是本家兄弟，同属“童姚马径张，银子好打墙”的那个马径（今属江北区庄桥街道）张氏家族。

便提一下，杭州老字号“张同泰国药号”的创始人张锦及其子张梅、西泠印社篆刻名家张鲁庵也一样来自于马径张氏。

张家“斯字辈”人才辈出：张斯臧是上海钱业中的宁波帮领袖；张斯桂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北大的第一任校长》)的宁波好友，曾为其《万国公法》作序，与其胞弟张斯栒一起并称为晚清“外交双杰”；还有中医名家张斯藻、上海复泰五金店主张斯征等等。

宝顺轮

1855年7月，钱货两讫。这艘排水量约400吨左右的蒸汽螺旋桨轮船终于缓缓驶入宁波港。

或许是为了彰显身份，轮船的名字沿用了英国宝顺洋行的商号名称，英文拼作“Paou Shun”。

宝顺轮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艘由民营企业进口的外国船只，也是中国人拥有的第一艘蒸汽动力轮船。

最初它是由宝顺洋行委托美国John Gray公司于1851年在纽黑文建造的。轮船首航从美国纽黑文至英国纽卡斯尔，1852年3月又来到中国香港。此后，它便一直航行在香港与加尔各答之间贩运印度鸦片，直到1855年出售给了宁波北号商人。

宝顺洋行(Dent & Co)的总部设在香港，是最早使用蒸汽船、也是最早在上海涉足轮航业的洋行之一。

它的另一个名字“颠地洋行”可能更为国人所熟知，老板颠地(Lancelot Dent)就是鸦片战争时期那个最臭名昭著的鸦片走私贩子——不过他已于此次交易前的1853年去世。

事实上，“外滩”之名也与宝顺洋行相关。1898年，《申报》上刊登了一则宝顺洋行的广告，出现了“倘荷见顾，请至二马路外滩”的字样——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次见诸于文献的“外滩”。

时任宁波知府、大力支持购船的段光清(1798-1878)，后曾在他的《镜湖自撰年谱》中提到宝顺轮“管船驾船，皆中国之人；只照管轮盘，非中国人所知，必用洋人。然自商人给予工食，亦雇工等尔。”

由此可知，鉴于那时国内专业人才的缺乏，宝顺轮还花钱请洋人来操作复杂的蒸汽轮机。这或许也是历史上宁波企业家第一次雇佣外国职业经理人了吧？

庆安会馆里的宝顺轮模型（网络图片）

三十多年来，宝顺轮一直肩负着海运商船的护航重任，成绩斐然，于是“宝顺船之名震于海外”。

据董文记载，仅在投用之初的三四个月内，击沉或俘获的盗船就达68艘之巨；在太平军犯乱东南沿海之际，还曾被政府调遣征用作过护卫舰。

《宝顺轮船始末》撰于光绪十四年(1888)。虽然董沛用大部分篇幅详述了宝顺轮的“始”，却没有记录下它的“末”。

关于这艘船的最终结局，一直流传着两种说法。

1885年3月，当中法战争打到镇海口之际(《薛福成与镇海大捷》)，为封堵航道、阻止法国海军入侵，老旧的宝顺轮在甬江入海口被凿沉。但也有人认为，在这场持续了三个多月战斗中，宝顺轮还没来得及沉掉，法军就已经撤走了，轮船后来是被拍卖处置掉的。

不过，至此以后，我们再也寻觅不到宝顺轮的踪迹。

至于宝顺轮上督船勇的张斯桂、司炮舵的贝锦泉(1831—1890)，因“久于船中，以是精洋务”，后来双双进入了福建船政局——这家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造船厂。

1876年，钦差大臣沈葆桢举荐张斯桂担任首届驻日副使，后官至直隶广平知府；1885年中法战争时期，军机大臣左宗棠提拔镇海贵驷人贝锦泉为定海总兵，终成一代名将。

航运时代与宁波帮

“中外臣工咸知轮船之利有裨于军国。曾文正首购夷船，左文襄首开船厂。二十年来，缘江缘海增多百余艘，皆宝顺船为之倡也。”

宁波人买下宝顺轮，一举开创了中国的轮船航运时代，也预告了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的序章。

五年之后的1862年，曾国藩派人在上海洋行购得二手火轮船一艘，名曰“威林密号”；次年，李鸿章也跟进，购置了一艘“飞来福号”。

立法向来都是滞后的。1867年，大清政府终于颁布了《华商买用洋商火轮夹板等项船只章程》，允许华商在章程范围内置办洋式船只——这比宝顺轮的进口整整晚了十二年！

从此，游弋于中国江海之上的老式帆船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消失。

与宝顺轮同时代的孔夫子号(网络图片)

1865年4月，在安庆内军械所研发、又迁至金陵内军械所建成的“黄鹄号”蒸汽轮船在南京下水，这是由中国人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艘国产蒸汽机轮船。

1865年9月，由两江总督李鸿章奏请筹建的江南制造局在上海揭牌；三年后，木质明轮船“恬吉号”建成下水，成为中国近代第一艘大型机器动力兵船；1875年，又造出了第一艘国产铁甲炮舰“金瓯号”。

1866年底，在左宗棠的推动下，时称福建船政局的马尾造船厂也正式破土动工；1869年6月，由法国籍厂长和工程师们主持建造的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万年清号”在这里诞生。

1873年1月，李鸿章发起的轮船招商总局在上海正式开张。虽说是官督商办，这却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轮船运输企业，从此打破了外国洋行对中国航运业的垄断。

再把视线拉回到宁波帮。

1908年，镇海人虞洽卿(1867—1945)与宁绍两地旅沪商人在上海集资创办了宁绍轮船公司，并向福州马尾造船厂订购了一艘2600吨位的“宁绍轮”。

自1909年下半年起，宁绍公司所属的“宁绍轮”和“甬兴轮”就正式来往于沪甬之间，让宁波人第一次坐上了自己的轮船。

1914年6月，虞洽卿又兴办了三北轮埠公司；截止1936年底，他的三北、鸿安、宁兴等轮运企业的船只总数达到52艘，比当时轮船招商局还多出近20艘，成为中国最早的“船王”。

凭着天然的海港条件和与生俱来的企业家精神，宁波帮中的航运巨子代不乏人，还出现了几位中国和世界船王。

1930年，鄞县人陈顺通(1897—1949)在上海开办中威轮船公司，是当时国内四大轮船公司之一，被称为民国初期一代船王。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旗下所有轮船或被征用、或以沉船阻敌的方式舍家报国，彰显出了民族大义。

1946年，镇海大碶人(今属北仑)顾宗瑞(1886-1972)创办了泰昌祥轮船公司，当时拥有新式轮船13艘，成为抗战胜利后国内的航运界翘楚。

不过论名气，顾宗瑞显然不如他的那个著名女婿——被誉为“现代郑和”的船王董浩云，更不及他那曾做过第一任香港特首的外孙董建华。

祖籍舟山定海的董浩云(1912—1982)也是解放后离开大陆的，后又在香港成立了董氏航运集团。他在1969年创办的东方海外货柜航运公司，致力于新兴的集装箱货运业务。

全盛时期的董氏拥有各种船只149艘、总吨位达1100万吨，成为1980年代美国《纽约时报》评选出来的“世界七大船王”之一。

而排在七大船王之首的是镇海人包玉刚(1918—1991)。1955年，他在香港创设环球航运公司；至1981年底，共拥有船只210艘，总载重吨位2100万吨，成为美国《财富》和《新闻周刊》杂志眼中当之无愧的“海上之王”。

许多宁波人不一定关注包玉刚的环球航运公司，或者后来收购的九龙仓、会德丰，但一定知道他为家乡捐建的第一所大学——宁波大学。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共会见包玉刚15次，在很大程度上促成邓公提出了“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1984年)，以及使宁波成功晋升成为一个计划单列市(1987年)。

2023年，‌宁波舟山港的集装箱吞吐量为3530万标箱，稳居全球第三；而货物吞吐量达到13.24亿吨，连续15年傲居世界第一大港宝座。

如今的这一切，或许多少也可以归因于：一百七十年前，一群年轻的宁波商人，在庆安会馆聚会时，拍板作出了一项购买宝顺轮的大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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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存庆安会馆)

中国之用轮舟，自宁波宝顺船始也。

咸丰初，赭寇乱东南行省，大吏注重于腹地，征调络绎，亟亟以防剿为重；而于缘海岁时之巡哨，膜外置之。于是海盗充斥，肆掠无忌惮，狙截商船，勒赎至千百金不止。时则黄河溃决，户部仿元人成法，以漕粮归海运，沙船、卫船咸出应命，而以宁波船为大宗。春夏之交，联帆北上，虽有兵船护行，盗不之畏也。每劫一舟，索费尤甚，至遣其党入关，公然登上座，争论价目。诸商人咸愤之。

慈溪费纶鋕、盛植琯、镇海李容倡于众议，购夷船为平盗计。顾船值颇巨，未易集事。宿松段光清方兼道府之任，莅事宁波，为请于大府，令官商各垫其半，岁抽船货之入络续归还；以乙卯五月十二日始计数捐厘，并充历年薪水、佣资、衣粮、弹药诸经费。鄞县杨坊、慈溪张斯臧、镇海俞斌，久客海上，与洋人习，遂向粤东夷商购置大轮船一艘，定价银七万饼，名日“宝顺”。设庆成局，延鄞县卢以瑛主之，慈溪张斯桂督船勇，镇海贝锦泉司炮舵，一船七十九人。陈牒督抚，咨会海疆，文武官列诸档册。此甲寅冬季事也。

明年，粤盗三十余艘肆掠闽浙，窜至北洋，与他盗合，运船皆被阻。张斯桂急驶轮船于六月出洋，七月七日在复州洋轰击盗艇，沉五艘、毁十艘。十四日，在黄县洋、蓬莱县洋复沉四艘、获一艘、焚六艘。余盗上岸逃窜，船勇奋力追击，毙四十余人、俘三十余人。十八日，在石岛洋沉盗艇一艘，救出江浙回空运船三百余艘。北洋肃清，轮船回上海。二十九日，巡石浦洋，盗船二十三艘在港停泊，轮船率水勇，船进扼洞下门，两相攻击，自卯至未，盗船无一存者。余盗窜黄婆岭，追斩三百余级。九月十三日，在岑港洋，沉盗船四艘。十四日，在烈港洋,沉盗船八艘。十八日,复在石浦洋，沉盗船二艘。十月十八日，复在烈港洋，沉盗船四艘。南界亦肃清。三四月间，沉获盗船六十八艘，生擒盗党及杀溺死者二千余人。宝顺船之名震于海外。

然是时，中西猜阻，距五口通商之和约仅十余年，北洋无夷踪，创见轮船颇为疑惧。山东巡抚崇恩言于朝，诏下浙抚诘问，将治给照者之罪，毋许欺隐。段光清召诸绅士筹所以覆旨者。余日:“此无难也，商出己资购轮船以护商，且以护运官之所不能禁也。船造于夷，则为夷船；而售于商，即为商船。官给商船之照，例也，不计其自何来也。”光清然之，如吾说奏记巡抚，巡抚何桂清以闻，遂置不问。

又明年丙辰，沪商亦购轮船，与宁波约，一船泊南槎山，杜洋盗北犯之路；一船巡浙海，以备非常，盗益敛迹。未几，西人入天津，重定和议，北海口亦许通商，夷船驶中国，洋间南北盗遂绝迹。中外臣工咸知轮船之利有裨于军国。曾文正首购夷船，左文襄首开船厂。二十年来，缘江缘海增多百余艘，皆宝顺船为之倡也。

宝顺船虽仅护运，而地方有事亦供调遣。洪秀全踞金陵，调之以守江；法兰西窥镇海，调之以守关。在事诸人，迭受勋赏。而张斯桂、贝锦泉久于船中，以是精洋务。斯桂起书生，充日本副使；锦泉起徒步，至定海总兵官，尤异数云。自中原底平，海道无风鹤之警，宝顺船窳朽亦复无用。然原其始，则费纶鋕、盛植琯、李容三君之功不可忘也。周道遵修鄞志，乃以属之鄞人林鸣皋、粤人郑寿阶，郢书燕说，流为丹青。恐阅者因而致疑，故详书其本末，勒石于天后祠中，俾后人有考焉。

光绪十四年董沛撰

参考资料：

龚缨晏，《中国第一艘轮船的由来》.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47(2)

王珏麟，《宝顺轮的沉浮:宁波保险业的萌芽》，2018

《宁波市志》、《鄞县志》、网络资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