掼蛋与麻将
近几年来，发端于苏北淮安的一种纸牌游戏突然火遍了大江南北。“吃饭不掼蛋，等于没吃饭”成了一句经常挂在嘴边的顺口溜，足可见如今“掼蛋”对同志们诱惑力、吸引力之大了。
早在2018年，江苏省便成立了全国首个以“掼蛋”命名的省级运动协会，随后贵州、海南、湖北、四川、北京、上海等省市的掼蛋协会也相继成立。
2023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正式发布了《掼牌（掼蛋）赛事参赛指引(试行)》等一系列制度性文件，将“掼牌（掼蛋）”与象棋、国际象棋、桥牌、国际跳棋和五子棋这五项智力运动项目并列——这标志着这一具有浓郁草根气息的纸牌游戏终于登上了大雅之堂。
不过早在一百多年前，国学大师梁启超(1873-1929)在清华大学讲课时，也曾有过一句名言:
“唯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唯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
只不过这里的“牌”，指的却是麻将。
历史上的许多名人都曾经热衷于这项搓麻运动：文人如胡适、梅贻琦、傅斯年、徐志摩，武人如张作霖、曹锟、孙殿英，乃至蒋介石和毛泽东这样的政治领袖，都曾是麻将的爱好者。
毛主席甚至还认为，麻将牌是能与中医、《红楼梦》媲美的，“中国对世界的三大贡献”之一。
以前的国人时常戏谑道：“十亿人民九亿麻，还有一亿在观察”。这说明麻将在国内拥有着最广泛的群众基础。
可惜的是，如今翻遍国家体育总局的官网，却始终没有找到任何关于麻将的行业规范性文件，就连1998年7月审定的《中国麻将竞赛规则(试行)》，也早已不见踪影。
企查查查询结果显示，国内冠以“麻将协会”的在业社会组织，全国范围内仅有不到二十个，而且没有一个是省级的。
与此相反的是，邻国日本却有五大全国性的麻将组织；欧洲、美国、澳大利亚都有自己的麻将协会；尤其是成立于2005年、注册地位于丹麦的欧洲麻将协会(European Mahjong Association)，已经拥有了21个欧洲国家的麻将协会会员。
2015年7月，国际麻将联盟(Mahjong International League, MIL)在瑞士洛桑注册，成为推广竞技麻将的一个国际性组织。MIL每两年举办一届“世麻会”，目前算是全球范围内最高规格的麻将赛事了。
麻将的起源
关于“麻将”的来历，民国初年由杭州人徐珂(1869－1928)汇编的《清稗类钞》有着最早的记载：
“麻雀，马吊之音转也。吴人呼禽类如刁，去音读，不知何义？则马雀之为马吊，已确而有证矣。”
他认为，“麻雀牌”其实就是明末清初盛行的“马吊牌”演变而来的。
在苏浙地区的吴方言里，“马”与“麻”、“吊”与“鸟”的发音相同；但这个diao字总会给人一种不好的联想。于是“马吊牌”就逐渐演化成了“马雀牌”、“麻鸟牌”，直至后来的“麻雀牌”。徐珂说：
“麻雀亦叶子之一，以之为博，曰叉麻雀（即搓麻将）。凡一百三十六，曰筒、曰索、曰万、曰东南西北、曰龙凤白，亦作中发白。始于浙之宁波，其后不胫而走，遂偏南北。”
绍兴人杜亚泉(1873－1933)亦在他的《博史》中称：
“相传麻将牌先流行于闽粤濒海各地及海舶间，清光绪初年由宁波江厦延及津沪商埠。”
虽然两人在麻将发源地的问题上有所分歧，但对于麻将最初是通过宁波传播到全国的事实并无争议。
在宁波地区的方言里，“麻将”是“麻雀”的口语读音。有意思的是，今天的日本人仍将麻将写成“麻雀”却读作“麻将”，日语中所有的麻将术语也都采用了宁波方言的读音。
在1923年出版的美国人J.P.Babcock所著的《Mah-Jong》一书中，作者也认为，麻将就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宁波发展起来的。
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人趋同于这一论点：是宁波人发明并改良了麻将，并经由宁波港把它传播到了海内外。
宁波天一阁是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天一阁月湖景区又被国家文旅部确定为国家5A级景区。
二十年前和一帮南洋客人来天一阁参观时，客人们惊奇地发现，里面还有个占地达一千余平方的麻将起源地陈列馆（俗称麻将博物馆），竟宣称宁波是麻将这门中国“国技”的发源地。
这个早在2001年就已对外开放的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家以麻将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
该馆址是由迎凤桥陈氏宗祠改建而成。始迁祖陈德河在康熙年间由慈溪迁入，故祠堂依其名字的谐音命为“德和堂”。
馆藏上百副来自世界各地的，由竹骨、木料、塑料、象牙、玉石、黄金等不同材质制成的麻将牌。但无论哪种麻将牌，都少不了万、筒、索这三种、共108张的基本牌。
对此，宁波人有着自己的诠释：“万”字指代万贯家产，是对财富的渴望；“索”子和“筒”子则源于海船上的渔网绳索和贮存淡水的水桶——前者是谋生工具、后者是生命之源，充分体现了宁波海洋渔业和航运贸易的海港特征。
据说，“麻雀”或“麻将”的取名也有着吉祥的寓意——在航海中，一旦看到麻雀落船，就意味着陆地不远、即将安全靠岸了。
不过，这些应该都是后人对于这个牌戏所作出的美好而又有点牵强附会的解释吧。
穿过一个由麻将牌地砖铺就的庭院，就可以看到那个著名的“三缺一”铜制雕塑了。居中者是一位身着长袍马褂的中国人，此刻打牌时的喜悦正溢于言表——这就是近代麻将的鼻祖陈鱼门。他的上家是一位眉头紧锁的日本浪人；而下家据说就是当年他的牌友、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Frederick Harvey)。
雕塑正上方有块“平和堂”的匾。但这里的“平和(hu)”是个麻将术语，是一种最简单的和牌方式。
种种迹象表明，早在宁波开埠初期，麻将就已经成为一项在当地上流社会和商界流行的、颇具社交功能的娱乐活动了。
麻将创始人陈鱼门
鱼门只是陈政钥(1817—1878)先生的字。陈先生名政钥、字鱼门、号仰楼，是宁波鄞县人。百度百科中关于的陈政钥词条只有寥寥数语，摘自《浙江历史名人辞典》：
“清道光拔贡。太平军下宁波，组织团练与常胜军协同收复之，并为宁波善后局主事。劝富户输财，前后解送户捐、市课、关税、田赋六百万，叙绩授直隶州知州。浙中当道争挽之，未赴任。后广修义举，参预修贡院，筑海塘，创试馆，建炮台。”
而同样在百度百科中，陈鱼门这一词条下的内容就丰富得多，说他是“麻将的创始人、清朝时的甬上闻人”，“交游甚广，极喜玩耍，精通纸牌”。
陈鱼门故居原位于海曙区蒋祠巷3号。蒋祠巷原本是一条西北起白水巷、东至解放南路，长150米的小巷，十多年前郁家巷历史街区改造后，小巷早已不见踪影。今天陈氏故居的的门牌地址是盛园巷2号，已成为月湖盛园的一部分。
故居是座两层楼的三合院式建筑，坐北朝南，主楼为五间二弄重檐硬山式楼房，2005年时被列为宁波市级文物保护点。
不过，如今建筑的绝大部分已被一家茶馆所占据，仅剩西厢房楼下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仍在展示着这位麻将创始人的生平。
墙上的《陈鱼门先生传略》是由天一阁里的“洪太公”、已故的洪可尧先生撰写的，其中提及：
“同治元年(1862)，先生寓江北岸同兴街，日与英领事、总兵等洋人相周旋，暇则以玩纸牌为娱。纸牌为一种古代博戏，源于唐，称叶子，明时称马吊......清乾隆后为默和牌和碰和牌，即纸牌，基本牌张为万、索、筒各一至九......先生久玩纸牌，深谙此道，又感纸牌有诸多不便，于同治三年(1864)改为竹骨，继承碰和牌中的万、索、筒，共一百零八张；易红花为绿发，白花为白板，老千为红中，名三箭，各四张，共十二张；增东、南、西、北“四风”，各四张，共十六张。由此形成了当时流行的一百三十六张一副的麻将牌。”
这里得顺便提一下时代背景。宁波是1844年开埠的，之后江北岸就成了外国人留居地；1861年，太平天国进犯浙江，占领了包括宁波在内的浙江大部地区；随后，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率所部湘军，在法国“常胜军”的协助下，与太平军展开了长达两年半之久的浙江之战。陈鱼门所寓居的江北岸同兴街，原位于老外滩，现已并入中马路。
太平军攻占宁波城之后，为躲避战乱，与洋人私交甚笃的陈先生迁居到了江北岸，并经常与各国外交官们相聚打牌、联络感情。
也正是在此期间，陈鱼门教洋人们学会了打麻将，并通过麻将桌的平台，与英法领事官们达成了“借兵助剿”、克复宁波的默契。
在马吊牌基本花色的基础上，陈鱼门吸收了当时太平军带来的某些闽粤博戏的玩法；并加入了东、南、西、北风四张牌，寓意着靠海为生的宁波渔业、航海业对方位和风向的依赖。
同时，为了适应户外和船上的玩牌环境，他又改纸牌为更有厚实感的竹骨牌，以提升娱乐时的体验感——这一年据说是同治三年（1864），也是左宗棠取得浙江之战大胜的年份。
通过南来北往的船员、商贾和外交官们，麻将自此由宁波扩散到了国内门户城市乃至世界各地。
1884年，上海《申报》的禁赌报告中已提及了麻将；1920年代，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都兴起了麻将，它的英文名被定为“Mah-Jong”或”mahjong”，和宁波话里的“麻将”同音。
由此可知，今年不仅是宁波开埠180周年，也是麻将诞生160周年——两者均与宁波江北岸有关。
甬上闻人陈政钥
由于麻将自带娱乐消遣和社交功能，上手易、变化多，于是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都热衷于凑队打麻将来消磨时光了。
搓麻之风日渐流行之后，却也一时成了让人沉溺赌博、意志消沉、直至倾家荡产的罪魁祸首，许多有识之士更视其为破坏社会秩序的洪水猛兽。
也许正因为如此，就像现在的某些敏感词会遭全网封杀一样，关于陈鱼门发明麻将的文献记载几乎很难找寻；不过，关于陈政钥负才广交、行侠仗义的事迹倒是常见于史籍方志。
在清光绪三年(1877)《鄞县志》的人物传中就有陈政钥传；在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甲编历代人物类的“方闻”篇中，唯一列出的清代人物就是陈政钥。
“方闻”的意思是人尽皆知的传闻轶事，这也说明陈政钥并非是一个体制中人——倘若他曾有实授的一官半职，就不是以“闻人”的身份出镜，而应该列入给官员们记传的“仕绩”篇里了。
方志上说陈政钥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拔贡”，保荐进国子监读书——可见他当时在鄞县是属于学霸级的存在；后“以平东乡土寇叙功授内阁中书”——相当于给了一个从七品的政治身份。
在助力官府平定太平军、收复宁波城之后，浙抚左宗棠上疏保荐其为“直隶州知州”、分发江苏候任，但陈“以浙东事犹亟”为托辞不赴，不过从此倒是多了一个“陈太守”的雅号。
史书上称陈政钥“加三品衔”——但在晚清捐纳、加衔泛滥的卖官鬻爵年代，这也就是一个享有一定政治地位的荣誉称号而已。
两本方志对于陈政钥的评价出奇的一致：
“以好义闻乡里，负才广交，为当道所重；郡县有事，若振荒、修学，协济邻饷之举，皆倚办之。”
光绪《鄞县志》甚至还把修贡院、筑海塘、创鄞县试馆、建孝廉堂、浚河道、设校士馆、缮卫署、育婴堂及镇海威远城等功绩通通归功于他了。
事实上，撇开麻将发明人这个称号不说，陈政钥的确是一位不世奇才。
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他，“以士绅而主府局”，游走斡旋于中外政界，成功说服英国战舰炮轰和义门，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将占据宁波城半年的太平军驱逐出境。
平乱之后，亦官亦民的陈政钥还出面主持宁波善后局，负责为左宗棠平定两浙筹集军饷。陈局展现出非凡的社会活动能力与理财能力，促成了宁波官民间的空前合作，为左大人提供了强大后勤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曾经连接江北岸的新江桥浮桥也是由陈政钥出面赎回的。浮桥建于1863年，由洋商出资修建，收取每人四钱的过桥费。1877年初，过桥看庙会的游客太多造成拥挤，一名中国营兵因过桥费与看桥人发起争执，随后斗殴致死，引起极大公愤。
乡人公推擅长同洋人打交道的陈政钥前去谈判，最终以八折价赎回了浮桥；六月初四，陈政钥以原善后局的厘金节余付清价款，正式交割；六月二十，修葺一新的新江桥免费复通，成为宁波的又一座“义桥”。
另外，在设立刻书处、编印光绪县志、收回江北巡捕房管理权等诸多事件上，都能看到陈政钥忙碌的身影。难怪县志里说他是：
“身负东南重望......，自文武将吏、荐绅耆旧、姻戚宾从、四方游士、泊商大贾、外国酋长，日至其门，延纳无暇，高谈纵论，穷夜不倦。”
陈鱼门平日“广交游，琴酒无虚日”，表面上是个不务正业的大玩家；加上发明了麻将这种可能会让人误入歧途的娱乐工具，所以宁波有句俗话叫“屙老爷，造麻将”，听起来似有贬损之义。
然而，在造福乡里、秉公执法的大是大非面前，陈老爷又表现出那么的刚正不阿，甚至为了保护公款不被挪用而变得“又臭又硬”——或许这也是他“屙缸老爷”绰号的又一种由来吧。
陈政钥终日操持过度，在赎回新江桥后的第二年过世，卒年六十有二。时任宁绍台道张景渠为其写下《哭挽陈太守鱼门》的悼诗：
“明州砥柱怅西倾，此日谁将大局撑。联络官民凭至理，调和中外识深情。”
不过，我倒是觉得，麻将博物馆里的一幅楹联，倒是与这位麻将第一人的身份更加匹配：
“人情冷暖马牛风，世事沉浮中发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