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超长，建议收藏后有空才读
“中国第一客卿”
“客卿”曾是个官名，古已有之，后泛指在本国当官的外国人。
先秦时期，客卿之风最盛。春秋末期的吴国大夫伍子胥、越国大夫范蠡都是楚国人。而秦国自穆公之后的几百年里，君王们礼贤外士、励精图治，终于把一个边陲小国发展成战国七雄中的最强者。
赢政亲政伊始，宗族保守势力建议下令驱逐一切客卿。已为秦臣的楚国人李斯奋笔写下不朽名篇《谏逐客书》，雄辩地论证了保持开放心态和利用外来人才对强国兴邦的重要性。
在读完奏章后，嬴政从善如流，取消了逐客令。十多年后，灭六国、一统天下，秦始皇称帝，终成霸业。
大唐是个开明而自信的朝代。李家王朝本身就带有鲜卑血统，故所任用的外国、外族官员就更多。汉名晁衡的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来自朝鲜半岛的高仙芝、崔致远，以及突厥人哥舒翰和波斯人李元谅，都是客卿。
元代色目人的地位仅次于蒙古人，充当高级官员的自然远超汉人。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还自称受忽必烈之聘，做过扬州一带的地方官，弄得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个大忽悠。
即便在闭关锁国的大明朝，也有不少来自交趾国（越南）的人前来中国参加科举，并在朝为官的。万历年间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虽然没有获得官方的职位，但却深刻影响了礼部尚书徐光启和李之藻、杨延筠等士大夫，自此西学东渐。
清初顺治年间，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相当于国家天文台的台长，掌管大清天文历法，被封为光禄大夫；康熙年间，比利时人南怀仁又继任钦天监，后官至太常寺卿、通奉大夫。
鸦片战争以后，清帝国被迫对外开放。尤其在洋务运动时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文祥等改开人士所把持，在清廷任职的外国人就更多了。
1868年，清政府任命原美国首任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为“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团出使美国和欧洲各国。两年后，他在访俄途中积劳病逝，清政府表彰其“为国效力”，追赐一品官衔。
1869年，总理衙门下的同文馆擢升美国人丁韪良(William A.P. Martin, 1827-1916)为总教习，授予其三品官衔。丁后来还担任过京师大学堂创校时的西学总教习，获颁二品顶戴，事实上成为北大的首任校长(《北大的第一任校长》)。
相较于上述荣誉性头衔或在教育领域的职务，与丁韪良有着多年交情、也是蒲安臣好友的英国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是中国历史上实授官阶最高的外国人。
鹭宾·赫德(网络图片)
作为晚清时代最有权势的外籍官员，赫德在实际担任中国海关一把手的48年间，共为大清征收了大约10亿白银的关税，几乎以一己之力让海关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
1864年，不到而立之年的赫德加按察使衔，成为清朝的正三品大员；五年后晋升布政使，官阶为从二品；清光绪十五年(1889)，赫德被授予正一品官衔，成为清政府的“太上顾问”。位极人臣。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留美历史学家卢汉超曾出过一本《赫德传》。二十多年后，上海社科院再版该书时，标题冠之以“中国第一客卿”的名号。
深以为然。
“海关总税务司”
绝大多数人心目当中的赫德，是那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晚清，褫夺了中国关税自主权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帝国主义代理人。
但客观地从劳动关系来看，赫德实际上就是一位拿着清朝俸禄、替中国政府干活的外籍公务员。
老年的鹭宾·赫德(网络图片)
北京原东交民巷使馆区附近有条台基厂头条胡同，是当年海关总署的所在地，以前曾叫作“赫德路”。在如今路边的砖墙上，还能依稀辨认出那块印刻着法文“RUE HART”的灰砖。
北京台基厂头条(网络图片)
上海江海关是中国近代海关的发祥地。静安区的那条百年常德路，历史上也曾叫作“赫德路”(Hart Road)，1943年后才被改为现名。
在迁往北京之前，原海关公署就位于它和新闸路的交界处。可惜这片建筑群早在上世纪80年代已被拆除。唯一留有点滴痕迹的，就是如今静安区图书馆院内的海关图书馆旧址了。
海关图书馆旧址（网络图片）
今日在中国仍以赫德命名的，只剩下香港尖沙咀的“赫德道”(Hart Avenue)。该路建成于1887年，1909年政府在重整九龙街道名称时，改以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来命名。
上海外滩还曾有过一座赫德的铜像。它是在赫德去世后，由上海工部局和英国驻沪领事馆共同出资、比选了多个设计师方案后，在英国制作完成的。
铜像于1914年从伦敦运抵上海，被竖立在外滩公园前。作品中的赫德收颔、背手、左膝稍曲，展示出他那含而不露、绵里藏针的性格特质。
上海外滩曾经的赫德像（网络图片）
1927年底，江海关新大楼（即中山东一路13号上海海关大楼）建成后，国民政府又将铜像连基座一起移至大楼前，好让他从此面对这个由其一手缔造的庞大机构。
上海海关大楼前的赫德像(网络图片)
可惜铜像在1942年时被占据上海的日本人所毁，还被熔化去造了子弹。不过它的基座现在还保存在上海历史博物馆里，上面刻有以下中文铭文：
“前清太子太保尚书衔总税务司英男爵赫君德，字鹭宾，生于道光乙末，卒于宣统辛亥，享遐龄者七十七年。综关榷者四十八载，创办全国邮政，建设沿海灯楼，资矜式于邦人，备谘询于政府。诚悫谦忍，智果明通，立中华不朽之功，膺世界非常之誉，爰铸铜像，以志不忘。”
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渡过的Robert Hart看来早已入乡随俗，拥有了标准的汉语姓名：姓赫、名德、字鹭宾，史称鹭宾·赫德。
中国近代海关的创建其实是由一系列的偶尔事件汇合促成的。1853年，正值太平天国动乱时期，上海城又被小刀会起义占领，清政府无法有效管理乱局之下的上海江海关，外商因此停止缴税给任何一方。
作为妥协，中外双方同意暂由英、法、美推选代表来代理关税收缴工作，结果却发现：洋人自己主动上交的关税比上海道台之前报上去的还要多！于是清政府就决定，把聘用外籍人士征税海关税务的做法制度化，并推广到其他的通商口岸。
鉴于彼时中英之间的贸易在大清进出口贸易中占比高达百分之八十，于是首位出任上海海关税监的是英国人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就是那位发明“威氏拼音”、后又做过英国驻华公使的汉学家、外交官。
清咸丰九年(1859)，基于上海口岸的经验，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何桂清奏请设立总管各口海关总税务司，并任命曾任英国领事馆翻译的李泰国(Horatia Nelson Lay, 1832-1898)为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Inspector General)。
同年，赫德辞去了在广州领事馆的二等帮办工作、正式跳槽加入中国海关。他当时是应两广总督劳崇光的邀请，受聘出任新设立的广州粤海关的副税务司一职——从一名普通的英国基层公务员，转身成为一名具有中国行政编制的外籍官员。
自1861年6月起，26岁的赫德已开始接替出国休假的李泰国，出任署理海关总税务司；两年后，飞扬跋扈的李泰国终于被清政府解职，于是赫德正式接任海关总税务司一职，彼时年仅28岁。
1865年，海关总署由上海迁至北京，赫德由此开始了在北京长达四十多年的官宦生涯，在中国官场混得风生水起。
赫德执掌之下的海关采用“高薪养廉”的办法：“新录用的雇员从两百大洋的B级四等帮办做起”。他在招聘时不受他人指令或干涉，还进行不定期的岗位轮换，尤其“喜欢录用传教士的后代”。
这不仅保护了海关的独立性，还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雇员的专业性和廉洁度。一时间，海关的职位令人趋之若鹜，吸引到当时一大批西方专业人士前来申请，成为清政府所有衙门中最先与国际接轨的一个行政机构。
作为朝廷命官，赫德不忘知遇之恩，认真履职，甚至敢于对英国同胞开刀。当时每年有几万箱鸦片从香港走私到境内各地，于是他向朝廷建议化堵为疏，以避免影响到各行省官员们的收入。最后在中英谈判中促成“洋药税厘并征”，从此将鸦片征收关税制度化。
当时直接向总理衙门负责的海关权力不容小觑。除了在通商口岸缉私征税的传统功能以外，它还肩负着灯塔航标、统计数据采集、新式教育、现代邮政等职责，基本上已和朝廷的中央六部平起平坐。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也因此位望日隆。正如丁韪良在《花甲记忆》一书中所说：
“三十多年以来，赫德爵士一直以铁腕的手段管理着（海关），后者雇用了近八百名欧洲人和数目五倍于此的中国人，并且控制着每年高达三亿两白银的贸易......罗伯特·赫德爵士在清政府外籍雇员心目中的地位就像李鸿章在本国官员心目中的地位那样崇高。”
洋人很少讲官话套话。因此赫德也成为“政府雇员中肯讲真话的外国人”，以至于总理衙门的大臣们都“把他看作是自己人”。
赫德与总理衙门官员的合影(网络图片)
也许是年轻时接受的宗教思想奠定了赫德的基本良知，他在工作上也秉持着清教徒式的职业道德。很久以来，他治下的大清海关一直被戏称为“中国史上最清廉的衙门”。
但身处于中国这个人情社会，海关又作为一个不容他人染指的独立王国，必然会或多或少地产生任人唯亲、权钱交易等内部腐败问题。所以连赫德本人在任内捞了多少钱，如今也成为了一些当代酸葡萄学者们用来放大和批判的话题。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判从来不应该脱离时代背景的约束。客观地看，在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建立科学管理制度、培养现代管理人才、提高财政收入等方面，赫德的功劳是不容抹杀的。
从“三代一品”到“太子太保”
赫德精明、勤勉又圆滑、机警，有野心、有手腕，还通晓中国语言和历史传统，尤其深谙中国人的“面子”文化，深受掌管总理衙门的、仅大他两岁的恭亲王奕䜣(1833-1898)的信赖与器重。奕䜣之后，他又继续得到醇亲王奕譞(1840-1891)的支持，因此一直官运亨通。
巅峰时期的赫德不仅控制着清政府的钱袋子，还深刻参与、甚至直接左右着晚清的外交、内政、通商、邮政和文化教育事业。
中年的鹭宾·赫德(网络图片)
洋务运动中，赫德积极游说清政府派员出国考察、成立海外使馆。1866年，他趁回国休假兼大婚之际，不忘亲自率中国的第一个海外考察团出访欧洲；1877年，又促成中国的第一个驻外使馆落户伦敦，并与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1818-1891)建立了惺惺相惜的合作伙伴关系。
京师同文馆是1862年由总理衙门奏请设立的、中国第一所官办外语专门学校。负责监管的主管部门“教育股”却设在海关之下。1869年，经赫德大力举荐，早在宁波就已成为好友的美国长老会教士丁韪良成为同文馆的总教习。
1885年6月，英国政府原已任命赫德为下一任的驻华公使，以接替刚刚去世的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 1828-1885)。但赫德最终听从了他的这位美国朋友的劝说，放弃了母国政府的任命，足可见总税务司职位含金量之高。
1876年，赫德帮助李鸿章(1823-1901)与自己的英国老东家谈判，成功签署了《烟台条约》，避免了又一次与英国开战的危险；1885年，他通过秘密斡旋，站在清政府一边，与法国缔结了《中法新约》——虽然这次中国在战场上是获胜的一方。
游走于中西两边的赫德深深懂得中国人要“体面”、外国人要“实惠”的道理，还参与了中英关于缅甸(1886)、中葡关于澳门(1887)等条约的签订。
1889年，与赫德同岁的慈禧太后(1835-1908)撤帘归政，同时懿旨：
“头品顶戴花翎总税务司赫德，久办洋税，精明切实，事事尽心，近来收数逐年加增，确著明效。归政伊迩，允宜特加褒奖以励成劳。赫德着赏给三代一品封典。”
由此可知，不仅赫德本人被授予一品顶戴花翎，甚至连其远在英国的祖宗三代都被册封为天朝贵族。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虽然许多西方人都觉得多此一举。
相比之下，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就显得小气了许多。直到1893年，英皇室才正式授予赫德期盼已久的从男爵(baronet)爵位——一项可以世袭、但却不能算正宗贵族的荣誉头衔。
赫德还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近代新式邮政之父”。1896年3月20日，光绪皇帝正式下谕批准开办大清邮政，并由赫德“专司其事”、兼任全国邮政总办，各口海关税务司同时成了邮政司。
早在1861年初次进京时，赫德就已提出过创设新式邮政的想法，他还曾于1878年亲自选定并发行了中国历史上的首套邮票——一套三枚的“大龙邮票”。可见邮政部门虽未成立，但事实上海关兼办邮政却早已有之。
对岸的邮政总局还曾于1985年发行过纪念赫德诞生150周年的邮票。
大龙邮票及赫德150周年纪念邮票(网络图片)
官至极品后，赫德又或明或暗地参与了《藏印条约》(1890)、《辛丑条约》(1900)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特别是在中日《马关条约》(1895)签订之后，赫德利用自身人脉和影响力，以关税做担保，替清政府从英、德银行成功举得外债，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英国及其本人的在华地位。
在面对八国联军漫天要价时，赫德又为清政府据理力争，以详实的政府财政分析报告为依据，将庚子赔款最终降到了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数额。从此之后，海关兼管常关，税收多用于赔款，赫德的权力和威望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因和谈有功，北狩回朝后的慈禧太后又加封赫德为“太子少保”，还予以数次亲切接见。赫德从此享受起紫禁城行走的国家领导人般的待遇。
作为一个标准的工作狂，赫德一年到头朝九晚五地工作，极少给自己放假。除拉小提琴外，也没有太多的业余爱好。在中国长达五十多年的打工生涯中，居然只给自己放过两次探亲假！
始终站着办公的鹭宾·赫德(网络图片)
鉴于健康状况的恶化，1908年，73岁的赫德终于第三次告假回国。这离上一次已整整过去了30年。朝廷在准假的同时，还特意加赏“尚书衔”。
在赫德离京的那天，他的办公桌上留下了一张字迹潦草的便条，上面略带伤感地写着：
“1908年4月13日上午七时，鹭宾·赫德走了。”
但这次他却再也没能回来。1911年9月20日，赫德在英格兰的白金汉郡病逝，享年76岁。
清廷闻讯后，追封他为“太子太保”——但可能这是大清帝国最后的一次封赐了。仅仅二十天之后，武昌起义响起了第一枪，赫德为之服务了50多年的清政府终于气数已尽。
《赫德日记》
幸运的是，自从赫德来到中国后，就养成了写日记的好习惯。更让人庆幸的是，这批日记躲过了义和团的劫掠焚烧，并在赫德的有生之年被带回了英国。
赫德去世后，共有77本日记保留至今，成为后人探视那个百年之未有大变局的晚清时代的第一手珍贵史料。
上世纪70年代，哈佛东亚研究中心通过分辨、诵读、转录成文字后，手写日记由费正清教授等人联合编撰成《赫德日记》一书。
该书第一卷《赫德日记—步入中国清廷仕途》，已由中国海关出版社于2003年翻译出版。收录了赫德自1854年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直到1863年被任命为总税务司这十年间的全部日记，真实地再现了他在香港、宁波、广州、北京和上海等地逗留或工作时的见闻与感想。
日记原稿的第一本始于1854年8月27日，止于1855年2月17日，前后五个多月。记述了他漂洋过海来到香港参加培训、搭船取道上海、前往宁波领事馆工作期间的所见所感。
第二本接续上一本，从1855年2月18日到1855年7月29日，同样五个多月，全都是他在宁波领事馆工作期间留下的随笔写作。
但第三本日记的开篇一下子跳到了1858年3月20日——那时的赫德才刚到广州。中间留下了长达两年九个月的空档。
很显然，作者晚年曾对自己的日记进行过系统性整理，有意销毁的部分，很可能就是他在宁波时经历的一些不便为后人所知的事。
去广州之前，赫德在宁波总共工作生活了3年零5个月。令人遗憾的是，留存下来的宁波日记却只有短短8个月11天(1854.10.19—1855.7.29)，还不到总时长的五分之一。
宁波日记总共有112篇，有的仅寥寥几笔，有的则洋洋数千言。即便如此，平均两日一更的速度也已经算是很高产了。
初来乍到的头三个月里，由于生活在宁波的外国人稀少，又碍于语言和文化的隔阂，社交活动自然少得可怜，所以思乡心切的赫德只能靠写信、写日记来打发这段人生中最寂寥的时光。这段时期内的日记更新从不间断，几乎保持了一天一记的频率。
在第一本日记的最后一篇，也就是1855年2月17日，适逢“中国新年第一天——咸丰五年正月初一”，赫德还曾给自己立下过新年目标:
“这3个月来，我记日记很频繁。在这一本里，这是最后一条了，我想照样保持这个计划开始写另一本。”
然而他却食言了。在翻开新本子之后，他开始两三天一记，甚至有时还隔上一两周。也许是因为已融入了新环境，“时间对我来说开始显得比一年前过得快得多”，他这样写道。
当然，比起日后公务缠身、整日劳形案牍的总税务司大人来说，见习翻译的工作相对还是轻松的。而一个对陌生事物都感到新奇的年轻人，也更容易在日记里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来。
因此，我们可以试图从赫德早期的日记里，捕捉到他在中国最初时的心路历程和能力养成的蛛丝马迹。
漂洋过海到宁波
1854年的英国国力正处于快速上升期。遥远的中国在十年前虽已被迫“五口通商”，但英国本土仍缺乏懂得中国和通晓中文的人才。
1853年春，赫德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主修的是现代语言和近代史。同年9月，他又开始攻读哲学与法律的研究生课程——这恰好符合英国外交部当时遴选外派人员的标准。
次年3月，经母校推荐，赫德在选拔中脱颖而出，成功获聘为驻华领事馆的编外译员之一。那时他才刚满19岁，是为女王陛下奔赴海外服务的最年轻的一个。
1854年5月，赫德从南安普顿扬帆起航，先到达亚历山大，之后换陆路到苏伊士，再走海路到斯里兰卡，然后途经新加坡，直到7月25日才最后抵达香港的维多利亚港。赫德的日记就是在到达香港后的一个月之后开始的。
也许是出于对这个古老而又神秘的国度的期待与迷茫，第一篇日记(1854.8.27)写得非常长。兴致勃勃的小赫德甚至还给自己列出了13条清规戒律和每日的作息计划。
9月1日的日记里只有一句话，说包令勋爵(John Bowring, 1792-1872)通知他即将被派往宁波。包令是那时的香港总督和英国驻华全权代表。他曾给过赫德的一个忠告使其一生受益：“观察你周围的一切”。
9月14日，赫德搭乘“爱渥娜”号启航北上。首次沿海旅行坐的是一条双桅帆船。头九天的赫德日记极其简短，都是关于风暴、晕船。
帆船于23日先驶入舟山定海，25日天亮时起锚。随即又遇到风暴抛锚修理，一直停停走走，以至于赫德在日记中开始吐槽来到中国：
——1854.10.2
就这样磨蹭了两周后，帆船才抵达上海吴淞口。一行乘客再换乘怡和洋行的小船，沿黄浦江上溯到达上海港码头。赫德欢天喜地地写道：
——1854.10.7
彼时的上海县城正被起义军占领，巡抚大人也只能呆在城外的清军大营——但这似乎并不影响外国人在上海滩的活动。
赫德生平第一次在上海逗留了一周多。在这些天里，他见到了未来即将亲密共事的英国外交官们，如阿礼国、威妥玛、李泰国，以及后来会在宁波经常见面的牧师柯宝德。
赫德还第一次与一位“受雇于中国的法国籍海关税务监督”共进午餐，觉得“他是一位很好的中文学者。”他绝不会料到，九年后的自己就将入主成为这个机构的霸主。
10月17日上午，赫德搭乘“厄林号”前往宁波赴任。途中虽然遭遇到几只海盗船，但有惊无险，毕竟他的船上挂着英国旗。
19日，帆船驶过甬江口的镇海城，又沿江蜿蜒上行后到达宁波。最早映入赫德眼帘的，是“宁波城中心有一巨塔，耸立于其他高大建筑物之上”。
赫德看到的就是宁波城里的天封塔，始建于唐武则天年间，南宋重建，曾是古代宁波港江海通航的水运航标。高约51米的天封塔一千年多年来都是宁波城里的最高建筑，直到1988年才被超越(《宁波第一高楼拆除记》)。
天封塔今昔(网络图片)
停船后，赫德换乘舢板，终于在城区的对面的江北岸登陆。迎接他的是时任代理副领事的密妥士，两人一起步行前往英国领事馆。
彼时的英国领事馆是宁波开埠后英国人在江北岸租用的一幢中国建筑物，大致位于今天的江北区槐树路杨家巷。当时这一带还汇集了葡萄牙、美国和法国的领事馆，故这段的余姚江也被称作“领事港湾”。
开埠初期的葡、英、美、法领事馆位置
就这样，在1854年10月19日，赫德第一次踏上了宁波的土地。那时的他年仅十九岁零八个月。
初到宁波的日子
赫德到宁波那年，《英华一览》列出的外国居民仅22人：14个传教士、3个领事、5个商人。不过根据后人的研究，包括家眷在内的西方人应该超过三十人。
上岸后的第二天，赫德就与同事密妥士开始马不停蹄地走访在甬的西方人士。玛高温、柯宝德、奥尔德希小姐、陆赐、那尔敦等“这些人全都住在宁波城所在的河的这一边”，也就是宁波的老城内——那时江北岸的老外滩还未成型。
在拜访罗马天主教主教时，赫德看到“他们正在建造一座漂亮的大教堂。”这座教堂就是位于药行街上、天一广场南侧的圣母升天堂。1853年由浙江代牧顾芳济主持建造，翌年建成，可惜过后没多久就倒塌了。
药行街天主教堂
过后，赫德又过河拜访牧师韦理哲、倪维思、美国领事麦嘉缔、葡萄牙领事马奎斯、商人戴维森等人。很显然，当时的外国领事馆和部分西方人已长驻江北。
到宁波的第三天是个周六。赫德等人又摆渡去城里拜会中国官员，先是道台、而后知县。中国衙门以鸣炮、奏乐来欢迎，又用糕点、蜜饯、美酒盛情招待，让赫德有点受宠若惊——“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竟然受到如此隆重接待”。
在第一次与中国官员的互动中，初出茅庐的赫德就已经了解到：“中国人尊敬酒量大的人”，不过这个来自爱尔兰的英国人也说，“如果当时我早知道这一点，我一定让他们大吃一惊。”
看来赫德的酒量应该相当地好，这或许也是后来他能在深受酒文化熏陶的中国官场混得风生水起的一个原因吧。
不久，道台、知县等人又来回访英国领事馆。赫德他们同样也按中国的礼节，鸣炮三声作欢迎，并招待以葡萄酒、白兰地等洋酒。
当被问及是否喜欢宁波时，赫德得体的回答让一帮中国官员们甚是开心：“到目前为止我非常喜欢，不过在我学会宁波话后还会更喜欢”。年纪轻轻的赫德已展示出其机智圆滑的一面。
每逢周日，作为基督教徒又孑然一身的赫德，一般都会上教堂做礼拜，与教友们的相处可以暂时缓解他的思乡之情。
他不时地在日记中写着：“寂寞极了”，“直到四点半我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晚上都花在想家上；想到我在这里的寂寞和没有朋友的滋味，我常常很悲哀。”
此刻的赫德时常会流露出天人交战的矛盾内心。一方面“必须把我的心奉献给上帝”，还甚至多次提到想去做个牧师；另一方面又为自己仍有太多“世俗的欲望”、“变成了一个放荡的年轻人”而自责不已。
孤独总会促人思考。在宁波最初的这段日子里，赫德一直在思考着自己的未来。尤其每逢星期天听完牧师布道后，他常会独自一人在领馆内写下自己的感受。
——1854.10.29
这一年的新年前夜又是个星期天。晚上八点，赫德在宁波英国领事馆内写了最长的一篇日记，对1854年的自己做了一次全面的回顾与总结：
——1854.12.31
在宁波学习中文
那个年代被派到中国的英国外交官，如包令爵士、威妥玛、李泰国等人，个个都是中国通。赫德到宁波后的第五天就也开始认真学习汉语，即那时的官话。
虽然经济拮据，他仍以每月七块大洋在本地请了一位中文老师。每天上课和自习的时间长达六七个小时。他会在日记中给自己打气：
——1854.11.4
经过两个月的刻苦学习，赫德开始领悟到中国文字的独特和精妙之处——中文“缺乏正式语法；语句平衡、节奏和精炼；还有一些文字的模棱两可和一词多义。”他曾在日记中多次感叹：
——1854.12.22
——1854.12.29
——1854.12.30
他总结道：“汉语由上下文决定意思，人们不仅必须记住每一个汉字，而且必须记住表达形式才能获得真正的阅读和写作能力。”
日后的赫德身居高位，与大臣们以熟练而又巧妙的汉语来沟通，最初的基本功其实还是在宁波打下的。
随着与本地人的接触日益增多，赫德观察到：“中国人是一个极讲礼貌的民族”，虽然讲话太大声和随便，但“仍然是性情很好的人”。与他们交谈时，哪怕听不懂，对方也会“一小时一小时地听我们说下去，假装听明白了，其实完全是出于礼貌的缘故。”
1855年2月20日是赫德20周岁的生日。那天他告诉中文老师，自己决定从三天后开始学习宁波方言。此前他的老师才刚“批评了这里各个英国人的汉语，他认为丁韪良是最好的——无论是说官话还是说土语都行。”
年轻人总是容易好大喜功且盲目乐观。在刚开始学方言的第一天，赫德在日记里写道：“我开始学宁波土话。我想我学土话很可能会比学官话快得多。”
不过好景不长。5月6日立夏，赫德已在日记里抱怨，“我必须放弃宁波土话的学习，因为它太搅扰我的官话学习了，而且它是否有必要的呢?!”
虽然不久后他又重拾宁波话的学习，不过后来由于升职导致工作任务繁重、两年后又调去了广州，估计他最终的宁波话水平肯定远不及能用方言与本地人对话的丁韪良。
除了念四书五经、《圣谕广训》等古文外，赫德也开始涉猎《红楼梦》这种中文经典小说。虽然他的汉语水平不足以完全理解书中的全部内容，但至少他在日记中声称“我并不觉得这书没有趣味”。
由于中文学习卓有成效，1855年6月，新来的领事馆负责人在推荐报告中给予见习翻译赫德极高的评价：“（赫德）在汉语方面有了非常令人满意的进步，他以一个真正学生的毅力投身于该语言的学习。在品格上他不仅行为端正，而且堪称楷模。”
7月初，宁波领事馆收到香港方面发来的批复，“建议任命（赫德）为宁波领事馆的临时助理，年薪270镑”。
这是赫德在华工作生涯中的第一次升职加薪。
在宁波的生活
宁波是赫德派到中国工作的第一站，他在这儿总共呆了不到三年半。但就是这一段时期的磨炼，却对他日后的成长乃至飞黄腾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虽然那时赫德的级别比较低，但宁波领事馆长期只有两、三人，比起同时期在上海、广州等地工作的同事们，赫德能更频繁而直接地接触到驻宁波的知县、知府、道台、提督等县、府、省一级的中国要员。有时上司出差休假，还会让年轻的赫德独自承担所有领事业务。
这不仅大大锻炼了他待人接物的沟通、应变能力，培养了独立性，还为他日后的事业发展铺就了一张最早的中国体制内的关系网。
在英国人眼里，19世纪50年代的宁波几乎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当时英国与宁波之间的邮件不仅慢，时间也不确定。
一直等到第二年的2月15日，赫德才收到他父亲从英国寄来的家书，落款为去年的10月16日——还是回复他于去年7月底在香港时寄出的第一封信。一次书信的来回就花了大半年的时间！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这让日后的赫德产生了创办和兼管邮政的想法。
宁波当时的生活环境比较艰苦，赫德还一度自认为是“一个流放者”。不过这反而有利于磨练出顽强的意志品质。
虽然在华西方人的生活条件相对优越，但赫德当时的薪水并不高。比如他在10月31日“查看一个月的账目时，发现我已花光以前的储蓄！”
作为一名单身汉，许多琐事还是得自己亲自打理。在1855年2月24日写给朋友的信中，赫德就表达了形单影只的痛苦，抱怨说自己得倒茶、钉衬衣纽扣、织补袜子，还开玩笑说需要半打妻子。
他在5月21日的日记写着：“晚上一些甲虫捣乱...一大群蚊子在我的头四周飞舞...今天我挂起蚊帐，早三四天我就应该挂上了。”
女王陛下生日的那天，身在宁波的赫德还发现“一条蛇钻进我卧室的木板下面。”
那时的江北岸还不是个建成区，尚有很多蛇虫出没。赫德的宁波日记里还记录了另一起关于蛇的恐怖事件：
——1855.6.24
不过比起当年许多在中国水土不服外国人，赫德显然算是个幸运儿了。他只是偶尔有过头痛、便秘和腹泻，估计后者和宁波的海鲜有关。
费正清曾总结说：“赫德是能在19世纪的中国生活和工作多年而没生过严重疾病的特别幸运的西方人之一。”或许这可以部分归因于青年赫德在宁波的这段苦中作乐的生活经历吧。
由于宁波的位置远离中央，赫德还能第一视角观察到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底层的种种乱象。
在刚到宁波不久的12月初，他就看到福建人和广东人在东门附近的街上械斗、兵船在江面上游弋开炮；次年2月，上海城被清军收复后，又碰到一帮小刀会起义者逃来宁波；5月，太平军已攻占浙江边界的玉山，而“400名宁波士兵今晚开赴杭州协助那里的军队防备起义军的出现”。
在宁波的赫德还目睹过猖獗的海盗、霸道的葡萄牙人、租船自卫的本地商人，以及被大清海军招募、用来“以匪制匪”的浦新玉“阿爸”船队。5月底的宁波日记中写着：“今天道台砍了22个海盗的头”。
混乱的社会呼唤秩序，亟需强有力的制度保障。这也是日后赫德铁腕治理海关的最初动因之一吧。
出生于北爱尔兰一个偏远小镇上的赫德，由于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所以对中国没有太多的傲慢与偏见。
他“从一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就准备想对待任何地方的人一样来对待中国人，不抱任何的民族陈腐观念。”
比如当他的朋友、李泰国的弟弟李蔚海在中国人面前表现得颐指气使时，赫德还曾在日记中直接写下了他对同胞的不满：
——1854.12.2
有了包容的心态，入乡随俗就容易得多。无论是模仿中国人喝酒的动作，还是学习使用筷子、抽中国烟，赫德上手都很快。甚至他还按照中国习俗，以虚岁计龄。这些都为他赢得了来自中国地方官员的好感。
赫德是个善于观察的人。他在日记里记着：“中国官员每月初一、十五朝拜众神，然后访友”；“中国人特别疼爱他们的儿女，这是非常令人惊奇的”；立夏这一天“宁波人像是要遵守多种多样的习俗；每个人最少吃一个鸭蛋，以增强头脑；每个人都称自己的体重......”
在宁波时正值赫德的青春期晚期，渴望异性伴侣的心情也经常跃然纸上。在一个人孤独的时候，有时也会抱怨“这是个最可怕的地方：没有娱乐——没有任何乐趣”。
不过，年轻人总是懂得调剂生活的。为了应付在作客时可能会被要求唱歌，他还特意用《友谊地久天长》的曲调创作了一段歌词：
——1854.12.18
第二本日记的最末还附有几篇关于宁波景象的短文。也许当时赫德意在发表，其中不乏对宁波这座城市的溢美之词：
“作为外国人的居住地，宁波似乎在各方面都很好适应。气候有益健康，供应丰富，居民友好，乡村宜人，没有更多的东西可要求了。
在宁波这有益健康的地方住上一两年，你就习惯这个地方了，身体也服水土了。最初，夏天太阳的威力，冬天刺骨的寒冷加上春秋的潮湿多雨，极端令人讨厌；不过经历过一两次这些烦恼后，它们也就不再会引起令人不悦的身体状况了。
至于食物，宁波的鱼和羊肉是上等的，家禽和蛋总是能买到的；有时仅仅缺少英国人食用的蔬菜。
人们非常友好，从来没有无礼举动，他们总是恭恭敬敬的。能够说他们那种语言的人都可以发现他们相当开朗，生活愉快。到各处旅行，不用担惊受怕，你可以在任何时候经运河或河流到山里去，那里的优美风景和环境变化能使你心情舒畅，并弥补宁波所在的平原造成的单调情绪。”
赫德的宁波朋友圈
赫德初到宁波时，大概已有18个耶稣教士在本地施医传教，诸如美国浸礼会的玛高温，长老会的麦嘉缔、丁韪良、倪维思，浸礼会伦敦布道会的胡德迈，英国圣公会的柯宝德、陆赐，天主教法籍主教顾芳济，还有著名的“马利姑娘”——奥尔德希小姐(《中国的第一位女校长》)。
这些人以后在他的日记中时常会被提及，许多还成了他一生的挚友或合作伙伴。
玛高温(D.J. MacGowan, 1814-1893)是来宁波的第一位传教医生，也是美国浸礼会在华开辟传教事业的第一人。1843年11月，他在宁波北门佑圣观开办西医诊所——即华美医院的前身，因此也成为宁波近代西医事业的奠基人。
华美医院旧址(今宁波第二医院)
玛高温还创办过中国最早的中文报刊之一——《中外新报》(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并翻译和编撰过多部近现代科普类书籍。
由于玛高温在旅居宁波的西方人中辈分最高，赫德头一个去拜访的便是他。赫德后在2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玛高温大夫已被任命为这个地方的美国代理副领事。”
后来玛高温赴上海行医，也曾加入过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不过在1880年代初，已成为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又聘他为温州海关帮办兼医务官。
麦嘉缔(D.B. McCartee, 1820-1900)同样是一名来自美国的医生。1844年6月来甬，是宁波长老会传教团创立人；1845年开设了浙江第一所男子洋学堂崇信义塾，后成为之江大学的前身；麦嘉缔夫妇还抚养和培育过我国第一个留美女大学生、宁波姑娘金雅妹。
麦嘉缔在宁波先后生活了25年，曾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长期代理美国驻宁波领事。他为人亲切，又医术精湛，特别受中国人的喜爱。
1872年，麦嘉缔也被清政府聘为客卿，出使日本；回中国后又担任过与海关关联的邮政局主政。不知这一切是否又与当时已在总理衙门行走的赫德有关呢？
前面屡次提到的丁韪良(William A.P. Martin, 1827-1916)一开始也是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他比赫德大八岁，比赫德早四年来到宁波。因长老会教堂就在英国领事馆“同一侧河边的附近”，因此赫德就经常有机会见到丁牧师。
丁韪良(网络图片)
第一次听丁韪良讲道后，赫德当天就在日记里表达了失望，因为并没有达到他的期望。但几次过后，赫德的观点就发生了改变。
12月31日的新年前夜，赫德写道：“丁韪良今天上午讲道...这次讲道是我到宁波来后听到的最好的一次。”于是从宁波开始，这两个分别来自英美的外国人建立起长达半世纪的友谊。
1865年，在赫德全力举荐下，丁韪良受聘成为京师同文馆的教习、四年后升任总教习，后又转任京师大学堂洋总教习，为中国教育界服务长达35年。
陆赐(W. A. Russell, 1827-1879)是英国圣公会教士，1848年来到宁波，亦和赫德交往颇深。甚至曾在家中腾出一个床位，以便赫德随时来留宿。1855年4月，赫德曾数日与陆赐夫妇、奥尔德希小姐等人游玩奉化雪窦寺等地，“这次旅行很愉快”。
陆赐后来成为华北区主教，在驻京的外国使团中具备了较大的影响力。1876年，他以主教身份赴京讲道。就在这次老友重逢的过程中，细心的赫德无意中“阻止了一场（中国）与英国的战争”，最终促成了《烟台条约》的签订。
密妥士(J. A. T. Meadows, 1817-1875)是赫德到宁波后的第一个和唯一一个领事馆同事。两人一开始还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密妥士比赫德年长18岁，四年前就已担任领馆翻译，后升任代理副领事，算是赫德的上级，也是赫德在宁波时期的带路人。
但密妥士是个另类的“自由思想者”，还包养着一名中国情妇，与传教士们似乎也有点格格不入。赫德到宁波后的次年4月，密妥士辞职，过后一直返聘在宁波，直到1857年其胞兄密迪乐(T. T. Meadows, 1815-1868)从上海来宁波接手领事馆为止。
不适合从政的密妥士意在经商，后赴天津发展，成为商界领袖。赫德担任总税务司后，曾在天津的一些场合见到过他。总体而言，两人的关系因为存在代沟，只维持在友好合作的层面，但密妥士的大哥密迪乐倒是应该给赫德调任广州做过推手。
接替密妥士的是厦门副领事、苏格兰人文极司脱(A.C.Winchester)博士。根据赫德的日记，直到4月底两人才有第二次进餐——看得出，赫德总是与自己的直系领导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一定距离。
反倒是文极司脱的太太在有意无意间点拨了这位20岁的年轻人该如何混迹官场。赫德曾在写给福州任职的好友休士的信中说：
——1855.5.9
事实上，赫德在中国的第一次晋升就发生在文极司脱的任上，可见他已或多或少地学会了怎样迎合自己的老板了。
顺便提一句，上海大悦城东面有一条小马路文安路，1943年前就叫文极司脱路，因为文极司脱后来还当过英国驻沪领事。
上海老地图上的文极司脱路(网络图片)
虽然赫德在宁波时有很多机会见到道台、提督之类的中国高官，但毕竟是以翻译的辅助角色参加的。1855年6月的一次会面是他宁波日记中唯一一次将会与他未来的工作发生联系的事件：
——1855.6.7
这个道台就是写过《镜湖自撰年谱》、人称“段青天”的段光清(1798-1878)，后来升任浙江按察使、布政使，最终官至吏部左侍郎——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不知在赫德转投中国官场之后，在宁波就已结识的段大人是否曾在朝中为他的提拔出过一臂之力呢？
宁波女子“阿姚”
不得不提的是，赫德此生始终萦绕着一个无法回避的尴尬。他在宁波时曾结识过一名中国女子，不仅带去了广州，还生下了三个非婚生子女。
女子名叫阿姚(Ayaou)，有时也被译作阿瑶或阿玉，“出身卑微，但来自正经人家。”
自1855年4月起，赫德的日记变得更加简短、日期间隔也越来越大。一方面是因为新上司到来、他获得晋升，工作职责越来越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在逐渐熟悉新环境后开始过起了纸醉金迷的“放荡生活”，以至于无暇动笔。
赫德是于1858年3月被任命为英国驻广州领事馆二等帮办的。他第三本日记的开篇就是3月20日乘坐炮舰“福莱斯特87号”从香港赴任广州。
到广州后，赫德成了控制广州城的英法联军委员会中巴夏礼的秘书。在宁波期间习得的语言上的能力和待人接物的本领，使他成为中英两边左右逢源的人物，从此逐步进入了权力中心。
赫德的宁波日记在1855年7月29日就戛然而止，这与广州首篇相隔了两年零九个月。无独有偶，后来的广州日记里也有一大段空白——从1858年12 月6日到1863年6月6日，整整四年半。这两段时间恰好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关键的时期。
根据他与亲友的通信和晚年的声明推断，赫德与阿姚同居的时间大致在1857—1865年期间。阿姚还给赫德诞下一女两男，分别出生于1858年12月、1862年5月和1865年8月。
赫德是于1858年升任广州、1859年跳槽加入粤海关、1861年署理海关总税务司、1863年正式出任海关总税务司的。
这不禁让人猜想，或许是阿姚带给他的“旺夫运”，使赫德在这段时期内更加了解中国文化、更有动力为事业而打拼了吧？
赫德却从不认为这种包养关系等同于婚姻。他在晚年销毁这部分日记，很显然是想掩盖自己与阿姚的不光彩经历以及三个私生子女的情况。因为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这会被当作放荡和羞于启齿的事情，会严重损害赫德爵士的良好声誉。
但赫德却也始终不愿意诋毁阿姚。在晚年作出的一项关于合法继承人的声明中，赫德坦承：
“1866年，我们的关系结束了......她是一位非常善良的年轻姑娘，举止得体。但我们没有结婚，她也不是我的妻子，她的孩子为非婚生子女。”
赫德就是在那一年第一次回英国休假时，与后来的妻子海斯特闪婚的。他们也育有三个孩子，但夫妻俩似乎没什么共同语言，尤其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分歧巨大。1886年，赫德把结婚20年太太从中国送回了伦敦，从此天各一方、绝少相见。
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标准来评判19世纪的一个基督教徒。作为大清海关的总税务司，赫德无疑是成功的；作为一名父亲或丈夫，他绝对是失败的；不过作为一个真实的男人，他应该还算是合格的。
后记
如今宁波江北区中马路542号是浙海关旧址博物馆。该座砖砌外廊式三层的建筑物，体现出近代中西文化糅合的风格，是个省级文保单位。
建筑竣工于1861年，是当年新设立的浙海关的办公所在地，故也称“浙海新关”。因税务司和大部分重要岗位均为洋人所占据，又俗称“洋关”。
浙海关旧址博物馆
事实上，早在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就已在宁波设立浙海关，是中国最早的四大海关之一，主要负责管理来往商船和赋税征收。
浙海新关设立之后，原位于江东的旧浙海关就改作“常关”了。现如今，我们只能从庆安会馆南面的那条“常关弄”上找到些许蛛丝马迹。
江东常关弄
1861年6月30日，恭亲王奕䜣正式任命赫德和费士来(G.H. Fitz-Roy)两人在李泰国告假期间署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费士来此前正是宁波浙海新关的第一任税务司。
1863年11月，年仅28岁赫德正式出任海关总税务司。而就在这之前的8—11月，在上海总部办公的赫德还曾一度兼任过几个月的宁波税务司。
那时早已羽化成蝶的他，不知是否还曾经回到过宁波，来这个物是人非的起家之地又故地重游一番？
比起初到宁波时的那个活力充沛的年轻小伙，执掌海关后的赫德给人的印象总显得是那么的成熟稳重、心思缜密、长袖善舞、谦恭有礼。在中国短短九年的时光已彻底改变了他、也成就了他。
赫德既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积极推动者、维新运动的同情者，也是一个事业心、或者说权力欲极强的海关独裁者。但凡历史上中西合璧式的人物，自身总不免沦为一个各种矛盾的复合体。
一方面，赫德作为中国体制内的命官，享受着清政府的高官厚禄，其个人利益已经与这个东方大国深度捆绑；另一方面，当中英两国发生矛盾时，身为英国人的赫德毕竟还得时刻维护着母国的利益。
人性可以随着身份和境遇的变化而变化，有时还会显得反复无常。
在赫德的日记里还夹着几张零散的纸页，其中有篇文字是他二十岁在宁波时就写下的。原文摘抄如下，可以让我们在探悉他最初的内心世界的同时，也为本文作个结。
《一般人性和自我》
人是多么反复无常：而在反复无常的人们之中，谁又像我这样反复无常到无法解释的程度！的确，在个人内心和人们之间进行的战争，只有一个人自己才知道，常常是要比国家之间进行的战争更为激烈，更为痛苦。
人是具体而微的世界：他的激情、他的偏见、他的动机、他的良心和其他品质之对于他，就如国家和帝国之对于整个世界一样；诉诸激情的不同目标，和鼓舞意志的与动机相反的目标，就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党派。但是其中又有不同：世界不像人一样具有知道内心一切活动的灵魂。
某个阶层的形而上学家在到达他们的云遮雾障的玄学顶峰时，如此引经据典，不厌其烦地谈论的世界的灵魂和自然界的精神，并不俯允为平庸的人所知。而这些平庸的人得到的满足和安宁的回报，比起那些一直在攀登人类刨根问底精神的顶峰，并因此而陷入危险、接近毁灭性的悬崖的人要大得多。而人们通常也为这种事感到骄傲；不过毕竟爬到最高峰顶巅的人——到达人类声誉最高点的人——乘着想像力吹胀的气球不停地求索直到消失于视线之外，又得到了什么呢？他已脱离了自然，到达了他不适应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他并不愉快，而且还必须从这个境界深深地（虽然可以是私下地）俯身以求得最小的一点欢乐。
好吧！说完这番狂言之后再回到我要说的话上来。我是一个多么自相矛盾的、奇怪的人呀！多么的反复无常。而什么东西能帮助一个人达到始终如一呢？对于有些人事实是全能的，对于另一些，原则是全能的。当一个人以他的信念发誓，但却不按照它行事；或是当一个人要求某种东西，而同时他又想要另一种东西，以致使前一种东西变得无用时，这人就是反复无常。至于说什么是反复无常的规则，这种词本身似乎就包含着原则或规则，或任何构成反复无常的基础，以及区分反复无常的等级的事物。
富强的国家已容不下客卿。
但或许未来某一天，我们可以在浙海关门口或者余姚江畔，为这位一百七十年前踏上过江北岸、又从宁波走出的中国第一客卿，留下点什么作为纪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