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前街61号
沿着宁波市区的解放路上下班，每次总会路过海曙区政府门口那条熟悉的县前街。
街很短，但它那个61号的门牌却很出名——因为十年前，这里一直是宁波市政府的所在地。
县前街61号
顾名思义，“县前街”就是县衙门前的街。在官本位的年代里，算是县城里最尊贵的一条街巷了。所以如今的县前街，当年就是某个县衙门的驻地。
开元二十六年(738)，唐玄宗析大鄮县为鄮县、慈溪、翁山、奉化四县，设明州以统辖之，州治鄮县，首次奠定了宁波市域的雏形。
不过那时的州治、县治据说都设在鄞江镇一个叫“小溪”的地方——这至今还是宁波建城史上的一桩未了公案。
《宁波市志》上说：“771年，迁鄮县治由小溪至三江口；撤翁山县、并其地入鄮县。”
也就是说，在吞并舟山后，县衙往东北方向迁移到了三江口。向东是大海。可能这样更有利于县老爷管辖甬东海中的舟山群岛吧。
五十年后的821年，朝廷又准奏“迁州治于三江口，刺史韩察发民筑子城”。
“子城”是相对于宁波“罗城”而言的明州政府大院，约是如今鼓楼到中山公园的这一片区。
不过始终令人费解的是，当明州领导们入城之后，鄮县署却又“还迁小溪，另择高处建县城”。
当年的明州相当于现在的宁波市，人员编制恐怕会比县政府多。不过哪怕是被鸠占鹊巢，县令、县丞们就近过渡一下，总比劳师动众地搬回去鄞江强吧？
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镠一直奉中原为正朔。为避后梁名讳，在909年改名鄮县为鄞县。从此，鄞县县治就一直留在了三江口，成为明州的附郭。
六百年里历经五次搬迁后，明洪武六年(1373)，鄞县县衙终于搬到了今县前街北的位置上。此后五百多年内一直未变，直至宁波解放。
1949年6月，鄞县城区及近郊被划出，设了宁波市，市政府在县前街61号宣告成立。于是鄞县政府又一次迁出了老城，颠沛流离于邱隘、姜山、江东划船巷、潜龙路、百丈东路等地，一直处于有县无城的状态。
2002年2月，鄞县县制撤销，成为宁波市辖的鄞州区；2003年9月底，区政府迁入鄞州新城，终于结束了长达五十多年的漂泊生涯。
而县前街61号，则在2014年宁波市政府迁往东部新城后，成为海曙区政府的办公驻地。
宁波县前街
在那张类似画作的道光年间(1821-1850)《宁郡地舆图》上，鄞县县署之前并无标注任何街巷的名称。
道光年间《宁郡地舆图》
1883年的《浙江省宁波府城图》是由日本人绘制的、宁波第一张实测地图。上面出现了“县东巷”，也即现在那条的厂堂街。
1883年《浙江省宁波府城图》(局部)
而在民国三年(1914)的《最新宁波城厢图》上，则有了“县东巷”和“县西巷”。
1914年《最新宁波城厢图》(局部)
民国十八年(1929)的《宁波市全图》上，可以依稀辨认出“县前街”三字来，不过它当初却是南北向的一截。
1929年《宁波市全图》(局部)
民国二十五年(1936)的《鄞县城厢图》里才完整地标记了以厂堂街为界的县东街、县西街，以及正对着县衙的县前街，呈丁字形，与1993年《宁波地名志》里描述的相吻合：
县前街，东起国医街，西至解放北路，南通中山东路，呈丁字形。全长395米，宽7米，沥青路面。旧称县前街、东牌楼和县西巷。民国23年-24年(1934-1935)改建马路，分别定名为县前街县东街、县西街。因在县署之前和东西两侧，故名。
1936年《鄞县城厢图》(局部)
在1982年的《宁波城镇主要街巷图》里，也还能找到丁字形的县前街。
1982年《宁波城镇主要街巷图》(局部)
不过在九十年代后，这条原“I”字形、后丁字形的县前街，最终蜕变成了一条东西向的“一”字形小马路。
1990年《宁波市区交通图》(局部)
很显然，那段从县署门口直通中山东路的旧县前街已经消失了。如今那儿是正对着区政府大门、鼓楼地铁站外的下沉式“阳光广场”。
鼓楼地铁站外的“阳光广场”
横向的县前街现已从国医街延伸到了开明街，并显著拓宽了。据2021年版的《海曙区地名志》：
县前街，东起开明街，西至解放北路。长264.5米，宽11-22米。水泥、沥青路面。......“文化大革命”中曾与府桥街并称立新街。1981年地名普查时划出府桥街，改称县前街，并将聚景巷并人。1935-1978年此路经过不同程度的整修改建。
七十五年前，县前街61号的主人从鄞县衙门换成了市政府；十年前，又换成了海曙区政府——一个与鄞县同级的行政机关。
这条老街在几度轮回之后，终于又名符其实。
县前街东首
如今隶属于宁波的宁海县、奉化区，境内也各自保留着一条县前街。
宁海县政府至今还在跃龙街道的县前街18号办公，这条折线形的县前街仅长两百米；奉化的县前街则是条东西向的小巷，与现在的区政府大院仅隔着一条东门路。
在1954年的区划大调整之前的一千多年，慈溪县治一直位于今属江北区的慈城镇。而正对着县衙的那条南北中轴线解放路，原本也曾唤作县前大街。
1993年慈城镇域图
定海县前街
如今隶属于舟山市的定海（翁山），与当年鄞（鄮）县、奉化、慈溪一样，同属唐开元年间宁波（明州）的创始团成员。
定海老城的中心位置上也有一条县前街，而这条街是我儿时上学的必经之路。
根据《舟山市定海区地名志》载：
县前街，在定海城区中部。东西走向，东起人民中路，西至中大街，长200米，宽3-4米，水泥路面。因历代县府皆设于街北，历称县前街。1966 年改名“兴无弄”，1981年复名。
1924年的民国《定海县志》里有张《定海县城厢全图》，在县公署之南的街巷上标有“县前”二字，就是后来的县前街。标的那个小红点就是本人曾经住过18年之久的地方。
1924年《定海县城厢全图》(局部)
1953年，原定海县析为定海、岱山、普陀三县，并划入江苏的嵊泗，成立了舟山专区来统辖。定海县府大院于是就腾出来让给了专区行署，也即舟山地区行署、舟山市政府的前身。
县政府搬去解放西路之后，其东面的一条天主堂弄就改称为“县府弄”——定海从此有了两条以县政府机关来命名的道路。
1987年1月，舟山撤地建市，定海撤县改区；在1994-2001年期间，还实行过市、区合署办公，故区政府曾被“撤销”长达七年之久。
2006年，市政府搬去了临城新城，定海区政府终又重返旧址。而县府弄的名字一直保留至今，成为见证这段历史的纪念。
在县公署与县前街之间，日军曾于1942年修筑了一条穿城而过的军用公路；1984年，拓建成为如今的昌国路——“昌国”是继翁山之后，定海在宋元时期用过的旧县名。
1989年《舟山旅游图》(局部)
如今政府大院的门牌号是昌国路61号。在过去的三百多年里，它迎送过老定海县、定海直隶厅、新定海县、舟山市和定海区的历届领导——这几乎同宁波的县前街61号如出一辙。
民国时期，紧挨着定海县署的是县立女子学校。它后来成了我的第一所母校——城关中心小学，也就是现在已搬去昌东的定海一小。
当年的我就是天天沿着县前街、穿过昌国路，步行去地委大院的隔壁上学的。
遗憾的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人民中路北段拓建和旧城改造的过程中，一半的县前街和大部分的横塘弄被拆除。如今的县前街仅剩区区百米，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存在感。
1999年《定海街巷图》(局部)
在定海老城新一轮的城市更新中，县前街原先的水泥地被改铺成了石板路。但儿时印象中两旁的旧房子早已不见了踪影，日后只能在逐渐模糊的记忆中去搜寻了。
定海县前街夜景
事实上，同鄞县一样，定海的县治也不是在建县之初就落于现址的。
“唐宋时建于城西北隅镇鳌山之麓，元代因之”。可见在唐、宋、元三朝，岛上的政治中心一直设在昌国路西首、今陆军司令部的位置上。
明洪武二十年(1387)，定海（昌国）县再度被撤销之后，旧址先后被参将府和总镇府所占——这就是今天对面那条总府弄的得名由来。民国时期，它又成了最早的一座定海公园。
1924年《定海县城厢全图》(局部)
紧邻该址西侧的是实业家刘鸿生于1921年创办的定海公学，也即本人的第二所母校——舟山中学的前身。
不过在2012年舟山中学搬去新城后，它已成了舟山二中的校园，虽然思刘堂尚在原处。
事实上，县前街北的县署是在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定海县复设之后才得以动工开建的。作为行政机关驻地，它也已延续了三百多年。
定海县政府同样命运多舛。1939年6月，舟山沦陷，县政府撤至大榭岛（今属宁波），后又转移至宁波象山、宁海、镇海等地；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方从镇海柴桥（今属北仑）迁返定海。
1949年7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定海县人民政府在宁波庄桥（今属江北）宣告成立；1950年5月，舟山岛解放，政府机关随军回迁定海城关，最终又回到了原点。
上海县前街
宁波、定海均有县前街，因本人安家上海的关系，不免又产生了寻找上海县前街的兴趣。
根据地方志记载，上海县迟至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才设立，隶属于江浙行省松江府。最初的县衙据说在原南市区的十六铺码头附近。
元大德二年(1298)，因上海市舶司（旧时海关）并入庆元（今浙江宁波），县治就迁入了曲家湾原市舶司署的地盘，也就是今县左街、光启路的交界处。在此后的六百十余年里，上海县署的地址一直未变，直至民国初年。
在后期重制的清同治九年(1870年)《上海县城厢图》上，县署前果然可以找到那条夹在三、四牌楼街之间的县前街。
1870年《上海县城厢图》(局部)
由上图可知，如今小东门附近、那条东西向的学院路即为旧时县前街。据《上海地名志》载：
学院路：在南市区中部偏东。东起东街，西至三牌楼路。长469米，宽8.7-11.4米。因在原上海县署南，西段曾称县西街、院西街，中段曾称县东街、院东街，东段曾称老学前街。曾名县前横街。后以原敬业书院改名学院路。
然而，同在关于光启路的词条中却又说：
光启路：在南市区东北部。北起方浜中路，南至复兴东路......原名老县前街，因系旧县署基改辟，故名。曾名县南大街、县前直街。民国元年(1912)改名县基路，习称阁老坊。民国21年(1932)为纪念徐光启改今名。
由此推断，当年上海的县前街应该与宁波城内的一样，都是丁字形的。果不其然，这在清光绪十年(1884)《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中得到了验证。
1884《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局部)
县前街正对着县署大门，是今天光启路的一段；而县东街、县西街现已改为学院路。
在解放初的上海地图上，县署和县前街已然消失。光启路也已穿越了老县署的位置，一直通到了方浜中路。
1953年《上海分区街道图》(局部)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新设“上海县知事公署”，并在今蓬莱路、河南南路口（原南市公安分局）的位置上另建县署。
1915年底，上海县政府迁入办公。而在二十年代初，老县署被拆除，建起了民宅。
192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设立“上海特别市”，把上海县城和东北部县境划归中央直辖。县、市分治后，仍隶属于江苏省的上海县政府售脱南市原址地皮，迁往北桥镇另建新署。上海县日后逐步演变为闵行区。
在繁华的魔都里，今日还能找得到一丁点老上海县痕迹的，就只剩下新黄浦区内残存的那条狭窄的县左街了。
百度地图-县左街
在上海的宝山、青浦两郊区，至今还保留着县前街——证明它们在历史上也曾有过县治。
宝山的县前街夹在县佑街与南门街之间，长不足200米，辟筑于“1726年之前”。而清雍正二年(1724)，正是“宝山县”从江苏省嘉定县析出置县的年份。
青浦的县前街位于青浦镇南，东起码头街、西迄西家湾，长约400米。虽然青浦首次设县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但据地名志说，这条县前街是于“清同治四年(1865)前辟建，1970年改建成现状。因地处青浦县署前，故名”。
消失的“县”
县者，悬也，意为天下之畿县均系于国。“县”发端于春秋时期的楚国，是中国最古老、最基础的行政区划单元。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分封制，分天下为36郡、至少700多县，正式建立了两级行政区体系——郡县制。
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县一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稳定的行政单元。
汉初袭秦制，后与分封并存，确立了州、郡（国）、县三级行政区体系。作为第三级的“县”在西汉超过1300个。
魏晋、南北朝承袭汉制，基本上都实行了州、郡、县三级区划。
隋改郡为州，恢复了州、县两级制，全国分190郡、1255县。
因郡数过多，唐代重建道、州（府/郡）、县三级行政体系。唐玄宗时期，全国共设1573县。
宋改道为路，继续维持三级制。由于各时期疆域不同，县数量变动较大。北宋县的数量估计也在1235左右。
元时版图扩张剧烈，因统治需要分为四级行政区，并首创了行省制，彼时第四级的县共约1127个。
明又恢复宋制，形成布政使司、府/直隶州、州/县的三级行政制度，县数量最多时达1427个。
清代分全国为23省，其下虚设一级“道”，道下分府、厅、直隶州。最基层的县级行政区约在1300—1700个。
民国成立后，于1929年建立两级行政区体系：第一级分28省、7院辖市和2地方，第二级分1950县、53省辖市和“设治局”——县级政区数量首次突破了2000个。
新中国成立初期，县数也一直维持在2000上下：1952年，全国共有2039个县；1956年，县数为2083个。
1958年，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盲动之下，几万家人民公社成立、大量的县被撤并。仅三年，县的数量便锐减为1598个。
在建国后的十几年里，为了简单地满足眼前的某一需要，而忽视了地方历史、文化、经济的条件，政区大撤大并、县境随意调整，实乃中国建制史上的一场灾难。
经过几年的纠偏，县建制重又恢复到两千多个。所幸在十年文革中，除了省界有所变化外，县的数量倒是变动不大。
至1978年底，全国尚有2011个县。但1983年后，我国又开始推行“市管县”体制和“整县改市”，大量的地区、县被改制为市。
至1994年，县的数目降为1679个：其中县1560个、自治县119个。1997年，国务院明确提出冻结县改市的审批，这股热潮才逐渐平息。
但随后的“撤县设区”又成了潮流。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许多大城市的下辖县及县级市纷纷申请改区。
虽然在行政地位上，市辖区与县或县级市相同、有时甚至更高，但它终究只是城市的一个管理区域，而不像“县”——有一定独立管理职权的、宪法规定的第二级行政区划。
从这个角度上看，撤县设区也意味着“县”的正式消亡。
定海1987年撤县设区，鄞县2002年撤县设区，奉化1988年撤县设市、2016年再撤市设区。
在最早组合成宁波的四县当中，目前唯有慈溪还保留着一个县级市的身份。值得一提的是，今慈溪境内仅剩观海卫、掌起几镇还算是老慈溪县的地界。
清宁波府时期的慈溪县界（网络图片）
告别县治时代
2015年，北京密云县撤销，设立密云区；2016年，上海崇明县、天津蓟县变成了崇明区和蓟州区。京、津、沪三个直辖市从此告别了县治时代。
由于市辖区、县级市日益增多，县越来越少。2021年后，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都发文宣称要“严控撤县建市设区”。
民政部网站的数据显示，截止2022年底，中国大陆共有977个市辖区、394个县级市、1301个县、117个自治县、49个旗、3个自治旗、1个特区、1个林区；翌年，新疆、西藏又有三个县撤县设市。
这意味着：县（含自治县）的最新数量为1415个；哪怕加上县级市，县的总数也仅1812个——这比改开初期整整少了两百个！
又据外交部官网：日本有43个县(prefecture)，是省一级的行政区，下设市、町、村；而美国竟有3143个县(county)，是仅次于州的二级行政区。
日本的市是县的下属单位，所以县的行政权限比市更高、管理范围更广。美国的县域能覆盖全境，市是地方自治行政单位，两者之间并无隶属关系，但一般情况下县的行政地位也高于市。
各国城市的设置通常采用“切块设市”的做法，即将高度城市化的地域从其所处的区域发展腹地中分离出来，单独设市——民国时期设立的上海特别市就是一个典型。
不过有着两千多年悠久建县史的我们，好像反而更喜欢“市”多一点。在市管县体制的进一步推波助澜下，市长的名头也远比县长要响亮得多。
于是整县改市、撤县设区的建制模式，为各县提供了一条一跃成为都市的最快捷径。
作为城市型政区的“市”，此后在中国呈现出泛滥化和广域化的特征。城不城、乡不乡的的各种“市”遍地开花。
县还在不断地消失着。将来更多的人或许会找不到户口本上的籍贯所在。
而随着城市化的迅猛推进，县前街消失的速度似乎还更快一些。也许在某一天，各地的县前街们也终将加入到申遗的队列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