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四宝园
国庆节当天，舟山定海的“文房四宝园”开园。从各路媒体的宣传照片上看，古城终于迎来了久违的热闹。
如今的古城有点多，但定海却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唯一一座。
开元二十六年（738）首次设县，最早的名字叫翁山。那一年，它与慈溪、奉化、鄮县一同组建了明州府，也就是后来的宁波。
长假最后一天，为了不错过年内最后一次薅免费高速的机会，我特意驱车五百里，赶在晚上窜访了一下老家的古城。
所谓“文房四宝园”，其实就是东门口附近以奎光阁、文笔峰、砚池为核心元素的一个古城微更新项目。项目占地约13亩，于2021年12月正式启动。
文笔峰的笔、砚池的砚，加上路边一个不甚起眼的墨井，还有鳌山与旧时学宫之间曾经有过的一片“文稿田”，就象征性地凑足了笔、墨、纸、砚这四种中国传统书写工具了。
事实上，对于70年后的我来说，这几样东西也都是陌生的。尽管名字有那么一点牵强，但只要故乡文运昌盛、老百姓喜闻乐见，就大可不必吹毛求疵了。
至少在20年前，舟山市政协就已有人在呼吁重建文笔塔和奎光阁；之后两会上也屡有相关的提案或建议。
图片截自舟山市政协官网
比起在新区洒钱盖一堆空荡荡的高楼，在古城的丝螺壳里面做道场，难度系数可要大很多，经济账也算不过来，尤其还要在疫情期间搞建设。
本届政府终于干成了一桩颇具功德和民心的大好事。
丰阜门
作为微更新项目的一部分，东大街的环城东路口还新建了一座重檐歇山顶的城门。
城门的门楣上书有“丰阜门”三字，意指粮丰物阜、物阜民丰。正上方高悬“定海山”之匾额，以纪念三百多年前由康熙皇帝钦赐的名字。
在历经明、清三次海禁之后，舟山岛百废待兴。1687年五月，康熙皇帝御笔亲书“定海山”，批准恢复县治，还硬生生地将同属宁波府的原定海县改成了镇海。
城门背面则悬挂着“昌壮国势”。“昌国”也是定海的旧称。
北宋熙宁六年(1073)六月，宋神宗应宰相王安石等人的奏请，颁诏在舟山岛重建县治，意喻“东控日本、北接登莱、南亘瓯闽、西通吴会，...足可以昌壮国势焉。”
自唐设翁山县以来，因舟山岛孤悬海外，县治曾多次被裁撤，大量岛民被迫迁徙大陆。真正意义上的定海建城之始，还是在北宋熙宁复昌国县之后。当时仅开设东、南、西、北四城门。
元至元十五年(1278)，由于位置险要、户口倍增，昌国升县为州。其时共辟出六道城门，其中东门、北门改称东江门、上荣门，还增加了东北的艮门和西南的舟山门。
丰阜门得名则源于明朝中叶的一次重修工程。
正统八年(1443)，朝廷以“城大兵少”为由，缩裁东北半里，复置四门，东、南、西、北门分别改称丰阜门、文明门、太和门和永安门。
清顺治八年(1651)，清军攻占舟山，城毁，军民死者达万余人。之后每逢破城的农历九月初二，就是舟山民间的屠城节，一直到民国时期废止。
康熙二十九年(1690)，知县周圣化奉命负责循旧址筑城。经过一年半左右的努力，工程竣工。修葺一新的定海城周长计1216丈（约合3.8千米），仅设“东南西北四门，不立名”。
定海古城的格局由是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定海古城范围(百度地图)
之后，定海又经历了道光年间英军的两次攻占、民国的拆城筑路运动、抗战时期的日军占领、以及解放初期国民党败退舟山等厄运，城墙、城门屡修屡毁。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政府又发动群众义务劳动，拆南城墙筑解放路、拆东城墙建环城东路。直至1971年，老城墙终于尽数拆除。
今日由定海解放路和环城东、西、北路围合而成的区域，与180年前英国人上岛时的定海城轮廓完全一致。
定海城地图，图片来自《Chusan》
鳌山墩
鳌山位于老城之东南隅，平阜突起，城抱其麓，是定海乃至整个舟山的文脉所在。
我小时候住的大院与这里的直线相距不到500米，可惜在三十年前的拆迁中已荡然无存。
实际上，所谓的鳌山其实就是个高仅十余米的小土墩——这比最近网上蹿红的、上海市中心那座海拔4800厘米的双子山还要矮了许多。本地人一般称之为鳌山墩。
鳌山在历史上曾被叫作“霞山”。
霞山及奎光阁、文笔峰、砚池(网络图片)
而在南宋时期，因主簿厅、尉司和东监厅等衙门机关曾设置在其坡下，故后来也被唤作“衙山”。
定海城示意图，图片来自《西方人眼中的近代舟山》
不知从何年起，衙山又成了鳌山。坊间相传，它是因小山形似神鳌而得名。
但在老城的西北角，还有座海拔不到60米的小山，原名“锁山”，后南宋孝宗帝又赐名“镇鳌山”，意在镇住海中作乱的鳌怪，以保佑一方太平。
元朝的州治移到了镇鳌山脚下，就是如今陆军司令部的位置上。而后这座山一直作为古城的靠山而存在。
从风水学上来看，镇鳌山居乾位，象征着权利和地位，主财运和官运；而鳌山则处于东南巽位，主文昌运，也代表着顺从和谦逊。
国人素来崇尚官本位的文化传统，衙山改称鳌山，抑或是为了呼应一下御赐的镇鳌山吗？
据个人猜测，官话里的“霞”与“衙”读音相似，而舟山方言中的“衙”又与“鳌”接近。从霞山变成衙山、再成为今天的鳌山，这种因讹成讹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吧。
既然鳌山乃整个定海城的文脉所在，在其上建起文笔塔、奎光阁、砚池，以博个独占鳌头、勇夺魁首的好彩头就不难理解了。
鳌山墩三件套 (网络图片)
文笔塔
新建的文笔塔位于一座花岗岩砌筑的八边形石质基座上，高约11米，形似一支毛笔朝天直立。因立于鳌山最高处，为定海“一邑之文峰”，故又名文笔峰。
实际上，很多地方都建有文笔塔。百度百科中收录的“文笔塔”就多达26处，各地还有十几个叫“文笔峰”的类似建筑。大部分都分布在中国的南方省份。
在被我戏称为鳌山墩三件套的塔、阁、池之中，文笔塔的历史最为悠久。
顺便提一下，明嘉靖年间，实为安徽歙县人的倭寇首领汪直，就是于1557年在此地被时任浙江总督的胡宗宪诱降的。
虽然受降亭早已了无踪迹，但据说受降典礼场面浩大，《光绪定海厅志》里还收录了胡宗宪的《题受降亭》和都指挥卢镗的和诗。
不管上面提到的观山是不是鳌山，早在十八世纪初，文笔塔已然矗立在古城东南是确凿无疑的。当时塔高约八米。
文笔塔(网络图片)
《舟山市志》在枚举文革中被毁的文物古迹时也列出：“文笔峰，明代石结构建筑，1973年拆毁。”这就又把它始建的年代推到了明朝。
舟山学者孙和军通过元《至正四明续志》中提及的“山上有文笔塔”判断，其实早在元大德二年(1296)之前，鳌山之上便已经有文笔塔了。
文笔塔究竟建于何年已很难考证，但毁于1973年文革时期，却实在是个铁板钉钉而又令人痛心的事实。
砚池
文笔塔的北面是砚池，它是历史上第二个出场的定海文脉标志，也是三件套中唯一能在文革中幸存下来的一个，被列入1993年定海区首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定海档案馆认为，砚池是元贞年间(1295—1297)昌国州判冯京福所建，清道光十年(1830)县知事王鼎勋捐俸薪和总兵捐资重修。
1994年版的《定海县志》印证了此说：
“砚池，在城区鳌山下，建于元代，清道光十年（1830）重修，长15.8米、宽14.5米，条石砌筑，周有石栏，柱头饰莲花，栏板刻‘砚池’，附近原有‘文笔塔’相呼应。”
不过1992年版的《舟山市志》却载：
“砚池，在定海区鳌山下。建于清光绪十年（1884），长方形池壁用块石砌筑，四周有石栏，栏板上刻有建造题记，附近原有‘文笔峰’相呼应。”
看今日的砚池，约200多方的水池面积几乎与以前无异。有些儿时的小伙伴至今还有当年放学后去那边玩耍的印象。
砚池(网络图片)
砚池的西南，有一口圆形水井，年代和来历均已不详。晚上经过时，黑漆漆的井口看不到里面到底是否还有井水。传说这就是文笔峰蘸墨之井，故称墨井。
井对面有座崭新的龙砚石雕，供游客拍照打卡，或许这就是文笔峰的磨墨之处了吧。这一刻我有点纳闷了：难道前面的砚池只是用来洗毛笔的吗？
奎光阁
新建的奎光阁高38米，位于文笔塔西侧，是一座五层八面、飞檐翘角的楼阁式塔状建筑，也是整个景区中最高和最出片的建筑。
奎光阁又称奎(魁)星楼，取“奎主文昌”之意，据说原先顶层供奉有主宰天下文运的魁星神像。
而事实上，定海城关在近现代确也出了不少有名的人物：如朱葆三(1848-1926)、沈椿年(1873-1941)、许廷佐(1882-1941)、刘鸿生(1888-1956)、周祥生(1895-1974)、董浩云(1912-1982)、金性尧(1916-2007)等。
奎光阁始建的年份不存在太多的争议——清道光十六年(1836)，由定海县知县王丕显和邑绅金士奎、贡生钟勋、监生沈大川等发起兴建的。
王知县还留下了一篇《奎光阁记》，云：
“从奎者为优，奎星丽于文。奉祀者必建楼阁，取高明定邑。奎光阁，旧建学署大门之上......今拟新建一阁，宜在高处，作一邑之文峰。位似在巽，与乾位双髻尖峰相映，以配合言之，则一阁高标，阴峰有偶；以镇奠言之，则双峰雄峙，阴障无权，文武科名，皆主吉。”
1887年的奎光阁(网络图片)
奎光阁年久倾塌后，同治十年（1871）廪生林保贤等人又发起重修，翌年春季落成。
1919年，定海乡绅组织重修，把门窗改成西式玻璃；1942年被日寇占据，改为军事瞭望塔；1968年11月4日，在文革武斗中被烧毁。
一百多年前的奎光阁看起来略显矮胖，仅三层，下面还有十多级台阶，不过倒也显得八面玲珑，是当时舟山的地标建筑。高度方面，有十余米到20多米的各种说法，不一而足。
民国《定海县志》中的奎光阁照片(网络图片)
舟山日报副总编来其发现，1793年7月跟随马戛尔尼使团到访舟山的英国画师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 1767-1816)，在客居岛上的十余天里曾有过《定海塔》等多幅作品。
虽然画面上的定海塔有点苗条，但那三层八角的特征显然与晚清的奎光阁极为相似。
《定海塔》(网络图片)
事实上，当年亚历山大创作的大都是些素描稿。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定海塔》和《舟山港南门》等画，大概率都是另一位英国建筑师兼水彩画家托马斯·阿罗姆(Thomas Allom，1804-1872)的作品。
有意思的是，阿罗姆本人并未到过中国。他的画大多是参考了亚历山大和另一位旅居广东的画家乔治·钱纳利的画稿，通过自己想象进行加工，再重新编绘出大清国的风土景观。
世界上的第一张照片直到1826年才诞生。在此之前，真实的景象只能通过画师的画像或者作家的想象和描述才能存世。
若画中的这座“定海塔”真是奎光阁的话，那么关于它的历史就至少还能往前追溯半个世纪了。
《舟山市志》在文革中被毁文物古迹一表中说“奎星阁，清代古建筑，1969年武斗中烧毁。”然而在大事记中却又记载着：1968年11月4日，具有400余年历史的鳌山塔，在武斗中被纵火焚毁”。鳌山塔，即奎星阁，显然前者的记录有误。
毁于文革的部分舟山文物(照片拍自《舟山市志》)
关于这座奎光阁，父亲至今还留有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儿提时代就经常上去玩耍。
文革中的某一天，一些造反派在楼上开会，保皇派闻讯后派人纵火烧楼。大火整整烧了一个晚上，死伤数人。后来在奎光阁遗址附近就建起了舟山市工艺美术厂和邮电局宿舍。
知县王丕显
最后不得不提一下当年那位主修奎光阁的王县令。
王丕显，字伯康、号西楼，山西五台县沟南乡松台村人，幼年时家境贫困，但读书勤奋、聪慧过人。清道光五年(1825)20岁时中本省解元——也即山西高考状元；八年后进京会试，中进士；后被分配到浙江工作。
王丕显的全部工作履历均与浙江有关：曾历署宁海、定海、秀水、归安、长兴、慈溪、鄞县、镇海等县，以及宁波府通判、石浦厅同知、知定海直隶厅事，补授富阳、桐庐等县。
道光十六年(1836)年，王丕显赴任定海知县，当年便着手兴建奎光阁。
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福建侯官人姚怀祥(1783-1840)来接替他的工作，但“莅任甫匝月”(即刚满一个月)，就赶上英军第一次攻陷定海，于是在城关北门外投梵宫池投水自尽。
1841年初，在占领舟山八个月之后，英军撤离舟山。彼时的定海因海防需要，也从宁波府分离出来，并升格为直隶厅。已在宁波任职的王丕显又被临时调回舟山，兼了几个月的定海同知。
农历六月，被正式任命为定海厅同知的福建古田人林朝聘(1803-1841)到岗，王丕显回了宁波。不料数月后，英国人再次卷土重来。林朝聘在与定海三总兵并肩英勇抗敌的过程中，不幸罹患重病，以38岁的壮年赍志而殁。
道光二十六年(1846)，英军最终退还舟山后，王丕显再度回来接任同知一职，协助接收定海城。
这在那年五月道光皇帝朱批给浙江巡抚梁宝常的奏报中有据为证：
“该道等当于五月十二日，带同署定海同知王丕显、前任石浦同知舒恭受等东渡，行抵定城...，于十七日会同署王丕显将城门收回，派拨弁兵，分门巡守。”
这里的“同署”，指的是代理或临时性的职务安排。看来正是因为王丕显熟悉舟山的情况，每次在灾难后都被委以救火队长的重任。
这次回来之后，王知事立即于梵宫池北隅为五年前殉国的姚怀祥建起了“姚公殉难处”。
虽然原碑在文革中被毁，但这块1990年原样复制的纪念碑如今却成了市级文物。
王丕显不仅先后两次都与死劫擦身而过，还能建楼、立碑、撰文留名，最后又官至厅级干部，不得不让人感叹有些人的运气实在太好。
不过，他的名字却始终未见诸舟山方志里的人物传，甚至连个生卒年份都不曾留下。
鉴于王丕显还做过两年不到的鄞县知县，我在《鄞县志·政务编》里找到了关于他的短短一句话的介绍：
“王丕显，字西楼，五台人，进士，二十八年(1848)十一月从慈溪调鄞县，三十年(1850)七月离任。”
王县令就此不知所踪。
参考资料：地方史志；《西方人眼中的近代舟山》(1994)；定海档案史志、梦回橄榄树、孙和军海洋历史工作室等公众号；网络资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