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臣秀吉移居宁波？
八月底，抓住暑假的最后几天，带娃去了一趟日本关西。在明治天皇迁都东京之前的一千多年里，包括大阪、京都、奈良在内的关西地区一直是古代日本的政治中心。
大阪濒临濑户内海，是古都奈良和京都的重要门户，它还有个名字叫“难波”。相传神武天皇当年途径大阪湾时，一时风急浪涌、舟楫难渡，故而得名。这不由得让人想起，秦始皇当年“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
日本历史上也有一个像秦始皇一样的人物。这就是终结了日本战国时代的丰臣秀吉（1537~1598）。这位出身草根、长相猥琐、外号“猴子”或“秃鼠”，一生中用过日吉丸、藤吉郎、木下秀吉、羽柴秀吉、近卫秀吉等多个名字的屌丝，却通过个人的不懈努力奋斗，完成了日本的统一大业，最终成为挟天皇以令诸侯的太政大臣。
大阪市区有个大阪城，是日本的物质文化遗产。最早为丰臣秀吉兴建，是他的根据地和政权中心。大阪城公园里有个丰国神社，鸟居外面就矗立着这位一米五矮个子小男人的雕像。
作为日本战国三雄之一的丰臣秀吉，其在国内的知名度要远超织田信长和德川家康。这也许要归功于他所发动的两次侵朝战争——朝鲜人称之为“壬辰倭乱”、中国则叫做“万历朝鲜之役”。
在登上权力巅峰之后，丰臣秀吉近乎梦呓似地制定了一个野心勃勃的称霸世界的计划：先征服朝鲜、后征服中国、再征服东南亚及印度。
1592年，再次经历丧子之痛后，丰臣秀吉发动了东北亚战争。可惜还没等到占领朝鲜，日军就输给了那时拥有遥遥领先火炮技术的抗日援朝明军。
六年后，狂妄自大的丰臣秀吉郁郁而终。第二年，日军全线撤出了朝鲜半岛。不过，三个多世纪后，继承了他的衣钵真传的日本军国主义却又一次卷土重来。
根据丰臣秀吉的笔杆兼亲信山中长俊的记载：
天正20年（1592年）5月18日付関白豊臣秀次宛朱印状では高麗の留守に宮中を置き、3年後に天皇を北京に移し、その周辺に10カ国を進上し、秀次を大唐の関白に就け、北京周辺に100カ国を与えるとした。また秀吉自身は北京に入ったあと、天竺や南蛮の征服のために寧波に移るとした。
大致意思就是：天皇三年后迁都北京，近畿地区归皇家；养子秀次出任中国的关白（相当于丞相），负责拱卫北京周边百府；丰臣秀吉本人入京后，为征服天竺（即印度）和南蛮，将移居宁波。
马可波罗眼中的最美的城市是元朝的杭州，为何此时在丰臣秀吉的心目中却是明朝的宁波？马可波罗自称在中国生活了17年，而史料上却从未找到过关于丰臣秀吉来过中国的任何记录。
何以宁波？
遣唐使与明州港
中国古代历史上，宁波同日本的关系最为密切。这种特殊的关系或许从一开始就是取决于宁波独特而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港口条件——它东距日本九州岛仅800公里，夏季的西南季风和春季的东北季风又使得帆船可以根据风向、快速地行驶于两地。
西汉历史小说《史记》说，秦始皇曾遣徐福出海，率三千童男童女和百工巧匠东渡日本，求取长生不老之药。至于徐福究竟从哪出海，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据说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一座徐福墓的碑文上刻有“放船于吴越之地”，有专家便认为宁波慈溪达蓬山就是徐福东渡的起航地。另外，来自宁波的这批先人们还推动了日本从绳纹时代向弥生时代的进化。
隋唐时代，日本实行“大化改新”、全盘中化，于是大批遣隋使、遣唐使纷至沓来。但鲸波险阻，出海船只常因风暴而遭遇不幸，据说最初使团的死亡率接近50%。七世纪中叶之后，朝鲜半岛新罗崛起，威胁到入唐的黄海北线，于是从难波出发至博多（今福冈）、再南下经长崎五岛、横渡东海到明州（宁波）的南线就逐渐成为主流。
明州始设于大唐开国百年后的738年，但几十年之后便已成为与扬州、福州、广州齐名的四大港口之一。在实际成行的十六次遣唐使中，有七次均通过宁波口岸。
事实上，遣唐使中能被准许进京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多数随行的访问团成员会滞留在抵达港宁波，少则数月、多则一年以上。在此期间，僧人遍访五山十刹、参拜修学，商人则私下从事民间贸易。大量的佛经典籍、越窑瓷器就是在这个时期传入日本的。
805年，来天台山求佛的日僧最澄从明州回国，还顺便带走了浙东的茶树、茶籽--这是关于中国茶输出海外的最早记载。作为日本天台宗的始祖，最澄也成为海上茶路与禅茶东传的创始人。
858年，最澄的弟子慧锷从五台山奉观音大士像回国，由明州经舟山（历史上属于宁波）莲花洋面遇风暴受阻，以为菩萨不愿东去，于是就靠岸留下下佛像。供奉观音的茅庵曰“不肯去观音院”，日本人慧锷也因此成了普陀山的开山祖师。
中唐以前，造船和航海技术还亟待改进。753年，扬州的律宗大师鉴真第六次尝试东渡，最后终于从张家港上了遣唐使的大船，成功偷渡到了日本。他之前有两次想从宁波出发却均未成功，但接待过这批中日高僧的阿育王寺倒是从此声名远扬了。
不过到了晚唐，一位叫张友信（一说张支信）的宁波籍造船专家兼航海家却连续创下了最快的航行记录：847年，他从明州望海镇（今镇海）出海放洋，“得西南风三日夜”即达长崎的值嘉岛；862年，他从值嘉岛趁东北风返航，第五天抵达明州的石丹岙（现舟山梁横岛）。据说，当时慧锷和尚就在他的船上。
五代十国时期，偏安东南一隅的吴越国奉行保境安民的政策，推崇佛教、奉中原为正朔、大力发展海路商贸以充盈国库，反而使宁波港得到了一个极好的发展窗口，在北方战乱频仍之际一举成为中日民间交通的唯一港口。
往来宁波的僧人们
两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浙江已是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虽然中日尚未恢复邦交，但宋朝政治清明，物质与精神文明高度发展，加上北方边患严重，宁波的民间外贸反而达到巅峰。这个时期，通过宁波向日本输出的主要商品包括铜钱、瓷器、绢帛、香料、药材、书籍等，而从日本进口的主要是黄金、硫磺、木材、漆器、日本刀、工艺品等。
1080年，宋帝诏曰“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宁波与日本、高丽从事贸易交往的法定地位由是确立。南宋迁都临安（杭州）之后，“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藩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宁波）得受而遣焉”——再次从制度上保证了宁波是中国与日本、高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唯一港口。此时的宁波已成为与广州、泉州齐名的东南三大港口之一。
宁波月湖景区边上有一处高丽使行馆遗址，原馆始建于北宋政和七年（1117）。同时期的日本正处于摄关政治时期，由于执政家族藤原氏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与宋廷在政治上基本没有实质性的外交往来。然而，宁波与日本间的民间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却未曾因此而中断，尤其是南宋时期，以僧侣为主体的双向交流成为常态化。
1167年后，日本净土宗高僧重源曾三度入宋，挂锡于阿育王寺学习佛法和宋代建筑，并进口日本木材用以营造阿育王寺的舍利殿。
值得一提的是，重源也是把中国天竺式建筑传入日本的第一人，他在负责重建奈良东大寺期间，还邀请了许多中国工匠赴日，其中就包括来自宁波的铸佛师陈和卿兄弟。如今，在这座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古建筑内，巍峨的卢舍那大铜佛依然屹立。
1168年，被尊为日本禅宗“初祖”的荣西首度入宋，于天童寺精习禅学，归国后成为日本佛教临济宗的创始人。荣西也从日本运来大批良木，帮助天童寺建造千佛阁。另外，荣西带中国茶种回国后广为种植，并著成《吃茶养生记》，使饮茶养生之风在日本蔚然兴起。
宁波三江口的江厦公园内有座道元禅师入宋纪念碑。作为日本曹洞宗的开山鼻祖，道元是于1223年从三江口登陆宁波的。他同样师从于天童寺，归国后开创的永平寺成为日本曹洞宗第一道场，尊宁波天童寺为本宗祖庭。
道元在天童寺的中国师弟寂圆则成了宋代宁波前往日本第一人。1228年，寂圆携弟子东渡，三十多年后建成宝庆寺，成为日本曹洞宗第二道场。寂圆一共在日本生活了七十余年，直至九十三岁圆寂。
继寂圆之后还有兰溪道隆、西涧子昙、无学祖元、一山一宁等天童寺、普陀山高僧纷纷东渡交流，后来有些都被日本赐以“国师”称号。这时期两国僧侣的频繁互动表明，日本禅宗在镰仓时代已蔚然成风。
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佛禅文化传入日本后，对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形成居然起到了居功至伟的催化作用。
元朝初年，忽必烈发动了两次越洋东征。在第二次东征中，其中一路十万江南军便是从宁波出发的，而提前被任命为日本行省长官的阿剌罕，出师未捷就先卒于宁波的元军大营中。有意思的是，此时南宋已亡国，鄞县人祖元禅师已遁走东瀛，当幕府执权北条时宗前来问策时，祖元赠其七字真言：“莫烦恼，蓦直前进”。于是，备受鼓舞的北条时宗号令民众奋起抗元，在台风的神助攻之下大败元军，取得了“弘安之役”的胜利。
无往不克的蒙古人两次渡海远征都因遭遇“神风”而告失败，这不仅让日本人再次坚定了原生俱来的“神道”信仰，更为几个世纪后日本向外的侵略扩张提供了精神资源。
“勘合贸易”与“嘉靖大倭乱”
在朱元璋推翻元朝、击败张士诚、方国珍后，不少前朝官兵退败到了沿海及一些岛屿上，有些还与日本武士、浪人等勾结形成了“倭寇”。因此，明朝立国之后就对海外贸易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措施，即“海禁”政策。
1371年，明朝同日本重新建立了邦交关系，明太祖选派明州天宁寺主持、慈溪人仲猷祖阐率第一个官方使团出访日本，揭开了有明一代中日经贸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而就在前一年，为“通夷情、抑私商”、切实贯彻落实海禁政策，明政府沿袭旧制，在宁波、泉州、广州三地设立了市舶司，并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又一次奠定了宁波港“专通日本”的地位。
1404年，亲华的室町幕府第三代大将军足利义满审时度势，接受贡赐关系、积极协助剿倭，与大明永乐皇帝开启了中日“勘合贸易”的蜜月期。
所谓“勘合贸易”，是好面子的明廷为来华贸易的外商事先颁发类似于执照签证的一种朝贡贸易体制，而且仅限于与中国有藩属关系的国家，同时严禁中外民间商人自由贸易往来。
朱棣曾夸赞足利氏“知天之道，达理之义，朕登大宝，即来朝贡，归向之速，有足褒奖”，并盛赞“东海之国未有贤于日本者”——一副高高在上，以宗主国领袖自居的模样。
然而好景不长，四年后足利义满突然离世，继任者断绝了与大明朝的邦交。1432年，新上台的大将军足利义教为修复中断20年的外交关系，也同样选派了一位原籍宁波的天龙寺僧龙室道渊作为贡使团正使入京朝贡，使得明宣宗龙颜大悦。
没过几年，明朝政府又对“勘合贸易”做出了限次数、限人数的新规定，即“日本十年一贡，人毋过三百，舟毋过三艘”。这对于当时正蓬勃发展的两国间的经贸需求不啻又是一个重大打击。
日本国内对江南一带的蚕丝、棉布、铁器、瓷器、纸张、书籍一直有着旺盛的需求。事实上，由宁波、绍兴、杭州、嘉兴、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太仓这十府所组成的江南地区，自宋元时期就已经是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恰好是宁波港进出口货物集散的直接腹地。
随着航海造船技术的发展，船舶由宁波口岸入贡，又有着明显的“河海联运”物流优势：货船通过浙东运河走水路行至杭州，然后再经由江南运河、江北运河组成的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直至通州登陆上岸，仅需走40里陆路即可抵达北京。
民间贸易则多在宁波本地进行。贸易团一般会夹带私货，直接同中国商人秘密交易，因而贡使团里经常有滞留宁波不愿返航的，从而也间接培养了一批通晓日语的宁波外贸“通事”（即翻译）。
明初的宁波市舶司就设在如今中山公园九曲回廊一带，在长期奉行闭关锁国的大明王朝里几经存废——明朝享国276年，但市舶司被废置的时间总共却长达100多年，充分折射出明朝政府在对待海外贸易上复杂而扭曲的心态。
发生在嘉靖二年（1523）的“宁波争贡事件”终于成为明代中日两国关系转向恶化的一个转捩点，而此事件的导火索也是一位宁波人点燃的。
日本“应仁之乱”后，室町幕府权力已日渐式微，“号令已不行于国中”，大内氏和细川氏两个守护大名争夺与大明“勘合贸易”的权力。1523年，两个大名分别派贡船来宁波贸易，其中细川氏使团的副使宋素卿（原名朱镐）原系宁波鄞县人。宋凭借其在本地的人脉关系和对明朝内情的了解，行贿市舶司官员并获取了特别待遇，这激怒了持有效“勘合”的大内氏使团。于是两个使团在宁波地界上大打出手，还沿途焚掠、殃及地方官民。
争贡事件让大明的政治虚荣心粉碎一地。政府对海外贸易做出了更严格的限制，不但严厉查处那些冒充贡舶前来宁波叩关的日本商船，对于不符合贡期或船数要求的贡船停靠也不再予以通融，这为后来的“倭祸”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葡萄牙人求贡不成，只能偕南海各国商人到舟山六横岛附近的双屿港进行非法贸易；1544年，双屿港又吸引了徽州人王直（或汪直）商团的加入。宁波外围的舟山群岛正悄然兴起成为中、日、欧走私商人的共同居留地和远东最大的海上贸易基地。逐利性的私人海上贸易取代了处处受限的朝贡贸易。
从本质上来说，正是因为明政府严厉的海禁政策导致了走私贸易这种被扭曲的贸易方式。为对抗政府的缉私和海盗的劫掠，海商们纷纷结成团伙、配置武器，“海禁愈严，贼伙愈盛”。
1548年，明军攻陷摧毁了双屿港，驱逐了所有的走私海商，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了海商们开始军事化。武装海商集团于是广为招引日本九州、四国地区的海岛居民，以武力为后盾，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兼行商贸和劫掠，进入一个畸形发展的阶段。
1548年，这也是日本贡赐贸易团最后一次来宁波进行“勘合贸易”的年份。
1551年，王直吞并了竞争对手，船队进驻金塘烈港（今沥港），把这里变成了第二个双屿港。两年后，烈港为明军所破，于是王直与日本商船“同行日本”，其后所据守的平户津（长崎县西北）一度被称作“西京”。
1557年，浙直总督胡宗宪假意应允开放互市，于舟山岑港诱捕了王直及其手下，并将之斩首于杭州官巷口。此后，“倭寇”的活动中心就从宁波舟山一带向更南更广阔的台州、温州和福建转移了。
抗倭斗争从嘉靖年间开始，一直持续到隆庆、万历时期。以1552—1564年为高潮的“嘉靖大倭乱”，其根本原因在于明政府的海禁政策与经济发展推动下东南沿海日益增长的私人海上贸易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场从宁波肇始的“倭乱”，实质上就是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
胡宗宪的幕僚唐枢后来倒是做了个中肯的点评：“视抚设，而盗愈不已。何也？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谁也不会想到，三百年后，似曾相识的场景又会再一次出现，只不过这一次的主角换成了欧洲人...
何以宁波
1567年隆庆改元，明政府调整对外政策，部分开放海禁，但规定日本“仍旧禁绝”。
丰臣秀吉本人是在1582年“本能寺之变”之后崛起的，而中国这边正是那个可以“三十年不上朝”的万历神宗皇帝。
事实上，在其登上权力巅峰之初，丰臣秀吉曾多次谋求以和平手段返回中国的朝贡贸易圈。1586年，丰臣秀吉曾放下身段，遣使至明朝要求通商，遭到拒绝；在壬辰朝鲜战争之前，又数次想通过朝鲜作为中间人游说中国，亦遭拒绝。这对于长期征战、胜利不绝的丰臣秀吉来说肯定是个奇耻大辱。
其实在战争停战谈判过程中，日方也毫不掩饰开战的主要原因和一个停战条件就是恢复中日之间的官方贸易：“大明不许进贡，而独于朝鲜许贡......大明君许朝贡，则当移去”。
然而，历史容不得假设。或许是因为狂妄自大而造成判断失误，或许是因为屡遭羞辱而导致恼羞成怒，总之，丰臣秀吉还是悍然发动了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
成书于万历年间的《日本考》里收录了48个日本假名字母的写法和读音，都是以浙江宁波一带的方言读音标注的。书里也说，“由五岛（长崎）至普陀山，隔海四千里，得东北顺风，五日五夜可至”。
或许是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的历史记录里反复出现着明州或庆元的名字，或许是刚刚出海归来的走私商人给他描绘了一个诱人的大明宁波城的繁华场景，不禁猜想，在丰臣秀吉当时的心目中，宁波应该就是那个一直想去而去不了、不去却又挥不去的美好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