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合作社运动的复兴与挑战

👇点击关注我们，探索生态社区研究

出品 | 706良渚·生态社区研究与传播小组

编辑 | 十笔

作者：小小乌鸦

在这个系列的第二个篇章“全球合作社运动的复兴”中，我会以国家和地区为线索，梳理比较典型的一些地域合作社发展的情况。

上面的数据来自欧洲一个专门从事合作社支持的机构。有超过17%的欧洲人在2014年是合作社的成员。

这个数字在一些国家比例更高。在法国，每10个人里面有三个人是至少一个合作社的社员。在意大利的经济重镇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每三个人里面有两个人是至少一个合作社的社员，并且该地区GDP的三分之一以上是由合作社创造的。

英国

经济危机后，英国出现了一个民间机构叫cooperative uk，专门对新成立的合作社提供各方面的支持和指导。不光提供决策机制、资金运作、业务拓展上的指导，还提供基金会的资金支持。

所以在过去十年有3000多家新的合作社在英国建立。这些可视化的数据图表都是我从机构每年发布的统计报告上摘下来的。可以看到设计上非常年轻化，因为年轻人正在成为参与合作社创建的重要力量。

除此以外，英国的员工所有权协会（Employee Ownership Association (EOA) ）还发起了一项民间运动，叫做#1MillionOwners，意思是希望到2030年，把至少100万人转化为企业的所有者。

合作社也正在成为经济遭受重创的地方恢复活力的办法。

英国的Preston市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面临岗位流失和财政紧缩的困境，他们向美国锈带区奇迹克利夫兰（Kleveland）学习，通过市政与市民的共同参与打造合作社的生态系统，成功地创造了就业和收入。这个案例在英国也被叫做普雷斯顿模型（Preston Model）。

除了民间机构和民间运动以外，一些西方的主流政党也非常注重提出合作社作为当下危机的解决方案。

科尔宾是英国工党领袖。尽管前段时间大选失败了，但是应该也不会对工党之后的政策方向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在他们提出的竞选方案里面，合作社占到一个很重要的比重。这个所有权替代的方案强调的不只是合作社的发展，而且合作社需要跟地方的市政和社区的公共参与联系起来，也就是强调一种基层民主。

另外也提到通过合作社或员工分享所有权来使更多人分享自动化带来的成果。国内媒体好像只注重工党纲领里把各个公共部门重新国有化的提法，而没有看到合作社方面一些很有意思的主意。

科尔宾的搭档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nell）还曾经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计划，试图将现有公司的所有权逐步转移到员工手中。

这个计划要求设立包容性所有权基金（IOF），通过立法使得拥有250名及以上员工的私有公司每年至少将其所有权的1％转让给IOF，最高不得超过10％。较小的公司将自愿建立IOF。劳工部预估该计划最初将覆盖1,070万人，占私营部门劳动力的40％。

按设想股息会统一分配给公司的所有员工。资金由集体持有和管理，股票不能出售或交易。工人基金代表在公司决策过程中拥有和其他股东相同的投票权。通过这个计划，私有公司会逐渐转变为员工所有的合作社。这个计划有些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末瑞典提出的迈德纳计划（Meidner Plan），员工基金会对企业征收利润税并对其投资，从而最终可以收购企业，将其纳入劳动者管理。

美国

美国发生的情况似乎与英国有些类似，合作社运动的复兴是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向同时推动的。但总体而言，美国城市合作社的发展相比欧洲还是落后较多（农业合作社则是比较发达的。）

首先从数据搜集上就能看出问题。美国缺乏全局性的合作社统计报告。但近年也已经有民间机构在做相关的统计研究。下面的数据来自美国工作民主协会（The Democracy at Work Institute），可以看到该机构观测到的2010-2013年短短三年涌现的职工合作社数量几乎是前二十年的总和。

尽管如此，截至2017年，该机构观测到的美国职工合作社数量还是不多，只有450家。这和欧洲的规模是不能比的。但此类合作社的企业和成员数量以及经营额仍然在增长，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2018年，美国可持续商业委员会（ASBC）和ASBC成员1worker1vote 发起“全民所有制”运动（ Ownership4All）。

这项运动创建了一个“公平份额”平台，旨在为初创和过渡的职工合作社提供与员工持股的企业（ESOP）相同的税收优惠，并为那些合作社员工提供一个共同社区。

美国税法在运动发起前对合作社的待遇不同于ESOP，而S型员工持股企业（S Corp ESOP）又不同于C型员工持股企业（C Corp ESOP）。运动者认为必须修改法律，使所有工人所有权模型的税收待遇更加统一，以便托管及其新兴工人所有者可以选择最适合他们的模型和方法。

在这一运动及相关议员的推动下，美国众议院在2018年通过了《the Main Street Employee Ownership Act》。这项法案不仅使得不同类型的员工所有权企业在税收待遇上更加平等，从而让职工把企业过渡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更加便利，而且指示小型企业管理局更大方地为员工所有权企业提供贷款担保——而在过去这些企业尤其是合作社很难从一般银行获得贷款资金。

此外，美国的一些民主党议员也对合作社有关注，一些重要的总统竞选人选会把合作社也纳入竞选纲领。

左图是民主党参议员桑德斯，右图是民主党参议员沃伦。

他们都是民主党角逐2020年总统大选的热门人选。桑德斯就在2018年公开表示自己将推动旨在赋予职工更大公司股权的新政策，其2020年总统候选人的提议之一是促进美国经济中权力的急剧转移。

他的竞选活动正在制定一项类似于我们前面提到的英国工党IOF的计划，要求大型企业定期向员工控制的基金投入部分股票，并向员工支付定期股息。这个基金不仅将增加员工在公司中的所有权，而且会使员工成为强大的投票股东。桑德斯还说，他将推行一项计划，迫使公司向员工提供其董事会席位的一部分。沃伦也在2017年提出了类似的想法。

法国

法国的职工合作社联盟一直是支持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力量。

这两年联盟创建了一个新的网络平台，专门用来帮助想要创建新合作社的人，为他们提供启动资金的众筹渠道、提供创业指导培训以及寻找创业伙伴。

由于它是一个合作社联盟，所以它很可以比较便利地提供整个法国职工合作社网络的社区支持。整个平台实际上充当着合作社孵化器的作用。

2017-2018年，法国每年新增300家职工合作社。目前共有23,000家合作社企业雇用了100万人。这些企业的联合营业额为3200亿欧元。

韩国

韩国是我们举的最后一个地区例子。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地区里面离中国最近的。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今天看介绍韩国社会的文章，会觉得韩国是一个被资本财阀给垄断和控制的国家，连政府高级官员包括总统都要受到各大财阀的牵制。而与此同时，市民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社会不平等也越来越严重，韩国甚至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生育率跌破1的国家。

当然这很大程度上说出了韩国的困境，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达、不受约束的国家，它会面临什么样的状况。

但是韩国人也在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像我们这个案例里提到的首尔市长朴元淳，以他为首的市政府团队自2011年上任以来其实一直在推社会经济，社会经济一个很核心的内容就是合作社。

朴明确提出要向意大利的合作社之城博洛尼亚学习，突破资本主义框架，把世界第三大都会区首尔市也打造成一个合作社之城。

上面的图显示来自2016年的数据。在整个韩国，目前有1万多家合作社，其中2000多家，也就是25.6%的合作社都是在首尔。

韩国是通过哪些方式来支持合作社的呢？

2014 年，首尔市政府通过《社会经济促进法》，建置社会基金，并指定一位合作社理事主席出身的专家担任荣誉副市长，专职辅导成立与经营合作社的任务。

韩国也是在2011 年建立了全国性的合作框架法案，并在2012 年执行。当然，这不是某位行政官员拍拍脑袋做出决定这么简单。韩国合作社近年取得迅速的发展，与合作社迎合了大多数市民和农民以及年轻人的需求是有关的。

朴元淳与韩国年轻人在首尔合作社中心讨论合作社

在这部分的最后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过去10年合作社发展的一些趋势：

• 总体数量和就业人数相较危机前有较快增长，但尚没有取代主流资本公司。

• 各类支持合作社的民间机构和运动涌现。

• 支持合作社的立法、修法和政策 (或政党选举主张)。

• 政府与民间投入加大。

• 年轻人参与度提高。

• 学术研究和媒体报道增多，倾向转变。

• 成为寻求社会转型的重要替代方案。

• 合作社应对新形式的演进。

现场讨论

听众A：
经济危机来的时候，大家会寻求一些替代性的方案，但等到经济恢复的时候，大家会不会倾向于回到危机前的老路，毕竟那是大家更习惯的方法。

就是说这会不会是人性的一种根源性的倾向呢？这可能导致周期永远无法被打破，只会不断循环。

分享者：
首先，2008年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自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遇到的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困境。

我们知道，29年危机后发生了世界大战，随着是战后很长一段时间的西方经济黄金增长期。我们通常会把那个时期的经济模式称为凯恩斯主义的国家福利体制。这种体制当然后来被证明是难以为继的，但它的确是大萧条后人们应对危机的产物，使得资本主义又维系了很长时间的稳定。

2008年危机十年后，我们今天面临越来越动荡的全球局势，矛盾冲突愈发暴露加剧，经济尚未全面复苏，新的经济危机又已经频繁地被人们预测。面对今天的危机，我们寻找的很多应对方案同样可能产生历史性的长远影响。甚至是否会出现一些替代方案，他们的组合使得资本主义真正被改变，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在一个长时段内得到解决，我们无法否定这种可能性。积极探索是有必要的。

其次，也不能够机械地把资本主义经济想象为一个精准和不断重复的周期性模型。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在各个节点上面临着有差异的危机。资本主义也在不断演进。所以必须提出当下的解决方案。同样，我们向合作社寻求灵感，也在寻求合作社的更新。不同地方和不同团体进行合作社的探索，本身也是充满差异的创造过程。

第三，人性永远受到所处时代和环境的塑造和约束。也许存在一种资本主义环境下的普遍人性，但这种普遍性放在历史长河中仍然是特殊的，甚至放在当下的不同地区也存在差异。

没有什么是亘古不变的。意识到才可以去改变。并且我们今天有更多经验和教训去改变，只要我们愿意去了解。挑战与其说是固守规矩的人性，不如说是现实社会中的利益冲突。如果我们分享大资本的既得利益，他们愿意接受吗？我们如何应对？接下去我们就要谈到合作社面临的挑战。

合作社面临的挑战

我把合作社面临的挑战总结为这六点：

1. 大部分合作社规模小，且本地化。
   与此相对，许多跨国资本运用产业转移来降低人力成本(剥夺更多剩余价值)、扩大市场和延缓矛盾。

2. 合作社跨地域、跨行业的合作不足，各自为阵。
   缺乏合作机制、合作技术、合作网络和合作经验。

3. 在发展中国家，政府主导模式存在一些弊端。
   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这种模式的官僚化问题很突出，且容易变质为精英治理的辅助工具。

4. 一些合作社发生变质，性质遭质疑。
   非社员雇员比例的增加，规模扩张、深入市场竞争，管理层的官僚化等。

5. 精英阶层视合作社为补丁而非替代方案。
   在这种影响下，公众对合作社的认知仍然不足或存在偏见。

6. 对互联网技术等新兴形势应对乏力。
   互联网平台被资本垄断，合作社如何突破。

第一，大部分合作社规模小，且本地化。

虽然也存在很多规模大到可以去跟跨国资本抗衡的合作社集团，但的确大部分合作社规模比较小，而且本地化。

我不倾向于把这一点认为是纯粹的弊端。这是合作社注重服务本地社区和社群的价值原则的必然结果。这一原则催生了合作社的许多优点。规模小本身也未必是什么错，实际上规模小有利于实行基层民主且不会产生垄断。

问题在于，跨国资本集团总是运用产业转移的策略来谋取超额利润。它们去发展中国家开血汗工厂，压低劳动力成本，也靠这种手段来扩大市场，进行产品倾销。长期来看，跨国资本会造成对社区化的合作社的恶性竞争，使得合作社的影响很难扩大。

第二，合作社跨地域、跨行业的合作不足，各自为阵。

虽然合作社的一个原则是社间合作，但具体怎样去合作，才能既保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又形成真正有效的合作效应？怎样才能够真正的形成一个更加有力的网络，然后去挑战现有的体制，这其实是一个需要更多探索的事情。

就目前来说跨地域、跨行业的合作是很不够的，受到民族国家和产业分工的很大阻碍。

但也有比较好的案例。我们提到蒙德拉贡作为合作社的典范，不仅由于它的规模巨大足以与资本公司抗衡，而且由于它本身的网络组织形式，使得更小的合作社经营单位可以通过决策大会自由进退并在日常享有自治权，从而整体向一种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在转变。这与大型跨国集团内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第三，在发展中国家，政府主导模式存在一些弊端。

在市场环境下一些合作社也可能变质。

一些合作社可能会雇用一些非社员成员，这些成员的待遇和福利都不如正式社员。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觉得这些非社员的成员某种程度上其实是被社员剥削了。

在一些跨国的合作社企业中我们更可能看到这种现象。这启示我们合作社如果只是单纯学习跨国资本公司的国际分工策略是有问题的，必须探索新的办法促进跨国的合作社合作，使合作社既发挥跨国资源充分调配带来的益处，又不会产生国际不平等。

还有包括管理层官僚化变质的问题，这就取决于社员是否有充分的权力来行使针对官僚的罢免权。

合作社的员工一般选择集体雇佣经理人或选举管理层来产生行政人员，这已经使得普遍在公司发生的官僚化可能性大大降低了。一些合作社也会采取轮岗（Rotate）或均衡工作组合（Balanced Jobs Complex）的办法来使每个社员较均衡地担任各类职位，这被证明也是有可操作性的，且有额外的好处。

第四，一些合作社发生变质，性质遭质疑。

其实是来自精英的阻挠。

我们看到是因为危机才会有更多人去提倡合作社。但是可能就像刚才说的，如果这个周期一旦过了，经济恢复平稳了，那么很可能合作社就会重新进入到一个不那么被重视的地位。

也就是说精英阶层并不真正的会把它作为一种他们愿意去接受的替代方案。合作社的宣传和教育是很重要的，如果媒体和学术各方面的资源受到限制，那么公众对合作社的了解肯定也就不会太多，这就是一整个体制的深刻影响。

第五，精英阶层视合作社为补丁而非替代方案。

面对新兴的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很多合作社的反应有些迟钝。我们看到互联网资本平台运用新兴技术形成了垄断来攫取利润，那么合作社怎么去应对这些东西？

第六，对互联网技术等新兴形势应对乏力。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试图主导去推动合作社的发展，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就没有条件来做合作社，很多贫困地区的合作社实际上非常成功，实践证明合作社可以实现脱贫和增收。

但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文化土壤，当然文化土壤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过程，也是跟社会建构有关的，并不是天然如此。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如果政府自上而下去推行的时候，没有注重民众的主动和自发性，就会存在很多弊端。

南非的自由邦地区在2001-2014年注册合作社数量的逐年增长图

这里有一个例子来自南非。

南非政府从2001年开始就一直在推动合作社的发展，我们看到合作社的数量也的确是在增长，但是产生了一些问题：

一个是存活率很低，政府其实是通过一种给每个新成立的合作社直接发奖金的方式，来鼓励合作社的发展。这种办法简单粗暴有效，但由于缺乏其他的配套措施，我们会看到很多合作社其实处在一种不活跃的状态，或者就是停止运营的状态。甚至会出现骗取补贴的现象。

2011年由欧盟资助的一项研究发现，2010年南非22619个注册合作社中只有2644个仍在运作：死亡率为88％。还有一些地方的官员是为了追求政绩，人为去追求表面数字上的好看，实际上合作社的发展质量是不好的。

2014年南非自由邦受调查合作社的运营状况

南非的现象值得我们反省。实际上，只有真正尊重合作社的核心价值和原则，才能让合作社健康地发展。

结构性缺陷

合作社它有没有结构性的缺陷呢？有，我把这种缺陷总结成“内部性”这个词。

我从一篇很好的论文里摘了一段话：

“我们正在目睹合作社运动和工人拥有的企业重新崛起（Restakis2010）。然而，它们可能存在某些结构性弱点。

合作社实体为他们自己的成员运作，因此，有时不愿意接受新的合作经营者，以分享现有的利润和利益。

另外，他们与他们的资本主义对手一样，分享相同的专业知识和人为的稀缺策略。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采用垄断定价机制，例如由专有知识产权所启用的机制。

此外，尽管他们是内部民主的，但他们往往参与同样的资本主义竞争，这与他们自己的合作价值观相矛盾，而且从长远来看，可能会逐渐削弱他们自己的合作价值观。”（From the Communism of Capital to Capital for the Commons: Towards an Open Co-operativism，Michel Bauwens* and Vasilis Kostakis**）

我所说的“内部性”实际上指单个合作社往往可以通过内部机制（比如内部资本账户制度，我们在上次分享仔细介绍过）的优势在一定的空间里存活甚至获取较丰厚的盈余，从而丧失了从更宏观的视野看待合作社事业发展的动力。

一群人在一个十年或两个十年创造和维持一个合作社是相对容易的事，甚至维持一代人的合作社也绝非少数。但如何使合作社可以形成对体制的整体挑战？如果缺乏这种视野，长期来看合作社的内部性优势也可能将丧失殆尽。

它其实恰恰佐证了马克思的基本判断，尽管合作社：

“用事实证明了那种专制的、产生赤贫现象的、使劳动附属于资本的现代制度将被共和的、带来繁荣的、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制度所代替的可能性”

而且是：

“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

但是：

“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仍然限于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

这个结构性弱点有没有解决之道呢？

不会没有。

今天的合作社力量其实相比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经大大地壮大了，尽管基本的挑战仍然存在，目前也还没有现成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但是不断有人在探索，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希望。

这是我接下来要介绍的。

原文编辑 | 阿克加
原文作者 | 小五
原文录音整理 | YINLI、阿克加
原文头图设计 | AY